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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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新新贸易理论

新新贸易理论主要包括异质性企业模型(Heterogeneous Firm Model)和企业内生边界模型(Firm Endogenous Boundary Model)。前者以梅里兹(Marc J. Melitz)为代表,侧重说明同一产业的不同企业是否选择出口;后者以安特斯(Pol Antràs)为代表,侧重说明企业在资源配置方式上的选择。目前,“新新贸易理论”还在不断发展和完善。

提示

传统贸易理论主要研究产业间贸易。新新贸易理论主要研究在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产业内贸易。新新贸易理论主要关注同一产业内部有差异的企业的国际化路径选择,从微观层面(企业)分析企业异质性、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FDI)决策的关系,侧重从企业异质性视角解释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现象。

从异质性(特别是从生产方面的异质性)来考虑经济参与者的特征,在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中都有长久的传统,但主要局限于讨论行业间的生产率差异,新新贸易理论则讨论一个行业内、企业层面的异质性。

2.4.1 新新贸易理论产生的背景

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都假设:在同一产业内,代表性企业生产率相等(企业同质)。随着企业层面的微观贸易数据可获得性增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许多挑战经典贸易理论的实证研究。这些研究发现:即使将行业划分得非常细,企业的生产率、规模等经济特征也存在巨大的差异;行业内的企业差异可能比行业之间的平均差异更显著;企业的异质性和贸易参与正相关;即使在贸易品行业,多数企业也根本不出口,只有少数高生产率的企业出口;出口企业往往表现出更大规模、更高生产率等异质性特征;无论是净出口还是净进口的行业,都存在一定数量的出口企业。这些特征无法用以产业内代表性企业为假设前提的国际贸易理论较好地诠释。比如,H-O模型,假定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个体,会密集使用本国相对丰裕要素,生产比较优势的产品,进行产业间贸易,既不能解释净进口行业内存在着出口企业的情况,也无法确定出口企业的规模、生产率等方面的差异。还有,以产品多样化为基础的新贸易理论,如克鲁格曼(Krugman,1980)的理论,虽然引入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强调企业生产差异化产品、进行产业内贸易,能较好地解释净出口或净进口行业存在一定数量的出口企业情况,但消费者多样化的偏好和CES效用函数的使用,隐含着行业内的所有企业都将出口,这与微观实证结论不符。

长期以来,出于管理和控制生产要素的目的,企业普遍采取投资自建、投资控股或兼并其他企业的做法,将价值链的大部分环节集中在企业内部,形成原材料、半成品或零部件制造企业的内部生产系统(垂直一体化)。在高科技迅速发展、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消费者需求不断多样化的今天,该模式逐渐显示出无法快速地响应市场以及生产成本高昂等不足之处。随着信息和运输技术的提升,远程生产组织和流通成本逐步降低,越来越多的企业对传统生产组织模式进行了改革或改造,制定以最快的速度、最可能低的成本、尽可能多的产品种类为特征的战略。大企业更专注于创造和提升生产研发、品牌管理、技术创新等核心能力,而将其他非核心能力或者低附加值的零部件、原材料、服务等增值环节外包,以充分利用外部资源,由此形成以稳定交易和利益共享为特征的生产供应链体系。在此背景下,有三个现象值得关注:(1)跨国企业主导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中间品贸易迅速发展,制造业离岸外包普遍存在;(2)离岸外包在国际上甚至一国内部区域分布不平衡;(3)国家和地区间的契约执行质量存在很大差异。对此,原有贸易理论难以很好地做出解释。

2.4.2 异质性企业模型

在国际贸易微观实证研究的推动下,根据存在不同生产率的企业这一事实,梅里兹(Melitz,2003)以霍普汗(Hopenhayn,1992)一般均衡框架下的垄断竞争动态产业模型为基础,扩展了克鲁格曼(Krugman,1980)的贸易模型,同时引入企业生产率差异,于2003年建立了“异质性企业模型”,试图解释国际贸易中企业的差异和出口决策行为,正式开创了“新新贸易理论”。伯纳德等人(Bernard et al.,2003)也建立了一个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与梅里兹(2003)模型不同,该模型采用伯纳德的寡头而非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关注企业的生产率和出口之间的关系。赫尔普曼等人(Helpman et al.,2004)扩展了梅里兹(2003)模型,提出了生产率依出口企业、外商直接投资(FDI)企业的顺序逐级升高的模型。

在众多的异质性企业模型中,由于模型的简明性、假设条件的明确性和可扩展性,特别是与之前的新贸易理论模型一脉相承,梅里兹(2003)模型已经成为基准框架,影响最为深远。它将企业的生产率差异与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产品多样化结合起来,很好地解释了企业的异质性和贸易参与的正相关关系、企业自我选择出口的原因,也说明了贸易自由化的新福利效应。说明如下。

1. 异质性企业模型的假设

梅里兹(2003)模型的假设可以归纳为20条,见表2-9。该模型主要是在克鲁格曼(Krugman,1979、1980、1981)等的新贸易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沿用了市场结构、效用函数等大部分假设。

表2-9 梅里兹(2003)模型的假设

075-1

资料来源:崔凡,邓兴华.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发展综述[J]. 世界经济,2014(6):138-160.

2. 异质性企业模型的基本观点

(1)企业是异质性的,尤其是在生产效率方面存在差异。

(2)贸易自由化对不同生产效率之企业的影响是不同的。当一国实施贸易自由化后,由于竞争加剧,效率最低的企业会被迫退出市场,效率稍高的企业会继续在国内市场销售,效率最高的企业则会在国内市场销售的同时,通过出口扩大其市场。

(3)由于贸易自由化对不同效率的企业产生不同影响,促使资源从效率低的企业向效率高的企业转移,促使整个产业乃至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提高。这一效应在封闭经济中是无法实现的。可见,自由贸易拓宽了提高生产效率的途径,即使单个企业的生产效率不变,通过自由贸易实现市场份额和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也能提高产业生产率从而提高社会福利。这种类型的福利是以前的贸易理论没有解释过的贸易利得。

2.4.3 企业内生边界模型

1. 关键问题

企业如何进行组织和区位决策?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面临着两个关键选择:(1)是否进入国际市场?(2)以何种方式进入国际市场,选择出口还是对外直接投资(FDI)?原有模型能解释为什么一家本土企业有在外国进行生产的激励,但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些海外生产会发生在企业边界之内,而不是通过常见的市场交易、分包或许可的形式进行海外生产。

贸易、投资和企业组织的关系如何?是否相互依赖?

2. 理论发展和基本观点

(1)是否外包或一体化、在国内或国外进行等决策都是企业的内生组织选择;异质企业选择不同的企业组织形式、不同的所有权结构和中间品的生产地点。

企业边界有两个较为基础的模型:第一,科斯(Coase)和威廉姆森(Williamson)的交易成本理论;第二,格罗斯曼—哈特—穆尔(Grossman-Hart-Moore Model,GHM)的产权分析方法。科斯(Coase,1937)在《企业的性质》中提出了“企业边界”。既然市场配置资源是有效的,为什么还存在企业?对此,科斯提出了基于交易成本的分析框架:企业和市场都是组织资源配置的两种制度形式,市场配置资源存在交易成本,企业组织配置资源也存在交易成本。究竟用企业还是用市场来配置资源,取决于两者的相对成本。当企业外部的市场交易成本大于企业组织内部的边际交易成本时,企业会扩大生产组织的边界,由内部生产所需产品;当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大于市场边际交易成本时,企业会缩小生产组织的边界,将这部分的生产外包或在市场中采购所需产品。为避免耗费极大的成本,契约中的买方不愿意在期限长的契约中规定对方的详细事物(不完全契约)。继科斯之后,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9)、克莱因(Klein,1980)等人从不同角度探究了不完全契约问题。Grossman & Hart(1986)与Hart & Moore(1990)则从博弈论的视角,建立严密的数学推导,创立了不完全契约理论(GHM)。

安特斯(Antràs,2003、2004)另辟蹊径,将GHM的企业边界观点和垄断竞争贸易模型(Helpman-Krugman模型,HK)的贸易观点结合在一个理论框架下,提出了一个关于企业边界的不完全契约产权模型(an incomplete-contracting,property-rights model of the boundaries of the firm,简称企业内生边界模型),界定跨国公司的边界和生产的国际定位,并能预测企业内贸易的类型。安特斯假设:贸易无成本,国与国之间的要素价格不存在差别,均衡时会出现跨国公司。安特斯以美国公司为例,揭示了两类公司内贸易:在产业面板数据分析中,公司内进口占美国进口总额的比重非常高,而出口产业的资本密集度更高;在国家截面数据分析中,公司内进口占美国进口总额的比重非常高,出口国家的资本—劳动比例更高。

安特斯和赫尔普曼(Helpman,2004)将GHM与梅里兹(Melitz,2003)的企业异质性理论相结合,建立了异质性企业国际生产组织模型。他们假设:最终品由总部服务和中间品两部分组成,总部服务需要劳动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中间品只需劳动一种生产要素;北方国家拥有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但南方国家只有劳动要素,因此北方国家既可以生产中间品,也能生产最终产品,而南方国家只能生产中间品。由于生产率不同,企业会采用不同的组织模式并由此有不同的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在均衡状态下,生产率最低的企业在本国进行外包,而生产率最高的企业选择在南方国家FDI,生产率较高的企业选择与南方国家的企业开展国际外包,生产率较低的企业选择在本国进行一体化。产业特征也是非常重要的决定因素。生产率差异较大的产业中主要依赖进口投入品,在总部密集度高的产业中一体化现象更为普遍。该模型也较好地解释南北工资差距不断加大、中间品贸易成本不断减少、市场交易相对于公司内贸易增多等现象。Antràs & Helpman(2006)将契约不完全程度化,将异质企业国际生产组织模型普遍化,允许存在不同程度的契约摩擦(contractual frictions),并允许其程度因不同投入品和国家而异。不同中间品在不同地区面临的契约不完全程度不同,总部服务的契约执行度提高会使企业更倾向于外包,而中间品的契约执行度提高会增加企业一体化的倾向。

(2)契约不完全、高技术密集型投入品的产出弹性减小导致产品生命周期的出现。

安特斯(Antràs,2005)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与GHM模型相结合,创建了动态一般均衡的李嘉图南北贸易模型(a dynamic,general-equilibrium Ricardian model of North-South trade),从不完全契约的角度解释了产品生命周期的出现:由于南方国家的契约不完全性、高技术密集型投入品的重要性随着产品的年龄和成熟度下降(产出弹性减小),产生了产品的生命周期。产品的生产在南北国家分别进行;假设南方国家的契约质量更差;南方的不完全契约导致北方的均衡工资较高;不完全契约减少了产品研发。在产品研发期,北方国家的企业承担生产链的所有环节;在产品成长期,北方国家的跨国企业首先通过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方式进入南方国家并内部化生产所需的中间品;在产品的成熟和衰退期,北方国家的跨国企业以离岸外包的形式从南方国家购买中间产品。低技术投入品会转移到南方以便利用南方的低工资优势,这种转移首先会通过FDI的形式在企业的边界内发生,其后,会通过外包形式在企业边界外发生。若中间品的生产商能为最终品的生产商创造更多剩余,那么跨国企业进行离岸外包的激励会更大。

(3)契约制度是比较优势的一个重要来源。

在安特斯的模型中,一个产品的生产分为两个生产阶段:资本密集型为特征的北方国家生产最终品,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的南方国家通过生产中间品来参与国际分工。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签约双方无法将产品的所有详尽特征和事后收益写入契约,只能事后协商。同时,由于中间品往往具有资产专用性,中间品生产商在事后的协商中有被“敲竹杠”的风险。若中间品生产商在事前预料到这一风险,会降低投资水平从而导致投资不足。若要鼓励中间产品生产商的投资,最终产品生产商须在事前先支付一笔“保证金”,确保契约执行。该“保证金”的数额与当地的制度质量相关:如果当地的制度质量差,则该保证金的投入较大,若大到一定程度,则最终产品生产商更愿意进行一体化投资;若当地的契约质量较好,所需保证金投入较少,最终产品生产商将把中间品完全外包出去。

G-H模型(Grossman和Helpman,2005)分析了契约环境对外包的影响。一国的法律环境用特定关系投资所占的比重来界定。给定每一个国家零部件生产商的数量和相对工资水平,一国契约环境的改善提高了在该国外包的相对利润。全球契约投资比重的上升对北方的外包有利,南方法律环境的改善可能提高或降低当地的外包数量,但是提高来自北方的外包数量。纳恩(Nunn,2005)分析了契约不完全性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法律规则是契约不完全性程度的主要衡量标准,实证分析表明,有更好法律体系的国家,其契约密集型投入(intensive in contract-dependent input)高的产业出口更多。安特斯(Antràs,2013)重温了G-H模型,在之前的研究中加入了产权理论模型,丰富了组织形式模型的解释力度并拓展了G-H模型的应用。

2.4.4 新新贸易理论简评

(1)新新贸易理论的突出贡献。第一,在国际贸易理论研究方法上取得了突破。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是对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补充,它放松了企业同质的基本假定,从异质企业角度提出了新的观点。企业内生边界模型从不完全契约下单个企业的组织选择问题入手,将国际贸易理论和企业理论结合在一个框架下,探讨企业的异质性对企业边界、外包(out-sourcing)以及内包(in-sourcing)战略的选择的影响,研究异质性企业如何做组织边界和区位决策,为研究企业的全球化路径和生产组织模式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第二,确立了新的研究视角。该理论将传统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及其相关实证研究,从宏观(国家)与中观(产业)层面推进到微观(企业)层面,使国际贸易理论研究获得了新的微观基础和新的视角。

(2)新新贸易理论的局限性。第一,没有充分考虑产品差异性。第二,有待引入企业异质性的其他内涵。企业异质性不仅体现在生产率、企业规模、组织结构等方面,还体现在跨国经营方式(出口、FDI、独资、合资等)、企业战略、市场定位等方面。第三,没有考虑家庭和企业的动态最优化决策。以梅里兹(Melitz,2003)模型为例,其局限性包括:①过分强调出口的自我选择效应,排除了贸易的促进竞争作用;②CES效用函数假设限制了模型的应用范围;③企业生产率的外生给定与微观实证结果不符;④仅关注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差异化产品的国际贸易,并没有体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国际贸易;⑤只分析了一种最终产品的国际贸易,忽略了大量存在的中间产品贸易和多种最终产品贸易;⑥为了使进入市场的企业和退出市场的企业保持稳态均衡,进入行业的生产企业还面临外生死亡率的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