3.2 自媒体的政治学分析
自媒体的出现，使得政府与民众、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对应关系大为改变，社会传播的政治图谱正在重构的过程中。
3.2.1 自媒体的微观权力效应
在20世纪，法国思想大师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提出了微观权力学说，即人有对微观权力实际运用的需求。自媒体的产生和发展可以看作微观权力的驱动，每个人都有表达话语、传递信息、接受与分享资讯的权力。在自媒体中传播主体的平等性，即每个人都可以自主发布、传播话语的特点就是微观权力学说很好的体现。微观权力主体的“有为”使自媒体成为表达民意的重要形式。福柯强调，对于权力，不能作一般意义上的理解，应以“力量关系的术语来思考权力”，“实际上存在的是繁多的、不同形式的权力关系”。尽管微观权力存在于权力网络的各个节点，但它们并不是静止的、孤立的和封闭的，而是具有某种生命力的、渗透着权力效应的微观个体。“知识（话语）激发了活动，而不是禁锢了活动；诱导了思想，而不是禁锢了思想；引发了话语，而不是打断了话语。”
诚然，在民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社会公众对于微观权力的拥有程度和采取的扩散行为不尽相同，但人们借助自媒体技术的产生与发展，更能将其客观存在的思维能力与决策判断力展现出来，表现为自媒体时代人的主体意识和权力观念更强，话语表达的内在愿望和活跃程度更高。当前，社会民众在表达热点关切和利益诉求时，除了通过泛政治意义上的权力实现途径外，论坛、微博等自媒体平台已经成为他们重要的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手段。自媒体对其使用主体的身份包容性，使得不同社会身份的公众都可以通过自媒体来参与公共决策，进行利益表达。此外，人们利用自媒体平台传播的大多是“草根”新闻，相对于传统媒体的宏内容（macro content）而言，自媒体创造的往往属于微内容（micro content）。新闻的“草根”性和内容的微型化，使其更生活化和个性化，其他民众在浏览信息的同时，对其中涉及的共同诉求予以响应或加以评论，或者进行二次传播，从而使原本的微内容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得到扩大，最终形成广大民众的共同意愿，引起政府层面的关注、介入与回应。例如，2011年4—6月国务院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启动征集意见流程，并最终将个税起征点上调至3500元，其中广大网民的呼吁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微观权力的建构力量是自媒体形成话语影响的重要因素。福柯在其权力分析中十分强调话语的生产性力量，权力渗透在话语中形成某种力量，并且始终在不断地建构着社会事务与社会关系。福柯认为：“话语可以理解为行动中的语言，它是一扇窗户。只要你愿意，就能通过这些窗户理解事物，‘看见’事物。这些话语窗户或者说话语解释造就了我们对自我的理解，和我们赖以判断价值、真假和正误的能力。”因此，权力在渗透到“特定的话语并且受特定的话语控制”时就能发挥其力量，而自媒体正是这种力量在现实中的重要载体。在以个人传播为主的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新闻传播者，从而使得普通社会成员的话语影响显著提高。当前，一些社会精英热衷于开设论坛、微博等个人网络空间，通过这些自媒体平台传播重大信息，发表极具影响力的观点，从而成为社会公众的意见领袖。广大普通社会成员通过对热点事件、重要言论、流行话语的关注和转发，扮演着一个话语事件起点和终点的角色，使得微博、论坛等具有明显的裂变式特征，不断推动话语事件产生舆论影响。在当前中国社会深刻转型的背景下，自媒体平台正在逐步成为社会成员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重要依托，广大社会个体的微观权力正通过自媒体不断形成公共权力。从郭美美事件、“表叔”事件等可以看出，自媒体在进行舆论监督、反映公众意愿等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此外，各级政府、官员本人也成了各类自媒体平台的积极使用者，充当新闻发言人或舆论引领者的作用，得到了普通网民的极大关注，传统的社会管理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正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善。
微观权力的多元、多变是自媒体能够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因。福柯主张将权力视为一种非中心化的、多元的、分散的关系存在，“反对将权力视为先于其实际表现和效应、具有恒常齐一性质的某物，反对由某一普适权力概念为出发点一劳永逸地解答所有现实问题的企图”，认为应从力量关系，即权力（结构）内部多元异质力量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考察权力。作为一种具有多元倾向的状态变量，存在于社会边缘和底层（如福柯所举的疯人院、监狱、修道院的例子）的微观权力更易受到内部情绪和外部环境的影响。微观权力的瞬间变化会迅速通过快捷的自媒体途径影响处于复杂网络中其他节点的微观权力，与它们互相影响或相互依赖、相互促进，或者相互拆台、相互抵消。作为一种自组织，自媒体中的某一个权力节点会对整个话语事件的传播产生一定的修正作用。曾经在网络上疯传的“金庸去世”谣言，就曾引来广大网民的反思，这也使得更多人在评论、转发网络信息时变得更理性、更谨慎。对于一些重大公共事件，通过知情网民的质疑、辟谣，也很快澄清了事实。微观层面的网民个体对话语事件的及时、正确反应，成为了自媒体良性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此外，处于自媒体终端的权力个体，在其自身状态改变和对外界施加权力影响的过程中，有可能不满足于原有的自媒体传播途径，进而对话语传播方式产生了新的需求，从而引领自媒体技术本身的升级，或不同支撑技术之间的集成与融合。
3.2.2 自媒体的“狂欢化”效应
“狂欢化”理论由俄国文艺理论家、哲学家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于20世纪60年代建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一书中被首次提出，成为巴赫金诗学体系中的重要一环。狂欢化的含义产生于狂欢节这一传统民俗。而狂欢节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农神节和民间仪式，它是盛行于古希腊、古罗马并延续至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节庆、仪式和庆典活动，是人类生活中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特殊文化现象。在传统的狂欢节上，所有社会成员集体聚会，不分高低贵贱，不分种族肤色，在喜庆盛大的宴会、表演、舞会和游行中纵情欢乐、放飞心灵，表达对生命的热爱。正如巴赫金所言：“国王加冕和脱冕仪式的基础是狂欢式的世界感受的核心所在，而这个核心便是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狂欢节是毁坏一切和更新一切的时代才有的节日。巴赫金把狂欢现象理论化，并把它发展为一种反抗霸权，建立普天同庆、自由而民主的理想世界的文化策略。他认为，狂欢节代表着民间文化、大众狂欢和自由、平等、民主的永恒精神。它意味着对官方主流价值观的颠覆与更新，开创了人类生活的第二世界，又称第二种生活——是与第一世界对峙的狂欢节时空。民间文化的第二种生活是对非狂欢节生活的效仿，是作为“颠倒的世界”而建立的，使束缚在等级秩序里的平民阶层可以充分获得主体话语权，大胆表达内心感受、宣泄情感，这正是狂欢的实质意义所在。
巴赫金分析了狂欢化的主要特征：第一，颠覆性。在狂欢节期间，人们可以无拘无束、尽情地放纵自己的潜在本能，推翻社会等级制度，打破现实规范的一切桎梏，重新建构自己的生存方式。第二，无等级性。人与人之间建立了一种开放、自由而亲昵的相互关系。第三，民俗性。狂欢否定和动摇了宫廷文化的高雅及权威，是一种渎神式的、轻俗的、降格的美学立场。第四，解构性。用狂欢化的思维范式来审视和建构世界，把人们的意识从压抑的现实中解放出来，打破了永恒不变的绝对精神。总之，巴赫金的狂欢文化重建了开放的世界图景，以讥讽和插科打诨等怪诞艺术手法，揭示了人的原始本性，为传统等级森严的旧秩序“脱冕”。
在自媒体时代，网络传播以空前的影响力介入到人类社会的生活当中，并为“草根”阶层构建了拥有无限可能的巨大平台，通过各种前所未有的形式，实现了人们心理的宣泄、人性的释放和独立意识的充分表达，在网络的虚拟世界里形成了一种和谐、随意、率真的新型人际关系和精神交往。虽然巴赫金没有生活在当前这个时代，但他所阐释的“狂欢化”理论正好可以解释这一社会现象。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网络作为区别于报纸、广播、电视三大传统媒体（官方文化）的新媒体，以创新的传播方式与传播样态在人类社会震撼登场，它为人类生活开辟了“第二世界”。正如一位国外学者所说：“我们正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得到电子化延伸的身体居住在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的交汇点上……”
自媒体的诞生，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交流与交往。它不但深化了传统意义上的信息交互功能，而且把零散的社会分子聚集在一个共同的平台内，实现了群体性、规模化的互动。随着微博、微信的诞生，原有的网络信息传播方式变得更加灵活、多元化和大众化，建立起了基于用户关系的信息分享、传播及获取平台，人们可以通过电脑、手机等各种客户端更新内容或查看页面，并实现即时分享。它打破了传统媒体以自己为主的单向传播模式，使得普通民众（包括弱势群体）也可以借助这一平台展现自我的生活，表达自身意愿。此外，自媒体时代所具有的播客、视频等多媒体技术，以及独有的信息下载和上传的功能，革新性地突破了传统媒体的应用界限，在根本上拓展了单调的毫无活力的传输模式。人们不但能够自主选择信息，还能够将自己拍摄、制作的视频在网上传播。这些都加速了信息时代人们个性的解放、自主意识的增强和主体地位的提高。
新兴媒体的迅速普及促进了大众娱乐形式的多样化，也为普通民众的成名建起一个广阔的平台。当下，电视、网络媒体上最靓、最火、最吸引大众眼球的莫过于《我要上春晚》《中国好声音》《非诚勿扰》等大众娱乐节目。李宇春、曾轶可、罗玉凤、芙蓉姐姐、犀利哥、中国版苏珊大妈等“草根”名人也从轰轰烈烈的选秀与自荐形式的活动中脱颖而出，红透半边天。这股众声喧哗的民间狂欢文化潮流在近年来达到鼎盛，并引起公众的热议和得到了市场的认同。全民娱乐时代的来临打破了只属于官方和业界名人自上而下的媒体话语权，“草根”们在自媒体时代的百姓舞台上彰显了自身个性，喊出“哥自己就是名人”的豪迈。“草根”明星的崛起意味着正统上层文化中的循规蹈矩趋于淡化，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在“游戏式”狂欢中的自由表达，以及从既定的社会阶层与身份秩序中的解脱，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精神实质。
自媒体时代所带来的新的传播手段和模式，以及由此带来的后现代的生存思维与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巴赫金笔下具有颠覆性的第二世界。新兴媒体的传播特性正在与狂欢的要素相互契合。
首先，相较于传统媒体，网络等新兴媒体基于固有的传播特点，具有虚拟性和游戏性等显著特征。网络空间便是一个虚拟世界，每一个网民都可以不公开自身的姓名、身份、职业，网上的一方不知道另一方的任何情况。由于真实身份的虚拟，在真实社会中个体之间的外在差距也一并被抹杀。这样，每个网民都能不受拘束地自我表达，与网友进行零距离互动。另外，电脑、手机等工具为生存在激烈竞争与巨大压力环境下的人们提供了惬意、愉悦的游戏式环境。畅游在娱乐新闻、群体聊天、恶搞笑料中的大众将理性暂时丢弃，体验了游戏般无拘无束的狂欢，这正符合巴赫金所说的、在虚拟空间的游戏中发掘人性本真的狂欢化性质。
其次，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前提是对两种世界的划分。第一世界是官方的、严肃的、等级森严的秩序世界，平民大众的常规生活充满了对权力的屈从与恐惧。第二世界是民众在狂欢广场内打破了身份和职位的界限，平等地交往、尽情地狂欢、真诚地对话、自由地生活的世界。因此，自媒体时代网络传播的内在属性与狂欢化要求的取消等级，在平等这一核心精神层面上实现了融合。在现实的世界中，人们过着身份有差别、地位有差异的有秩序生活。而现实之外的第二世界则是对官控游戏规则的反叛，人与人之间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对话关系。正如巴赫金所说：“这是整个世界的一种特殊状态，这是人人参与的世界再生和更新。这就是狂欢节的本质，这种本质是所有参与者都活生生地感觉到的。”
最后，网络传播中的自由性、开放性与狂欢要求的客观环境相吻合。狂欢生活是在“广场”上进行的。“广场”不仅是一个具体的场所，而且是大众性、民间性舞台的隐喻。网络传播中的自由与开放属性体现在每个网民自由地进行信息选择与交流，这使得网络传播与以往的传统媒体不同，具有强烈的民间色彩。这种民间色彩体现了狂欢的大众性和民间化特征。
虽然网络是一个虚拟世界，但网络传播的具体表现符合狂欢化的本质特征。人们可以通过语言文字和视觉影像两种传播手段来审视网络传播的大众狂欢。
一方面，通过网络传播的“草根”阶层的话语构建了狂欢的重要内涵。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指出，不拘形式的狂欢语言是制造狂欢气氛和狂欢感受的关键，包括加冕与脱冕，易位与换装，改变身份、角色，不流血的身体攻击、打嘴仗，以及各种骂人话、顺口溜、神咒等。具有上述特征的话语生动地体现了狂欢化的世界感受，充满了对传统秩序的颠覆。而在网络这个虚拟世界的交流和传播中，在自由开放的背景下，“灰常”“神马”“浮云”“有木有”“给力”等一系列具有特定含义的网络词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此外，包括博客、微博在内的各种网络文学则是思想、精神方面的话语狂欢。随着我国网民数量的逐年增长，博客、微博已成为网络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里既是思想开放的圣地，又是语言狂欢的舞台。从这个意义上看，网络语言是最彻底的狂欢语言。另一方面，视觉性狂欢也以其丰富多彩的模式在网络狂欢盛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自媒体时代的网络传播技术便利了各种形式的视觉狂欢。拍客们利用摄像机把天南海北极具特色的逸闻趣事搬上网络，并通过大众点击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目不暇接的网络原创小说、漫画和视频诠释了“草根”英雄通过艺术手段表达个人思想与情感的渴求，也成为大众暂时逃避干瘪空虚的现实生活的精神调味剂。同时，网民彰显自我个性的内心呐喊也通过照片或视频等形式呈现出来。贴吧、QQ空间、人人网、博客中的照片、贴图数不胜数，充分反映了“草根”阶层追求个性解放、肯定自身存在价值的强烈愿望。
自媒体时代的狂欢具有现实的积极意义，因为它体现了如下的内在精神：
第一，传播主体的逆转降格。在传统媒介一统天下的时代，报纸、广播、电视上信息的传播者和发布人仅限于那些具有特定身份的“权威”，他们将一致的官方话语自上而下地输出到社会各个角落。在自媒体时代，网络传播技术的革新将人类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信息时代，它使得“草根”阶层的自主话语输出与传播成为可能，形成了一种开放的、娱乐的、多元的精神状态。狂欢节的一项重要仪式就是给由演员扮演的国王加冕和脱冕，巴赫金认为，交替和更新的精神是狂欢式的世界感受的重要内容。他指出：“国王加冕和脱冕仪式的基础，是狂欢式的世界感受的核心所在。”这个核心便是交替与变更的精神。传播主体的逆转、降格和由此带来的众声喧哗无疑是对传统传播范式的冲击、更新，是超越传统官方文化、建立了独特“民声”空间的革新力量，是边缘对抗中心的体现。
第二，主体等级的同一性和自由平等的民主精神。中世纪的狂欢节是一年中民众最能张扬身心、尽情宣泄情感的节日。在这一天，原先被森严的等级制度束缚的人们暂时摆脱了世俗社会中的地位高低，以平等的身份，作为大写的“人”参与到狂欢之中。在这里，人们可以进行自由的个体表达，无须畏惧现实秩序的控制打压。对于网民来说，网络空间犹如一个虚拟的狂欢广场，任何人不需要特殊的身份来参加，现实中的官员和平民的划分在这里不复存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取而代之的是“网民”“楼主”等称号。
第三，崇尚愉悦心灵、自由休闲的生存哲学。狂欢节是人民大众的节庆生活。在这里，人们暂时摆脱了现实生活中的一切等级、规范等，取而代之的是民间狂欢节诙谐、快乐的气氛。可以说，自媒体时代新兴传媒的客观效果也契合了后现代社会中娱乐大众的特征。聊天、游戏、电影、杂谈、搞笑、综艺、百科全书、小说、漫画等共享资源取之不尽，它终结了传统乏味、单调的娱乐方式，为现代人的泛娱乐意识提供了更宽泛的视野和更大的资源宝库。例如，作为人们逃脱现实纷扰的第二世界，网络传播的多种应用和网站可以使人们不必在意距离的远近，彼此愉快地交友甚至相亲相爱，毫无顾忌地交心，个人的话语、情绪都顺应自我意志，不再屈从让人小心翼翼的社会规则，可以找回真实的自己、觅到理想的知音，从而获得心灵上的释放与愉悦。因此，快乐的生活哲学与理想是网络世界所提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传播的精神实质与狂欢精神一拍即合，即追求愉悦心灵、自由闲散的生存哲学。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自媒体环境下的全民狂欢往往带来一定的人文困惑，加之监管的缺失，可能导致行为失范与自我异化，非理性、盲目、失控的网络狂欢行为也可能导致精神与价值标准的迷失，诸如“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的拜金女马诺，以大尺度自我暴露积累人气的各类“宅男女神”，网络推手这一新兴行业的走俏等。当前，信息暴力、有色视频、哗众取宠、网上谩骂、商业炒作、交易黑幕、网上行骗等现象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伴随“草根”狂欢的大行其道而铺天盖地。这不但与巴赫金所提倡的真正文明的狂欢精神相背离，而且在反抗现实秩序的同时更是建立了一套灰色潜规则。因此，人们需要以清醒的头脑、辩证的眼光区别对待自媒体时代的狂欢，避免过度狂欢可能导致的精神迷失。
3.2.3 自媒体的“沉默的螺旋”效应
“沉默的螺旋”效应由德国社会学家诺埃勒·诺依曼（Noelle Neumann）最先提出，即当自己表达意见时，如果自己赞同的意见受到其他人的肯定，就会发表自己的看法，使这类意见更加扩散；相反，如果自己赞同的意见无人或很少有人发表看法，自己就会把看法隐藏起来。也就是说，一方的沉默会造成另一方的增势，这样日积月累，将导致得到赞同的意见越来越强势，而“被沉默”的意见将无止境地沉默下去，形成螺旋发展的态势。自媒体能否消解“沉默的螺旋”是有争议的。一方面，不少学者认为，随着自媒体的发展，“沉默的螺旋”会逐步消解。因为在自媒体时代，各方可以自由地表达个性化的观点，以往处于弱势话语权地位的“草根”阶层只要拥有终端设备就可以轻易发表观点，容易找到拥有相同观点的群体，较难形成一边倒的局势，因此他们不用害怕被孤立，而且网络存在虚拟性，自媒体可以不采用实名发布，这样可以防止被孤立。另一方面，一些学者认为，随着自媒体的发展，“沉默的螺旋”效应不会消失。因为不同的社会群体拥有不同的网络社区，在选择一两次“被沉默”和离开自己熟悉的社区环境时，人们往往会选择“被沉默”。其实，前文提到的“广场效应”就可以看作一种“沉默的螺旋”。自媒体对“沉默的螺旋”效应产生以下影响：
第一，发布主体的变更。以往的观点发布、舆论引领都是靠主流媒体或精英群体，他们往往有共同的价值观，而且他们作为信息发布者已经抢占了先机，接受者只能被动接受，更容易陷入这种“先入为主”的境况。如今，这种时间上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并且较多的发布者可以从各个角度针对一个事件进行评价，这些意见很难形成一个一边倒的局势，“沉默的螺旋”难以实现。
第二，发布、反馈信息的简便，使得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可以忽视技术条件、时间的限制因素。以往有的“草根”想发表观点，却因为设备的缺失，或是不能像专业机构那样有大量独立的时间进行发布工作，导致错失了机遇，最终意见气候形成，被迫沉默。如今没有了这样的困境，人们拥有有利的条件去打破“沉默的螺旋”。
第三，自媒体个性化的需求。自媒体之所以被称为自媒体，也是因为其可以拥有自己的特点去DIY。从这个方面来说，它直接冲击了“沉默的螺旋”效应的心理学核心，人们不像以前那样“害怕孤立”了，甚至开始考虑该如何独立、如何凸显自我。如此一来，就算是在“沉默的螺旋”下，顶住压力、拒绝趋同也是不足为奇的。
3.2.4 自媒体的“塔西佗陷阱”效应
2014年3月，习近平同志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政治概念——“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习近平同志提醒全党注意“塔西佗陷阱”，这实际上反映了这届中央领导集体关于政权人心向背问题的重大思考。
所谓“塔西佗陷阱”，习近平同志的讲话中对此的概括是：“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一个理论，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这就是‘塔西佗陷阱’。”
古罗马时期学者普布里乌斯·克奈里乌斯·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在《历史》一书中提到：“……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而在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出版的《培根论说文集》的“论谋叛与变乱”一章中，在论述国家虽有良好的举措，但由于谣言的恶意解释而遭受诽谤时，有这样一段话：“这是表明很大的妒恨之心的，如同泰西塔斯所说的一样：‘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举措和坏的举措同样地触怒人民’。”泰西塔斯就是塔西佗，只是中文翻译不同。在进入中国社会后，原意被概括为“塔西佗陷阱”。当前，“塔西佗陷阱”是指当政府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它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并引起人们的厌恶。
对于“塔西佗陷阱”所描述的场景，大家并不陌生，正是在一些突发性公共事件中，一些地方政府或者政府部门的舆情应对经常会掉入这个陷阱：无论说什么，老百姓就是“老不信”。其实，“塔西佗陷阱”本身也是近几年在公共舆论中非常流行的一个词汇。
政府公信力是指政府通过履行职责而获得社会信任的能力。信任是社会关系运转和谐有序的基础。当社会处于“低度信任”的结构中，社会冲突会加剧，社会运行和治理成本会增加。法国学者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在《乌合之众》一书中指出，煽动信众的三个方法为：“断言、重复、传染。”比如在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中，当时的调查报告还未正式公布，就有舆论对这份尚未出炉的调查报告的客观性表示质疑。这些质疑展示出的就是“塔西佗陷阱”。“塔西佗陷阱”产生的工具原因在于微博的特性及其传播的特点。微博的即时性以及文字门槛的降低使得人人皆可成为信息源，人人亦可成为传播者。未经验证信息的自由发布，自然就给谣言的诞生提供了条件。另外，信息传播链条的拉长，使得信息的失真度也会加剧。微博谣言丛生，让受众沉浸在真假难辨的信息海洋中，可以说是乱象横生，也加深了公众对政府的误解。“当公众对一切都无法相信时，那么他们就会相信一切。”比如在温州动车事故中政府对死亡人数与名单的迟迟不公布等，就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政府一步步陷入“塔西佗陷阱”。
一些人利用微博造谣传播，断言温州动车事故的原因不是雷击而是人为，死亡人数不是40而是246，这些绝对化语言在短时间内充斥于整个微博。此后，人们对于政府的不信任情绪逐步加深，尤其是对相关责任人长时间未出现在事故现场进行应急处理及表态产生了群体性恐慌，而此类不信任及恐慌情绪又因微博的即时性和聚合性而以“核裂变式”的传播模式在群体中加速蔓延，以致政府所处理的不再是一起简单的交通事故，而是一次大面积的谣言泛滥与人心溃散问题。
“塔西佗陷阱”产生的社会原因在于政府公信力下降的事实。随着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一些矛盾和问题不断累积，导致公众对政府的信心不足，政府公信力存在下降趋势。近年来，一些公共事件中的舆论反应和一些舆情机构的调查都证实了这一现象。具体表现如下：一些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朝令夕改，给公众带来了不便和困惑；一些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与公众利益相违背；一些地方政府公开和透明化程度不够，引发公众不满；一些地方政府机关和工作人员素质不高，不能依法行政，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等等。上述情况不仅损害了政府的声誉和形象，而且削弱了政府执政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