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泛娱乐的症候：表征与梦幻

泛娱乐首先体现在语言与符号系统之上，因此要对娱乐化或“轻漫”的语言形式与交流方式予以宽容，允许解构与重构的存在。语言形式与交流方式的改变一个方面是语言的通俗化，但另一个方面可能又是对空洞“闲谈”的一种抵抗。通俗语言符号的脆弱化，一开始引人入胜，但很快变为流俗，不是被很快忘记，就是偶然出现在插科打诨中引人一笑。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闲谈的力量，闲谈成为赋予人们言语本真意义的媒介，人们通过闲谈不断发现自我和认识自我，以此选择着自我的意义。

选择的前提是多元并存，多元需要以整个社会的宽容作为其前提。宽容不是无底线的包容与无法纪的容忍，而是允许在共同体内部存在选择与表达不同意见的自由。“一个主体的个体化的可能性与他的趋向普遍化的能力所达到的程度是并驾齐驱的。”[238]而个体如果在这样一个信息急速流变与迭代的时代，放弃个体趋达自我的可能性，只能趋向一种普遍化，那将会带来空洞无力的普遍性而真正丧失普遍性的意义。泛娱乐在人们生命底色上扬洒，在生命之内又超乎其自身不断生成更迭，在关注娱乐内容的同时，强调娱乐的性质、其中思想生成的过程与形式，娱乐的本质在于附加其上的意念、观念等的流变、生成、上升的形式之中。

齐泽克（Slavoj Zizek）使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死亡驱力”的概念，指出“死亡驱力是这样界定人的状况的：没有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无法弃之而去；要做的不是去‘克服’‘消灭’它，而是甘心忍受，学着识别它令人恐惧的维度，然后以这个根本性识别为基础，努力阐明应对它的权宜之计”[239]。齐泽克的这段论述同样适用于泛娱乐。面对这一社会媒介景观，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克服”它，更不应该“消灭”它，而是应清醒地认知到其所呈现的危险所在，辨识与判断出个体在社会与国家中面对这一景观时令人不安的维度，同时去领会与体悟蕴含于这一危险中的救度所在，迎面前进，然后在此基础上努力阐明它，用行动去转化这种危险与恐惧，从而实现个体与社会的救度。

泛娱乐已然全面侵入我们的生活世界，但这并未改变互联网时代交流与沟通在承认个体差异性的基础上展开这一最大的前提。人类求新求变的追求，会让人不断在看似“娱乐”的表征之下去追问命运的道路，并向着人类原初的无蔽状态多方回归。诚恳、真诚是话语解构的良药。话语的背后是人的历史、体验、经历、地位、位置、权力等，话语实践就是其建构的话语权力、体制、机制等博弈的过程。真理是在讨论、争论中不断趋达的，真理讨论的目的不是为了辩护、宣战、教训、甚至战胜，也不仅仅是为了沟通而交流，而是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会有所触动与改变，最终个体将回到自我的精神家园，而社会的宽容、国家的引导将助推个体回归自我精神家园的进程。

当整个社会以宽容的姿态对待当前“泛娱乐”的景观时，人与人、人与事、事与事在语言暴力与语言游戏之间的断裂中隐含的连续性被凸显出来。也许语言暴力遮蔽和疏漏了人事中必要的连接与通达，激烈的论战不能引向问题本身，而是倒向泛道德化的自我亢奋与解脱。讨论不会有终止，但玄妙的张力也生成于此并在此中显现。

语言、符号、观念、概念等不断被神话，这些坚固、至高无上的神话是抽象、幻想的产物，幻想一旦破灭，神话便会消失。泛娱乐就是通过不同的语言表述方式，让能指与所指处于不断流变之下，深深植根于日常生活中的个体灵性时不时释放着语言符号的多重意涵，它超越自我的起心动念，形成个体独特自我经验的沃土。

泛娱乐化只是一种表征与症候，它彰显出语言符号自身的活力，实则隐含着社会深刻的变革。人是作为完整之身参与到语言符号世界中，娱乐与人的生存方式本身息息相关，应该关注或警惕的不是娱乐这种形式，而应该是其呈现的符号与语言系统的变化与个体生命意义的觉醒。在这个意义上，人不仅以自己的思想、个性、才华、能力，更是以自己的命运卷入到娱乐或非娱乐生活实践中。命运的不可捉摸性告知我们，有些问题可能就没有解决的方式，我们也无法弃之不顾，唯有接受并不断学习实践，改变自我的思维与认知模式，在超越自我的基础上，从愤青批判者转变为小学生。

泛娱乐景观除了是一种表征，也是一种梦幻。“梦幻的世界反映现实，虚构的世界则篡改、贬低和否定现实。”[240]面对互联网因陀罗网世界，个体在泛娱乐的表征之中，寻找着与己有关的立足之地，而与己有关很大程度上与自我生命的感知、情感、欲望相关。泛娱乐满足的欲望是情感的欲望。个体在投入泛娱乐的种种事件时，幻想着从中获得归属感与价值，从不确定中寻找切己的知识。“幻想究竟是什么？幻想不仅仅是以虚幻的方式实现欲望的过程；相反，幻想本身就构成了我们的欲望，它不但为欲望提供了参照坐标，而且事实上教导我们进行欲求。”[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