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德川幕府末期幕藩财政危机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瓦解了封建财政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特别是佩里来航以后，外来资本主义的冲击，加剧了幕藩财政危机。到德川幕府末期，幕藩财政已经接近崩溃。幕藩财政危机主要表现为：一、财政收支严重失衡，收不抵支；二、财政收入和支出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货币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封建财政走向瓦解。
一 幕藩财政收支严重失衡
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幕府大约占有全国土地的1/4左右，其余3/4的土地除天皇拥有不到3万石的领地外，归260多个大名领有。因德川幕府实行的是封建统治，德川幕府时期的财政主要以实物地租为主。这样一来，保持财政的经常性收支的稳定和收支平衡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从幕府中期开始，尤其是到了幕末，随着日本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及财政规模的扩大，这种稳定和平衡被打破。
1.财政规模急剧扩大。首先，财政收入迅速增长。1832～1842年间，德川幕府10年财政收入累计400余万两，年均40余万两；而仅1843年一年，德川幕府的财政收入就迅速增加到589万两，1863年进一步增加到691万两。1843年一年的财政收入比1832～1842年10年的财政收入总额还多近190万两，是1832～1842年间财政收入年均额的14.7倍多，1863年又比1843年增加了100多万两，1863年一年的财政收入相当于1832～1842年间财政收入年均额的17倍多。1843年的经常性收入是1832～1842年年均额的4.1倍，1863年又比1843年多了350541两，是1832～1842年年均额的6.1倍，临时性收入的增长幅度比经常性收入还要大。德川幕府1843年一年的临时性财政收入比1832～1842年10年的临时性收入总额还多了近1.5倍，几乎与1832～1842年10年的财政总收入持平，相当于1832～1842年年均额的23.5倍多，1863年的临时性收入又比1843年多出677931两，1863年一年的临时性收入是1832～1842年年均额的26.6倍。其次，财政支出规模急剧扩大。相较于财政收入规模的扩大，财政支出的规模比收入规模要大得多。仅1863年幕府的财政支出就膨胀到了700多万两。在财政支出方面，临时性支出远远高于经常性支出。1863年德川幕府临时性支出5737396两，经常性支出1319473两，临时性支出比经常性支出多了4417923两，是经常性支出额的4.3倍。[3]德川幕府开国以来年度收支规模超出开国以前幕府年度收支规模的数十倍。财政规模的扩大，让作为封建财政支柱的收支部分变得无足轻重，德川幕府财政开始逐渐从带有浓厚幕府将军家计色彩的封建财政向近代财政转变。
2.财政收不抵支。一般来说，经常性收支和年度总收支最能反映财政状况。总体上说，无论是年度总收支，还是经常性收支，德川幕府都已处于收不抵支的状态。
首先，在财政总收支方面，德川幕府统治末期，财政上经常处于亏空状态。1847～1856年10年间财政收支有5年处于盈余状态，有5年处于亏空状态。但是，5个盈余年度累计盈余额725800两，5个亏空年度累计亏空额却高达1962700两，两者相抵，10年间累计亏空高达1236900两。其中，1847年德川幕府财政总收支亏空324000两，1853年亏空671600两，1855年亏空552200两。[4]
最能反映财政状况的数据除了年度总收支外，还有经常性收支部分，该部分相对而言是财政最稳定的部分，更能直接反映幕末财政的实际状况。1847～1856年10年间，与财政总收支盈亏变化相比，财政经常性收支只有2个年度盈余，其余8个年度全部处于亏空状态。2个盈余年度累计盈余额只有38500两，其中，1854年度仅盈余14300两，1856年度盈余也不过24200两。相比之下，8个年度累计亏空额662900两。10年间扣除盈余累计，累计亏空额高达624400两。[5]其中，1847年经常性收支亏空195700两，1848年亏空97700两，1849年亏空80900两，1850年亏空91100两，1851年亏空12800两，1852年亏空126500两，1853年亏空162100两，1855年亏空98000两。[6]
到了1863年，该状况进一步加剧，货币部分年度总收支和年度经常收支不但同样处于亏空状态，而且经常收支部分亏空数额进一步增大。该年年度总收支亏空额折合黄金为138936两，年度经常收支亏空额折合黄金为211699两。1863年经常性收支亏空额同1847～1856年年均亏空额相比，短短几年竟然增加了1.5倍多，高达129069两，比1847～1856年间亏空额的最高年份1847年还要高出15999两。这表明幕末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加赶不上经常性支出的增长。
在德川幕府财政陷入危机的同时，各藩财政也陷入危机。其中部分藩的困难程度甚至超过了德川幕府。明治新政府曾于1871年对藩债进行调查，根据新政府的调查结果，1868年日本有277个藩，藩债总额为6691万日元（两）[7]，当时277个藩领地总收获量1881万石，1石时价折合3.56日元，贡米收入大约占总收获量的40%，即便按米价处于高位的1865年的米价（3.75两/石）计算，当年收入也只有2822万两，两者相比，藩债总额相当于该时期年度总收入的2.37倍。[8]不难看出，无论是德川幕府还是藩国大名，其财政不仅出现了危机，而且已经处于崩溃状态。
二 幕藩财政收支出现结构性变化
随着幕藩财政规模的扩大，幕藩财政收支出现了结构性变化，货币化倾向越来越明显。
以年贡米为代表的实物收支部分逐渐减少。在封建统治体制下，石高制成为幕府财政的基轴。[9]石高制，顾名思义，是一种根据领地收获量的多少收取贡租的制度，因以计量单位石来计算，故名。每石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60公斤或180.5公升。由此看来，幕府财政实质上是实物财政，是封建财政。幕府财政收支主要以年贡米等实物为主，以货币为辅。但是，到德川幕府统治的后期特别是末期，幕府财政收入中以年贡米为代表的实物收入部分不但没有增长，反而出现了明显下降。1732年德川幕府的年贡米收入为906125石，1746年为892400石，减少了13725石，减少了约1.5%；1838年为691843石，比照1746年减少了200557石，减少了22.5%；1842年进一步减少到446362石，比照1838年又减少了245481石，减少了近35.5%。若将1842年的年贡米收入同1732年相比照，年贡米收入的减少额和减少比率更让人吃惊。两者相较，年贡米减少额为459763石，居然超过了1842年年贡米收入总额，减少率高达50.7%。[10]究其原因，是因为土地面积毕竟有限，农业生产技术没有大的突破，加上自然因素的影响，年成有丰歉之分。即便有的年份年收获量有所增长，人口规模的扩大又基本上将增长部分抵消掉了。当然，更主要的原因还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用货币缴纳的年贡数额明显增加，导致实物米部分逐渐减少。随着财政规模的不断扩大，它在幕府财政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
货币收支部分在幕府财政收支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并逐渐取代实物占据主导地位。实际上，从德川幕府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在德川幕府财政收支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仅举德川幕府年贡收入为例，就可从中看出端倪。1729年德川幕府年贡中除年贡米外，收取银10502贯，1732年收取银9096贯，略有减少，但是1746年则增加到19858贯，1838年进一步增加到22451贯，而3年后的1841年，更是迅速跃升到663344贯。贯是日本的重量单位，每贯大约相当于现在的3.75千克。照此折算，1729年，德川幕府年贡银787650两，这还没有加上年贡金。据统计，1729年，德川幕府年贡货币收取额折算金总额494940两，若按金一银五比价折算，共收取银2474700两。同一年，年贡米收取额为710437石，即使按1868年的高米价3.56两/每石计算，折合银2560245.05两，两者几乎持平。1746年，货币收取额折合银3759245两，年贡米收取额折算银3176944两，德川幕府财政经常性收入年贡货币部分已经大大超过了实物部分。1838年，货币收取额折合银4082575两，年贡米收取额折算银2462961.08两，年贡货币部分已经是实物部分的近1.66倍。1844年，货币收取额折合银3504465两，年贡米收取额折算银2157780.08两，年贡货币部分已经是实物部分的1.62倍多。[11]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年贡的货币部分和实物米部分尽管不同年份都有变化，有的年份甚至变化幅度相当大，但总体上，货币部分基本稳定并呈增加态势，实物部分基本上呈减少态势。19世纪4个年份年贡收入的年均货币额为635296.75两，18世纪3个年份年贡收入的年均货币额为580472.67两，19世纪年均额比18世纪增加了54824.35两。相比之下，19世纪4个年份年贡米年均石数为464945.5石，而18世纪3个年份年贡米的年均石数为833320.7石，同18世纪相比，19世纪的年均石数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368375.2石，一增一减形成强烈反差。如果我们将这7年的货币收入额与实物米石数两组数字各自加以平均，会看得更加明显。货币部分7个年份一共收入4282605两，年均611800.7两，进入18世纪40年代以后，除了个别年份以外，均已超过年均数；而实物米部分7个年份一共收入4982404石，年均711772石，进入19世纪以后，除了少数年份略高于此数以外，均明显低于该平均数。
上述变化表明，至少在德川幕府的财政经常性收入中，货币已经取代实物米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到了19世纪60年代，这一变化更加明显。以1863年为例，该年幕府年贡米收入576266石，比1844年少了29852石，与18世纪3个年份的年均数833320.7石相比少了257054.7石，即使同前面述及的7个年份的年均数相比，也要低得多。与实物米相反，年贡收入中的货币部分，1863年增加到960844两，比1844年多了259907两，同18世纪3个年份的年均货币收入额580472.67两相比，增加了380371.33两，即便与前面提到的7个年份的年均额相比，仍高出349043.3两。若将该年货币收入额按金一银五的比例、实物米按3.56两/每石折算之后再两相比较，就会发现1863年年贡货币收入额是同一年实物米收入的近2.4倍，这个比例不仅远远高于18世纪，也远远高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以上论及的只是德川幕府财政收入中的年贡收入部分，还没有提及财政收入中的其他部分。实际上，年贡收入只是幕府财政收入的一小部分，大部分是在其他经常性和临时性货币收入方面。1844年，德川幕府财政收入中货币收入额为4419510两，年贡部分只占其中的15.9%，非年贡货币收入相当于年贡部分的近5.3倍。1863年，德川幕府财政收入中货币收入总额增加到了6917933两，年贡部分仅占其中的13.9%左右，扣除年贡部分之后，余额为5957089两。非年贡货币收入是年贡部分的6.9倍多。[12]以上是德川幕府财政收入中货币收入的大致状况，财政支出方面也是大同小异。
实际上，到了幕末，德川幕府连最基本的必需品——实物米都已经难以保证，不得不借助于货币收入部分来补充，这也从某一侧面反映了货币在德川幕府财政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当然，幕末财政收支方面的变化更主要的并不是实物米，变化最大也最剧烈、使整个幕府财政发生质变的还是货币收支，尤其是支出。
1844年，德川幕府财政支出中货币部分比1730年增加了3261940两，增加额是1730年支出总额的4.5倍；1863年比1844年增加了3063729两，增加额相当于1844年的76.7%，如果同1730年相比，增加额则高达6325699两，是1730年支出总额的8.65倍。相比较而言，1730年实物米支出592998石，1844年为655371石，1863年为659579石。1844年与1730年相比，时隔14年，仅增加62373石；1863年与1844年相比，时隔19年，只增加4208石。实物米支出方面虽然略有增长，但是涨幅不大，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若进行米价换算，1863年实物米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所占比重还不足1/4。[13]
总之，幕末德川幕府财政随着规模的扩大，无论收入还是支出，实物米所占比重越来越小，货币已经取代实物米在财政中居于主导地位。
幕府财政收支中经常性收支比重越来越小，临时性收支所占份额越来越大。1832～1842年间幕府财政经常性收入1827879两，临时性收入2183887两，10年间临时性收入仅比经常性收入多356008两，临时性收入相当于经常性收入的1.2倍[14]；1843年，幕府财政经常性收入757233两，临时性收入5133103两，临时性收入已经是经常性收入的6.8倍；1844年，幕府财政经常性收入796692两，临时性收入3622874两，该年临时性收入高出经常性收入2826182两，临时性收入是经常性收入的4.5倍；1863年，两者之间的差额进一步扩大，幕府财政经常性收入1107774两，临时性收入5811034两，临时性收入比经常性收入多4703260两，是经常性收入的5.2倍。[15]临时性收入的出现并增加肇因于临时性支出的出现和增长。1863年德川幕府的财政支出中，经常性支出1319473两，临时性支出却高达5737396两，临时性支出是经常性支出的4.3倍多，占幕府财政总支出的81.3%。临时性支出是幕府的计划外支出，这部分支出的出现和急剧膨胀掏空了幕府的国库，迫使幕府不得不为这一部分支出寻找临时的财源。让富商捐款、征收御用金甚至对货币进行改铸等措施是当时的统治者所能想到的、能在短时间内筹措到这么一大笔资金的有效措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临时性支出剧增反映了幕府财政的困难程度，幕府近乎杀鸡取卵的措施不但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反而加剧了本已相当严重的财政危机，进而引发和加深了政治危机、社会危机，最终导致德川幕府走向灭亡。
幕府财政收支增加了新的项目并且所占比重迅速上升，传统收支项目所占比重降低。
18世纪上半期，年贡米、销售米金、各官署缴纳、上缴米金、工程费、贷款返还等构成德川幕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1730年，年贡米收入509000两，为当年德川幕府最主要收入来源，在全年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高达63.7%。此外，按所占比重高低依次是销售米金（14.1%）、各官署缴纳（6.9%）、上缴米金（3.6%）、工程费（3.4%）、贷款返还（2.6%）等。[16]
19世纪40年代以后陆续增加了献金、御用金、货币改铸收益金、上缴帮工费、城堡修缮赞助金、河运杂税以及由幕府将军家的金库支出资金等收入项目。其中，虽然1844年献金为3470两，仅占当年财政收入的0.1%左右，1863年则更少，只有2977两，在同年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却成为幕藩统治者乃至后来的明治新政府初期筹措临时费用的重要手段之一。御用金只在1844年征收过一次，但征收额非常大，高达518320两，占当年财政收入的20.1%，而且也在明治新政府初期被频繁采用。德川幕府为解决财政困难，还通过改铸货币即减少成色、降低质量以从中获取收益、增加财政收入。1842年货币改铸收益金为557323两，占当年财政收入的35.6%，1843年为394400两，在当年所占比重为25.6%，1844年增加到856400两，比例为33.3%，1863年，收益金数额跃升到3664399两，在当年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竟然高达68.7%。1842年以后又开始让各藩上缴帮工费以增加财政收入，1842年，上缴帮工费91527两，占该年财政收入的5.9%，1843年一度增加到158000两，占该年财政收入的10.2%，1844年和1963年的这一数字和比例分别为3930两、0.1%和45994两、0.8%。1844年以后数额和所占比重虽均有下降，但仍是德川幕府不可或缺的重要财源之一。城堡修缮赞助金1844年收取184150两，只占当年财政收入的7.1%，1863年减少为51266两，只占当年财政收入的0.9%。为增加财政收入，1844年又开征河运杂税5590两，只占财政收入的0.2%，1863年有所减少，仅有5381两，在1863年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不值一提。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开征此税虽是德川幕府财政困难使然，但也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交通运输业发达的一个反映。即便采用了上述多种手段和筹措途径仍解决不了资金短缺问题，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1863年不得不从幕府将军家的金库中支出300000两以解燃眉之急，而且这笔资金居然占到该年财政总收入的5.6%，成为1863年幕府第三大财源。[17]
财政支出方面，18世纪上半期，禄米、薪俸、官署经费、购米费用、修缮费、家计费、贷款等是德川幕府的主要支出项目。其中禄米薪俸一项，1730年支出297300两，占当年财政总支出的40.7%；1843年支出数额虽然增加到了405000两，但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例却降到28.0%。1844年，支出数额进一步增加到428300两，所占比例反而进一步降到20.1%。1863年，用于禄米薪俸方面的支出几乎增加了一倍，数额高达794970两，在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反而大幅度降低到15.9%。官署经费1730年支出149500两，占当年财政总支出的20.4%。1843年，支出数额增加到了337000两，但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例也略有提升，为23.3%。1844年，支出数额就大幅度减少至288800两，所占比例也随之降到13.6%。但是，1863年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官署经费支出几乎增加了一倍，数额高达636753两，不过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例反而大幅度降低，仅为12.7%。购米费用也是德川幕府财政支出主要项目，数额也有增减，但总体上所占比重一直在下降。1730年支出103500两，占当年财政总支出的14.2%。1843年，支出数额减少为96，800两，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例也相应减少为6.7%。1844年，支出数额进一步减少为95000两，所占比例也进一步降到4.5%。1863年虽然支出数额比照1843年、1844年增加了2倍多，达到311657两，但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例也只有6.2%。修缮费除1844年支出数额猛增到904100两，占财政总支出42.5%以外，其他年份所占比例基本上呈下降趋势。
19世纪40年代以后，德川幕府财政支出增加了幕府将军朝觐参拜天皇的费用和购买船舶、武器的费用以及货币改铸所需原银等新的支出，原来所占比重较小的发放金、贷款等传统项目比重增加。其中，仅1863年一年，将军朝觐费就高达859696两，占当年财政支出的17.2%；用于购买船舶、武器的费用达496763两，占当年财政支出的9.3%。
从以上各收支项目数额增减及所占比重变化来看，传统的主要财源年贡米尽管数额也在增加，但在财政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却越来越小，1730年高达63.7%，到了1844年，就下降到了23%，1863年又进一步降到18%，已经不足1/5。不仅如此，即便是数额增加的部分，多半也是物价上涨所致。如果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年贡部分实际上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而且是大幅度地减少。
1730年，销售米金尚占幕府财政收入的14.1%，所占比重仅次于年贡米，13年以后就降到了3%，1844年进一步降到1.2%，到1863年已经接近于零。
在传统收入来源中，占据第三位的各官署缴纳的部分1730年仅有6.9%，所占比例本来就不高，随着时间的推移，到1843年就下降到了3%，到1863年仅占0.8%左右。至于工程费、上缴米金、国役缴纳税等其他传统收入项目，本来就微乎其微，1863年以后，有的就销声匿迹了，有的接近于零。取代传统收入项目，在幕府财政收入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货币改铸收益金、御用金等。其中货币改铸一项，1863年就已经占到了幕府财政收入的近70%，几乎成为传统的年贡米以外的唯一财源。改铸货币从中获得收益，只有通过降低成色、减少分量这一条途径，而降低成色、减少分量无形中就降低了信用。货币信用的降低进一步导致货币的铸造、发行机构德川幕府信用的降低乃至丧失，从而陷入恶性循环。过分而且是频繁地依赖货币改铸以维持财政运转表明德川幕府已经没有更可行的解决财政危机的手段了，预示着离最后崩溃已经为时不远了。
幕府财政支出构成的变化也能印证这一点。禄米、薪俸、官署经费等原来构成财政支出主体的几个项目尽管数额随着财政规模的扩大出现大幅度增加，但它们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却不断下降，且降幅相当大。这一点同幕府财政收入所呈现的特点基本相同。原来所占比重最大的武士家臣团的禄米、薪俸由1730年的40.7%降到1863年的15.9%，居第二位的官署经费也由1730年的20.4%降到1863年的12.7%，排在第三位的购米费用由1730年的14.2%降到1863年的6.2%。幕府将军的家计费也由1730年的8.3%降低到1863年的2.4%，修缮费由1730年的9.4%降到1863年的5.2%。禄米、薪俸、官署经费、购米费、修缮费以及幕府将军家计费等5项支出构成了幕府财政支出主体，这5项支出1730年占幕府总支出的93%，接近于幕府财政支出的全部。但是到1863年，该5项已经下降为42.4%，不足总支出的一半。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幕府推行节约政策，压缩财政开支，另一方面，更主要的原因是新的临时性支出的出现和迅速增加。与传统的支出比重下降相反，一些过去微不足道的支出甚至根本就没有的支出急剧增加。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发放给寺社、大名、札差的费用从1730年的1.7%增加到了1863年的15.2%，原来没有的幕府将军朝觐、参拜费用1863年高达17.2%。发放金和将军朝觐参拜费用的主要目的是试图借重于天皇和寺社，安抚、笼络地方大名。发放金和将军朝觐参拜费用的剧增表明德川幕府已经在政治上陷入危机之中而无力自拔了。
总之，财政收支项目的增减一方面表明幕府财政危机加剧，为解决财政危机，不得不多方开辟财源，甚至不得不动用将军家的金库来弥补财政亏空，另一方面表明幕府的财政基础正在逐步瓦解，幕府财政正在走向崩溃。
至于各藩，其财政状况与幕府相比，困难程度应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仅从1868年各藩所欠债务的多少就足以看出各藩危机的严重程度。佐藤信渊（1765～1850）和蒲生君平（1768～1813）对当时的藩财政危机作了很好注解。“诸侯虽有大国，但平生所用之金银，大多是从豪门之家所借耳。”[18]以至于“上之诸侯尽弱，下之百姓咸穷。上下嗷嗷，唯财用之不给……其为弊也，可谓极矣”[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