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关于警方干预的方式和程序问题的几点说明

由于（1）“黄碟案”双方对有关干预过程的事实说法不一，我没有理由确信谁的话更真；（2）这也不是法律界关注此案的焦点，以上正文只讨论了“黄碟案”中警方干预的正当性，没有讨论干预的方式和分寸。我的分析因此很容易成为一个求箭的稻草人（但也会成“借箭”的草船）。我重申，干预有正当性不能自动吸纳或消除干预的分寸和程序问题。因此，原则上说，如果在此事件中警方干预失当，违反了合乎情理的程序，那么这一干预仍可能是法律不能允许的。

但就此案的程序问题，我还想简单提出几点值得关注的问题。

第一，如同我前面已经强调的，评论此案的法律人和媒体都应关注的一点是，此事件中警方声称的举报电话究竟有没有？有没有举报记录？如果没有，那么这一干预就没有正当性，这起事件也就不再是一个公权力与隐私权冲突的问题，而是警察滥权敲诈百姓的事件。这一可能无法事先排除，但目前无人关注。即使有举报，但如果未保留某种形式的记录，那么也违反了相关规定，仍然可能导致这一干预之正当性的丧失。

第二，在整个干预过程中，警方的做法是否大致符合程序规定，具体做法上是否大致合情合理？我用“大致”，也可能引起一些法律人的指责。在他们看来，警察的所有做法都必须严格依照相关的法律规定。我不这么认为。因为，警察权的行使必须有一定裁量，不可能一切都用法条规定下来，否则警察就更可能无法有效行使权力了。还必须考虑到警察的工作往往会有生命危险（事实上，警察是中国目前和平时期风险最大的职业），这一点要求赋权警察在一定范围内甚至必要时自行采取紧急措施；当超出范围时，唯一的约束就是大致合情合理。而且，警察应对的事件往往具有突发性，必须凭着其经过训练的本能来应付，不可能要求他都在规则指导下理性地行动或应对，只要事先看大致合乎情理就可以了。此外，中国目前与警方行动的相关规定——尽管我没有调查——可能还不够完善，甚至也不可能完善，因为社会会不断出现一些新情况，急需处理，不可能指望短期内一一制定文字规定。但不能因此就把警方废了，等相关法规出来了，警方再采取行动。千万要记住，不要用法官、法律人的眼光来要求警方或警官，不能用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要求警官。大致合乎情理应该是底线。

第三，在警官的行为符合上述限制条件的前提下，如果其公务活动带来了不当的甚至重大不当的后果，应给予行政免责，除了应由政府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外，无论是政府或是警官个人都不应承担任何道义责任（即不认为其有任何法律上的过错）。

这样的举措是否会鼓励警官违法？不会。恰恰相反，这一原则更可能激励警官守法，因为他努力守法会有回报；相反如果不恰当地要求警官对任何因其合法合理的行为导致的、无法事先预料的损害承担责任，那就会变成绝对责任。由于警官的任何努力也无法消除这类意外事件发生，至少在某些情况下，警官就不会努力避免违法，因为努力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收益，而只会增加其付出。在这种情况下，过高的责任要求只会产生负效用。这就是法治的重要原则之一——“不应规定人们做不到的事”的经济学理由。

这只是“黄碟案”中可能涉及的一些细节，却仍隐含了一个良善法治社会必须关心的某些原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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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eorge J. Stigler, “Conference Handbook”, The Intellectual and The Marketpla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40.

[2]William Blake, “Auguries of Innocence”, in Collected Poems, Ed. by W.B. Yeats, Routledge, 2002, p.88.

[3]这里的描述综合了相关报道，排除了各方不一致的细节。

[4]《家中看黄碟民警上门查》，《华商报》，2002年8月20日。

[5]《夫妻家中看黄碟犯法吗？》，《华商报》，2002年8月21日。

[6]此案讨论期间正是中国共产党第16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

[7]最突出的一点是警方在两个月后以涉嫌“妨碍公务”刑事拘留了张某。请看，《“家中看黄碟”又起波澜，事隔两月当事人张某被刑拘其妻对此想不通拒绝在“通知”上签字》，《华商报》，2002年10月23日。

[8]中新网：《延安“夫妻看黄碟”案在2002年最后一天划上句号》，2003年1月1日。

[9]9月3日，《北京青年报》组织在京的一些专家学者讨论了此案，定了这一基调。相关的讨论，请看，贾桂茹、马国颖：《夫妻家中看黄碟，警方闻讯入室，扫黄能否进家？》，《北京青年报》，2002年9月3日。又请看《夫妻家中看黄碟犯法吗？》，《华商报》，2002年8月21日。

[10]必须对这一强调作一说明。这些事实在目前的各种报道中未有很大的争议，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其中没有可争议的地方。事实上，在本文最后，我还会指出这些最终报道的事实也许仍很有争议。

[11]在本文中，我是将自由主义同个人主义作为可替换的关键词使用的，尽管两者强调的着重点略有不同，也尽管自由主义在当代西方的一些学者看来有点变味了。关于自由主义，可参看，波斯纳：《超越法律》，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特别是“引论”；关于个人主义，可参看，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三联书店2003年。

[12]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以及某种程度上的，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

[13]例如康德对非婚生子女的态度：非婚生孩子是法律之外的孩子……他因此不受法律保护。这个孩子是偷偷钻进了这个共同体（与违禁品相似），因此可以忽略其存在和毁灭（因为他就不应以这种方式发生）。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以及某种程度上的，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页170（译文根据英文版做了修改）。

[14]这一运动始自1965年的《格里斯沃德诉康涅狄格州案》（Griswold v. Connecticut, 381 U.S. 479, 480）；最终的确认是在凯西案〔Planned Parenthood v. Casey, 112 S. Ct. 2791（1992）〕。在此案中，最高法院将人工流产的权利界定为一种自由权。但是这一私隐权界定因过于牵强，受到了包括古典自由主义学者在内的许多批评。例如，波斯纳：《正义/司法的经济学》，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编；《超越法律》，在本文中，我是将自由主义同个人主义作为可替换的关键词使用的，尽管两者强调的着重点略有不同，也尽管自由主义在当代西方的一些学者看来有点变味了。关于自由主义，可参看，波斯纳：《超越法律》，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特别是“引论”；关于个人主义，可参看，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三联书店2003年，第5章特别是其第2节。

[15]密尔：《论自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以及某种程度上的，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页10。引文根据英文版作了调整。

[16]苏力：《现代法治的合理性和局限性——秋菊的迷惑和山杠爷的悲剧》，《东方》，1996年4期。

[17]这是李泽厚的概括，《批判哲学的批判》（再修订本），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8章。据沈叔平的译文，这一原则的表述为：“任何一个行为，如果它本身是正确的，或者他依据的准则是正确的，那么，这个行为根据一条普遍法则，能够在行为上和每一个人的意志同时并存。”《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以及某种程度上的，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页40。

[18]波斯纳：《超越法律》，在本文中，我是将自由主义同个人主义作为可替换的关键词使用的，尽管两者强调的着重点略有不同，也尽管自由主义在当代西方的一些学者看来有点变味了。关于自由主义，可参看，波斯纳：《超越法律》，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特别是“引论”；关于个人主义，可参看，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三联书店2003年，页34。密尔在《论自由》中一开始就称，该书“要讨论的乃是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利之性质和限度”（下划线为引者所加），因此，讨论自由就是讨论自由的限度。

[19]科斯：《社会成本问题》，《论生产的制度结构》，盛洪、陈郁译校，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页142。

[20]密尔：《论自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以及某种程度上的，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页1；下划线为引者所加。

[21]Jeremy Bentham, Tracts on Poor Law and Pauper Management；转引自波斯纳：《正义/司法的经济学》，这一运动始自1965年的《格里斯沃德诉康涅狄格州案》（Griswold v. Connecticut, 381 U.S. 479, 480）；最终的确认是在凯西案〔Planned Parenthood v. Casey, 112 S. Ct. 2791（1992）〕。在此案中，最高法院将人工流产的权利界定为一种自由权。但是这一私隐权界定因过于牵强，受到了包括古典自由主义学者在内的许多批评。例如，波斯纳：《正义/司法的经济学》，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编；《超越法律》，在本文中，我是将自由主义同个人主义作为可替换的关键词使用的，尽管两者强调的着重点略有不同，也尽管自由主义在当代西方的一些学者看来有点变味了。关于自由主义，可参看，波斯纳：《超越法律》，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特别是“引论”；关于个人主义，可参看，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三联书店2003年，第5章特别是其第2节，第1章。

[22]科斯：《社会成本问题》，科斯：《社会成本问题》，《论生产的制度结构》，盛洪、陈郁译校，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页142。

[23]密尔：《论自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以及某种程度上的，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页10、11（译文的文字略有调整）。

[24]科斯，《社会成本问题》，科斯：《社会成本问题》，《论生产的制度结构》，盛洪、陈郁译校，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页142。

[25]可参看，盛洪：《公共选择与法官裁决》，《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6年春，页80。

[26]有关自由主义必定会导致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批评，可参看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三联书店2003年。自由主义学者对这类批评的概括和反驳，可参看霍尔姆斯：《反自由主义剖析》，曦中、陈兴玛、彭俊军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27]可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3版，人民出版社1997年；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

[28]埃里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邻人如何解决纠纷？》，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

[29]可参看，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三联书店1989年；黄树民：《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素兰、纳日碧力戈译，三联书店2002年；埃文斯—普里查德：《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储建芳、阎书昌、赵旭东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

[30]社群主义的主要著作，请参看，Aasdair MacIntyre, After Virtue, 2nd e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4；《德性之后》，龚群、戴扬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Charles Taylor, 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Michael J. Sandel, 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 2nd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Democracy's Discontent, America in Search of a Public Philosoph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又请看，Dennis H. Wrong, The Problem of Order, What Unites and Divides Socie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31]苏力：《社群主义的挑战》，《公共论丛》卷4，刘军宁等编，三联书店1997年。

[32]尽管社会规范在变，但几乎所有犯规观看色情录像的人，非但自己内心煎熬，而且从来——我认为很有道理地——忌惮社会规范。请看一位都市大学生的记述，“（看毛片）当时，绝对是一种比地下党都要隐秘的行为，一旦被局外人发觉，即使人家不说，你自己就有身败名裂的感觉。而如果被组织上抓住，那就比说你是阳痿都丢人。”请看，见招拆招：《关于毛片的记忆碎片》，《记忆碎片》，南海出版公司2004年，页77。

[33]其实，这三点，在数年前我讨论的以陕北为背景的电影《秋菊打官司》中就已经显露了，只是结果不同而已。在那一次戏剧化的冲突中，社群主义至少是同自由主义打了个平手；标志是影片最后秋菊的那双充满困惑的大眼睛。参看，苏力：《现代法治的合理性和局限性》，苏力：《现代法治的合理性和局限性——秋菊的迷惑和山杠爷的悲剧》，《东方》，1996年4期。

[34]这种情况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曾经出现过，最典型的就是伊朗的巴列维国王强行推行的现代化，其后来导致了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后者带来了全面的复辟。

[35]苏力：《女性主义法学》（未刊稿）；又请看，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三联书店1995年；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店1997年。

[36]John Stuart Mill, “The Subjection of Women”, in On Liberty and Other Writings 117（Stefan Collini ed. 1989）. 沃斯通克拉夫特、穆勒：《女权辩护／妇女的屈从地位》，王蓁、汪溪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

[37]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3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1999年。

[38]请看，波斯纳：《超越法律》，在本文中，我是将自由主义同个人主义作为可替换的关键词使用的，尽管两者强调的着重点略有不同，也尽管自由主义在当代西方的一些学者看来有点变味了。关于自由主义，可参看，波斯纳：《超越法律》，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特别是“引论”；关于个人主义，可参看，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三联书店2003年，第15章，特别是与《家中看黄碟民警上门查》，《华商报》，2002年8月20日。和《夫妻家中看黄碟犯法吗？》，《华商报》，2002年8月21日。相伴的正文。

[39]Catharine A. MacKinnon, Toward a Feminist Theory of the Stat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特别是第6、7章；Feminism Unmodified, Discourses on Life and Law,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40]吉利根：《不同的声音：心理学理论与妇女发展》，肖巍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中国古人也早已察觉到这一点。如在爱情上，“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诗经》）。

[41]“另一个疑问是，为什么女同胞对毛片全都表现得那么抗拒？见几个女性说看毛片的观感，都是忍不住要呕吐的感觉。女性小说中也多有这样的字句。偏偏跟我说这些话的女孩并不是那种假惺惺的人……”请看，见招拆招：《记忆碎片》，尽管社会规范在变，但几乎所有犯规观看色情录像的人，非但自己内心煎熬，而且从来——我认为很有道理地——忌惮社会规范。请看一位都市大学生的记述，“（看毛片）当时，绝对是一种比地下党都要隐秘的行为，一旦被局外人发觉，即使人家不说，你自己就有身败名裂的感觉。而如果被组织上抓住，那就比说你是阳痿都丢人。”请看，见招拆招：《关于毛片的记忆碎片》，《记忆碎片》，南海出版公司2004年，页77，页81—82。

[42]王朔：《无知者无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页64。

[43]参看，波斯纳：《性与理性》，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页476，以及第4章“为人母者，不患不慈，患于知爱而不知教也，古人有言曰：‘慈母败子’。爱而不教，使陷于不肖，陷于大恶，入于刑辟，归于乱亡。非他人败之也，母败之也。自古及今，若是者多矣，不可悉数。”司马光：《温公家范》卷1，王宗志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页43。所引的资料。

[44]关于色情物品之功能的辨析，请看，波斯纳：《性与理性》，参看，波斯纳：《性与理性》，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页476，以及第4章“为人母者，不患不慈，患于知爱而不知教也，古人有言曰：‘慈母败子’。爱而不教，使陷于不肖，陷于大恶，入于刑辟，归于乱亡。非他人败之也，母败之也。自古及今，若是者多矣，不可悉数。”司马光：《温公家范》卷1，王宗志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页43。所引的资料，页473—476。

[45]Catharine MacKinnon, Feminism Unmodified, Catharine A. MacKinnon, Toward a Feminist Theory of the Stat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特别是第6、7章；Feminism Unmodified, Discourses on Life and Law,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特别是第3编。

[46]请看，波斯纳：《性与理性》，参看，波斯纳：《性与理性》，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页476，以及第4章“为人母者，不患不慈，患于知爱而不知教也，古人有言曰：‘慈母败子’。爱而不教，使陷于不肖，陷于大恶，入于刑辟，归于乱亡。非他人败之也，母败之也。自古及今，若是者多矣，不可悉数。”司马光：《温公家范》卷1，王宗志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页43。所引的资料。，页496—498。

[47]非个案的研究很重要，因为就个案而言，我们很难判断一个性犯罪者是因为他看了色情淫秽作品（原因）才导致了他的性犯罪（结果），还是他特别强烈的性冲动（原因）同时导致他看了色情淫秽作品和性犯罪（两者均为结果）。

[48]波斯纳：《性与理性》，参看，波斯纳：《性与理性》，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页476，以及第4章“为人母者，不患不慈，患于知爱而不知教也，古人有言曰：‘慈母败子’。爱而不教，使陷于不肖，陷于大恶，入于刑辟，归于乱亡。非他人败之也，母败之也。自古及今，若是者多矣，不可悉数。”司马光：《温公家范》卷1，王宗志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页43。所引的资料。，页496—497及王朔：《无知者无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页64—参看，波斯纳：《性与理性》，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页476，以及第4章“为人母者，不患不慈，患于知爱而不知教也，古人有言曰：‘慈母败子’。爱而不教，使陷于不肖，陷于大恶，入于刑辟，归于乱亡。非他人败之也，母败之也。自古及今，若是者多矣，不可悉数。”司马光：《温公家范》卷1，王宗志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页43。所引的资料。

[49]Catharine MacKinnon, Feminism Unmodified, Catharine A. MacKinnon, Toward a Feminist Theory of the Stat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特别是第6、7章；Feminism Unmodified, Discourses on Life and Law,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第3编。

[50]Cass Sunstein, Democracy and the Problem of Free Speech, The Free Press, 1993.

[51]引文1—5均引自，贾桂茹、马国颖：《扫黄能否进家？》，9月3日，《北京青年报》组织在京的一些专家学者讨论了此案，定了这一基调。相关的讨论，请看，贾桂茹、马国颖：《夫妻家中看黄碟，警方闻讯入室，扫黄能否进家？》，《北京青年报》，2002年9月3日。又请看《夫妻家中看黄碟犯法吗？》，《华商报》，2002年8月21日。；引文6出自，《中国刑法学会理事贾宇博士：完全属私生活》，《华商报》，2002年10月25日。

[52]关于意识形态的功能，可参看，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迁》，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页50。

[53]贾桂茹、马国颖：《扫黄能否进家？》9月3日，《北京青年报》组织在京的一些专家学者讨论了此案，定了这一基调。相关的讨论，请看，贾桂茹、马国颖：《夫妻家中看黄碟，警方闻讯入室，扫黄能否进家？》，《北京青年报》，2002年9月3日。又请看《夫妻家中看黄碟犯法吗？》，《华商报》，2002年8月21日。

[54]波斯纳：《性与理性》，参看，波斯纳：《性与理性》，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页476，以及第4章“为人母者，不患不慈，患于知爱而不知教也，古人有言曰：‘慈母败子’。爱而不教，使陷于不肖，陷于大恶，入于刑辟，归于乱亡。非他人败之也，母败之也。自古及今，若是者多矣，不可悉数。”司马光：《温公家范》卷1，王宗志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页43。所引的资料，页482。

[55]见招拆招，尽管社会规范在变，但几乎所有犯规观看色情录像的人，非但自己内心煎熬，而且从来——我认为很有道理地——忌惮社会规范。请看一位都市大学生的记述，“（看毛片）当时，绝对是一种比地下党都要隐秘的行为，一旦被局外人发觉，即使人家不说，你自己就有身败名裂的感觉。而如果被组织上抓住，那就比说你是阳痿都丢人。”请看，见招拆招：《关于毛片的记忆碎片》，《记忆碎片》，南海出版公司2004年，页77。，页70。

[56]苏力：《遭遇哈姆雷特》，《读书》，2002年5期。

[57]王朔：《无知者无畏》，王朔：《无知者无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页64。，页22。

[58]请参看，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59]波斯纳对此曾有过细致分析，请看，波斯纳：《公共知识分子》，徐昕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

[60]苏力：《基层法院法官的专业化问题——现状、成因与出路》，《比较法研究》，2000年3期，特别是第6节。

[61]苏力：《纠缠于事实与法律之间》，《法律科学》，2000年3期。

[62]《公安局接警不出警被判赔款1万多元》，http://news.sohu.com/02/18/news206391802.shtml。

[63]日落，天并不马上黑。晴日里，必须太阳低于地平线以下18度，天空不再受阳光映射，肉眼能看见可辨认的天体了，才算黑天。在赤道地区从日落到天黑需要1小时12分钟。若观测地的纬度高，观测时间在春分至秋分之间，从日落到天黑的实际时间会更长。延安的纬度是36度40分，事发时距秋分日还有一个多月。这一天延安日落时间是7:30，但天完全黑下来，要到9点左右。

[64]《总结“黄碟事件”教训办案经费不靠罚款，延安加大司法保障投入》，《法制日报》，2003年2月15日，页1。

[65]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xx；参看，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页5。

[66]关于法律中实用主义的系统阐述，可参看，Richard A. Posner, Law, Pragmatism, and Democrac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特别是第3章。

[67]这是毛泽东对教条主义的形象描述，见《毛泽东选集》卷3，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820。

[68]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有关自由主义必定会导致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批评，可参看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三联书店2003年。自由主义学者对这类批评的概括和反驳，可参看霍尔姆斯：《反自由主义剖析》，曦中、陈兴玛、彭俊军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