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法国古典主义作家莫里哀
一、生平与创作
莫里哀（1622—1673）是17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古典主义喜剧家。他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原名让·巴蒂斯特·波克兰。他自童年时代起便养成了对戏剧艺术的特殊爱好，不愿意从事父亲为他选择的经商或当律师的职业。1643年，他走出家庭，与一些知己组织了“光耀剧团”在巴黎演戏，但因缺乏经验和剧目，经营不振，负债累累。莫里哀还为此被捕下狱，后来由父亲保释出狱。1645—1658年间，他重振剧团，到外省流浪，几乎走遍了整个法国，因此有机会深入民间，了解人民的疾苦，获得了真正的生活体验。在这期间，生活的锻炼、阅历的丰富，加以他年轻时代所受的伽桑狄哲学的影响，使他逐渐建立了唯物主义的观念。1652年以后，莫里哀开始创作剧本。他的剧作很受欢迎，剧团的声誉也蒸蒸日上，以至于名闻巴黎。1658年10月24日，莫里哀剧团应召返回巴黎，在卢浮宫为路易十四演出，得到赏识，从此结束了13年的流浪生活，定居巴黎。在此后的14年里，他完成了近30部喜剧，矛头直指教会、贵族和资产阶级。
1659—1663年，是莫里哀开始创作古典主义戏剧的时期，比较重要的作品是《可笑的女才子》（1659）、《丈夫学堂》（1661）和《太太学堂》（1662）。《可笑的女才子》通过两个贵族青年向一对资产者出身而喜欢模仿巴黎贵族习气的外省女子求婚时的笑话，嘲讽了贵族沙龙文体和资产阶级矫揉造作、附庸风雅的丑态。后两部戏是莫里哀运用古典主义原则写成的，剧中提出了爱情、婚姻、教育等社会问题。《太太学堂》的上演标志着法国古典主义喜剧的诞生。
从1664—1668年，是莫里哀创作的成熟期和“黄金时代”。这个时期他不但掌握了古典主义的创作规则，并且在作品中表现出更加深刻的社会内容和更加强烈的民主倾向，作品的思想性、战斗性和艺术性都达到了他自己的最高水平。除了著名的《伪君子》（《达尔杜弗》，1664）之外，他还写了《唐璜》（一译《石宴》，1665）、《恨世者》（1666）、《悭吝人》（1668）和《乔治·唐丹》（1668）等名作。
《唐璜》和《恨世者》对日益衰败没落的封建贵族进行了无情的嘲笑和深刻的揭露。前者借西班牙传说反映了17世纪法国贵族的经济衰落和道德沦丧，人物性格复杂，在现实主义描写中添上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不受“三一律”的约束，是莫里哀剧作中别具一格的作品。后者讽刺了形形色色的宫廷贵族，在语言艺术方面达到了莫里哀的最高成就，全剧严格恪守古典主义法则，被认为是“高级喜剧”的典范。
《悭吝人》和《乔治·唐丹》是两部讽刺资产阶级的作品。《悭吝人》成功地塑造了吝啬鬼阿巴贡这个不朽的文学典型。在欧洲文学史上，这部喜剧可以说是最早揭露资本原始积累时期金钱如何破坏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的作品之一。《乔治·唐丹》辛辣地嘲讽了资产阶级的妥协性。
从1668—1673年，莫里哀的创作进入另一阶段，表现出反贵族和反教会的强烈战斗性。此前，他的喜剧内容大都与路易十四的政策相吻合，所以得到专制王权的保护；晚期，他加强了对现实的批判，不免有时同专制王权的政策相抵触，所以遭到冷遇，同国王的关系也出现裂痕。这时期，他写了近十出喜剧，其中有两出舞蹈喜剧《布索那克先生》（1669）、《醉心贵族的小市民》（1670）和一部闹剧风格的作品《司卡班的诡计》（1671）。《司卡班的诡计》标志着其戏剧创作的又一个高峰。这部戏可以说是蔑视法国17世纪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抨击腐败的封建司法机关的力作，但莫里哀与王权之间的矛盾也因此而激发。莫里哀的最后一部剧作是《无病呻吟》（1673），此剧由他亲自主演。1673年2月17日，他不顾重病在身，坚持继续演出，勉强把第四场演完，当夜在家中与世长辞。
莫里哀是古典主义流派中具有较多民主思想的作家。他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反封建反教会的战斗传统，对劳动人民抱有一定的同情。他的剧本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而且不断从民间戏剧中吸收营养，因而不但具有鲜明的战斗性和现实性，还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但是，在莫里哀的思想中也有消极的因素，这突出表现在他为迎合宫廷趣味而写的一些喜剧上。他甚至认为，只有宫廷才能对艺术做出正确判断。
莫里哀喜剧艺术的主要成就是他塑造了一些概括性很高的典型形象。正像他的剧本《凡尔赛宫即兴》里的人物所说：“莫里哀描写任何一个性格，都不可能不在社会里遇到一个”，“他描写这一个，而描写的东西却能符合100个人”。他善于运用集中和夸张的手法，突现某个作品人物固定的、主导的特征，并从各个方面来表现这一特征，从而创造典型。莫里哀是17世纪杰出的喜剧作家、导演和演员，他的创作对世界戏剧以及文学的其他部门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伪君子》
五幕诗体喜剧《伪君子》（又名《达尔杜弗》）是莫里哀的代表作，它从法国现实生活中取材，对中心人物进行高度概括，把矛头对准了天主教会的伪善。1664年5月12日，莫里哀在凡尔赛为路易十四演出了《伪君子》的前三幕。这惊动了太后和巴黎的大主教，第二天即遭禁演。此后，虽有国王的支持，但大主教、最高法院院长和太后均起来干涉，所以再三被禁演。直到1669年，宗教迫害有所减轻的时候，莫里哀又对剧本进行了第三次修改，经路易十四批准重新上演，并取得极大的成功。
《伪君子》的主人公达尔杜弗是一个宗教骗子，他以伪装的虔诚骗得富商奥尔恭和他母亲的信任，成为这一家的上宾和精神导师。奥尔恭对他崇拜的五体投地，甚至把女儿改许给他。达尔杜弗并不以此为满足，竟无耻地勾引奥尔恭年轻的妻子。奥尔恭的儿子达米斯向父亲告发了这一丑行，但执迷不悟的奥尔恭却将儿子逐出家门，还把全部财产继承权送给了达尔杜弗。在这种严重的局面下，奥尔恭的妻子欧米尔设下巧计，让丈夫亲眼看到达尔杜弗调情的丑态。达尔杜弗露出狰狞的面目，要将奥尔恭一家赶走，并向国王告密，陷害奥尔恭。但国王英明，洞察一切，下令逮捕了达尔杜弗。
在这部戏的序言中，莫里哀提出喜剧家有干预生活的权力，喜剧是一种社会制裁力，是对时代道德的批判。他说：“喜剧是一首精美的诗，通过意味深长的教训，指摘人的过失。”这个定义恰如其分地概括了喜剧的艺术价值、教育意义、干预生活这三大特点。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伪君子》一剧都完美地体现了莫里哀关于喜剧的美学观点。
《伪君子》是古典主义性格喜剧的杰作，剧中人物的言行都符合各自的身份和性格。在剧本中，莫里哀集中笔力塑造达尔杜弗的形象，逐层深入地揭露这个伪善者的本质。通过这一形象，莫里哀深刻地揭露了教会和贵族上流社会的伪善、狠毒、荒淫无耻和贪婪，突出地批判了宗教伪善的欺骗性和危害性。天主教是欧洲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在当时的法国，它又成了反动势力的代表，而伪善正是它最显著的特点。17世纪初期，教会势力和贵族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组织了反动谍报机构“圣体会”，打着宗教慈善事业的幌子，派人混进良心导师的行列，监视人们的言行，陷害进步人士。所以，莫里哀笔下的达尔杜弗有着明显的针对性。伪善风气还弥漫于整个上流社会，正如莫里哀在序言中所说：“这出喜剧，哄传一时，长久受到迫害；戏里那些人，有本事叫人明白：他们在法国，比起目前为止我演过的任何人，势力全大。”所以，达尔杜弗的形象具有高度的典型性，它已成为伪善、“故作虔诚的奸徒”的代名词。
剧中其他人物形象也很富有典型意义。富商奥尔恭是王权的支持者，在国内几次变乱中都支持过国王，但对于宗教的狂热却使他受人欺骗而变得十分愚蠢。而且他的思想比较保守，害怕自由思想，唯恐因此会惹出什么乱子。女仆桃丽娜在剧中是反对封建道德、揭露宗教伪善的主要人物，她头脑清醒，目光敏锐，敢于和奥尔恭的专制作风和达尔杜弗的伪善做斗争。她还是个真正具有自由思想的人，积极支持年轻人争取婚姻自主和个性解放。莫里哀把桃丽娜放在反封建、反宗教伪善的重要地位，在与多种人物的对照中，显示出这个劳动人民形象的优秀品质，体现了作者所具有的民主主义思想。
喜剧的结局是仰仗国王的英明而使恶人受到惩罚，这反映了作者借助王权同反动势力进行斗争的政治态度，体现了作者主张的国王应该以理性治国的政治原则，同时也符合古典主义文艺思想的要求。
《伪君子》在艺术上是严格按照古典主义原则进行创作的。尽管“三一律”的束缚使剧作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但由于莫里哀对古典主义原则的熟练运用，使它们对刻画人物和表现主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该剧体现了古典主义戏剧结构严谨、矛盾冲突集中尖锐和层次分明等优点。同时，莫里哀对古典主义原则也有所突破。他不顾古典主义关于各种体裁的严格划分，在喜剧中插入了悲剧的因素，使喜剧冲突更加紧张尖锐。他还吸收了民间戏剧和各种喜剧体裁的艺术手法，增强了剧本的喜剧效果。作为一位继往开来的戏剧大师，莫里哀在继承古今各种艺术经验的基础上创造了新的近代喜剧艺术的典范。
思考练习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