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经济增长的阶段理论

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W. W. 罗斯托（Walt Whitrman Rostow，1916—2003）为代表的经济增长阶段论把经济发展过程分为六个阶段：传统社会、为发动创造条件的阶段、发动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的阶段。罗斯托认为，一定的经济增长阶段是与特定的产业结构相对应的，产业结构的变化是经济增长阶段的重要标志。

新技术的吸收既是一个部门化的过程，又是一个和其他部门以及整个经济交错的复杂过程，出现创新的部门通过和其他部门的关联，能强烈地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是一个或几个新的制造业部门的迅猛增长，这些具有新的生产函数的主导部门能产生扩散效应，进而促进经济迅速增长。旧的主导部门的减退和新的主导部门的诞生同时进行，主导部门的更替和变化促进了经济增长。“增长的完整序列就不再仅仅是总量的运动了，它成了在一连串的部门中高潮的继起并依次关联于主导部门的序列，而这也标志着现代经济史的历程。”[13]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的创新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一个由技术发明、技术创新和技术创新扩散三个有机联系的环节所组成的过程，同时也是主导产业部门更替的过程。技术进步是推动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技术进步能够提高各种生产要素的使用率，改善它们的结合方式，促进产出增长。每个时代的经济发展都会为下一个时代提供技术基础，新的产业主导部门和产品随着技术进步不断涌现，产业结构因应调整，整个经济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

二、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发展

原始社会狩猎和采集等技术的发展逐渐使劳动力向农业聚集，于是农业成为产业主导部门。技术进步的速度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有了很大提高，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纺织机器方面的许多创新在16—17世纪甚至更早的中世纪就已出现，为产业主导部门由农业向工业的转换奠定了基础。

生产的各个环节和部门相互关联，一个部门的技术进步必定会促进其他部门的技术改造。从哈格里夫斯的手摇纺纱机到阿克莱特（Richard Arkwright，1732—1792）的水力纺纱机，再到克伦普顿（Samuel Crompton，1753—1827）的精纺机，纺织行业的技术改进在英国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贝恩斯（Edward Baines，1774—1848）把18世纪70—80年代棉纺织业的迅猛增长直接归因于技术的发明和扩散。在此基础上，新的工厂生产系统不断发展，棉纺织业首先成为英国工业的主导部门。到1831年，高速增长的棉纺织业、冶铁业和建筑业大约占英国工业增加值的一半，而1770年仅占1/5。在传统部门发展放缓的同时，英国的现代工业部门迅速增长。1780—1860年，棉花、铁、工程、采矿、运输及其他消费品（造纸、陶瓷）的年增长率达到1.8%，同期传统部门的年增长率只有0.7%。[14]

在18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英国的工业产出、投资和贸易增长迅猛：1700—1780年，工业年增长率介于0.5%到1%之间；1780—1870年的年增长率则超过了3%。1800—1860年，英国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为1740—1800年的两倍。“工业革命将被理解为经济结构加速变革的时代，工业产出迅猛增长，制造业所占份额快速提高，以重大技术创新为基础的工厂生产（意味着一种不同的经济）增加。”[15]表1-1列出了1700—1821年英国工业产量的增长情况。

说明：工业产出（加权平均）包括其他产业：1700—1790年的数据以1770年为主；1790—1821年的数据以1801年为准。

（资料来源：CRAFTS N F R. British Economic Growth，1700—1831：a Review of the Evidence［J］.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1983，36(2)：181.）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考察以蒸汽机为标志的机器大工业时代的科学技术的作用时指出：“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6]

19世纪80年代，工业发展出现了世界性的萧条，在煤、铁和铁路出现报酬递减的同时，电力技术逐渐兴起。美国抓住这一契机开始赶超其他国家，对从欧洲引进的新技术、资本和劳动力进行了适合本国的修正与改造。电力技术对20世纪的影响远远超过蒸汽机对19世纪的影响。电气化是一场电气机械化革命，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毁灭”并不意味着机械技术的消失，它仍然十分重要，只是以新的方式体现了出来。廉价的电力不仅是一种新能源和新材料，而且使整个生产系统和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转变。

工业革命后，科学技术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明显，各发达国家一致认为科学技术在促进经济增长诸因素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20世纪初，新技术对生产力的贡献为5%～20%，20世纪70年代则增加到60%～80%。美国20世纪60年代2/3的经济增长是依靠推广新技术、新工艺取得的，科学技术投资与经济效益之比为1∶23。20世纪70—80年代，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为3.3%，其中1.5%是因为劳动力的增加，其余的1.8%是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

“二战”后，日本依靠科学技术实现了经济的恢复和高速发展。20世纪60年代，技术在日本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更加明显。70年代，日本政府宣布以技术立国，由引进技术转入自主技术阶段，到70年代末，技术已成为日本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80年代向尖端科技领域的进军，不仅实现了日本产业结构的知识密集化，而且给日本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1982—1986年，日本每年经济增长的60%都是由技术进步带来的。

技术进步的历史反映了人类三次产业变化的轨迹。在掌握制造石器和种植技术后，人类开始驯养动物，技术进步催生了新兴产业——畜牧业和农业。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使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当人类掌握了日渐增多的手工业技术，尤其是金属加工和制造技术后，发生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规模日益扩大，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使商业从物质生产领域中分离出来。17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发现：由于产业结构的不同，各国国民收入水平出现了差异，并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荷兰的大多数人从事制造业和商业，其人均国民收入远高于当时其他欧洲大陆国家；即使在同一国家，不同产业的人均收入水平也不尽相同，例如，英国从事运输业的船员的收入比农民高4倍。

配第认为，不同产业的收入差异会吸引劳动力从低收入产业转向高收入产业。农业收入最低，工业略高，服务业的收入最高。虽然配第并未指出技术在劳动力流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但是，农业、工业和服务业附加价值的差距来源于各自的生产率，正是分工和技术进步的差异造成了三个产业生产率的不同。配第首次提出了技术进步促进各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及劳动力从低生产率产业向高生产率产业转移的观点，为经济发展理论奠定了基础。“配第对技术进步充满自信，提议设立‘职业学院’，在那里教授各种机械工艺，以使新发明能‘比新时装和新家庭用具更频繁地问世’。”[17]

在配第研究的基础上，英国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C.G. Clark，1905—1989）根据英国经济学家费希尔（Fisher.R.A，1890—1962）提出的三次产业的主张，考察了产业结构演进的趋势。他指出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使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次第转移。

世界各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显示，工业部门的结构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工业化首先肇始于轻工业部门，而后向以基础工业为主的重工业推进，进入以原料工业和燃料动力工业为主的阶段；之后转向加工组装型工业。轻工业、重工业和加工组装型工业先后进行的工业化，不仅意味着工业加工程度的不断深化，而且意味着产品附加值也不断提高。在工业部门结构转换的同时，工业资源结构（劳动力、技术和资本的结合关系）也进行着有序变动：工业化初期，有一技之长的劳动力多就职于轻工业，特别是纺织业；重工业化的进展使原料工业和燃料动力工业迅猛发展，使资本的地位更加突出；而当工业部门转向加工组装型工业时，技术取代资本重回霸主地位。工业化过程的资源结构呈现出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再向技术密集型转化的有序发展过程。

在同一发展阶段的国家的产业结构大致相同，而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产业结构则迥然有异，这种“异同”体现出技术进步决定了产业结构的变化。一国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越高，第一、第二产业在产值、劳动和固定资本中的比重就越低，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就越高。产业结构是循着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次序转移的，三次产业的不同比重在相当大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国家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水平。

技术进步的历史就是产业演进的历史，也是产业主导部门更替的历史。发达国家都把技术革新上的优势看成是经济竞争中的制胜法宝，整个20世纪，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全世界工业总产值增加了20倍。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特定的技术集群，技术集群的发展和变化推着动经济不断增长，核心技术的有效开发和应用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核心技术的进步或早或晚会进入报酬递减阶段，从而使经济增长放缓，经济若要再次迅猛增长，必须依靠更新的核心技术来推动。人类的核心技术经历了石器、青铜器、铁器、蒸汽机、电动机、原子能、电子计算机、互联网和可再生能源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