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民间文学的实用价值与生活文化
民间文学是实用文学，和作家的纯文学有很大的不同。
自古以来，民间文学就与劳动人民的生活、劳动和斗争紧密结合，除了具有文艺价值之外，还有着很大的实用价值。它是劳动人民进行生产劳动和社会斗争的工具和武器，是人民生活、道德和历史的教科书，也是驱散疲劳和忧愁、充满情趣的娱乐工具。这是广大人民在千百年的生活经验中所创造和享用的生活文化。
（甲）在生产劳动中，民间文学的实用价值和功能、作用包括如下几点：
第一，协调劳动动作，统一劳动节奏。这个作用自原始社会以来，直到如今始终存在。鲁迅所说的文学上的“杭育杭育派”，就是民间文学的萌芽。这在我国古籍中早有记载，《淮南子·道应训》：“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这种“举重劝力”的作用在各种劳动号子、夯歌、拉纤歌中保留至今。藏族有一种“打阿尕”的调子，是很多人一起捶打泥土时所唱的歌曲，如节奏不统一，打出的地板和屋顶就不平了。所以每到春天，在拉萨等地集体打阿尕修屋顶、场地的人们总要唱这类歌曲，离不开它。人们排成队手拿木棍小夯（即阿尕），边唱边打边跳边前行，十分热闹。
在劳动中，劳动号子虽然还只是最简单的民歌，但已起到了集体劳动组织者的作用，发挥了它一定的威力。原来抬不动的重物，因为有了号子，大家能一齐用力，竟可以抬起来了，对于原始人来说，这真是创造了奇迹。因此，他们就把这种语言的奇妙作用神圣化，认为最会唱歌的人是神派下来的。在希腊神话中，传说太阳神（兼文艺之神）阿波罗弹起琴来，能使石头跟着他跳舞，他把石头引向特洛伊，对特洛伊城的建造起了巨大的作用，就是一例。
第二，坚定劳动信心，表达人民战胜大自然的愿望和信念。神话、咒语和某些歌谣、曲艺等不少作品都是企图用语言艺术的力量来征服自然的。例如，在旱灾猖獗时，古代劳动人民创造了羿射九日的神话，说干旱是由于十个太阳同时出来而产生的，这位巨人般的神射手射掉了九个太阳，才使人们得以生存。远古的《蜡辞》，歌唱“土返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就是在岁末年初腊祭时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农业丰收的，已成了劳动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腊祭后来发展为春节年俗，绵延了数千年。在陕北，春天播种之前，农民们常常请说书艺人来家唱一段“黄牛书”“丰收乐”，保佑人畜平安、风调雨顺。[28]在不少少数民族中，各种传统节日都有歌舞活动，他们所唱的很多咒语、仪式歌，都是和劳动密不可分的。蒙古有种民歌叫“安代”（又译为“安达”），是为战胜疾病而演唱的。所有这些都可以说是对语言艺术的神奇作用的迷信，是与落后的生产力和文化水平相联系的，但它和宗教迷信又有着本质的差别，对命运不是屈服而是想尽一切办法进行斗争。正如高尔基所说：“应当首先指出，这种创作是以劳动为基础的，是改善劳动，把劳动奉为神圣的，是幻想着完全控制物质和自然力，认为可以改变这种物质，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控制这些自然力的。”[29]正是这种对自然力的积极态度，鼓舞了人民的斗争意志和信心，从而在劳动斗争中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第三，鼓舞劳动热情，提高劳动兴致。在劳动时唱歌，不仅可以统一劳动节奏，而且还能鼓舞干劲，提高劳动效率。正如一首青浦田歌所唱：
新民歌对社会主义劳动有很大的鼓舞作用，在集体干活时“听到口号鼓动，肩上担子轻松”，“山歌记得牢，干活有目标”，这就是人民群众对民歌的评价。
关于民间文学的这种作用，也有许多美妙的传说，例如传说刘三姐是山歌的创造者，同时又是一个最好的劳动能手，她曾经和外地插秧能手比赛，由于山歌唱得好，结果取得了胜利。据说她只要在秧田四周插上一圈秧苗，再唱唱山歌，霎时间一块块田里就长满秧苗了。这个传说的浪漫主义夸张是很明显的，但是它反映了一个现实情况，即干活时唱起歌来就可以忘了疲劳，不觉时间的长久，很快完成任务。走路时唱歌、讲故事也可以不觉路长，提高速度。传说管仲有一次因急事赶路，为了使脚夫加快速度，就一起唱起歌来，果然很快到达了目的地。在云贵山区，脚夫们背着沉重的货物，全靠唱山歌解乏。西南联大师生《西南采风录》的记录者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劳动时所唱的歌不只是劳动歌，而且也有情歌和游戏歌等。不管怎样，民歌、号子都可以提高劳动效率这是肯定的。正如一首江苏民歌所唱：
第四，总结生产劳动经验，传授劳动知识和技能。这是民间文学实用价值的重要方面。谚语，特别是农谚是农业生产所不可缺少的口头技术课本，至于从神话到故事和寓言中所总结的劳动经验，更是古往今来流传不绝的，虽然它们采取了曲折的形式。
农谚的内容几乎包括了农业生产的各个主要方面，有关于农时节令的、关于气象的。在农业生产的全部过程中，从选种、播种到耕地施肥、锄草、灌溉、收割等技术经验都有无数谚语来反映，这是几千年来和自然作斗争的经验的结晶，如关于选种的“籽大儿肥”，关于田间管理的“锄头自带三分水，多锄抗旱苗发肥”，关于农业收获的“见蔓不见瓜，必定拿车拉；见瓜不见蔓，只能挑几担”（陕西）、“九成熟十分收，十成熟九成收”等。这些谚语，都透过表面现象反映了事物的本质特征。
在对答性的山歌——“盘歌”和“对花”中，也有很多是关于生产知识和经验的歌词。如《刘三姐》歌剧中曾经引用过的一首对唱民歌即包含着不少农业知识，兹录问辞如下：
什么结籽棒棒敲哎？……
此外，在和秀才对唱时，三姐问秀才：“问你几时种麦子？问你几时种花生？”没有生产经验的秀才胡言乱语，惹得哄堂大笑，他唱道：
这从反面说明民歌中生产知识的重要。
神话寓言中有不少作品是劳动知识的艺术概括。神的形象多是按照劳动能手的形象创造的，如后羿就是善射的打猎能手。所以高尔基说过，由于人类征服了野马，于是就产生了人头马身的神。[30]此外，如“拔苗助长”“守株待兔”等寓言，最初都是从劳动经验中总结出来，并逐渐提高到哲理高度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民间文学作品对生产经验的概括，是通过艺术形象来进行，并且总是和劳动创造的喜悦结合在一起的。它是艺术，也是“科学”，是具有实用价值的文学。
（乙）在社会斗争中，民间文学的实用价值也是很大的。它是劳动人民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之一。
第一，表现劳动者对社会压迫的不满和控诉。在旧社会残酷的阶级压迫下，劳动群众过着牛马不如的痛苦生活，无数长工歌、诉苦歌及其他形式的作品从各个方面充分反映了他们的悲惨遭遇，其中还有不少揭露了剥削者的残酷，追寻了压迫和剥削的社会根源。《诗经》中《七月》《交交黄鸟》以及《伐檀》《硕鼠》所表现的对剥削阶级的不满情绪是相当强烈的。
在各地流传的“长工歌”将这种压迫表现得更加具体，下面这首山东歌谣在北方流传很广：
这样的生活待遇剥夺了长工的休息权和生存权，“拿那命去换”，是多么痛苦、无奈。民歌的生动描写揭示了旧社会的基本矛盾。
第二，作为合法斗争的武器，进行日常的经济斗争，争取改善劳动、生活条件。
反映阶级压迫的歌谣在传统民歌中是数量很多的，艺术上也达到很高水平。当然，不少作品还停在诉苦阶段，有的只是埋怨命苦，没有真正认清阶级压迫的社会根源，还没有积极反抗的表示。在“长工与地主”的故事中则有所不同。这些故事中的长工都是机智幽默又勇于反抗的人物，而地主却是阴险毒辣而又愚蠢可笑的。在进行斗智时，克扣的地主总是失败，不得不如数发还长工的工资，满足长工的要求。这类故事在汉族各地都有，如《湖南民间故事》中的“敲鸡牙”“财神”，河北的“三问三答”“本领和福分”“别闲着和别叫唤”“难上难”（康濯记），山西的“剥皮老爷”（闻捷记）、“金马驹和火龙衣”（马烽记）等等。例如剥皮老爷给长工出些古里八怪的难题，要长工去做，做不到就扣工资，第一年长工就这样白白给他干了一年。第二年这长工的弟弟来了，剥皮老爷又来这一套，要新长工去把大坛子放在小坛里，弟弟一锤子敲破了大坛子，当然就可以放进小坛里去了。他又要弟弟把地板搬到屋外去晒，弟弟给他把屋瓦掀了，这不就晒到太阳了吗？他还要问：“我的头有多重？”弟弟可不像哥哥那么过分忠厚了，他拿起刀来说：“三斤六两，不信砍下来称称。”地主不得不乖乖地认输了。
这类善于进行机智斗争的故事人物，各族都有，像藏族的登巴叔叔、蒙古族的巴拉根昌、维吾尔族的阿凡提、哈萨克族的古加纳斯尔、苗族的反江山、纳西族的阿一旦、彝族的罗牧阿智等等都是家喻户晓的善于反抗的英雄人物。通过描述这些人物的故事，不但表现了人民的智慧，揭露了社会的丑恶，而且还表现了人民初步的反抗斗争。这是运用巧计进行的合法斗争，带有一定的艺术夸张，但也向人们传授了一些斗争技巧，如高玉宝的《半夜鸡叫》就是运用这种技巧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的实例。
第三，民间文学在正面的社会斗争甚至在人民武装起义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起义人民通过它来进行宣传、鼓动，组织广大人民参加斗争。
据戈壁舟《山歌传》后记说：“从前在四川西充地区有一种揭露封建统治的山歌，叫‘鸣山歌’，有一次一群百姓正在唱，正好县令来听了要禁止。结果山歌声更壮，下令鞭打，四面八方山头上尽是人。”可见山歌的战斗性是很强的。秦末陈胜吴广起义时，利用歌谣提出“大楚兴，陈胜王”的口号，起了很大的宣传和号召作用。[31]在历代利用宗教形式进行农民起义的时候，歌谣、揭帖和神奇传说常常被作为宣传组织的手段。例如黄巾起义时将口号式的童谣“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用白土书写在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起了很大作用（据《后汉书·皇甫嵩传》）。又如义和团“铺团”之前，总要讲述山东“老团”进行英勇斗争的传说故事。清代“天地会”“洪门会”等农民反抗团体的会场叫“忠义堂”，太平天国的旗帜上也写的是“顺天行道”，可见水浒英雄的传说故事对鼓舞后代人民斗争确实起了很大作用。甚至在邓洪的回忆录《潘虎》中还记述了一个自发起义的江西农民潘虎，在1920年代国民党反动压迫下如何按照民间传说中的“孔明、刘伯温的法子”进行斗争。
在历次革命斗争中，红色歌谣总是宣传党的政策的有力武器。例如1929年5月党的鄂西特委在给中央的工作报告中写道：“在工农群众中，最容易发生效力的，是歌谣及一切有韵的文字，因为最适合他们的心理，并且容易记忆，所以关于文字方面的宣传，多有仿用《十二月》《十杯酒》《闹五更》《孟姜女》等调，或用十字、六字句等有韵文。在许多环境比较好的地方，都可以听见农民把这些歌调，提起喉咙高唱。”（见红二方面军历史档案）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也提出：“各政治部宣传科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军政治部编制委员会负督促及调查之责。”当时，《工农革命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送郎当红军》《十劝妹》等等红色歌谣对于红军的阶级性质、斗争目的、革命纪律乃至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都有生动的反映。1934年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出版的一本油印的歌谣选集《革命歌谣选》，记载了“青年实话通讯员”的一则报道，说明山歌的巨大宣传作用：“1933年的广州暴动纪念节，代英县芦丰、太拔两区的少年先锋队，举行以区为单位的总检阅，并举行游艺晚会。在晚会上，太拔的妇女山歌队，突击了太拔全体出席检阅的队员加入红军。芦丰的妇女突击队，亦突击了七个队员加入红军。因为她们是指着名字来唱，所以格外动人，能够收到（这）样（大）的成绩。”（据《民间文学》1959年3月号第3页所载，括弧里的字是根据文义补上的，原文因年久而模糊不清。）据长征期间毛主席的警卫员吴洁清回忆，在过草地时，雨雪纷纷，红军战士们饥寒交迫，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每人都讲出自己所知道的各种各样的笑话，以驱赶饥渴和疲劳的缠磨”[32]。毛主席当时也常常讲故事、说笑话。这不仅表现了艰苦情况下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而且也大大活跃了行军的气氛，提高了士气，从而增强了红军的战斗力。
在抗日战争中歌谣、故事也发挥了很大作用，只是根据零星的记载，已可以看出其实用宣传价值了。在抗日根据地建立的过程中，在反扫荡最艰苦的日子里，长征故事、革命传说和歌谣总是鼓舞斗志的有力武器。在对敌斗争中，也有意识地运用歌谣做宣传、瓦解的工具。如1943年1月15日的晋绥军区《战斗报》上就发表了两支抗日儿歌，编者按语说：“好好把这两个歌谣记下来，队伍到敌占区活动的时候，就把它教给敌占区的小孩子。”我们知道古代童谣曾作为具有预言性的“祥瑞”而记载在《五行志》中，人们编了反抗的童谣教儿童让他们到处传唱，可以收到很大的宣传震撼的效果，这个传统在革命斗争中也得到了发扬。1949年以后历次革命运动中，各地都运用了民间文学的形式进行宣传，湖北某些地区在发动群众进行土改斗争时提出“山歌加政策”的口号。不少歌手所编宣传政策的歌谣由于运用了传统民间技巧，同时注入了自己的激情，具有很大的感染力，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如广东梅县女歌手李桂昌所唱：“船大才能载多人，树多才能成森林；我们要想斗恶霸，就要串联穷苦人。”又如广西鹿寨大汾村歌手谢文治所唱：“骑牛不怕牛身大，骑马不怕马头高，斗霸不怕霸耍巧，人民法庭给撑腰。”这些都是很好的例子。至于“宣传的尖兵”曲艺艺人配合生产斗争和政治工作所编演的说唱节目，更起到了“轻骑队”的作用。
在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歌谣、笑话等口头创作更是发挥了很大的战斗作用。周恩来在党的“十大”政治报告中，引用了一首民间歌谣：
深刻地揭示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两面派阴险凶残的本质。1976年清明节前后出现的“天安门歌谣”以雷霆万钧之势，冲破“四人帮”的法西斯文网，鼓舞全国人民起而向“四人帮”进行最后的斗争，这是锐利的匕首、林中的响箭，直刺“四人帮”心窝，使他们胆战心惊。
（丙）在人民日常生活中，民间文学作品是不可缺少的良师益友，有着教育和娱乐的社会功能和作用。
民间文学的巨大教育作用是令人惊叹、无与伦比的。旧社会的教育有两大系统，一种是书本教育，是占社会少数的知识分子所接受的学校教育；另一种则是民间的教育，是占社会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所接受的口头教育、民俗行为传承教育。不识字的广大劳动人民，为什么对中国历史、习俗与道德伦理耳熟能详，靠的就是这种“社会大学”的传统教育。民间文学就是民俗教育的口头课本。它是人民生活和道德教科书的活教材，也是广大人民最喜爱的娱乐工具。
第一，人民运用民间文学进行传统的道德教育，它对于我国民族精神的传承和民族性格的形成发挥了良好的影响。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在旧社会几乎都是文盲，他们的精神生活全靠民间文学。正是民间文学的陶冶，使人民大众几千年来把极为可贵的优秀道德品质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从小时候起，在民间儿歌、童话中即有着热爱劳动、勇敢、谦虚、团结友爱等道德教育，像《张打铁，李打铁》《狼外婆》《龟兔赛跑》《一把筷子折不断》等等作品，给儿童以很形象的感染。可以说，人们生来最先接受的一段教育就是民间文学的教育。曲艺、戏曲的巨大教育作用同样如此。我们记得鲁迅常常带着美好的激情回忆起他童年时代在家乡看草台“社戏”的情景。这对他性格的发展无疑是有很大影响的。在“目莲救母”中曾放走鬼魂的无常鬼受罚后表示再不随便放走人了，唱道：“哪怕你皇亲国戚，哪怕你铜墙铁壁……”鲁迅说这种形象“何等有人情，又何等知过，何等知法，又何等果决，我们的文学家做得出来么？”鲁迅都如此受到深刻影响而感动，更不用说不识字的农民、工人了。
呆女婿的故事、巧女的故事和许多民间笑话、寓言、谚语，都是从正面或反面来进行思想方法的教育的，对启发人们的智慧有良好的作用。一千多年前的魏代邯郸淳《笑林》所记鲁人竹竿入城的笑话，一直流传至今，情节也有些添加。此外如《拔苗助长》《掩耳盗铃》《刻舟求剑》等寓言，以生动的形象教育人们要克服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又如《内科的事》讽刺本位主义不负责任的作风，《只有一张嘴》讽刺说大话者，都一针见血，令人警惕。许多谚语如“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偷吃不肥，做贼不富”“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心要热，头要冷”“一口吃不成个胖子，一锹挖不出一口井”等等，都是历史悠久、流传很广的，充分体现了人民的道德情操和生活经验。这些对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潜移默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据说有个中国工人在美国为一个企业家看大门。企业家破产了，员工们都离开了他另谋生路。唯独这位华工坚决不走，要与主人同患难，说“在人家困难时离开是不义气的”。这位美国企业家很感动，问他这是在哪一所学校里学到的，他说他不识字，这些道德教养是从小在中国看戏听书中获得的。如此崇高的品德使这位美国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第二，民间文学是进行历史教育的重要工具。在文字产生之前，历史是靠口头文学来记载的。如今在很多少数民族中，还流传着远古时代传下来的史诗、传说和歌谣，他们没有文字，民间歌手就是老师，民间文学是传授历史知识的唯一媒介。如苗族古歌共有十多首、五千多行，从开天辟地唱到人类起源，又讲到“跋山涉水”的民族迁徙，内容十分丰富。白族的“打歌”、彝族的一支阿细人的“阿细的先基”、彝族的史诗“梅葛”等等都是远古流传至今的“口头历史课本”。汉族的很多“盘歌”，通过问答来学习历史事件和人物。无数历史传说及其发展成的历史小说如《东周列国志》《两汉演义》《三国演义》《隋唐演义》《杨家将》《水浒传》等等中的著名人物和故事之所以能够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正是因为它们是通过民间文学的形式，在历史传说、歌谣、史诗和曲艺、地方戏等演出中广泛传扬的。对于广大的不识字的工农大众来说，民间文艺正是最生动的历史知识的活教材。否则，他们是不可能具有那么丰富的历史人物与事件的知识的。
第三，民间文学是人民最熟悉最喜爱的文艺形式，是最普及最方便的审美娱乐工具，它能使劳动人民在繁重的工作之后得到健康的娱乐和休息。人们是一天也离不开民歌的，痛苦时要唱歌，快乐时更要唱歌。当然，旧社会是痛苦的，人们多唱苦歌来消愁解闷。正如这首安徽民歌所唱：
1960年在西藏，我们亲眼看到劳动了一天的农民，回来后吃了饭又去歌舞，有时一直唱到深夜，得到了愉快，恢复了体力。问他们怎么不累，他们说：“歌能养人呀！”
恩格斯在谈到民间故事的社会价值时说过：
在中国也同样如此，民间文学的社会作用是多方面的，所起的作用也是极其巨大的。
各种节日是生活美的高潮，在节日中，人民最喜爱的往往就是各种形式的民间文艺。民歌舞蹈、曲艺说唱、民间社火秧歌小戏等等，都给人们以最大的节日欢娱和美好的记忆。
此外，民间情歌在沟通男女爱情上的功用是大家所熟知的，这里就不多说了。总之，民间文学是活的文学，在人民生活、斗争中除了一般的艺术价值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实际功用。正是由于这种实用价值，使它和人民的生活联系得更紧密，比一般书面文学更为广大人民所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