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外来资本主义的冲击
导致幕藩财政危机出现并迅速加剧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日本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侵蚀并逐步瓦解了封建财政赖以存在的支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二是开国以后，外来资本主义的冲击促使幕藩财政收支发生结构性变化，加速了封建财政走向崩溃。
一 日本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幕藩财政基础的瓦解
经济是众多影响财政的因素中最直接、并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幕末幕藩财政危机，首先肇因于日本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
商品经济的发展侵蚀并瓦解了封建体制赖以存在的基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导致幕藩财政出现危机并逐渐加剧。商品经济在德川幕府统治前期是作为自然经济的补充而存在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需求的扩大和多样化以及幕藩体制自身的原因，商品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并开始逐渐侵蚀、瓦解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
大阪是德川幕府时代的主要经济中心之一，也是当时日本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大阪批发物价和货币流通量是幕府时代经济发展的晴雨表，最能反映当时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情况。1725年/1726年～1816年/1820年间大阪的平均批发物价上涨率为每10年增长0.4%，而1816年/1820年～1852年/1856年间的平均批发物价上涨率为每10年增长12.0%。[20]一般情况下，货币流通量的增加往往是导致物价增长的最直接原因。与大阪平均批发物价上涨率相比较，同一时期大阪货币流通量的增加率为1725年/1729年～1816年/1820年间每10年平均增加5.4%，1816年/1820年～1852年/1856年间每10年平均增加15.7%。[21]物价上涨和货币流通量增大反映了同一时期交易量的增加，反映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特别是货币流通，因其与商品经济的产生、发展相始终，因此货币的流通状况最能反映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当然，也有幕藩统治者为解决财政困难而增发货币的情况，但即便如此，统治者增发货币也始终不能逾越一个大前提，即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决定了商品交换对交换媒介有一个需求的极限。如果货币发行超出这一极限，货币就会被迫退出流通。从这个角度来看，货币流通量就是印证幕末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最有力的证据之一。商品经济发展需要大量流通货币，流通货币增加推动物价上涨，那么幕末日本究竟流通有多少货币呢？因幕末局势动荡，已无法具体考证。不过，我们可以把1869年的货币流通量作为佐证。1869年，幕府发行的金、银、铜三种货币的流通量换算为新货币高达161919092日元。[22]此外，还有各藩在本藩内发行的地区性货币纸币——藩札以及商人、町村等发行的私札，私札已经无法统计，数量当不在少数，不过更为重要的是藩札。1850～1853年间，116个藩和旗本领发行了纸币，到1869年，增加到了208个藩、8个旗本领、3个县，其流通量换算成新的货币高达24643000日元。[23]到明治维新前后，绝大多数藩都发行了藩札，其流通量相当大，表明各个地区的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除上述两个指标之外，城市的发展和非农业生产的扩大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首先是城市的发展。城市的繁荣和全国市场的形成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据日本学者统计，德川幕府统治时期人口在1万人以上的城市达50多个。江户是当时最大的城市，人口超过了100万，这个规模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很少见的。四通八达的海陆交通网将这些星罗棋布的大小城市联结起来，逐步形成了以江户、京都、大阪三大城市为中心的纵向的全国市场。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纵向的全国市场向横向市场结构发展，国内市场日益扩大。[24]其次，是非农业生产的扩大。长州、广岛、加贺、诹访等藩在发展非农业生产经济方面最为典型。长州藩虽然农户占绝大多数，比例占到了全藩人口的80%，但是农业生产只占藩总产值的52%，占藩内全部收益的60%左右，这表明农户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还从事着手工业以及商业活动。长州藩以纸、蜡、盐、棉著称于世，广岛酿酒、制铁、晒盐比较发达，加贺藩以新川木棉闻名全日本，诹访则盛产生丝。长州藩19世纪40年代总产值122000贯，农业产值64000贯，非农业产值58000贯，其中藩内农业产值57000贯，藩内非农业产值38000贯。为便于比较，我们不妨换算一下，当时用的札银相当于正银的80%，换算米价为每石80匁（1匁=3.75克），这样算来，长州藩农业产值800000石，非农业产值725000石，其中藩内农业产值712000石，藩内非农业产值475000石，两者合计1525000石，而当时长州藩藩领禄米额为988000石，超出额达537000石，而且非农业产值几乎与农业产值相当。广岛藩19世纪20年代酒、铁、盐总产值24800贯，幕棉、纸、苎麻、席8100贯，两大类合计32900贯。当时本地的换算米价为每石60匁，经换算，酒、铁、盐产值折合412900石，幕棉、纸、苎麻、席产值折合135000石，两者合计547900石。广岛藩的藩领禄米额为487500石，两相比较，仅酒、铁、盐和幕棉、纸、苎麻、席的产值就远远超过了藩领禄米额。加贺藩1830年6种主要物产产值共31500贯，其中新川木棉一种物产产值就高达15000贯，几乎接近6种主要物产产值的一半。同一年该藩换算米价为每石52.4匁，经折算，6种主要物产折合601100石，其中包括新川木棉折合的286300石。1830年加贺藩藩领禄米额1353400石，6种主要物产大约占了44.4%多，其中新川木棉一项就占了17.3%多。诹访藩久负盛名的生丝1820年产值8500两，按同一年信州伊那的米价每石0.72两换算，诹访藩1820年的生丝折合11800石。诹访藩1820年藩领禄米额为45900石，生丝一项收入就占了该藩禄米额的25.7%多。可见，上述四藩进入19世纪以后，非农业生产在各自的经济中所占比重都非常高。[25]
长州、广岛、加贺、诹取四藩的产品仅有一部分在藩内市场销售，相当一部分要“出口”到藩外。尽管不同产品、不同地区在比例上略有差别，但是，“出口”比例大体上都在40%～50%之间。长州藩纸的64%、盐的87%、棉的27%销往藩外，纸、棉、盐、酒等产品平均起来有43%左右“出口”到藩外。加贺藩比例更高，加贺藩麻的86%、丝绸的75%、棉的24%销往外地，席草甚至全部销往藩外，丝绸、麻、棉、席草、烟草等产品平均起来有53%以上要“出口”到藩外。
更能反映当时日本商品经济发达程度的地区是江户。江户是当时日本的三大经济中心之一，1856年汇集了全国各地20多类共40余种商品，而且这还不是全部。[26]
幕藩财政被越来越深地卷入到商品经济之中，封建的幕藩财政赖以存在的基础也随之产生动摇。在幕藩体制下，贡租是幕藩财政的基础。实物贡租成为财政收支中的主体部分。不过，幕藩财政虽然收取实物贡租，却处在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武士阶层集中居住在城下町、诸侯由于参觐交代制居住在江户这一前提之下，就不得不出售贡租中的相当一部分以换取货币，从而维持其粮食以外的消费。由于货币是商品经济最主要的、也是唯一的流通媒介，就导致幕藩财政一方面用实物形态征收贡租，另一方面必须用货币形态支出。这种财政结构将幕藩财政越来越深地卷入到商品经济之中[27]，导致幕藩财政形成对货币越来越深的依赖。在幕府财政收支中，货币部分已经取代实物米占据了主导地位，1863年，无论收入还是支出，货币部分均已超过了财政总额的75%。这个数据表明，幕府财政的基础与其说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上，莫如说已经过渡到以发达的商品经济为财政的根本前提了。
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幕藩财政加深了对货币的依赖，逐渐侵蚀、瓦解了自然经济结构，导致幕藩财政的主要支柱年贡米收入日益减少。商品经济的发展加剧了土地兼并，加速了农民阶层的分化，扩大了经济性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导致粮食种植相应地减少了。以幕府将军为首的多数诸侯、武士离开了农村，集中居住于城市，随着城市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封建统治者的支出日益增加。与此相反，他们的收入主要依赖于年贡米，相对比较固定，收与支的巨大反差导致其财政日益困难，到了江户后期困窘程度越加严重。为摆脱困境，采取的主要对策就是增征贡租。与此同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在全国的流通，商品货币经济也渗透进农村，农民的支出也明显增加。多数农民不得不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或者兼营他业以增加收入，甚至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完全改从他业。和泉国宇多大津村最为典型。1840年，该村专业农户197户，兼业农户25户，非农业户66户，25户兼业农户中有22户虽然也经营农业，但以经营手工业或商业为主。[28]随着贡租的增加、商品货币经济的渗透，越来越多的农民陷入贫困。为了生存，他们不断掀起反抗斗争，导致起义此起彼伏。1841～1850年农民起义129次，平均每年12.9次，1851～1860年农民起义170次，平均每年17次，1861～1867年短短7年时间就爆发了194次起义，平均每年27.8次。[29]起义不仅越来越频繁，而且规模也越来越大，甚至超出了藩界，波及范围越来越广。1866年的农民起义所波及的地区北起奥羽、南至九州，几乎遍及全日本。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人们兼营或转营商业和手工业的增多、土地兼并的加剧、农民的贫困以及不断掀起的反抗斗争使幕藩统治者难以增征贡租，甚至连原有的收入都难以保证，即便原有的贡租部分也逐步货币化了。到了幕末，财政收支中年贡部分所占份额大幅度降低，其主导地位最终被取代，年贡收支额日益减少以及年贡中实物部分减少、货币部分增多都可以归因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二 外来资本主义的冲击与封建财政的崩溃
幕藩封建财政在遭到国内商品经济侵蚀的同时，遭到了开国以来外来资本主义的猛烈冲击，财政危机进一步加剧。
在外来资本主义势力打开日本国门以前，封建财政所遭遇的困难尽管日益加深，但总体上还没有超出幕藩体制这一大的框架[30]，借助于幕藩体制下的兵役大名助役金和货币改铸所得收益，还能勉强维持运转。1853年佩里来航以后，特别是1859年被迫开国以后，财政构成出现了结构性转变，幕藩财政危机空前加剧了。开国以前，日本奉行的是锁国政策，建立了锁国体制。在锁国体制下，幕藩财政确立的是实物型财政结构。该财政结构以石高制为基轴、以征收实物年贡米为主要收入来源，近两个世纪以来，应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在这种财政结构下，财政收支均以实物年贡米为主，长期以来收支项目也没有太大变化，各收支项目在整个财政收支中所占比重变动也不太大，但是被迫开国以后，情况就截然不同了。
开国打破了锁国体制，西方列强纷纷染指日本，强迫日本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凭借种种特权压迫日本，还企图霸占日本领土，在政治军事上直接奴役日本，致使日本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中。为应对民族危机，幕藩统治者不得不加强边防，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幕藩财政中大量与军事密切相关的临时性支出剧增。比如，在财政政策中新增加了炮台建设、创办陆军、购买军舰以及京都警卫等临时支出。仅用于购买船舶、武器方面的支出，1863年一年就高达496763两，占该年度幕府财政支出的9.3%。民族危机打击了德川幕府的威信，国内起义如火如荼，中下级武士反叛越发激烈并迅速发展成为倒幕运动，大名的离心倾向更加明显。为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德川幕府被迫借重于天皇的权威，设法笼络藩国大名，镇压倒幕势力。这无形中又增加了巨额临时性财政支出。1863年财政支出中就新增了大量的幕府将军前往京都朝觐天皇的费用、支付给朝廷的费用以及两次征讨长州等战争的费用。其中，仅该年幕府将军的朝觐费就占到了财政总支出的17.2%。以开国为契机，与外交相关的费用也随之出现并迅速增长。在财政支出中出现了对外关系费、因排外杀伤外国人而支付的赔偿金等。此外，经济上随着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相关支出也开始出现并增加了，诸如完备开港场所、购入商船等费用数额都比较大。
从开国到幕府垮台，十几年内，物价持续上涨，中间还出现了两次飞涨，第一次发生在1860～1861年，第二次出现在1864～1866年间。将1854～1856年间平均物价指数定为100，经比对，1854年物价指数比1853年下降了8.7%，1855年比1854年又下降了9.6%，1856年指数开始回升，1856年比照1855年上升了0.9%，此后连续6年持续上升，其中，1860年物价指数高达147%，比照1859年跃升了21.4个百分点，1861年又在1860年的基础上再次跃升12.5%。只有1862年出现过小幅回落，1863年以后再次出现持续性跃升。1863年比照1862年上升6.8%，1864年物价指数从1863年的166%上升到202.2%，升幅达21.8%，1865年的物价指数又在1864年的基础上提高到267.2%，涨幅高达32.2%，1866年物价指数进一步上升到422.9%，涨幅达到了58.3%。[31]
两次飞涨固然有货币改铸的因素，不过，原来处于封闭状态的日本经济因开港开始与世界经济接触也刺激了通货膨胀。当时恰恰是日本开港以后真正从经济上打开国门的时期，日本被突然卷入世界经济的旋涡之中。横滨港的进出口变化最能反映日本当时的对外贸易状况。1859年横滨港的对外贸易总额为洋银1494577元，其中，进口603161元，出口891461元，1860年也就是开港后的第二年，对外贸易额猛增到了6372659元，其中，进口2364616元，出口4713788元，一年左右时间，对外贸易总额增长了3.3倍，其中进口增长1.8倍，出口增长5.3倍。出口增长速度明显超过了进口。这种出超状态从1859年一直保持到1866年。1859年出口超过进口288300元，1860年出超额猛增到3054917元，1861年为1422036元，1862年再次增加到3703428元，1863年跃升到6009127元。[32]出口的主要商品有生丝、茶、蚕卵纸、棉类产品、水产品、蜡等。原来供应国内市场的商品大量出口到国外，引起了日本国内供需之间的不平衡，导致价格上涨。
上述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扬推动物价整体飞涨。同1858年日本开港以前相比，几乎所有商品都上涨了几倍乃至几十倍。生丝、小麦、铁锅等34种主要商品中，在1854～1858年间也就是开港以前，有13种商品价格涨幅基本呈下降趋势，其中糠下降1%，生丝下降1.5%，铜下降2.3%，菜油下降5.0%，豆酱下降7.4%，砂糖下降7.6%，草席下降8.5%。甚至有6种商品降幅超过了10%，其中棉布下降11.7%，大豆下降12.3%，蜡下降13.3%，香菇下降14.6%，油菜籽降幅高达18.0%，干松鱼下降19.0%。另有10种商品即便继续上涨，涨幅也不大，均在10%以下，其中蔬菜涨幅为9.8%，手提桶为6.7%，铁锅为7.0%，柴为4.9%，丝棉为4.7%，小麦为4.5%，砖瓦为2.2%，清酒为0.5%，鱼肥为0.3%，棉布价格根本就没有变化。但是，1858～1867年间也就是开港以后，34种商品全部上涨，除了蔬菜涨幅较小（10.6%）以外，其他商品均上涨了几倍乃至几十倍。其中，有17种商品涨幅在200%以上：生丝上涨361.7%，小麦上涨306.1%，糠上涨301.2%，豆酱上涨296.0%，铁锅上涨285.4%，大麦上涨283.6%，酱油上涨276.9%，蜡上涨261.8%，食盐上涨257.1%，香菇上涨247.0%，大豆上涨245.3%，鱼肥上涨240.9%，棉花上涨236.6%，清酒上涨231.4%，砂糖上涨222.7%，丝棉上涨215.1%，油菜籽上涨220.6%。有12种涨幅在100%以上：干鱿鱼上涨176.5%，柴上涨172.5%，米上涨169.0%，棉布上涨164.5%，苎麻上涨148.1%，丝织物上涨146.4%，砖瓦上涨145.8%，铁上涨134.2%，菜油上涨128.3%，干松鱼上涨123.1%，木材上涨119.1%，铜上涨117.6%。当时最大宗的出口商品生丝在开港前价格上涨率呈下降趋势，但开港后价格跃居所有商品价格上涨率中的首位，恰好与其出口量居首位相对应。1860～1867年间，生丝出口额在日本主要出口商品额中所占比例除1867年以外均超过了60%，1860年较低，但比例也高达65.61%，1862年最高，竟然超过了86%，即使是最低的1867年，比例也占到了53.71%。[33]
除了对外贸易的增长特别是出口的大幅度增加引发通货膨胀以外，开港以后外商利用日本金银比价（金贱银贵）投机，用劣质洋银兑换日本金币，导致黄金大量外流，也是通货膨胀不可忽视的因素。当时日本的主要流通货币是一分银、天保小判和一分判。一分银、天保小判和一分判的金银比价为1比4.5，洋银（墨西哥银元）的品质比一分银还低劣，价格却相当于3个一分银。当时的国际金银比价是1比15.5，很显然，日本国内金价过于便宜。外国投机商就通过洋银→一分银→一分判、小判这一交换途径，套取日本金币，导致日本金币大量外流。幕府为阻止黄金外流，于1859年发行安政二朱银和新金币，一度将金银比价降到1：17.2，但由于洋银对日本商品的购买力也随之急剧下降2/3，遭到外国的强烈抗议而被迫终止。[34]1860年1月，幕府改变策略，将流通中的小判、一分判，在其原有的价格基础上提高3倍；2月份，发行新的金币，新币按照相同比例减少了金的含量。银价保持原封不动，将金价提高3倍，以此回避外国的抗议。这一措施虽然暂时遏制了黄金外流，却大大增加了货币流通量。这次改铸造成金银流通量从5300万两骤然增加到了1亿3000万两，导致物价飞涨。[35]对此反映最敏锐的是当时的商业中心大阪。大阪的黄金行市1854年为金1两兑换银67.06匁，1865年就突破了1:100大关，行市变成了金1两兑换银100.55匁，1866年涨到114.84匁，1867年进一步涨到了金1两兑换银126.97匁；米的行市从1854年的1石米96.6匁一路飙升，1860年涨到1石米153.0匁，1864年涨到1石米201.9匁，1865年跃升到1石米347.4匁，1866年飞涨到943.7匁，1867年进一步涨到995.8匁；菜籽油由1854年的1石421.35匁，暴涨到1864年的1050.42匁、1865年的1223.69匁、1866年的1539.50匁，直至1867年的2367.75匁；蜡从1854年的1斤2.37匁，涨到1867年的13.96匁；原棉从1854年的1贯目（日本的计量单位，约相当于3.75公斤）157.54匁飞涨到1867年的1353.52匁，其他如木棉丝、白木棉等也增长了几倍乃至几十倍。[36]
物价飞涨特别是产品原料价格暴涨大大增加了生产成本，导致丝织业、棉织品生产等原来发达的传统产业纷纷陷入困境。物价飞涨加剧了武士的贫困，使幕末局势更加动荡。物价飞涨导致幕府实际财政收入减少，财政支出增加，仅购米费用一项就高达311657两，进一步加剧了幕藩财政危机。
日本因遭受外来资本主义的猛烈冲击而陷入空前的动荡之中。为应对外来威胁，各藩纷纷加强警备海防，大名已无力再向幕府献金。对德川幕府来说，依靠大名献金支付临时费用已经行不通。开港以后，出口商品没必要再转运到江户等地，可从产地直接运到出口港。这样一来，江户等地的批发商备受打击。为此，幕府先后于1860年和1863年两次发布命令，强行规定杂谷、水油、蜡、（做和服的）绸缎布匹、丝5种商品必须经由江户交易，但收效甚微。[37]为减轻大名的财政压力，1863年幕府打破祖制，废除参觐交代制度，允许大名家属回到领地。上述政策导致江户人口锐减，经济衰败。与此同时，地方经济前所未有的发展也导致大阪逐渐丧失了流通中心地位，没有了往日的繁荣景象。江户、大阪等地的衰败又导致幕府无法再向江户、大阪等地富商征收御用金，而征收御用金曾是幕府财政的重要收入来源。1844年，御用金收入曾一度占幕府财政总收入的20.1%，但是60年代以后，这项财政收入基本上没有了。幕府试图增征年贡又遭到了广大农民的激烈反抗，幕府统治的最后几年，农民起义不仅次数多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他们明确反对增税，要求改革世道。没有办法，幕府只有削减武士的俸禄和经常费用，削减武士俸禄又使武士生活陷入绝境，导致武士中的一部分从幕府的支柱转变为幕府的反对者，成为推翻幕府的重要力量。为解决急剧增加的临时费用，幕府只有依赖改铸货币从中获取差额收益来应对。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引发物价进一步飞涨，加剧了局势的动荡。幕府财政就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走向崩溃，德川幕府也在无法自拔的恶性循环中最终走向了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