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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鸟歌》的原生态因素与中韩黄鸟诗[127]
张哲俊
The Original Ecological Factors of the Yellow Bird Song and the Yellow Bird Poems in China and Korea
【Abstract】The Yellow Bird Song of Yuri is the early love poem of Goguryeo. The yellow bird as a bird of love is not a rare image,but it did not appear as a bird of love in the Chinese and Korean literature before the Qi and Liang Dynasty.The Yellow Bird Song was an unique poem in East Asia,which praised the bird of love.It can shape the image of yellow bird as a bird of love earlier than Chinese literature,because the poem contains the original ecological factors.
【Key Words】Yellow Bird Song Original Ecological Factors Bird of Love
瑠璃王的《黄鸟歌》是韩国上古最早的诗歌之一，这是一首爱情诗，黄鸟是爱情鸟的形象。这一形象本来并无任何特别之处，也没有什么新鲜感，因而应当与韩国文学的原生态因素搭不上什么关系。然而《黄鸟歌》究竟有无原生态因素，不是靠现在的阅读经验能够直接来判断的。只有在东亚文学的发展历史中比较研究，才能够发现《黄鸟歌》的原生态因素是什么。无论是在韩国文学史上，还是在东亚文学史上，《黄鸟歌》第一次塑造了黄鸟作为爱情鸟的形象。在此歌之前，中国的先秦文学、汉代文学，也未能创造这样的形象，因而作为爱情鸟的黄鸟形象是独一无二的，这也表明《黄鸟歌》没有直接受到先秦两汉文学的影响。如果《黄鸟歌》最初是以汉诗写成，那么黄鸟的形象应当留下先秦两汉文学影响的痕迹。但事实上，此诗全无先秦两汉文学影响的痕迹。母语文学与汉文学虽然都是韩国文学，但由于使用的语言不同，内容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如果瑠璃王写的是汉诗，就会流入中国文学描写的模式，也就难以创造作为爱情鸟的黄鸟。但以母语写作，就可以脱离中国文学的描写模式，自然而然地描写诗人自己的生活遭遇与自然景象。这不只是语言问题，更重要的是母语展现的文学形象不同于中国文学，因此在韩国古代文学产生初期，更容易发现尚未受到中国文学影响的原生态因素。
《黄鸟歌》中作为爱情鸟的黄鸟形象，不大见于韩国的其他黄鸟诗。黄鸟在韩国古代文学中相当常见，《韩国文集丛刊》中出现过1264次，这个数字足以说明黄鸟是韩国诗人非常喜欢吟咏的对象。韩国诗人如此喜欢黄鸟，后世诗人应当受到《黄鸟歌》的深远影响。但事实并非如此，作为爱情鸟的黄鸟极其少见，这表明韩国文人的黄鸟诗与《黄鸟歌》之间存在着断层，不是近于《黄鸟歌》，而是近于中国的黄鸟诗。在中国文学中，黄鸟首先是与三良联系在一起的忠义壮士形象，这种形象主要是起源于《诗经·秦风·黄鸟》。由于受《诗经》的影响，中国文学中的黄鸟基本延续了表现三良的黄鸟形象。韩国文学中的黄鸟与中国文学基本相似，也是承续了《诗经·秦风·黄鸟》的黄鸟形象，如成俔的《悲吊辞》：
黄鸟是三良之死的象征，成俔也表现了明确的批判精神。又如申光汉（1484-1555）的《哀三良赋》：
在此类黄鸟诗中，完全看不到《黄鸟歌》的痕迹，而是表现出了与中国文学完全相同的特征。
在韩国古代文学中黄鸟是死亡的象征，经常出现于碑文、墓志与祭文、挽诗。如赵宪（1544-1592）的《祭朴汝翼文》：
又如18世纪诗人俞肃基（1696-1752）的《祭弟嫂洪氏文》：
在此类的描写之中似乎可以嗅到《黄鸟歌》或《黄鸟之歌》的气息，无依无靠，离群孤独，都是与《黄鸟歌》《黄鸟之歌》类似的画面。然而这两篇文章中的孤独无依并不是因为与相爱之人分离，而是与友人或亲人分离，这是生离死别的孤独。再看赵宪的《七月九日，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分韵得见字，各为言志之约，奉赠同游诸贤》：
此诗不是挽诗，也不是祭文，是赵宪与诸位同游的诗人唱和之作，但诸位诗人没有规定内容，各抒其情。赵宪想到的是病中的母亲，还有黄鸟歌与坟墓。黄鸟歌似乎是指瑠璃王的《黄鸟歌》，但仔细阅读就会发现与瑠璃王的《黄鸟歌》无关，在这里黄鸟歌唱的不是爱情，而是死亡与坟墓。
在韩国文学中黄鸟不只是象征常人之死，还象征着君王之死，这一点在李朝诗歌中体现得比较清楚。如金寿兴（1626-1690）的《孝宗大王挽词·其三》：
此诗中的黄鸟使用了中国文学中黄雀报恩的典故，喻指诗人虽然受到孝宗大王的偏爱，但未能报恩，孝宗大王就离开了人世。黄雀报恩的典故载于梁吴均的《续齐谐记·黄雀报恩》：
诗中的黄鸟与中国典故的关系十分明确，诗人自称蝼蚁微臣，就是源于这个典故。显然这是一首挽诗，挽诗与黄鸟存在着特别的关系，黄鸟象征着死亡，尤其是象征着君王之死，这一点金寿兴应当是有所了解的。亡者孝宗大王（1619-1659，在位1649-1659）是李氏朝鲜第17代国王，金寿兴以黄鸟追挽孝宗大王是十分合适的。黄雀报恩的典故与黄鸟象征君王之死并存于这首诗歌，然而这两个典故的黄鸟并不一定是同一种鸟类。因此在这里黄鸟的意义彼此协调，但物种并不统一。
韩国古代诗人是否意识到象征死亡的黄鸟是哪一种鸟类，不是很明确。正祖释云：
丁若镛的解释基本相同：
正祖与丁若镛二人的讨论中只有黄鹂，没有其他的鸟类。李文载（1615-1689）在《璇玑玉衡注解》中这样描写节气与动植物的关系：
这些文献与韩国古代诗歌中的黄鸟都是指黄鹂，从中看不出韩国古代文人已经了解黄鸟所指的鸟类并非只是黄鹂，也看不出韩国古代文人已经意识黄鸟与死亡象征关系中的鸟类并不一定是黄鹂。
自然美是韩国古代文学中黄鸟的另一形象，黄鸟象征着春天，也象征着生命，常与垂柳组合在一起，婉转美妙的叫声是报春的音乐。如成俔的《避病移寓叔强家。家在社稷洞》：
诗人因病在叔强家里休养，看到黄鸟，感觉到近在咫尺的春天。韩国古代诗歌中的黄鸟也是善鸣的鸟类，“黄鸟语”之类的描写是韩国诗人喜欢用的词汇，巧舌如簧亦可用于黄鸟。又如李奎报的《冠成，置酒朴生园，饯梁平州公老，得黄字》：
成运（1497-1579）《幽居》：
从此类描写来看，诗中所写的黄鸟应当是黄鹂。韩国古代诗文中的黄鸟基本上都是黄鹂，这恐怕也是丁若镛等人没有怀疑黄鹂的原因之一。
在这些自然美的黄鸟中，也可以嗅到中国文学的气息，看到与中国文学类似的画面，甚至也可以读到中国文学的典故。如卞季良（1369-1430）的《送栗监生》：
这是一首送别诗，黄鸟是自然景象的一部分，完全没有《黄鸟歌》的遗味。诗人也是描写了黄鸟的叫声，所谓的好音就是圆润悦耳。如李穑（1328-1396）的《晨兴》：“黄鸟音圆绿树凉。风吹小雨入虚堂。”[142]又如南龙翼（1628-1692）的《早诣芙蓉榭，供具颇侈，来客亦盛，醉次主翁韵》：“黄鸟啭林声正滑，碧荷浮水叶初圆。”[143]好音、圆、滑等都是中国文学经常描写黄鸟叫声时使用的词汇，这固然是中国文学的影响，要使汉诗不散发中国文学的气息是比较困难的。这首诗歌的中国文学气息并不是停留在这个层面，更重要的是黄鸟与友情、送别的关系是中国诗歌中经常出现的因素。隐逸也是黄鸟形象中的常见色彩，如洪贵达的《门前杨柳》：
汉阙、隋邦与《折杨柳》都使人感受到诗中描写的不是韩国，而是中国，然而诗人描写的是他所看到的门前杨柳。将门前杨柳与中国的诗人、景色、习俗联系起来，确有一种想象的妙趣，但不免过度中国化，难以感受到韩国诗人独有的气息。如果认为将韩国的山水与中国联系起来就是特有的气息，也是可以接受的，但不免产生隐隐的缺憾。
在韩国诗人的笔下，并不是完全没有再现瑠璃王描写的黄鸟形象。成俔是最喜欢吟诵黄鸟的诗人之一，写了多首咏黄鸟的诗歌，但只有一首诗歌写了爱情鸟的黄鸟：
怨春曲
怨春是全诗的主旨，诗中的女性因为没有得到渴望的爱情，面对春天的美好景象心中无限哀伤。一双黄鸟飞来，黄鸟的啭鸣与琴弦相和，更显出了人的形单影只，孤独寂寞。这种情感与《黄鸟歌》的情感一脉相承，可以认为潜藏着《黄鸟歌》的影响因素。尤其是最后一句“一双黄鸟忽飞来”与《黄鸟歌》的“雌雄相依”，给人以更为明显的相似感觉。然而这种爱情鸟的黄鸟究竟是源于《黄鸟歌》还是源于中国的齐梁文学，是不大容易区别判断的，从时间上说受到《黄鸟歌》或齐梁文学影响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诗人将诗中的人物想象为吴姬，也就是中国的少女。黄鸟与哀愁、春风、香闺、罗袖等等，都是齐梁诗歌中常见的因素。因而使人觉得《怨春曲》不是更近于《黄鸟歌》，而是更近于齐梁诗歌或唐代诗歌。令人奇怪的是像《怨春曲》这样的诗歌在韩国古代文学中极其少见，即使以黄鸟为用事，也不大以《黄鸟歌》为典，几乎都是以中国文学为典。
《黄鸟歌》的影响主要是体现在文人乐府和咏史诗，韩国诗人把《黄鸟歌》当成了乐府，拟《黄鸟歌》而作的诗歌，只要遵从《黄鸟歌》的本事，就会再现爱情鸟的黄鸟形象。咏史诗多吟咏瑠璃王与雉姬之事，自然也就会表现《黄鸟歌》的本事，保持了与《黄鸟歌》的关系。文人乐府与咏史诗有时也会合而为一。星湖李瀷的《黄鸟歌》的诗序部分转记了《三国史记》的内容，他从儒家思想描写和批判了《黄鸟歌》[146]：
黄鸟歌
李瀷从两个角度进行了批判：第一，对瑠璃王的批判。李瀷认为“一国有二妃”是不正常的，不合儒家礼义。其结果是“宠均妒亦均”，只能是使后宫矛盾重重。如果只有一个王妃，就不会产生禾姬与雉姬的矛盾，后宫的矛盾是瑠璃王制造出来的。但是从君王的后妃制度而言，瑠璃王没有什么可以过多指责或批判之处。禾姬与雉姬不是王后，而是王妃，没有超出当时的后宫制度。第二，对雉姬的批判是此诗的主要内容。李瀷认为禾姬与雉姬妒恨争宠是“妻失三从伦”，雉姬不肯与夫君一起回来，更是违背了三从四德。“黄鸟兮黄鸟，有知应相嗔”一句是指黄鸟如果知道儒家的伦理道德，也应当斥责雉姬的行为。诗人慨叹东国朝鲜虽称礼义之邦，但如今也变成了礼义的废墟。柳得恭的《高句丽平壤府》也写了类似的意义：“昔日夫余挟弹儿，东明王子号瑠璃。数声黄鸟啼深树，犹似禾姬骂雉姬。”[148]柳得恭以为黄鸟的数声啼鸣，如同禾姬骂雉姬，这是将黄鸟的鸣唱喻为了禾姬与雉姬的争斗。第三，李瀷对瑠璃王与二妃的批判立场主要是来自于儒家思想，不可能来自于瑠璃王《黄鸟歌》。《黄鸟歌》表现的悲哀不是批判雉姬缺乏夫为妻纲的道德，而是哀叹爱情。李瀷的批判因素亦见于禾姬骂雉姬的语言，但这显然不是《黄鸟歌》的内容，李瀷正是放大了禾姬对雉姬的批判。李瀷的诗歌继承了《黄鸟歌》本事的很多内容，但唯独没有继承《黄鸟歌》的原色，这不能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黄鸟歌》作为最早的韩国诗歌之一，应当对韩国后世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但事实完全相反，其影响相当薄弱。韩国古代的黄鸟诗主要是受到了中国文学的影响，韩国诗人热衷于使用中国文学的本事，使黄鸟形象更近于中国文学。《黄鸟歌》与其他的韩国黄鸟诗极不相同，与中国的黄鸟诗也是极不相同。黄鸟并不是中国文学的陌生形象，早在《诗经》中黄鸟就已经是令人注意的形象，但不能不指出《诗经·秦风·黄鸟》的黄鸟形象与《黄鸟歌》的黄鸟形象完全不同，看不到任何相似之处。不只是形象不同，甚至种类也完全不同。汉代《长歌行》的黄鸟体现的是思乡之情：
黄鸟相追，咬咬好音，由此很容易想象到爱情，但诗中表现的不是爱情，体现的是游子的思乡之情。黄鸟成双结伴飞行，使中国诗人首先想到的也不是爱情，而是友情。
嵇康《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
黄鸟彼此对唱应和，似乎情深意长。如果不是诗题明确标记，完全有可能将这首诗歌理解成为爱情诗，然而这首诗歌不是爱情诗，黄鸟还没有成为爱情鸟和相思鸟。此后黄鸟作为友情鸟时常与杨柳一起出现于送别诗，表现与友人的惜惜别离的情感，或许可以认为友情鸟是生成爱情鸟的准备阶段。
中国文学的黄鸟真正成为爱情鸟的时间比较迟晚，出现于齐梁时期，从忠义之鸟变成爱情之鸟经历了漫长的时间。齐梁文学将黄鸟诗中的人物换成了女性，鸟类换成了黄鹂，黄鸟从友情鸟变成了爱情鸟。
虞炎《玉阶怨》
虞炎生卒不详，488年前后在世。初为博士，累迁散骑侍郎、骁骑将军。此诗的黄鸟也是自然景象的一部分，但还象征着爱情，也象征着相思。黄鸟终于归入到了在今天看来最典型的画面与情感模式。这是巨大的变化，然而这个变化是在6世纪前后形成的。齐梁时期有很多此类的诗歌，梁武帝萧衍《子夜四时歌·夏歌四首·其四》：“含桃落花日，黄鸟营飞时。君住马已疲，妾去蚕欲饥。”[152]梁王僧孺《春思诗》：“雪罢枝即青，冰开水便绿。复闻黄鸟声，全作相思曲。”[153]梁费昶《长门怨》：“向夕千愁起，自悔何嗟及。愁思且归床，罗襦方掩泣。绛树摇风软，黄鸟弄声急。金屋贮娇时，不言君不入。”[154]黄鸟在此类画面中爱情化，成为了爱情鸟。唐代诗歌继承了齐梁文学中的画面，继续将黄鸟描写为爱情鸟。沈佺期《折杨柳》：“玉窗朝日映，罗帐春风吹。拭泪攀杨柳，长条宛地垂。白花飞历乱，黄鸟思参差。妾自肝肠断，傍人那得知。”[155]崔国辅《王孙游》：“自与王孙别，频看黄鸟飞。应由春草误，着处不成归。”[156]黄鸟的叫声是黄鸟的主要形象特征之一，自然也会汇入到爱情之中。金昌绪《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157]温庭筠《杨柳枝八首·其三》：“苏小门前柳万条，毵毵金线拂平桥。黄莺不语东风起，深闭朱门伴细腰。”[158]温庭筠《杨柳枝八首·其六》描写的画面与瑠璃王《黄鸟歌》的画面最为相似：
两两双飞的黄鸟，美丽动人的叫声，终于使美人与荡子联系起来。然而黄鸟不是男性眼中的爱情鸟，而是女性眼中的爱情鸟。中国古代诗人热衷于从女性的角度描写爱情，而不是从男性诗人自己的角度来写黄鸟与爱情。黄鸟与杨柳、空床、罗帐、愁思、春怨等等构成了典型的爱情画面，这种画面也成了描写黄鸟的主流画面。在人们的记忆之中黄鸟应当就是此类画面的一部分，但没有想到的是此类画面生成的时间如此迟晚。很多诗人一方面继承了齐梁诗人创造的画面，但另一方面又不断地批判齐梁诗人，其实齐梁诗人对中国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只是被淹没在价值判断的否定之中，不能不说是憾事。
从中韩古代文学中黄鸟形象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可以总结出如下的基本看法：
《黄鸟歌》中爱情鸟的黄鸟形象是原生态因素，证明《黄鸟歌》与《诗经》没有影响关系。原生态因素的爱情鸟形象、母语诗歌、影响关系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关系，母语诗歌是产生原生态因素的条件之一，并不是所有的母语诗歌都能够产生原生态因素，但要产生原生态因素，就需要使用母语创作。使用汉语写作，就不能不受到汉语词汇的形象与意义的影响，最终很容易使《黄鸟歌》与《诗经》之间产生影响关系。但《黄鸟歌》中爱情鸟的黄鸟形象是原生态因素，就表明《黄鸟歌》与《诗经》之间不存在影响关系，这也是爱情鸟的黄鸟形象早于中国文学出现在《黄鸟歌》的主要原因。
中国诗歌并不缺少爱情，也不缺少黄鸟双飞的自然景象，黄鸟是最早进入诗歌的鸟类之一。那么为何作为爱情鸟的黄鸟形象迟于瑠璃王的《黄鸟歌》出现呢？齐梁之前的中国文学中没有出现过作为爱情鸟的黄鸟形象，黄鸟主要被视为死亡鸟、灾难鸟与自然鸟。在韩国古代文学中黄鸟不是鲜见的形象，绝大多数的黄鸟是死亡鸟、灾难鸟与自然鸟，也就是说与齐梁之前的中国文学极其相似。《黄鸟歌》是韩国的上古诗歌，但对后世韩国文学的影响相当薄弱，这凸显了黄鸟作为爱情鸟的原生态色彩。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诗经》的黄鸟形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死亡鸟、灾难鸟与自然鸟正是《诗经》中黄鸟的基本形象。
黄鸟的概念比较混乱，也影响了黄鸟的爱情化。在古代文献中，黄鸟有时是鸟类学的概念，有时又不是鸟类学的概念。黄鸟的名称包含了不同的种类，也就形成了正反不同的黄鸟形象。在大多的情况下中国古代诗人没有区别不同的黄鸟，从先秦开始一直到清代大多如此。其结果之一是各种黄鸟形象纠缠在一起，彼此影响，作为爱情鸟的黄鸟形象也就迟迟难以形成。黄鸟的死亡鸟与灾难鸟形象，与爱情鸟的形象不合，也就必然阻碍它成为爱情鸟。齐梁文学是中国文学中较为特别的文学，更倾向于唯美，也就剥离了道德与黄鸟的关系，比较容易生成作为爱情鸟的黄鸟。这也是中国文学中作为爱情鸟的黄鸟迟于瑠璃王《黄鸟歌》出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