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述

一、历史文化特征

17世纪是欧洲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经济制度剧烈冲突的世纪。1640—1688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拉开了欧洲近代史的帷幕，标志着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已成为历史的必然。但当时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仍旧处在封建统治之下，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呈现出不平衡性。

革命后，英国的上层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相妥协，建立了君主立宪制政体。英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成了17世纪欧洲最先进的国家。

16世纪末，法国结束了延续30多年的胡格诺战争（1562—1598），建立起君主专制政体。为了复兴经济、重振王权，封建统治者急需获得资产阶级的支持，以对抗教会和封建主的势力。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内部很快成长起来，僧侣阶级、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三足鼎立的局面逐渐形成。各阶级之间的矛盾使君主得以保持其中立地位。

17世纪，欧洲各民族的历史命运是各不相同的，封建势力在很多国家加强了反动统治，在某些国家甚至还出现了历史倒退现象。天主教会利用宗教裁判所等机构和火刑之类的残酷刑罚迫害先进的思想和文化。西班牙在上两个世纪曾是欧洲最强盛的国家，16世纪末随着它的“无敌舰队”在英吉利海峡的全军覆没而走向衰落。1609年结束的尼德兰革命更使它的经济元气大伤，日趋衰落和贫困。

意大利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曾经是欧洲和世界文化的中心，但世界贸易航路的改变对它的经济造成了致命的影响，再加上外国干涉者连续的掠夺侵犯，致使意大利民生凋敝，文化也日渐衰落，天主教的反动势力猖獗一时。

毁灭性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给德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国家陷于瘫痪，长期处于经济文化的落后状态。

东欧各国长期受异族欺凌，经济落后，农奴制继续发展。俄罗斯农民反抗沙皇和贵族的情绪日益高涨，农民起义所引起的社会动荡削弱了封建宗教的统治。

在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并存和天主教势力猖獗的17世纪，涌现出一些重要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其中有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最后一位巨子伽利略（1564—1642）和17世纪欧洲的三大理性主义者——英国的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法国的勒内·笛卡儿（1596—1650）和犹太人班奈迪克特·斯宾诺莎（1632—1677），他们的发现和理论给欧洲的思想界和文化界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二、各国文学发展概况

（一）法国古典主义文学

17世纪下半期，世纪初产生的一种新的文学思潮——古典主义逐渐成为法国文学的主流，并传到其他国家，成为17世纪欧洲文学的主潮。古典主义在法国兴起，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16世纪后半叶的宗教战争使法国各地封建贵族的势力被大大地削弱，波旁王朝得以重新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府，并不断地加以强化。在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时代，法国成为欧洲最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为了制止贵族的分裂活动，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王权采取了拉拢资产阶级的政策。而资产阶级由于力量尚不够强大，也需要在王权的保护下发展并与贵族抗衡，于是出现了资产阶级与贵族两大势均力敌的阶级互相妥协、共同支持王权的局面。王权便成为这两个阶级之间“表面上的调停人”。

在政治斗争取得基本胜利之后，王权立刻着手从思想上和文化上钳制一切对其不利的活动，力图以文化的一统局面来保证政治的一统局面，一方面利用金钱、地位网罗人才，一方面设立作品检查制度，把他们置于王权的监督之下。1635年成立的法兰西学士院是推行官方文化政策的机构，目的是要在文学生活乃至整个文化生活中建立统一的标准，培养统一的审美情趣。1661年亲政的国王路易十四将法国的专制政体推向了顶峰，将他所说的“朕即国家”的君权神授原则变成了现实。在文化控制的手段上，他除了发挥物质诱惑的作用之外，还注意突出国王个人的形象，使王宫成为全国文化艺术的中心。这些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许多作家的思想感情，他们尊奉路易十四为“太阳王”，把国王的好恶褒贬当作自己创作的准绳。政治上的高度集中，形成社会意向的统一性和集中性，人们习惯于统一的中心、权威与法则。王权对文化的严密控制造成了一种为上层社会服务、代表上层社会艺术趣味、反映上层社会利益的文化。古典主义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政治基础上，适应绝对王权的需要而产生的。它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要求，也迎合了贵族阶级的趣味。

17世纪，欧洲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内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其中笛卡儿的二元论哲学与古典主义的关系最为密切。笛卡儿提出了唯心的理性主义哲学，既强调“物质实体”的存在，又强调“精神实体”的独立性，认为人的存在标志是思维，从而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著名命题。他强调理性，认为理性是先天的、永恒的，是知识的唯一源泉和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主张用理性克制情欲。在方法论上，他强调思维的逻辑性和明确性。笛卡儿对理性的推崇确立了理性在文学艺术表现中的主导地位。笛卡儿哲学和古典主义文学都萌芽于建立绝对王权的政治土壤中，二者并不存在因果关系，但它们相互影响、相互推动，形成了17世纪后半期浓厚的理性气氛。笛卡儿哲学为古典主义的理论总结提供了一种哲学依据，并为后人理解古典主义提供了一种哲学的氛围。

另外，宫廷和沙龙社会生活的活跃也是促使古典主义在法国“定于一尊”的原因之一。从路易十三时期起，宫廷和以兰蒲绮侯爵夫人的客厅为代表的众多沙龙成为贵族文化生活的中心，对贵族阶级的文化形态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虽然沙龙的矫饰和夸张与古典主义的美学追求背道而驰，但是上流社会的交际生活、宫廷的语言和审美情趣为古典主义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文化环境。

（1）古典主义文学的基本特点

法国古典主义文学的首要特征是具有为专制王权服务的鲜明的政治倾向性。诗人马来伯（1555—1628）首先提出诗歌要为王权服务，此后无论是悲剧作家高乃依、拉辛还是喜剧作家莫里哀都尽力歌颂贤明君主，要求把国家民族利益摆在第一位，批判有损于专制王权的行为。古典主义者拥护王权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作品反映的范围。

古典主义的第二个特征是崇尚理性。这种理性泛指人类所特有的良知，古典主义者把理性看作时代精神的核心和创作评论的最高标准，主张用理性克制情欲，宣扬公民义务，建立君主专制下理想的道德规范。古典主义者对理性的推崇使作品思想明确，有说服力，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但也带来了创作上的主观性和片面性，使作品流于概念化和类型化。

古典主义的第三个特征是模仿古代经典，注重艺术形式的规范化。古典主义作家大都从古代作品中寻找创作素材、艺术形式和表现方法，把它们作为学习、仿效的典范，并根据自己的理解，从中找出写作的规则和格律，以此规范文学写作。实际上这些规则不完全是从古代作品中总结出来的，有些是为了当前的需要而托名古典的，例如著名的“三一律”就是如此。三一律是指戏剧创作中时间、地点、情节三者的完整同一，就是说一出戏只演一件事（情节单线索），剧情必须发生在同一地点，时间在一昼夜之内。古典主义的维护者说这一原则是亚里士多德规定的。其实不然，亚里士多德只提到剧本中动作和情节要一致，不可有枝蔓，并未对剧情的时间、地点作什么规定。作为一种戏剧形式，三一律有其合理的成分，但是要求人们死板地遵守这一规定，就限制了作家的创造性，不利于文艺创作的发展。

（2）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文学发展的三个时期

在17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国古典主义文学兴起，文学创作开始规范化，作品反映出阶级妥协的精神，悲剧作家高乃依（1606—1684）是这一时期的代表。高乃依一共写了30多个剧本，主要作品有四大悲剧《熙德》《贺拉斯》《西拿》和《波利厄克特》，其中《熙德》被看作古典主义悲剧的奠基之作。它取材于西班牙维加派作家卡斯特罗的剧本《熙德的青年时代》。主人公罗狄克是西班牙贵族青年，老将唐·杰葛之子。他和唐·高迈斯之女施曼娜相爱。唐·杰葛被任命为太子的师傅，唐·高迈斯妒忌他，打了他一个耳光而使唐·杰葛家族蒙羞。罗狄克于是处在剧烈的矛盾中：要封建家族荣誉还是要爱情。他选择了维护荣誉而牺牲自己的情感，在一场决斗中杀死了唐·高迈斯，为父亲报了仇，却伤害了施曼娜。施曼娜经历了同样的感情挣扎，决定恳请国王惩办凶手。正在这时候，摩尔人入侵。罗狄克率众击退敌人，成为民族英雄，获得了“熙德”称号。同时，施曼娜一直不断地要求国王替她报父仇，国王耐心开导她以国事为重，放弃报仇的计划，从而成全了这一对贵族青年的婚姻。《熙德》的悲剧冲突是责任和爱情、理性与感情之间的冲突，在作品中主人公压制自己的情感，服从家族的荣誉，服从国家的利益，最后得益于国王的英明，解决了这一冲突，使之具有明显的古典主义特点。

随着路易十四专制统治的日益巩固和首相黎塞留直接干预文艺，并成立了法兰西学士院，笼络和奖励古典主义作家，古典主义文学创作进入巅峰时代。其代表作家有喜剧作家莫里哀、悲剧作家拉辛、寓言家拉封丹和文艺理论家布瓦洛。

让·拉辛（1639—1699）的创作代表了法国古典主义悲剧的最高成就，他一共写了12部悲剧和1部喜剧，代表作是《安德洛玛刻》和《费得尔》。拉辛的悲剧不同于高乃依的悲剧。高乃依的代表作写于专制君主政体上升时期，拉辛是在这个政体巩固和衰落的年代进行创作的。高乃依塑造了一系列理想的悲剧英雄形象，其目的是要引起人们的钦佩赞赏；拉辛却着重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黑暗和罪恶，激起人们的恐惧和愤怒，他的作品具有更鲜明的现实意义。拉辛的悲剧具有一定的民主思想，但他的创作仍然没有摆脱宫廷趣味。

尼古拉·布瓦洛（1636—1711）是古典主义的发言人和立法者，他先后写过12篇讽刺诗，1669年后陆续写了一些《诗简》及其他诗作。他最重要的作品是用诗体写成的古典主义的权威作品——理论著作《诗的艺术》（1674）。在《诗的艺术》中，他阐明了古典主义美学观点和创作原则，对法国古典主义文学的成就进行了总结和概括。

让·拉封丹（1621—1695）是法国古典主义诗人、杰出的寓言家。他写过悲剧、喜剧、哀歌、民歌、故事诗等，但以《寓言诗》的成就最为突出，其《寓言诗》共12部，239篇。拉封丹形容他的《寓言诗》是一部巨型喜剧，幕数上百，宇宙是它的背景，人、神、兽扮演其中的角色。作者用动物影射人间社会，生动地揭示出统治阶级的专横暴虐、黑暗王朝的黑暗腐败，表现出他对劳动人民有一定的感情，具有鲜明的民主倾向。

17世纪末期是法国古典主义文学衰败的时期，也是路易十四王朝盛极而衰的时期。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和封建贵族的没落，阶级妥协日益瓦解，产生古典主义文学的政治基础已开始动摇，一些进步作家提出作品的现实意义，要求作品反映时代的思想，他们力图打破常规，争取更大的创作自由。“古今之争”中厚今薄古派的胜利标志着法国古典主义的衰败，预示着18世纪启蒙思想即将来临。

（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文学

英国在17世纪发生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和随后的复辟。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较早也较为深入的国家。17世纪的英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海外贸易和工业日益发达，资产阶级势力不断强大，农村中资本主义关系进一步发展。但国王查理一世仍然是最大的土地领主，控制生产和贸易的专利权，征收重税，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王权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也尖锐化了。资产阶级在国会里和经营工商业的新贵族结成同盟，反对王权，并在人民群众支持下，于1642年发动革命。1649年革命成功，建立共和国，判处查理死刑，克伦威尔执政。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群众有进一步的民主要求。资产阶级感到恐惧，在1660年和旧贵族妥协，迎回查理二世复辟。复辟后的政权日趋反动，詹姆斯二世想恢复天主教以巩固他的反动统治，宫廷充满了骄奢淫逸的风气。资产阶级在1688年发动政变，即所谓的“光荣革命”，迎来荷兰的威廉作英国国王，建立君主立宪国家。从此资产阶级的统治才逐渐巩固下来。

在这一时期，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英国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哲学体系。霍布斯是17世纪英国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对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矛盾的不断加剧有着独到的见解，反对君权神授，主张君主专制，代表着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他的哲学思想开阔了作家思维活动的空间。

17世纪的英国文学，由于受到人文主义文学、巴洛克文学和古典主义文学的影响，加之社会几度变革，情况比较复杂。

初期的英国文坛，在诗歌方面出现了两个主要的流派。一派是以约翰·多恩（1572—1631）为首的“玄学派”。他们的诗歌一般写爱情、隐居生活或宗教感情。他们脱离现实，强调个人内心感受，诗歌的内容晦涩难解，以意象奇幻取胜，反映了当时一部分文人对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理想失去信心。另一派是反映贵族阶级没落情绪的骑士派。他们在内战期间多半参加过王军或王党，他们的诗多以爱情为主题，宣扬及时行乐的思想，缺乏真实严肃的感情。这两个诗派的共同特点是内容虚幻，形式浮夸，具有明显的巴洛克风格。这一时期的戏剧也分为两个流派。一是以本·琼生（1573—1637）为代表的具有民主倾向的进步作家。他的喜剧鞭挞贵族的腐朽没落，嘲讽资产阶级的贪婪，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一是以约翰·弗莱切（1579—1625）和弗兰西斯·波门（1584？—1616）为代表的贵族派戏剧家，他们宣扬君权神授，维护封建贵族特权。

在资产阶级革命期间，产生了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其中包括利尔本（约1614—1657）和温斯坦莱（1609—1652）等人民运动领袖写的政论文，这些政论笔锋犀利，对克伦威尔镇压人民的行为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要求把革命向前推进一步，争取广大人民的政治和经济权利。约翰·弥尔顿（1608—1674）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最卓越的代表。他积极投身于革命，写了大量的政论性文章，抨击保皇党和英国国教；王朝复辟后，虽遭迫害仍笔耕不辍，创作出《失乐园》《复乐园》和《力士参孙》等表现资产阶级清教徒的革命理想的传世佳作。

随着王朝的复辟，英国古典主义思潮兴起。约翰·德莱顿（1631—1700）是复辟王朝的桂冠诗人。他站在保守立场写了一些政治讽刺诗、宗教论争诗和戏剧。他的戏剧主要模仿高乃依的风格，描写荣誉、责任等理性战胜爱情的英雄事迹。德莱顿也是英国文学批评的创始人。他在《论戏剧诗》和《悲剧批评的基础》等作品中，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古典诗学的原则，为英国古典主义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强调理性和规律，指出悲剧中三一律的重要性，主张形式完美。他的大量古典主义创作、系统的古典主义理论，他的讽刺诗、翻译、散文，都对18世纪英国古典主义文学产生很大影响。

约翰·班扬（1628—1688）是王朝复辟期间带有民主倾向的清教徒作家。班扬来自社会的底层，曾被称为“只读过一本书的人”。他的创作完全出自宗教信仰，以整本《旧约》为背景创作出一部伟大的寓言——《天路历程》（1678）。在这本书中，他以妇孺皆知的语言，以《圣经》最常用的方式，来讲述他最熟悉的经历——圣徒的经历。小说的第一部分写主人公基督徒从故乡“毁灭城”逃出，开始了前往“天国”的艰苦历程。他从“灰心沼”中脱身，路经“名利场”，爬过“困难山”，跨过“安逸”平原，趟过黑水湍急的“死亡河”，最后被天使迎到“天国”。第二部叙述基督徒的妻子悔恨当初不肯前往，在上帝的感召下带领孩子和同伴们彼此爱惜，相互提携，来到天国的故事。《天路历程》以梦境游历来描写基督徒追求信仰的过程，这期间有软弱、失败，沿途也遇到过阻碍，但最终他使自己的心灵有所归属，不再孤独。J. W. 麦凯尔说：“这部梦境寓言表现了一个探索生命深层之人的清晰视野。”同时这部作品也讽喻了现实，揭示了复辟时期的种种社会罪恶。如在“名利场”里，灵魂肉体、功名利禄以及各种感官物质享受都能自由买卖。作品也创作出一系列的讽刺形象，如“爱钱先生”“马屁先生”和“话匣子”等，他们虽然代表宗教或道德上的抽象概念，却也是现实社会中人物典型的生动写照。《天路历程》行文简洁明了，语言生动具体，对英国小说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三）巴洛克文学

巴洛克（Baroque）一词来自葡萄牙语barocco，原意是用来形容形状不规则且有瑕疵的珍珠，含有珍奇、奇妙的意思。巴洛克作为一种艺术风格的术语最早是用来指称文艺复兴后期意大利建筑的特点，后来，艺术史家和文学史家发现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建筑领域，而且存在于绘画、音乐，以至于文学领域。巴洛克文学产生于文艺复兴之后，资产阶级人文思想还没有成熟，反动教会迫害人文主义者，天主教气息弥漫的时代，人们用造作华丽的作品形式来掩饰贫乏空虚的内容。巴洛克文学作品的内涵是和当时的社会混乱形势相适应的，情调沮丧、阴暗和绝望，表现了一种病态的人生哲学以及悲观主义的情绪。它们偏向写信念的危机和悲观颓丧的思想，常用的主题是对宗教的狂热，以及人类在上帝面前的无能为力和顶礼膜拜；在形式上，巴洛克文学讲究语言的雕琢矫饰，手法怪诞夸张，形式混乱破碎。

巴洛克文学虽然存在着以上的共性，但在不同的国家，又有不同的表现。意大利的“马里诺诗派”、西班牙的“贡戈拉主义”、法国的“矫揉造作派”和英国的“玄学诗派”是巴洛克文学在各国的不同表现。意大利巴洛克的代表是马里诺（1569—1625），他的成名作《阿都尼斯》取材于罗马神话，描写爱神维纳斯和美少年阿都尼斯之间的爱情，情节复杂离奇，用词矫揉造作，大量运用晦涩的隐喻和夸张的手法。作品表现出浮华怪异的特点，反映了17世纪意大利文学衰落时期贵族阶级的趣味。

（四）西班牙文学

在西班牙，巴洛克文学包括“贡戈拉主义”和“警句主义”两个流派。贡戈拉（1561—1627）是一个才华横溢但不得志的神甫，他创作的诗歌想象奇特，比喻诡秘，重形式轻内容，滥用夸张、冷僻字眼和典故，形成了晦涩难懂的夸饰主义风格。在他的笔下，“嘴唇”成了“红宝石之门”，少女的明眸像“一对太阳把挪威烤焦”。这个诗派轻视人民群众，提倡为“高雅人士”写作。作品堆砌夸张的辞藻，充满各种隐喻和难解的词句。其内容大都是人生无常、终归毁灭等悲观思想。“警句主义”追求奇特别致的联想和强烈的对照，常把思想凝练为简短精致的警句，其代表作家是克维多（1580—1645）和格拉西安（1601—1658）。卡尔德隆（1600—1681）是西班牙巴洛克文学的杰出大师，也是这一文学形式的最高成就者。他的作品带有浓厚的天主教气息，但也反映了一定的现实生活，少数作品还燃着人文主义的余烬。他的代表作《人生如梦》表现的不是贵族思想倾向，而是人文思想的危机。主人公是波兰王子西吉斯蒙德。国王从天象中得知王子将是一个凶恶残暴的人，因此从小就把他囚禁在边塞的古塔里，过着半人半兽的生活。一天，国王用药将他麻醉，送回宫中，等他醒来，给了他最高的地位和权利。西吉斯蒙德为了报复他所受的迫害，殴打朝臣，甚至威胁国王。国王认为他野性未驯，又将他麻醉，送回古塔。王子醒来，想起前事，认为这不过是一场梦，人生也不过是一场梦，从此个性大变。不久，国内爆发起义，起义者攻入宫中，擒住国王，西吉斯蒙德被拥戴为首领。但是这一次他却贤明公正，宣布施行仁政，成为仁君，但他不明白发生的一切是真的还是在梦中。卡尔德隆用寓意的手法阐述哲理。西吉斯蒙德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他最初是个性情暴烈的反抗者，斥责国王不该既给他生命又把他当野兽看待，实际上这是对天主教哲学的抗议。他虽奋起反抗，却找不到出路，感受到天命难违，希望只在来世，因而变成一个温顺的忏悔者。“人生如梦”体现了巴洛克文学中普遍表现的生存感受。在剧中，场景转变快速，情节变化迷离，丰富的人生体验却让主人公感受到尘世的虚幻。内心的空虚只能在权力与财富的装饰下得以掩饰，而这正是巴洛克文学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