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作为一种表达方式和论述策略的“后现代”

（一）“不可表达性”的一种表达方式

“后现代”是一种最新的语言或符号表达方式，也是一种论述策略，旨在表现某种不可能精确表达或难于表达的离经叛道心态、思想观念及生活方式，表达活动中的创作生命力；它不但以批判和“解构”传统观念和道德原则为目标，而且也以反传统语言的特殊表达方式进行自我表现。因此，后现代的这种特殊表达方式，既是语言性和符号式的，又是反语言和符号模糊化的综合方式。在很多时候，后现代的这种表达方式，不只是要掩饰被表达出来的事物背后的非表达结构及其模糊意义，而且也是为了采用暗指和隐喻的委婉表达方式，达到表现那些不可能直接地和精确地被表达出来的东西；同时，后现代的这种特殊表达方式，也是有意地将表达手段和方式本身转变成为一种复杂的理解和思考过程，转变成为一种再创造和精神的再生产过程。总之，所谓后现代的不可表达性，主要是指它的“不可精确表达性”，特别是一种同号称“精确”的传统论述方式相对立的、含糊不清，但本身又具有其自身生命力的表达行动。

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表达既是隶属于思考，并为思考服务的手段，又是其本身具有创造和再创造的生命力的活动和存在方式。因此，表达并不是纯粹作为思考的附属品的一种被动性活动，也不是单纯寻求被表达的意义和表达形式之间的统一性的某种手段。表达本身不但是一种活动，一种建立各种新关系的思想扩散活动，而且也是不断再创造和不断更新的活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文化把表达当成“意义”从“不在”转化为“在场出席”的消极过程，要求表达变成为符合人为逻辑规则的精确表述，都是从根本上扭曲了表达本身的性质。

在世界文学史上和艺术史上，那些最伟大的文学大师和艺术大师，往往都熟练地采用和运用上述后现代特殊的表达方式，尽管他们并不属于后现代主义者。这就说明，后现代主义的所谓非表达性和不表达性，并不是他们的独创，而只是被他们重视并有意加以发挥的表达方式。同时，也进一步说明，所谓非表达性和不表达性，也是文学艺术本身一种高度熟练的表达方式，唯有那些成绩卓著和富有经验的大师们才能领会和灵活运用。利奥塔在谈到后现代的上述高度熟练并近于神秘化的表达方式的时候，曾经把这种表达方式说成为“非人性”的特殊领会方式。他认为，这并不是靠契合于人类普通的感性或想象的认知能力所能达到的，只有像阿波里耐（Guillaume Apollinaire，1880—1918）、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和乔伊斯等那样的天才文人，才熟练地运用上述委婉的暗指方式，在曲折的表达过程中，表达那些不可表达，同时又有待进一步加以发展和发挥的内涵。利奥塔说：“普鲁斯特的作品和乔伊斯的作品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巧妙地暗示那些不让被表现的事物。”（Lyotard，J.-F.1988b：24—25）

后现代中包含了许多不确定、变动、可能、潜在和待生的东西。在它的立体结构中，虽然也包含了通过语言论述所表达的内容，但作为一种基本上反传统的思潮，正如本章第一节所指出的，它的相当大的组成部分是无法通过传统语言说明的。后现代的这个特性（Lecercle，J.-J.1985），使分析和评论“后现代”的论述，必须充分考虑到其不可表达性及其论述特征。

（二）对传统语言表达方式的抗议和挑战

对后现代主义来说，一切人类知识的正当性是值得怀疑的。首先，作为一切人类知识的基础，语言本身的生产与再生产，历来为社会和文化界的统治阶级所控制。其次，语言在建构文化和知识的运作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变成了远比语言更复杂得多的事物。语言本来只是这样或那样的有规则的符号体系；它是为了被使用而按一定规则系统化的。但语言的规则体系本身，就是社会各种权力运作的结果；而语言一旦被运用，一旦被用来建构文化和知识，就涉及占有各种权力的各特定阶级或群体的实际利益，也涉及作为语言运用（说或写）的主体的实际利益。这一切，就不可避免地使语言及其运用过程为社会特定阶级或群体所操作，并使之为达到其本身目的及其策略而被利用和改造。

米歇·福柯在《什么是作者？》（Quest-ce Qu'un Auteur？，1969）一文中指出：“话语自从有了‘作者’以后，便变成了为作者所有的财产。自从形成了话语的所有制以后，话语就不但同作者，而且也同引用该话语的人的势力连在一起，而变成一种特定的社会历史力量。”（Foucault，M.1994.Vol.I：799）接着他指出：“作者的名字并不是像某个专有名词，从一种论述的内部走向实际的某个人，走向产生这些论述的外在世界；而是在某种意义上说，在作者所切割以及他所停止论述的文本范围内走动。作者表现出某个论述总体的事件，它是指涉在一个社会内部和在一种文化内的某种论述的地位。……因此，作者的功用就是表明在一个社会内部的某些论述的生存形态、循环传播及运作的特征。”（Ibid.：798）通过对于西方文化发展史的研究，米歇·福柯指出：“在我们的文化中，正如在其他许多文化中一样，论述和话语从一开始并不是一种产品、一个事物，或者一个财产。话语在过去主要是一种行为（un acte）：这是一种被放在神圣和世俗、合法和非法以及宗教和亵渎神明两个极端之间的行为。话语在历史上，在变成为某种财产，而在财产所有权的循环中被取得以前，曾经是承担着冒风险责任的某种姿态。”（Foucault，M.1994：799）

语言符号本来就是一系列纯粹的符号。可是当它产生出来和运作以后，这些符号马上改变了性质，而成为了其使用者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和手段。为了彻底弄清语言及其实际运作的奥秘，后结构主义者首先研究作为纯粹符号的语言，研究作为符号的符号所固有的特征。这也就是为什么符号论的研究构成了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过渡的重要信号（参见本书第四章）。

（三）话语和论述的现实力量

话语本身已经不是纯粹的语言因素，而是在特定的社会中根据当时当地的力量对比所产生的说话现象。因此话语的产生和增殖或散播，早已超出语言的单纯领域，而变成了话语运作过程中各种现实的社会力量进行较量和协调的总和，它本身就是一种力的关系网。因此话语在其运作过程中，不管是为了表达某种意义，还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都充满着力的协调和交错比试。当话语进行自我调整或向外扩张而显示它的存在的时候，也就是话语赋予它本身产生意义的权力，并实际上强制性地使得接受话语的对象和整个环境承认话语所赋有的意义，实际上就是在完成它本身的权力的正当化。

后现代主义者詹姆森认为，传统叙述性论述就是一种具有社会效果的象征性行为，内含着掌权者对受话者、听话者和读者的宰制（Jameson，F.1981）。

法国思想家利科（Paul Ricoeur，1913—2005）根据当代诠释学原理及研究成果，深刻地指出：“话语”是某人、在某一环境（情况）下、就（或根据）某事、向某人、为某事而说（或写）出的“话”。

因此，“话语”是一种“事件”（L'venement；event）。作为“事件”，它是由非常复杂的因素组成的。它起码包含以下五大因素：（1）“谁”在说话，这就是所谓说话的“主体”问题；（2）“对谁”说话的问题，也就是说话的对象问题；（3）在什么情况下说话，也就是说话的周围环境，特别是社会历史条件；（4）说什么事，也就是说话所谈及的事物或问题；（5）怎么说的问题，也就是以什么策略、方式、文风或风格说话。说话的策略问题在后现代主义的文献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正是在说话的策略的分析中，可以揭示说话者在说话中如何同周围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结，又如何在说话中凸显其说话的目的以及为达成目的所采用的手段。几乎所有的后现代思想家都研究话语和论证中的策略。在对于说话和论述策略的研究中，可以揭露论述同各种权力运作的复杂关系，可以揭露各种论述如何在合理性的形式下推行赤裸裸的宰制手段。

米歇·福柯也明确地指出：“话语”是一种“事件”。他说：“必须将话语看做是一系列的事件，看做是政治事件——通过这些政治事件运载着政权，并由政权控制着话语本身。”（Foucault，M.Dits et Ecrits.1954—1988.Vol.III：465）

既然“话语”是在特定环境中、由一个特定的人、就一个或几个特定的问题、为特定的目的、向特定的对象说出的“话”，它就如同伽达默尔所指出的，其本身就是一种“功效历史”（wirkungsgeschichte），包含着某种“历史功效意识”（wirkungsgeschichtliches Bewusstsein）。伽达默尔在其著作《真理与方法》（Wahrheit und Methode，1960）一书中深刻地分析了在特定历史中的人与历史本身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在他看来，在特定历史中的人不可避免地“分有”着该历史的精神及其意识，并由此提出了“历史视野”（geschicht-licher horizont）的概念。所以，在“话”中，已经蕴涵了产生“话”的历史中所包含的一切因素。也就是说，“话语”凝缩着其相关的历史中的一切相关因素；它是其相关历史的象征和化身。

当然，后现代主义者并不是完全照搬伽达默尔和利科的诠释学。德里达曾严厉地批判伽达默尔和利科的诠释学观点，最主要的是批判其“意义”理论，因为其中渗透着传统的逻辑中心主义的基本精神。

（四）作为一种存在的话语

语言一旦被说出或被写出，也就是说，语言一旦变成为“话语”，它就是一种“存在”，一种同在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一切“存在”具有同样性质的“存在”。作为一种“存在”，变成为“话语”的语言，就具有生存的力量，具有自身的运作逻辑，具有某种自律。罗兰·巴特在1977年1月就任法兰西学院院士时，一针见血地说：“语言既非反革命的，也不是进步的，因为它原本就是法西斯的（La langue n'est ni réactionnaire，ni progressiste：elle est tout simplement faciste）。”（Calvet，L.-J.1990：261）意思是说，任何语言具有人们无法抗拒的强制性力量，不管面对着语言的人是谁，不管这个人有没有权力或地位，都必须接受语言存在的事实，同时必须承受由语言存在所造成的一切客观力量，并接受其控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语言本身等同于“法西斯”。这也就是说，语言具有征服一切和支配一切的力量，不管人的意见如何，也不管人们是否接受它。

不但如此，而且，变成为“话语”的语言，还因为同说话或写字的那个“人”相联系，同“话语”在其中发生的社会历史环境相联系，而变得更加复杂。关于这一点，后现代的理论继承和发扬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的语言观。

海德格尔在其著作《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1927）一书中，在深入批判传统西方形而上学的基础上，强调指出：“语言可以被拆碎成现成的言辞物。言谈就是存在论上的语言；因为言谈按照含义勾连其展开状态的那种存在者本身的存在方式是指向世界的被抛的在世。”（Heidegger，M.1927：162）

美国后现代文学评论家比梅尔（Walter Biemel，1918—）在谈到海德格尔的语言存在论时说，“逻各斯”，也就是论谈，同语词的日常运用意义完全相反，是一种具有构成能力的因素（is the constitutive moment）；而语言只是逻各斯用以表达的途径罢了。语言是逻各斯使自己成为通俗闲话的一种途径，所以，通过语言，逻各斯变成为世界的构成因素，因而逻各斯也就可以像其他建构这个世界的事物一样加以看待（Biemel，W.1972：70—71）。

后现代主义者把话语当成某种存在以后，就不但为他们批判传统论述和话语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策略原则，而且也为他们创造和扩散后现代论述和话语及其策略开辟了道路。

（五）后现代主义所批判的传统论述

对于后现代主义者来说，对语言问题的分析和批判，不能像传统语言学所做过的那样，只是从语法和句法的观点进行分析，单纯地把语言当成一个孤立的符号体系加以分析；同样也不能像结构主义者那样，虽然也把语言同社会与文化现象相结合，但仍然把语言当做具有特定的稳定意义结构的符号体系加以分析，把语言看做是思想、文化及各种社会意义的载体。因此，后结构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并不满足于一般性结构分析，而是把语言看做是有生命的，也就是活生生的同整个社会、同说话者的心态和行动密切相联系的现象。这样一来，后现代主义者所要批判的语言，主要指的是“话语”、“言谈”或“论谈”（discourse；le discours；diskurse）。

后现代主义者集中力量分析和批判话语，就是因为话语已经不是一般化的语言，而是同说话者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脉络密切相关的一种事物，或者是一种力量——一种包含权力、意向和关系取向的力的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后现代主义者所批判和解析的“话语”，主要指以下三大类：第一是作为某种知识体系的论述手段的话语或论谈；这显然是以知识分子或文化人作为主体的那些人所说的“话”。第二是作为某种政治或社会力量的表达手段的话语或论谈；这主要是指由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层或人们所使用的那些“话”及其道德化和文字化的各种规则、禁律和法规等。在这些话中，显然包含着以统治阶级所占据的利益为基础的宰制欲望及其运作力量，也包含着为达其目的所贯穿的各种实际策略和宰制技巧。第三是指社会中各个阶层的人普遍说的“话”；这些话同说话者的日常生活、社会行为及文化活动的环境和脉络紧密相连，同样也包含着极为复杂的语言以外的因素，主要包括由说话者的社会地位所产生的某种欲望及其行动力量，也包含由这些说话者所处的社会场域所决定的各种力量的协调总和。

后现代主义者对于语言的上述态度，使他们集中力量去摧毁语言运作中所包含的各种“意义”体系，同时也揭示了语言运用中由语言本身所包含的或者渗透在语言运用中的各种“力”，主要是权力。

后现代主义对话语的批判和解构的结果，彻底粉碎了作为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价值的基础的语言体系，同时也揭露了历代统治阶级和各种社会力量借助语言扩大其本身利益和权力的策略。

后现代主义者为了深入分析和批判各种话语的奥秘，非常重视对于各种话语的运作逻辑的研究。米歇·福柯和德里达特别分析了话语在社会中“增殖”或“繁殖”（proliferation）和“散播”（difussion；disseminer）的逻辑。在他们看来，各种话语一方面具有自我散播和增殖的能力，另一方面可以同社会上各种力量或因素相结合，实现其散播或增殖的效果。显然，话语之所以能够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进行增殖或散播，就是因为话语本身包含了某种力量或权力，同时它又能同社会的各种力量或权力相结合，增加和扩大其本身增殖和散播的能力。

（六）后现代社会各种话语的增殖和散播特征

话语的这种增殖和散播的能力，是话语本身所固有的生命力；其内在的力量是决定性的，而其本身同外在力量的结合则是附属性的。但是，在后现代社会里，由于种种因素，特别是由于后现代社会本身的结构和性质，由于高科技复制能力的加强而产生的符号化和讯息化倾向，又使话语的增殖和散播能力空前加强。这里所指的，主要是后现代社会中两大因素的特殊地位和功能：第一，在后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的文化生产和复制的功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使得话语获得了增殖和散播的特殊能力；第二，在后现代社会中，大众媒介的触角无所不在和无孔不入，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文化统一结构，也使得话语能够借助这一通道迅速地和高效率地增殖和散播。

后现代社会中话语的这种特殊的增殖和散播功能，更加由于后现代社会中的统治和宰制阶级的介入和利用，特别是由于各个领域中的统治集团对于权力和高科技力量的垄断，而变得更加复杂和更加有效。在这里，后现代社会中权力和高科技力量，成为后现代社会和文化中各种话语和论述进行自我生殖和增殖以及癌症式扩散的主要依靠力量。当然，权力和高科技这两个因素同各种后现代话语相互渗透的过程以及后现代话语的自我增殖和扩散过程，都是通过后现代社会和文化结构中的多种复杂通道和中介因素实现的。因此，分析和揭露后现代话语和论述结合权力和高科技力量进行扩散的过程，必须深入透视和揭露使这一过程成为可能的各种中介力量。值得指出的是，后现代社会商业网络和消费社会生活的全球化以及大众媒介的网络化，乃是话语增殖和扩散的最重要的中介因素。

（七）后现代话语和论述的基本策略

后现代主义者不但严厉批判一切传统语言论述，不仅揭露这些论述体系的内在结构，而且也深入批判这些论述的社会基础和社会运作逻辑。但是，他们并不满足于对于传统语言论述的批判，而是进一步通过他们自己所发明和创造的特殊表达方式和论述策略，继续破坏传统语言论述的语言结构及其社会功用，并以完全不同于传统语言论述的方式，采用多种不稳定的和非体系化的符号和象征，以多种多样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新思想，论证他们所采取的各种行为和生活方式的正当性。

如前所述，后现代主义者所要表达的，往往是传统文化和传统语言从来没有表达过，也不可能表达的那些新观念和新生活风格。因此，后现代主义者只能采用各种异于传统表达的特殊方式，发明和创造新概念和新的语词，采用象征和比喻的各种手段和方式，采取多种诠释、修辞和批判的方式（Brown，R.H.1994），达到表达其不可捉摸、含糊不清、没有中心和不断更新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

在他们看来，传统语言论述所表现出的那种所谓“系统性”、“精确性”和“稳定性”，恰好破坏了他们所要表达的那些本来不可表达的东西。所以，作为一种语言论述和表达方式的“后现代”，也是一种反语言和反语音中心主义的运动。

首先，它在表达形式上，必然采取违背传统语言法则和破坏语言准确性结构的特殊形式。其次，后现代主义所采取的特殊表达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和多元的，也是不断更新的。因此，第三，后现代尽可能采用形象、象征和比喻等含糊不清、有多变可能而又易于被理解的表达方式，例如，目前越来越流行的漫画形式。因此，总的来说，后现代特殊的表达方式是正在产生，并正在继续变动的符号和象征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