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生命传播中的“致良知”与“知行合一”

麦克卢汉的媒介探索与明代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麦克卢汉曾对其早期著作《机器新娘》进行了反思，他说：“我讨厌机器，厌恶城市，把工业革命与原罪画上等号，把大众传媒与堕落划上等号。简言之，我几乎拒斥现代生活的一切成分，赞成卢梭式的乌托邦。但是我逐渐感觉到这种态度是多么的无意无用”，他在艺术家身上找到其思想方法建立的基础，即“认知过程和创造过程合二为一”，更是写出了“艺术创作是普通经验的回放——从垃圾到宝贝。我不再担任卫道士，而好似成了小学生”[50]这样的句子。

麦克卢汉之所以在思想上从卫道士转变为小学生，很大程度上基于他对媒介即信息的深刻认识。他非常睿智地在媒介研究中，注重探索不同媒介对个体乃至社会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如他对口头文化与书面文化的比较，认为“拼音文字发明之前，人生活在感官平衡和同步的世界之中。这是一个具有部落深度和共鸣的封闭社会。这是一个受听觉生活支配、由听觉生活决定结构的口头文化的社会。耳朵与冷静和中性的眼睛相对，它的官能是强烈而深刻的，审美力强、无所不包”，也就是说口头文化调动的是人全部的感官系统，感官之间相互影响，基于感官系统之上的“口头文化的行动和回应是同时发生的。相反，行动而不必回应、不必卷入的能力是‘拉开距离’的书面文化的人独特的东西。另一个区别部落人和后继的文字人的特点，是部落人生活在声觉空间的世界之中。这就赋予他迥然不同的时空关系的观念。”[51]麦克卢汉认为电力时代发生的延伸人感知的内爆改变了人本身，“使之成为复杂的、有深度结构的人。他们具有深厚的情感意识，知道自己与全人类完全是相互依存的”，因而“迫使人要负责和参与，它能够在深层实现人的心理和社会需求。”[52]感官交错与意识的延伸使人产生了表达与行动的合一性，感官系统的充分运动让分辨着人的不同，每个人正因如此拥有不同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说，媒介即命运。

无独有偶，尼采的悲剧文化中强调矛盾再现与解决的同一性，由此他指出：“它的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在于智慧代替了科学成为终极目标，这种智慧以冷静的目光凝视世界的图景，以温柔的同情努力把永恒的苦难当作自身的苦难来把握。”[53]互联网认知革命的基础是媒介激发与延伸了人所有的感官官能，为个体认知过程与创造过程的合二为一提供了可能性。每个人都能成为艺术家不再是一句空话，人在不断地调动各感官系统积极行动实践的过程中，让空洞的、抽离了感觉和情感卷入的知识恢复了生机。《孟子·尽心上》中提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王阳明“龙场悟道”传承了孟子等人的思想，并通过自我体悟实践提出“心即理”的思想，其中“知行合一”和“致良知”是其心学主旨。在王阳明看来“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彻底的知就是彻底的行，知与行可以自行转化。

王阳明在提出知行合一的思想之后又进一步认识到“致良知”的重要性。王阳明的“致知”就是致自我内在本心的良知，“良知，无不行，而自觉的行也就是知”，还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里所说的“良知”是“知是知非”的“知”，是人人具足的、一种不假外力的内在力量。“致”本身即是兼知兼行的过程，如朱熹所言的“品节详明德行坚定，事理通达心气和平”，强调在事上磨炼以及行动的重要性。“致良知”就是将良知具体细化到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浸润于人们的心心念念之间，“致良知”与知行合一须臾不可离也，在实际行动、实践中实现两者的统一。

生命传播凸显互联网时代无处不在的交流实践，让隐匿在我们视而不见、熟视无睹的新媒介背后的魔咒大放异彩，互联网快速交互与试错迭代只不过是魔咒所发出的证明其存在的真相与幻象。“真理来自误认”，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的一句话让多少人百思不得其解，它掷地有声地告知我们，误认中涵盖着真理，非同一性中包括同一性，真理正是在错综复杂的交流甚至是冲突中显现与迫近的，人唯有以对生命肯定的姿态在跨越时空中虔诚智慧地不断追问误认的踪迹。在这里肯定是尼采意义上的肯定，“否定的最高程度”被理解为“作为一切已知价值的能动毁灭的毁灭是创造者的踪迹”[54]。肯定的条件之一就是否定甚至是毁灭，否定是对自我否定的同时又是对他者无穷无尽的肯定。

误认的踪迹就是真理之道路，从对真理确定性的追索到在误认中不断抵达，这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认知能力与开放视角。真善美在很多时候是以反对真善美的形式而存在的。魅惑、深渊、眩晕的互联网媒介叙事随时可能反转为觉知情感的反叛或抚慰，其决绝、婉转、曲折中升腾不息的依然是真善美。一种不幸，亦是一种幸运，这正是真善美的力量，它们难以被格式与固化，而是横斜逸出，繁复幻象，众生喧哗中也能倾听到万物静籁，反过来追问的依然是本心良知的知行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