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传播结构和主体的返观内照

发轫于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带来工业化福祉的同时，也导致一系列社会性问题的不断突现，以及风险社会的来临。在此背景下，德国社会学家贝克（Ulrich Beck）、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 Gildens）与拉什提出“自反性现代化”理论来诊断现代性之弊病。自反的原意是指对于光线的反转，后被诸多学者用来指代心理上的反身自照；自反性（self-reflexivity）也被翻译成自我反射性、反思性、反身性、反省性，意味着对人类行动的自我反省或检视。

正如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的那样：“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个理论把事物都包含有向相反方向转化的规律概括为“反者动之道”，意思是说，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任何事物，发展到了一个极端，就反向另一个极端，概括起来就是“物极必反”，这与黑格尔主张的“一切事物都包含着它自己的否定”思想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83]循环往复的运动变化，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说的就是“道”。事物总是相互对立又相互转化的，从而在循环反复之中化解矛盾，协调各方。从社会动力学的角度来看，“反”是实现循环的环节之一，也是运动的原因和助推力之一，是与“他我”保持和谐、平衡的重要手段，是回“自”向“他”式的共飨。

“反”在传播学视阈里并不属于新生事物，传播环节中的“反馈”就具备了“反”的浅层意义。而在“反赋权”里，“反”有更深的两层意义：第一层意义，意味着力道十足的“拨乱反正”“遗华反质”；第二层意义，当它可以被通假为“返”意时，便暗含着“迷途知返”的况味。“自反”绝不意味着反对、割裂、停滞不前甚至毁灭，它只是在反思和修整的静默中，酝酿着更迅猛的前进。所以，第一层意义的“反”强调解构与争持，第二层意义的“反”强调重构与和解。笔者从两个方面展开讨论：

第一，结构性自反。

结构性自反追求的是“从社会结构中解放出来的能动作用反作用于这种结构的‘规则’和‘资源’，反作用于能动作用的社会存在条件”[84]。人类的传播结构体系不外乎资源、权利与权力、法制等元素间的博弈——政府运用补贴、税收、开放市场等经济手段，把稀缺的社会传播资源授权给媒介代理，然后通过法律、行政手段加强对媒介类型、设立、传播内容等的管束；而媒介担任“权力代理人”和“政府的喉舌”，甚至不惜沦为政党政治的“代言人”以及利益集团的“帮凶”，同时，奉行专业主义，扮演掌握传播特权的“把关人”，通过“议程设置”“报道框架”“垄断”等手段产生影响、操纵和支配公民的传播力（如达到说服、劝告、煽动等效果）……这种结构发展到今天，已经出现明显的异化和不对称，而公民通过媒介问政、维权、反腐、审判、戏谑等“参与式传播”手段来加强与公权力的对话、协商、博弈，从而完成分权、参权、监权；弱势群体通过媒介化抗争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改变事态，维护自身权益等都是反赋权，其目标是：解构权力，重塑制度、规则，以及在媒介、人、政府之间重新配置社会传播资源，最终要解决的是沉积于社会深层的结构性矛盾。

第二，自我性自反。

如果说经过技术、知识等赋权后的人的确比以前变得更为强大，权力效能大为增进，对权利、权力和媒介的理解较之以前大为提高，然而，人在现代化的浪潮里仍不可避免地被异化，沦为权利、权力、欲望、财富等的奴隶。媒介也会牢牢地操控人的思想和感情。比如，以“物”为纽带建立的人际关系（网络游戏里的游戏币、网络直播中用现金购买的虚拟礼物）使人过于依赖于物、货币、资本，这种物役性危机成为西方学者所说的“福兰肯斯丁的怪物”。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也作过精辟描述：“人变成了物体或‘东西’，在市场上，抛售的商品都用谣言的风采魅力包装一新，以便提倡享乐型生活方式，诱导人们去满足骄奢淫逸的欲望。”[85]

这种物役性同时张扬了一切以人的利益为旨向、无节制向大自然索取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凶狂；另外，工具理性的驱使使人丧失了自己的价值主体地位，人的生活和内心均被媒介和技术所包裹和绑架，比如，以市场为导向的大众文化因为其逐利的特点，也往往会过分追求商业价值而忽视人文价值，注重娱乐性而缺乏对生活的理性思考，[86]“过去服务于我们的那些稳固的、持久的、总是意味深长的东西，正在让位于那些堆积在我们周围的快捷的、廉价的、可替代的商品。”[87]

2017年5月，人类排名第一的围棋棋手柯洁以0:3遭遇机器人AlphaGo的无情碾压、泪洒赛场的场景让人不得不感慨：人类身体和智力在技术面前显得微不足道，被基于自身智力成果所发明的人工智能倒戈一击。这也颇具讽刺和警示意味——如果不加强技术伦理，人类极有可能被自己所推进的技术和创造的文明所毁灭。[88]关于这一点，好莱坞各种大片对于未来高科技对人的控制、蚕食、入侵甚至灭亡屡屡进行过前瞻性的预测和反思，也非常发人深省；另外，人格扭曲，精神压抑，心理失调，如网瘾、手机瘾等软性精神疾病泛滥成灾，这都是现代人需要面对的挑战。前几年，人们嘲笑土豪的特征之一就是“从戴名牌手表改戴佛珠木串”，各种日常行为表现均“佛”里“佛”气，这可被视为越来越多的现代人心性迷失后的自反——转而在“他物”里寻找丢失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