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在中国和法国社会是如何运作的？
贩毒生涯和毒品交易[14]
柯克瑞夫（Michel Kokoreff）
巴黎第八大学
巴黎社会学和政治研究中心
“如何成为一个大麻吸食者？”这是霍华德·S.贝克（Howard S.Becker）在他的名著《局外人》[15]中提出的著名问题。答案就在“第二芝加哥学派”（Second Chicago School）通过人类学田野调查和传记法建立的“越轨生涯理论”（a theory of deviant career）之中。该理论的目标是将文化人类学和行为学方法，转变成一种将越轨行为视为社会过程或社会交易的动态连续模型。
如何成为一个毒贩？这个问题与贝克的问题属于同一类型的理论性问题。但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涉及毒品用户，而且还包括那些“做生意”的人（Preeble and Casey，1969），而这些人都认为贩毒就是一项工作。
接下来，我们会讨论这些概念，它们出自于对“法国郊区”的——普遍的、少数族裔的和受到污名化的社区——年轻“街头毒贩”的长期定性研究，而这项研究本身也是一项对法国海洛因扩散过程、吸毒者及“惯犯”的真实的集体性研究。我们将证明，在城市边缘，毒贩几乎世代皆有相同的生存之道。或者更准确地说，每一代循着上一代的发展轨迹，步其后尘。我们想要总结的问题是，隐藏在贝克的职业越轨模式背后的时间概念。
一、建构概念：发展轨迹、职业、生平路线
专注于毒品使用和交易的案例中的社会现象的时间维度是一回事；澄清在解释过程中，由于概念混用而导致的混淆，则是另外一回事。在这一系列的问题中，有三种形式也许可以从概念上和方法论上进行区分：首先，对由社会所决定的社会发展轨迹进行的分析，这些轨迹也可以作为一系列的发展轨迹（居住、家庭、教育和人口迁徙的方面）来研究；然后是关于“生活史”（life histories）或“生活故事”（life stories）、“生平”（biographies）或“人生路线”（life lines）方面的研究，通常这些研究在批判所有形式的“社会决定论”的情况下发展起来；最后，以一种融合制度维度（惩罚、违法职业）和生平方面（越轨职业、发展轨迹）、主客观立场的视角来对“职业”方面进行的分析。
我们应该问：这三种形式的分界线在哪儿？在对“发展轨迹”——不断更新惯习——决定论的宏观社会学的解读与对“职业”互动论的概述之间？除非尝试发现它们的辩证关系？这一提问与帕斯隆（Jean-Claude Passeron）的观点相近：
尽管社会理论可以对这一辩证关系进行操作化，但是这一辩证关系仍然存在问题。尤其是就承认涉及其他维度的“结构约束性力量”的范围而言，给出的定义就不合理。在方法论方面，这个问题也尚未解决：如何观察这一系列行动，从什么角度，使用怎样的数据？
我们可以提出另一个假设：人生故事、发展轨迹和职业生涯分别指向“不同水平的时间经验的结构”（different levels of organization of temporal experience）。在何等程度上，这些可追溯的方面是区分这些不同项目的要素？借助康尼克（Connink）和戈达尔（Godard）的社会传记研究（sociobiographical studies）中所理解的因果关系，我们可以描述这些不同水平，以及思考它们的考古学上的关系（一种行动产生其他行动）、它们的过程性关系（事件发生的顺序）和结构性关系（外部的关系）。
H.休斯（H.Hughes）认为，“‘职业生涯’这个词汇有着自己的生涯”。尽管芝加哥学派的主要工作之一是致力于研究波兰农民的生活史，并影响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量研究，尤其是克利福德·肖（Clifford Shaw）引领的对青少年犯罪领域的研究，但关于“职业生涯”方面的研究则稍晚才发展起来。20世纪5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休斯针对这一概念再次引入一种显著且非工具性的构造方法（Ogien，1996）。对他来说，事件的转折点比事件发生的顺序更加重要。问题不仅是要发现在职业生涯中（典型阶段已经制度化），从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而且也要查明“很多不确定和无法预见的违反规则的行为”存在何处（Hughes，1996：176）。职业生涯研究的特定对象是这种辩证关系。
休斯的研究始于这一观点：职业生涯不能还原为由科层制或其他类型组织的管理模型。职业生涯不是“成功”的同义词。他通过区分“主要活动”与“次要活动”、“工作体系”与“相关体系”来强调岗位的流动性。由于职业社会学的创新性可以转变成越轨发展轨迹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deviant trajectories），因此我们应该重视借鉴职业社会学。就职业、技能和社会化方面来说，这就相当于将之视为麻醉品交易（Letkermann，1973；Bachmann and Coppel，1989：Duprez and Kokoreff，1999）。
某些交易存在于这样的系统，它们能提供大量的面向其他相关系统和广大公众的职位空缺；当一个人结束了他/她的职业生涯，他/她可能会转移到相关系统的某个职位。情况也可能是，一个与起初交易无关的工作系统正好提供了一个有利的领域，或者，发挥了起初交易中所获得的才能和特色。（Hughes，1996：182）
霍华德·贝克已经充分利用这个概念。他将职业生涯的概念拓展到拥有抱负和毅力的个体组成的阶层。这个概念出现在《局外人》中，在这本著作里，不同于处理越轨的多元方法，它反对从病原学（the etiological approach）的角度对“罪恶”（evil）进行研究的方式：这种方法所借助的模型，是按照有序序列（ordered sequence）的行为模式的发展而加以考虑的。目标是区分“一系列阶段中，在个体行为的改变和观点的改变之间”（p.46），导致每个阶段最终行为的唯一要素。因此，贝克提出了“越轨生涯”（deviant careers）这个概念，拓展了它的客观维度和主观维度，以解释导致不同岗位流动的因素。
为回应关于越轨的意向性和其中的动机的疑问，贝克提出通过分析犯罪的过程或采纳某种行为准则的方法。这意味着要对那些将越轨作为一种“谋生手段”的越轨行动者进行长期的研究。正如我们所理解的，一个根本性和争议性的机制是属于有组织的亚文化的学徒制（apprenticeship），通过这种机制，对这些活动的稳定偏好被建构起来。在这篇关于大麻吸食者的著名论文中，分析是以学徒的过程为基础的，其中描述了不同形式的学徒制：技能方面的学徒制、感受药效的学徒制、享受大麻效用的学徒制。
简而言之，他（吸食者）已经学会在被问到“这爽吗？”时予以肯定的回答。他之后是否会继续吸食大麻，取决于他是否能一直对这个问题予以肯定的回答。而除此之外，他对于其他如“这明智吗？这道德吗？”等问题也予以肯定的回答的时候，他会意识到，社会对他的这种吸大麻的行为其实是谴责的。除非吸食者由于某些经历改变了他对于大麻的看法，发觉自己不再能够从大麻那里获得“快感”的兴奋，他才有可能放弃吸食大麻。（Becker，1985：81）
尽管，关于描述大麻吸食者的典型路径方面，尤其是关于吸毒者学徒制和投身越轨生涯的条件方面，贝克的连续性模型明显地持续保持着很强的解释力，但是这种模型却面临着多重批判。第一，这个模型本质上是包罗万象的，不管毒品是什么，也不管毒品如何被使用，就假设职业生涯的同一性。然而其他的研究已经表明，习得一种嗜好并不一定就会导致习惯性的使用（Hirsch，1990）。第二，这个模型没有着眼于交易中的职业，而问题就在于这个模型在该方面的解释能力，因为这是正在被探索的、可追溯到由社会中获得的职位和性情所组成的世界（Fagan，1995；Duprez and Kokoreff，2000）。第三，贝克的方法由于专注于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交易或适应，因此没有考虑那些在远处（at a distance）发挥作用的社会决定性因素——即所谓的“结构性作用”。
二、对越轨发展轨迹的研究
对越轨发展轨迹的研究工作反映出在这个领域内组织研究工作的困难性，更广泛地说，反映出法国犯罪学的薄弱之处（Faugeron，1991）。虽然统计研究具有很好的代表性，但关于发展轨迹的研究并不常见，尤其是对未成年人的研究。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些可能会研究这些主题的学者队伍没有更新，也因为该研究领域的公共决策者对此并不感兴趣。
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从一些投标中得到帮助后（Faugeron，1999），我们就聚焦于那些特别专注于毒品成瘾和毒品交易的研究工作。
这项研究的方向更加偏向于将行为定位于社会路径和背景，以及日常生活的经济状况之中；在日常生活中，家庭关系发挥着与同辈群体关系和制度性关系同等重要的作用。我们正在思考一项由R.卡斯特尔（R.Castel）领导的集体研究——“摆脱药物滥用的出路”（ways out of substance abuse）；这类特别重要的研究工作，还有P.布尼克（P.Bouhnik）对海洛因成瘾、AIDS和监狱的研究（Bouhnik，1994；Bouhnik and Touzé，1996），以及最近一系列对低收入住宅区的地下经济调查（Joubert et al.，1996；Duprez et al.，1995，1996；Kokoreff，1997；Aquatias et al.，1997；Tarrius，1997；Tarrius and Missaoui，1998）。
布尼克（Bouhnik，1994）像卡斯特尔（Castel，1998）一样，尤其对海洛因吸食者的发展轨迹感兴趣。大多数海洛因吸食者在人生中都会经历判刑和入狱；但是实际上，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并没有深入研究这些经历和导致这些经历的行为。就前者而言，研究主题是阐明生活系统。就后者而言，研究的目的则是理解在毒品吸食过程中长期（至少两年）中断的过程。就多米尼克·迪普雷（Dominique Duprez）在法国北部和巴黎地区完成的研究工作来说，这些研究集中于被视为“敏感的”住宅区和社区经济中为麻醉品经济所占据的地区，研究毒品使用者的生活系统。这些研究者招募了相当大比例的受调查者，其招募方式要么是在监狱以访谈的名义招募，要么是借助犯罪记录来招募；而对社区内其他受调查者则进行观察研究。因此，在最后两部分研究中，发现更多违法职业并不意外，更因为主要研究的关注点之一是小规模的毒品交易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即使如此，通过对所有的案例进行研究，研究者发现这些人持续频繁入狱，原因要么是违法获得毒品，要么是拥有违法药品，或者是参与小额毒品交易。
在所有研究中所发现的一个普遍因素是，研究者关于他们分析对象的认识论立场：他们认为这些受调查者是个人故事中的演员，而非研究客体。这些受调查者通过保持他们与所处环境的关系来建构他们的社会身份。当他们属于卡斯特尔表述的“脱离的”（disaffiliated）范畴时（Castel，1995），即使他们来自于非常贫困的社会环境，或者高度依赖于毒品，他们仍然会保持着管控个人贫困和毒瘾的能力。
这项研究遭遇的问题是，通过甄选出促成同质性的因素，来识别社会结构的作用，然后对这些生平进行分门别类（Bourgois，1997）。这项研究所使用的类型学方法基于韦伯式分类法，以个体的生平轨迹来对个体进行分类，目的是建立起个体与经济资源和经济活动之间的联系。
就我们的研究部分来说，我们已经分析了进入这些职业的不同方式，区分出三种类型的发展轨迹。第一种类型涉及的是重要的生平事件，它们标志着个体人生和进入毒品世界后的转折点。这种类型可以称之为“断裂型”（the rupture type）。相反地，第二种类型存在于进入职业的渐进性入口，随着时间推移，被一系列琐碎的事件所中断。全部的这些事件是支配的代名词，也就是“陷入”一个可以理解为无法逃避的过程之中。我们再次运用来自海洛因吸食者那里的一个范畴，将第二种类型称为“机制型”（the mechanism type）。但是第三种则非常显著，它一方面具有偶然情况、偶然遭遇和机遇的特性，另一方面也能显示在不同阶段的演变过程中社区的权力。在这一点上，生活在社区或住宅区的社会化过程甚至超越了学徒关系。因为缺少更合适的术语，所以我们称第三种为“社会化类型”（the socialization type）（Duprez and Kokoreff，2000）。
我们已经确认了这三种类型之间的边界，即“表示社会地位和身份的变化、对个人的社会关系变化和对他人的社会关系的变化的转折点”，比如说从鼻吸到注射的变化。[16]
应该强调的是这三种类型并不足以涵盖实际观察中的所有情况。除此之外，这三种类型很可能是相互叠加的，或者遵循着不同的序列。比如，“机制”可以想象并理解为一种“断裂”的累积。结果，它们的运作不是作为行为的“原因”，而是职业生涯所选定的“模态”（modali-ties），甚至作为职业的主色调。
序列的连接问题仍然存在。我们已提出的“生平片段”（biograph-ical segment）这个概念，本质上与“根本转变”（radical shift）的含义是同质的（Kokoreff，1997）。其中有一个案例可以澄清这一观点。以我们在一家治疗机构见到的穆赫塔尔（Mokhtar）为例，他住在阿涅勒（一个拥有将近8万人口的自治市，正好位于巴黎西部的郊区）的一个小镇。他有8个兄弟姐妹，于20世纪70年代从阿尔及利亚来到法国。他向很多人分享了以他父亲去世为标志的（委婉地说）“艰难童年”，除此之外，他8岁的时候被迫接受国家抚养，而他的少年时期是在利摩日市的一家福利院度过的。在17岁的时候，按照他的说法，那时候他“出狱”了（他似乎是在谈论一家训诫机构或监狱），最后他搬到阿尔及利亚。在那里，通过他的哥哥结识了附近住宅区的青少年，然后他开始吸食哈希什（le shit[17]）。但他专门从事贩毒则是从以下人生片段中开始的：他白天工作，晚上就“偷运可卡因”（run on coke），他在自己所供职的计算机信息公司与同事一步步地建立起一个可以直接从荷兰购买毒品的系统。然而，由于过于“投入”，他最终被解雇。在这个时候，他重新陷入一种“恶性循环”（downward spiral）的典型发展轨迹，从可卡因到海洛因，从鼻吸到注射，但他也遵循着另一条发展轨迹——“中断”（戒掉毒瘾，恢复过来）和“复发”，直到他开始在斯肯南生活，并在33岁的时候接受替代性治疗方案。因此，总共有四个人生片段，其中两个片段是与吸食“烈性毒品”（hard drugs）紧密联系的，而最后一个片段是一个重新建立毒品世界之外的经历的阶段。
法国郊区的海洛因消费具有与生活条件相关的地方性特点。对个体来说，在一个已经被污名化且充斥着失业的社区生活，毒品的作用就是麻醉自我，毒品就是一种用来忘记艰难现实生活的方式。在这项研究中，吸食海洛因绝非与当地特定文化习俗存在密切的关联，因为在这个案例中，摇头丸和“浩室音乐”存在着关系。毒品交易是一种简单的赚钱方式，是其他形式的违法活动的替代选择。毒贩最初是小偷和抢劫犯。但并不是所有的毒贩都是吸毒者，尤其是在里尔大都市地区，例如，当地主要毒贩是“蚂蚁”（ants）（做苦工的人，游手好闲之人），这是因为他们能接近货源（主要是在鹿特丹），而大部分的交易网则是由吸毒者和中间商构成。
法律案子的卷宗明显地反映出职业身份（Chantraine，1998）。那些接受相同社会化模式（学校、社会机构等）的青少年群体，在17岁或18岁的时候，会开始一起吸食大麻，然后很快转售大麻以供给他们自己的消费，几年之后，就开始贩卖海洛因。男孩面临更多的群体效仿的影响（挑战、利益的诱惑、偷窃），而女孩成为毒贩的原因更多是与生平决裂（biographical breaks）（分手、生育第一个孩子）有关。同样地，一方面，在贩毒活动与非贩毒活动之间的阶段，他们在工作方面表现出一致性；另一方面，戒毒期间，一致性又体现在减少吸食毒品或过量吸食毒品。尽管如此，我们一定不能隐瞒由这种类型的信息所产生的方法论上的“偏见”。正如A.西库雷尔（A.Cicourel）在大约25年前的研究中所发现的，由制度建构出来的、操作于不同的法律程序（诉讼、传唤出庭、药物和心理测试）的“现实（reality）”的作用，倾向于重视那些有利于推动法律程序的资料。以时间分析法（temporal analy-sis）来分析，职业发展轨迹被当作是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异常生平形态（singular biographical aspects），因为无论就发展轨迹所具有的决定性特征（在学校受到挫败、家庭问题、有违法前科），还是就不利于职业生涯或路径的类型来说，它都是一个强调发展轨迹的问题。
对那些监狱里的瘾君子（Chantraine，1998）或者已经释放的瘾君子进行访谈的结果，显著地缓解了职业身份和生平异常性之间存在的张力（Kokoreff，1997）。尽管这些解释支持该假设：毒品成瘾是一个需要时间分析的过程，因此也是个体需要摆脱的对象。但是这些解释也运用了一系列有待观察的时间关系。我们已提到的遗忘和精神不振的时期，所对应的正是吸食海洛因的活跃阶段。但是也存在一个更加难以理解的谋生期。在一个间断的（discontinuous）时间线中，许多情境环环相扣，经常重叠，尽管如此，这些情境却建构出一条具有规定性的且几乎是被编码的路径——一条可以理解为由宿命（fatality）和命运（destiny）所主导的路径。这些职业生涯远非在某单一行动中逐渐出现，而是将自身分类成可识别序列的多重时期或阶段的结果。这些序列中存在多种“开始”：第一支注射器或“一小口烟”，然后是饥渴难耐，开始偷窃；第一次进监狱，然后出狱后再度堕落，尽管接受了治疗，回到家中见了父母，化解了家庭矛盾，但因为生活这样的社区，“再度堕落”不可避免。然后可能开始贩毒，第二次判刑入狱，刑期或长或短，出狱几个月之后，尽管接受治疗且治疗有效果，但还会再度堕落。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通往毒品消费的“入口”（entry）受一系列条件限制。毒品消费并不会立即出现。首先，标志着“入口”门槛的是成瘾效果的学徒关系，几乎都是第一次接触毒品。在海洛因吸食者提供的解释中，渴望注射海洛因是核心解释：问题不仅在于陷入其中的疼痛和痛苦（尽管是真的痛苦），而且用于已经迅速形成的日常毒品消费的金钱以及获取金钱的方式（偷窃、交易、买卖赃物、攻击手段）也都是问题。如果存在这一“入口”，那么这一“入口”的特征就是同辈群体和周围环境都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因为世代传递是获取知识和技能的非常稳定的来源，所以我们可以探讨代际内和代际的社会化。
正如西尔万·阿卡蒂亚（Sylvain Aquatias）所强调：“在这些特定领域，聚集着弱势群体，他们没有任何途径从事合法工作来获取收入。贩毒并不是因为他们对毒品有弹性的需求，而是因为实际上贩毒是获取收入的可行途径。”（Aquatias et al.，1997：88-89）在这一背景下，通过贩卖毒品来获取金钱就能补偿在就业市场上找不到工作和面临工作不稳定所带来的影响。然而，贩毒的收入水平是非常多变的：收入水平同时取决于贩售点的类型和这些点之间的相互竞争，在贩毒的层级结构中所处的位置，贩卖的持续时间和强度，以及在社交网络中的嵌入情况和扩展客户的可能性。（Joubert et al.，1996）
以上援引的访谈很好地阐释了地方性动力对职业的影响力。在巴黎和里尔的郊区社区中，我们观察到，在海洛因大量进入的失去社会资格的空间（供应的动力），与个体作为毒品吸食者或从事烈性毒品贩卖这样的职业（需求的动力）之间，存在着很强的联系。这个过程是通过社会关系的转变造成的：不充分的社会控制，尤其是缺乏由“老大哥”（big brothers[18]）所体现出来的这种社会控制；不断上升的失业率和不稳定形势所导致的生活条件的恶化，哈希什毒贩的接连入狱，这些都为贩卖更加赚钱的毒品留下了渠道。
但是某一时段中涉及毒品交易的个体的发展轨迹出现差异，导致这一差异的也正是当地市场的逐渐专门化（specialization）。就价值体系而言，职业生涯而非发展轨迹、互动、与周围环境和制度性机构之间的关系、个体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倾向，都必须纳入分析范畴。一些人继续贩毒，但是由于每天吸食大麻，收入不断地下滑；而其他人则在没有成为海洛因用户之前，转卖海洛因，尽管他们认为自己足够“坚定”可以避免“堕落”，但是他们却陷入侥幸和意志消沉的陷阱（Duprez and Kokoreff，2000）。
总的来说，住宅区不同于其他地方，比如高中，市场由销售哈希什转变成销售鸦片制剂，这就解释了毒贩职业生涯的变化，因为海洛因和可卡因可以产生更多的利润，所以他们放弃销售哈希什，选择销售海洛因或可卡因。一些哈希什交易网更加受这一发展趋向的影响，这是因为它们的会员往往成为海洛因用户，同时它们获利需求已经快速飙升。尽管贩卖哈希什可以让他们过上舒适的生活（衣服、餐馆和汽车），享受接近于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但是发觉到海洛因的市场价值之后，在利益的驱使下，他们开始贩卖海洛因，甚至（或者）窃取海洛因。
三、结论
我们粗略地回顾了贝克的研究方法是如何明显地推动了对越轨职业生涯的研究，以及在分析经验性材料的过程中，该方法的启发性优点是什么；我们回顾的目的是就研究越轨职业或违法职业方面，提供一种比政府视角或媒体与公众舆论双重视角更加复杂的视角。
我们设法提出，在不忽略职业入口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的情况下，当地社会维度（失业、生活无保障、家庭压力和学业失败等，以及族群隔离的社区、被贬损的社区、受到污名化的社区）和制度性维度（界定犯罪的管教对象、监禁制度）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哪里的交易油水富足而且至少能作为暂时的工作，是长期的职业化贩毒还是短时期的贩毒，这些不同维度的组合使我们得以理解一个人如何成为市区的毒贩。
贝克的模型基于一个特殊的时间概念：非线性的、间断的、可逆的、以转折为特征的、断裂的（转折点）。虽然，这个模型提供/增加了某种复杂性，推行了一种对越轨社会学（尤其是法国的越轨社会学）的研究具有重大影响的创新性研究活动，但是，这是按照图示总结的时间概念，而非典型西方式的时间概念？
我们处理的不是在前进（moves）/改变（changes）/流逝（runs）的时间，不是周期性时间（a cyclical time），抑或是固定时间，我们静止不动，犹如站在时间的出口？然后我们如何将这个概念与其他的概念进行比较，使这个概念适合于其他文化背景和其他的社会事实？这可能是在知识间搭建起桥梁的一种方式，以提出更好的问题：在中国和东南亚更远的地方，在国际城市中，毒品世界中的职业生涯是怎样的？不一样吗？我们正讨论的是一种跨国职业生涯模型？不同之处在哪里？这是发出号召：要像其他地方一样，在这个地区进行研究就要跨越族群和方法。
（王宁译，邓保群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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