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后现代
（一）后现代生活的游戏化
法国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保罗·约纳（Paul Yonnet，1948—2011）指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法国人越来越醉心于赌注性的游戏活动。他认为，这反映了法国人的一般心态，一种建立在不确定性基础上的赌注冒险心理（Yonnet，P.1985）。
保罗·约纳列举了流行于法国社会的各种冒险性赌注游戏活动，并把这些活动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的现代性的变迁联系在一起加以分析。他认为，任何一种冒险性赌注游戏活动，已经不与传统社会中早就存在的那些赌注性游戏活动相类似，也不是它们的自然延续。在当代的每一种赌注性游戏活动中，不仅隐含着参与这些活动的人们的各种新的神秘心态，而且也隐含着同当代社会变迁紧密相关的社会历史因素，甚至包含除文化以外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种因素。这就是说，当代西方社会中各种赌注性游戏活动，已经不是传统意义的纯粹游戏，而是同时隐含参与者复杂心态和整个社会环境复杂因素的某种复合体，某种带有更多象征性质和象征结构的新因素。例如，保罗·约纳指出，越来越多的人的晨跑活动，实际上就是对于处在危机中的身体的一种回应；摇滚音乐无非是全球范围内心神不定而无方向地寻求出路的年轻一代的创造发明；风靡一时的养宠物活动，正是表现后现代人走近人间生活边缘时对于原始自然生活的留恋；充斥社会各角落的汽车，是动荡中的社会试图在流动中实现不流动的幻想；瞬时即变的时装表演，是在后现代紧凑生活节奏中疲劳的人们，幻想进入一种新的生活逻辑的表现；如此等等。所有这一切，不只是游戏活动形式的转变，而是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和人的心态整体发生变化，并同时整体地走向不确定的表现。
（二）后现代游戏生活方式的社会基础
在这种冒险赌注心理的指导下，基于对社会不确定性的估计，西方人越来越倾向于过着某种游戏式的生活。根据最近20年西方各国对于民众生活方式和风气的多次调查统计，几乎所有先进的西方国家，电视节目中属于休闲游戏的一类，特别是附有中奖机会的休闲游戏综艺活动，成为最受欢迎的节目。调查还显示，观看和参与这些节目的民众，其动机主要有三：第一，纯粹为了寻找快乐；第二，为了消磨时间；第三，为了获取中奖机会。上述三个动机的产生都同当代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当代西方人的心态特征有密切关系。
把寻找快乐当成生活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因为一方面社会生活，特别是紧张的职业活动和各种令人窒息的社会动荡以及日益隔离化的异化状态，使民众争先恐后和千方百计地在大众媒介和电视节目中寻找欢乐的机会，另一方面，是因为后现代社会和文化的多样化以及后现代消费生活的提升。上述原因，再加上当代社会日益严重的失业现象，使越来越多的成年人在失业无望的情况下难以度日，也进一步加强了民众观看这些节目的倾向。流行于后现代社会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道德风气，也促使民众抱着投机和营利的心态，积极参与有获奖机会的各种综艺节目。在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以及意大利，电视中有中奖机会的综艺节目和休闲游戏活动，多数是安排在中午休息时刻和晚饭前后，主要是吸引大量的失业者和家庭妇女。大量的调查材料显示，民众甚至把一天中相当多的时间消耗在欣赏和参与这些节目的活动中，而他们自己也往往为参与活动而津津乐道。为了迎合这些民众的兴趣，节目主持者和策划者投入越来越大的奖励基金，使中奖获利的数额提升到越来越高的程度，甚至达到中奖一次便可取得相当于一到数月薪资的程度。
生产急速发展的结果，高效率地提升了经济生产能力，单位时间里所生产出来的丰富社会财富，不但有可能大大缩减整个社会的生产活动的时间，为生产以外的各种活动提供更大得多的时间空间，而且也为在经济范围之外解决再生产的开发和危机创造了新的可能性。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要求打破生产在整个社会活动中的中心地位，打破传统旧有的“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活动模式，要求把消费问题放在经济范围之外，也就是放在整个社会系统中，使消费不再成为单纯的经济活动的附属因素，使消费进一步同经济以外的政治和文化因素关联起来。通过消费在社会中的渗透和扩大，而使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包括原属于私人领域和个人精神生活领域的层面，都成为消融经济因素的汪洋大海，从而使人从原有的劳动主体的中心地位改变成为社会多元化活动的主角，成为新型的以消费休闲为主的游戏文化活动的主体。
当消费远远超出经济范围而成为社会和文化问题的时候，消费这种行为就涵盖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和文化的性质。因此，后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消费不只是经济行为，而且也是社会行为和文化行为。新的消费行为改变了原有的消费概念，使社会中出现了一系列由消费活动所开创的新领域，这些新领域几乎横跨了社会的各个部门，例如观光、旅游和休闲问题，除了属于经济以外，还包括文化的各种复杂因素，成为经济、政治和文化相交叉的问题，也成为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只有在经济和文化高度发展，同时社会中除了少数大量集中财富的富豪以外，又出现比例越来越大的中产阶级的时候，也就是说，只有在社会各阶层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的时候，才有可能使观光、旅游和休闲变成为社会的一个新的基本问题。观光、旅游和休闲事业不断发展的结果，不但反过来带动了经济生产和交通运输的发展，改变了社会的城乡结构，也加速了经济与科学和文化间的相互渗透，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风格，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和心理结构。
后现代社会和文化的信息化及其商业化、垄断化和全球化，又促使了休闲文化活动的膨胀，特别是导致休闲文化活动的进一步功利化和实用化。各种文化休闲活动越来越沾染上冒险赌博的游戏性质。同时，在文化休闲领域中日益泛滥的冒险赌博的游戏活动，也促成了日益众多的民众养成游戏的生活方式和风气，形成在生活中游戏或在游戏中生活的心态。
（三）后现代游戏生活的特征
这种后现代游戏式的生活表现出以下几个重要特点：
1.不再遵守传统道德和规范所规定的协调祥和的生活，宁愿在不断突破传统规定的叛逆性生活方式中尝试各种新的生活的可能性。他们把遵守传统道德和规范看做是刻板僵化的生活模式，并把这个模式当做人生烦恼的主要来源。后现代所追求的这种生活方式，就是使生活避开规律性和规范性的约束，在不停的变动中使一生充满多元而丰富的内容。后现代主义者不喜欢安定和秩序，也不喜欢重复单调的生活，他们把固定不变的生活比做“一潭死水”。在他们看来，由不变的安定所提供的“安逸”并不是真正的幸福生活，它不但消磨人的生活和创造的意志，而且也在实际上维护着传统的规则。真正的快乐是不断重新找到以往从未有过的新事物；这尽管是一种冒险，但冒险本身所提供的快乐正是进行新的创造的精神动力。
2.充分利用当代消费社会所提供的休闲生活条件，宁愿过着以消费旅游为基本生活方式的新“游牧式”生活。法国著名后现代思想家德里达说过：“我是一位到处流浪的哲学家。”（Je suis un philosophe érrant）德里达的话体现了古希腊早期以“无为”为乐的乐观主义哲学家们的生活理想。到处流浪的人之所以到处流浪，不是因为没有希望；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抱有希望，才不断地向前走。流浪的人是“旅人”（Homo viator），是开天辟地时期人类的最早原型，是最原始的人面对周遭世界寻找出路，并抱有成为“人”的希望的人。只要是在旅游中游荡，就意味着存有生活的希望。“目标”本身的具体性并不重要，因为目标越是具体，继续走下去的希望就越小和越有限。因此，后现代的人宁愿在旅游中无始无终地游荡，寻求非具体的目标，以便达到永远寻求目标、永远抱有希望的目的。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深刻地以“林中路”作为象征性的比喻，表示人的无目的的思考所处的理想境界。在本质上是自由的思考，本来无须任何预定的目标，也无须遵循固定的路线，唯其如此，自由的思考才有可能真正自由地展开，才有可能达到自由思考所追求的真理。林中路，就是没有方向和无目的的路。人的一生，就是在类似于“林中路”的人生道路上进行自由的探索。
3.将生活艺术化和美学化，不但使生活充满着艺术的气息，而且使生活本身也成为艺术。这就是说，不是把艺术当做生活的附属品，当做生活的手段和工具；而是把艺术当做生活的本体，当做生命本身。在后现代的人看来，艺术的本质就是游戏。因此，艺术就是生活的原本，就是生活的典范，也是生活的真正理想场域。这样一来，后现代的生活方式，就是玩生活，或者，就是在玩中生活，在玩中寻求新的自由，在玩中不断创新。
4.后现代的生活方式就是女性化的生活方式。在后现代主义看来，女性化的生活方式体现了人生对于生活的“引而不发”和“后发制人”的态度。后现代主义者所追求的“女性化”的生活方式，是在彻底打破传统二元化对立思考模式和男人中心主义文化生活模式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因此，他们所说的女性化生活方式，不是过着传统文化所型塑的那种女性生活方式。女性生活方式，实际上表示一种无中心、无规则、无父权中心主义道德原则、无逻辑中心主义理性原则以及追求“永远区分化”的生活方式（详见本书第六章）。
在某种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者推崇古代中国老子和庄子的生活哲学，主张以女性化的无为精神来指导自己的生活。在他们看来，女性的优柔寡断，正是人生能屈能伸应付周在复杂变局的理想态度，也表现了一种最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女性化也因此成为了后现代主义的一种象征，以不断的“向内折”的反思态度对待生活，以此作为自身随时“向外折”显示自由的灵活立足点。
后现代主义者所追求的女性化的生活方式，当然不能简单地以为所有的人都变成女性；后现代主义的女性化，如前所述，只是一个象征，它所要表达的是实现一种从容不迫、静中有动和随机应变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断地采取中介化的过程，使生活方式本身变成为内容不断丰富的多元结构，同时也实现不停地创新的过程。把女性化理解成为中介化，可以使生活避免僵化和过分直接，同时也给予生活本身越来越多的回旋的余地，并在迂回中不断地扩大自由的可能性。女性化的中介化，就是鲍德里亚的“拟像”论中所说的“掩饰”策略，用不断的化装层层地将自己潜入底层；这也就是德里达所说的那一种“延缓”和“迂回”的策略在生活中的应用。女性的一般性格的特点便是在“随和”中随机应变；善于“忍”，并在“忍”中等待时机，创造从被动转向主动的条件。德里达认为，男女做爱时女性阴道对男性阳具的策略，便是上述中介化典范模式的象征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