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二

“这是一个最好的年代，也是一个最坏的年代；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也是一个愚昧的年代。”狄更斯在其小说《双城记》开篇语中这句宿命式的名言，似乎总适用于每一个发展变化中的大时代。就中国社会的当前发展而言，人们普遍的心结是，尽管无法判断这是一个最好的年代还是一个最坏的年代，但几乎人人都可以确认的是——这是一个充满选择与错愕的令人纠结的年代。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革命，从未有哪个时代的社会格局像现在这样纷纷扰扰、万象横生。显然，我们所处的时代，在历史发展的大坐标系上，正处在一种必须做出某种重大抉择的“紧要关头”。如果说，在非“紧要关头”时，我们尚可以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如何做”这类战术性问题上的话，那么在“紧要关头”时，我们必须将我们的关注重点放在“在哪儿做”“做什么”这类战略性的问题上，因为它是“系好衬衣的第一个纽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方向比速度更重要。

必须指出的是，在当前的“紧要关头”，我们需要竭力呼唤理论的超越意识和批判力，重归时代思想者的关键位置。而正确选择的第一要义是：我们所面对的外部环境究竟发生了哪些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有勇气来改变可以改变的事情，有胸怀来接受不可改变的事情，有智慧来分辨两者的不同”。这便是现时代我们学术工作者的责任和担当。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王斌副教授的新作《社区传播论：新媒体赋权下的居民社区沟通机制》正是这样一种意义上的学术力作。在新闻传播学领域，当下中国最为紧要的议题可能莫过于互联网对既有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治理理念及模式的重塑。王斌的著作宏观着眼、微观着手，从新媒体时代社区居民的日常沟通及其联结性行动切入，通过勾连虚拟空间和实体空间，考察中国当代基层生活实践中的信息传播与权力关系，这是对互联网社会影响的一种视角独到的审视和开掘。

在我看来，现阶段互联网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在于，它已经成为类似于计算机“操作系统”般的社会的基础架构存在：它可以创建新的价值、新的力量和新的社会结构，并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社会规则和运作方式的深刻改变。互联网是一种全新的“高维媒介”，而不是基于传统媒介范式的新媒介，对以“个人”为基本社会传播单位的赋权与“激活”是互联网对于我们这个社会的最大改变。互联网在激活个人之后对个人的传播行为有了很大的赋权，这种赋权使今天传播主体的权利和既有的政府传播治理管理体系方面出现了一些不和谐、不匹配的情况。因而，政府的一个重要责任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包青天式”的包办和颐指气使的统一口径，而是充分调动社会全体成员的力量和智慧，让他们在社会公共领域享有更多的发言权、决策权和自我控制权，在自主中实现社会的自我观照和自我治理。从发展战略看，政府要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公共平台的构建者以及社会对话的组织者，这是未来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的思维突破与战略选择。

任何有效而健康的社会治理都应是建立在对于客体的内在机制及运作规则的科学把握和恰切操作的基础上的。而基于互联网的、个人被激活的社会治理场域的一个突出特性就是它作为由“关系赋权”新型社会资本所运作的一个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复杂性逻辑的深刻内涵在于：对一个元素或者局部的评价不能用就事论事的方式去处理和看待，必须还原到它所处的生态环境的整体链条中加以把握才是科学的和正确的。在一个生态系统中，一些看似简单明了的要素通过分层、分叉和分支，进而为某种发展模式所锁定，然后被放大，于是一种原来谁都没当回事的微元素、小事件竟会演进为一场风暴、一个趋势、一种潮流……这正如一块手表、一支烟、一个场合下的一个笑容，居然在这种复杂性机制的作用之下形成足以让一个机构、一个官员陷于一场政治风暴旋涡的导火索。诚如法国学者莫兰所言：“自然界没有简单的事物，只有被简化的事物。”

因此，认识复杂性并且在我们的治理规制的构建中体现这种复杂性的要求，便是当下在新媒体传播场域中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重中之重。王斌的这部新作《社区传播论》正是体现了这样的复杂性思维和传播生态意识。该书集中考察了在社会转型期和新媒体环境下我国城市社区沟通的现状和问题，特别是对社区居民的沟通媒介、沟通内容、日常事务协商机制、重大事件动员机制、基于新媒体的社区治理创新以及社区传播中的国家－基层权力关系等多个层面进行全面探讨，对当代中国社区沟通这一现实问题进行较为系统的描述和分析，提出“基层社会的传播建设”这一看似基础实则重大的社会命题，并试图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公民福祉增益两者之间寻找可能的纽带和路径。

依我看，这部著作在学理层面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该书是一部集中探讨社区传播的学术专著，开拓了新闻传播研究的新领域，具有填补学科空白的价值。作者通过将新闻学、传播学与城市社会学、社区管理、社会运动等多个学科融汇，试图从较为多元的维度考察及诠释社区发展与信息传播的关系。在评析国外社区媒介研究的基础上，将社区传播、社区媒介和我国的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创新结合起来，这一学术探索拓宽了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议题，有助于深化和充实媒介研究的理论视野。

第二，该书创新了新媒体研究的视角与范式。信息技术的发达催生了“地理消亡论”，在现有的关于新媒体意见表达的研究中，对虚拟社区的重视忽视了传播行为发生的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存在着去地方化、去空间化的研究倾向。作者从基层社会的微观单元也即社区入手，立足于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来考察其新媒体意见表达和群体协商，把以虚拟社区为关注重点的新媒体研究再地方化，通过统合分析行动者的线上协商与线下行动把空间维度和场景因素带回到新媒体研究中。

第三，该书立足于提升新闻传播学对社会问题的解释力。在新媒体日益渗入城市居民生活方方面面的背景下，书中对中国社区居民的表达与协商这一重大现实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描述和探讨，通过分析居民使用新媒体互动、协商、行动的机制，为从新闻传播方面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学理探索。作者对于如何善用新媒体改进社区治理、如何构建新型的“政府－民众”对话关系、如何构建和谐有序的利益表达格局等治理问题提出了系统分析和政策建议。

我乐于推荐这本著作，在于它切中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某种“症候”。近年来，中国社会的戾气在上升。一事当前，以我划界；只问利害，罔顾正义。人们在为自身利益最大化努力的过程中，几乎无视传统社会构建起来的脉脉温情而变得急功近利。有人把这一现象形容为社会的“裂口现象”。它像一个不断流着脓血的疮疤，消解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摧毁着社会的公序良俗，恶化着市场环境，极大地增加了社会的协同协作的成本……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不同的利益群体。这些利益群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乃至诉求偏好，其实是非常正常的现象。问题是如何让这种“多元”的竞争实现共生共荣、健康发展。我认为关键点在于推进现实社会利益博弈的规则化、透明化和公平化。汉代刘向曾说：“君子欲和人，譬犹水火不相能然也。而鼎在其间，水火不乱，乃和百味。”在社会的运行中，有些分歧是不易消除的，它们尖锐对立如同水火。但如果能够找到一只鼎隔在其间，让它们发挥出各自的作用并指向共同目标即煮熟食物、调和百味，那么存在势如水火分歧的群体也能和谐共处，这便是一个好的规则的价值所在。基层社会的传播赋权和传播建设，正是要在社会治理中扮演这样的规则再造的角色，而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是新的社会发展阶段给予传播学研究者的历史责任。

王斌是我指导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他还由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到荷兰莱顿大学学习并获得硕士学位，其后又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瑞典延雪平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地做访问学者。他有开阔的研究视野和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并且有着关注日常民生和社会发展的热忱，希望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跨学科回应重大现实问题的道路上勇敢开拓。

是为序。

喻国明[1]

谨记于北京浩思家园寓所

2016年6月16日

注释

[1]喻国明：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传媒经济与管理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