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乌托邦叙事——重读《乌托邦》与《鲁滨孙飘流记》[111]
杨晓雅
Once Again on Utopian Narrative：A Reading of Utopia and Robinson Crusoe
【Abstract】Taking Utopia and Robinson Crusoe as research text,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Utopian narrative,which describes the opening and making of a Utopia in the textual-geographical space and the declaring of the exclusive power of control. Although Utopian narrative has been criticized for its modelized writing,such as the deliberate ignorance of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aracter so that caused the creative limitation,by analyzing the detailed transformations happened in its narrative model,the demodelization,which caused the devia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motif,appeared.
【Key Words】Utopian Narrative Utopia Robinson Crusoe Demodelization
一、乌托邦叙事：类型化与模式化
莫尔的《乌托邦》是对欧洲古典国家理念的继承与复兴，同时也为后续作者们对乌托邦题材与理念的模仿与延续提供了模板，以至乌托邦文学的逐步兴盛，并发展为独具特色的文类与传统。英国学者波尔（Nicole Pohl）认为，通过文本叙事所呈现的乌托邦具有“杂糅”（hybrid）的特征：它将文学性与政治性同时融入到一种兼具“多元属性”（polygeneric）与“多元模式”（polymodel）的类型化文本之中。在这一文类中，产生了：1.复古怀旧情怀的乌托邦；2.感伤的个人主义乌托邦；3.游记中的乌托邦；4.讽刺文学；5.反乌托邦；6.色情乌托邦；7.女性主义乌托邦；8.微型乌托邦；9.哲学故事；10.与立法体制密切相关的乌托邦文案。[112]
不可否认，乌托邦文学（多指小说类作品）有很重的模式化倾向。自乌托邦的诞生起，它就与“高处不胜寒”的“精英化”特质黏合在一起。作者在创作时，内心设定的阅读群体，有目的地针对于当时的精英分子和权力阶层，而非要取悦一般的广大民众。[113]这让乌托邦作品与一般游记小说区别开来，带有更为敏感的政治功利性。另外，英国文学被看作乌托邦文学“重镇”，又与英国本土的帝国精神内核、秩序传统与文化操控的对外输出与殖民脱不开关系。自1516年《乌托邦》的出现到19世纪末期，传统的乌托邦文学一般都具有几个非常容易被识别的特征，也可以说是它特有的叙事模式，比如：故事情节相对比较简单；故事发生的线索都是通过一次海外探险或航行（而且往往伴随着海难或迷航等事故）来贯穿；故事中最大的事件是对某个不为人知的神秘之地（要么是某个岛国，要么是某个地理位置不详的国家，或者某外太空领域）的发现，并会对此处完美而理想化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展开详细描述；人物不是作品关注的中心。[114]
以上所述，是国内外学界对乌托邦文学及其叙事传统的宏观概述。接下来，通过重读和细读莫尔的《乌托邦》（Utopia，1516）与笛福的《鲁滨孙飘流记》（Robinsion Crusoe，1719），本文将对乌托邦叙事传统中的模式化—祛模式化问题展开讨论。
二、文本—地理空间的开辟与“缔造”
《鲁滨孙飘流记》（以下简称《鲁》）[115]是传播最广的乌托邦小说之一，并屡被论及。从形式上看，《鲁》延续了《乌托邦》（以下简称《乌》）[116]所开辟的叙事模式：情节始于冒险远行，经由海难遭遇，进而达到故事发生的文本—地理空间——一个独立、封闭而未知的小岛。随着叙事的展开，莫尔通过对乌托邦的规划，笛福通过对鲁滨孙所思所行的描述，完成了各自的乌托邦叙事。牛英红在《〈鲁滨孙飘流记〉与西方乌托邦思想》一文中曾指出：“《鲁》所蕴含的独特乌托邦意义就在于其主人公不是一个简单的记录者或讲述者。鲁滨孙是一个乌托邦的缔造者。这一点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117]由此，我们先从“缔造”这一点出发。
莫尔的《乌》区别于之前其他传递乌托邦思想的作品，主要在于文本叙事上的“缔造”。《乌》在发表初期，属于当时颇为“先锋”的散文体小说。在传统散文式表述与说教的同时，莫尔已将更富于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小说叙事技巧引入到《乌》中。虽然缺少更具趣味与更为丰富的故事性元素，但至少在前言（给好友的信）里，莫尔就已采用第一人称作者转叙手法来“诱导”读者参与一场“假装信以为真的游戏”，[118]再而展开对乌托邦的细节设计，引出话题，以教导的语气，表达“应该怎样”去进行规划的方方面面，如：空间—城市布局、社交生活、婚姻方式、财富观念、奴隶制度、宗教态度，等等。即使莫尔只是在这本小册子里有限地发挥了自己的理性构思、论辩才能与丰富想象，但不可否认，其中任何一个话题都可产生一个宏大的命题，这便“缔造”出了一个无限开放的思维空间，供后人与后续的作者们通过不息的论辩和续写，将其延展扩张。
与之相比，笛福的《鲁》已具备一部相对成熟且阅读性更强的现代小说所该具备的多种元素。书中鲁滨孙流落荒岛不止一次，在登上自己“缔造”的荒岛之前，他曾与小仆人佐立抵达一座生存状况极为艰险的非洲小岛。鲁滨孙抛锚上岸，身处未知，“在什么地方，是在什么维度，什么国家，什么河道上，我一概不知道。这时四周看不到一个人”（18页）。刚上岸时，鲁滨孙的一切想法和行为仅源于求生本能，所需的只是淡水。可没过多久，他便开枪打死了一只“极大的狮子”（18页）。猎狮这一行为和事件的发生，仪式性地宣告了鲁滨孙“缔造史”的开端。关于如何杀死这只狮子，鲁滨孙使用的是现代兵器——枪。具体过程可细致地分为三步：第一枪，把腿骨打断，狮子跌倒，发出最难听的吼叫；第二枪，远距离直击头部，狮子倒下，轻吼一声，使劲挣命；第三枪，走近把枪放在狮子的耳朵边，再补一枪，就此干脆地结果了它的性命。猎狮的成功，意味着鲁滨孙即将取代荒岛原始丛林法则中的“王者”。这样的征服过程，并未像是对传统英雄主义的致敬，而是透过枪眼在窥探、凝视、瞄准，射出一枪再更换另一把枪，三把枪的型号由笨重到轻捷，功能由模糊到精准，射程由远至近，给猎物带来的痛感也由强至弱。通过这样的步步逼近与层层刻画，笛福让鲁滨孙为我们演示并预告了一种新式、理性乃至冷漠的侵入、占有和杀戮。在杀死狮子之后，鲁滨孙立马意识到的是，对他而言这“只能算是一种游戏，因为不能带来食物”，“为了这样一个无用的东西耗费了三份火药的弹丸，未免不上算”，于是，他便“在心里盘算”，截取狮子身上的哪一个部分也许会对他“有点什么用处”（21页）。从此，对“无用”与“有用”的精确权衡，以及理性规划和控制下的“应该怎样”去建构一个“荒岛王国”，便成了鲁滨孙生存法则之后更为重要的“缔造”法则。
接下来，又该如何去“缔造”呢？莫尔在《乌》中通过对文本—地理双重空间的开辟与规划，“缔造”出了第一个虚实相融的乌托邦。按描述，乌托邦总体呈新月（半圆弧）状，空间规划可分为三层：中心处为港口（水域）；中心与外层（天然和人工建造的防御）之间是岛民的居处与城市规划地（陆地）；最后一层是防御系统与其之外的汪洋大海。整体上看，乌托邦的实际领土是由中心一块已知的海域和外部一片广阔而未知的海域所包裹的，这好似对当时的航海大发现的一种历史—文化隐喻。构建这三层的目的在于满足三个条件：首先，为岛民提供安居乐业的生存条件与生活环境；再者，能有效地维系整个小岛各方面（如经济、农业等）的协调运作；最后，外层的防御建设要确保本岛对外的封闭性，与其自身的安全性和独立性。笛福让鲁滨孙二次登岛，通过对圈地—划界这一行为实践过程的描述，也在文本—荒岛的双重空间上“缔造”起一个小型的乌托邦。在圈地—划界之前，鲁滨孙先有条有理地做出预设，紧接着，乌托邦式“缔造”就此展开。按描述，鲁滨孙凭一己之力“缔造”的乌托邦也分为三层：中心是供自己一人居住，并用于储存财富和生活必需品的城堡式山洞；在城堡与外层围墙之间，鲁滨孙特地留出了一条很宽的空地，若有敌人袭击，可用于掩护和策略性作战，还能安置之后出现的仆人星期五；最外一层，便是围墙之外、无限延伸的荒岛和海岸，处于未知与无确定性的自然状态，完全脱离了鲁滨孙的规划和控制。
在构想和描述的过程中，莫尔与笛福一再强调建构空间的安全性与封闭性的问题。乌托邦的开辟与“缔造”以他者的存在为镜像参照，但又具有极端的排他性。这种排他性源于乌托邦自身所苛求并代表的完美、理性、稳定、秩序与权力，影射某种阶级上的精英主义，或政治上的极权主义情结。而这种自闭式的孤傲，同时也暴露了乌托邦内部涌动的阵阵不安与惶恐，这也便造成了它对内的绝对祛私人化与对外的高度敏感与防备，以及随之而起的非理性的控制欲与征服欲。
三、权力话语与彻底的排他性
通过文本语言的陈述，莫尔与笛福已建构起各自的一套乌托邦话语。陈永国在《理论的逃逸》中曾谈到：“一个陈述只要是关于某一客体，并能据其正确性加以判断，就能进入话语；而一旦进入话语，它就促进了整个话语的传播，扩大了话语和陈述的领域，生产出合法或非法的知识。”[119]如果说，莫尔是这套乌托邦话语的开创者，那么，笛福无疑是一位继承者，但同时也是一位“进步”的开创者。话语与权力有着密切的关系，也是权力运作的结果。“权力不仅仅是否定性的，不仅仅是压制、统治、禁止、阻碍，它也有其积极的一面。权力是行动，是生产，在传播的同时开拓新的领域，因此，权力是‘使……成为可能’”，“权力给我们提供一个空间，一个话语或非话语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我们受到语言、性、经济学、心理学和文化等支配范畴的规训和调整”[120]。由此，我们再深入文本，探其内部话语与权力的设置。
在《乌》中，小岛的征服者和命名者“乌托普一登上本岛，就取得胜利。然后他下令在本岛连接大陆的一面掘开十五里，让海水流入，将岛围住”（49页）。莫尔如此简单地一句带过，从而完成了由普通小岛向乌托邦的过渡。这也为如何“成为”乌托邦，以及后续的乌托邦创作提出了一个预设条件，那就是权力的对外扩张与殖民式的介入。作为空间存在上的乌托邦，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既是被改造、被规训、被控制的物质载体，又是绝对权力主体化的表征。“乌托普国王”作为莫尔的乌托邦叙事中唯一有名有姓有生命力的人物，对乌托邦施展了极大范围与力度的规训，比如：岛上五十四座城有共同的语言、传统、风俗和法律；提倡宗教自由但也会严打煽动造势者；拥有财富却视虚荣奢侈为羞耻，等等。一切话语表征只为说明，在这般权力与规训的操控下，乌托邦是“可以成为”一个完美的国家的。
乌托邦中最能说得上是犯罪，并要施以绝对规训的，还是涉及人类本能又最为敏感的情爱话题。乌托邦对“不当”情爱的罪行化，以维护婚姻—家庭这一社会性单元的基本稳定为目的。按乌托邦中的“规定”，男女在婚前如证明犯了私通罪，则要受到“严惩”，从此男不得娶，女不得嫁。而一个家庭一旦出现这种“犯法”的事，父母也要因其失责而蒙辱。乌托邦对这种“罪行”会施以“重罚”，若要减轻“罪行”，“除非总督宽恕其罪行”。（87页）一旦男女双方结成婚姻家庭，那就只能从一而终。如有特殊情况，即使夫妻双方性情不和又各自找到更为合适的伴侣，离异与再婚都只能先经由“议事会”的深入“调查”，再取决于它们的“评判”，但“实际获得批准很难”。（88页）破坏别人夫妻关系的人将被“罚充最酷的奴隶”，“重犯者判处死刑”。即使“被罚者”与“不义者”为真心相爱，但只要婚姻中另一方（即“受害者”）有任何不愿，一切都得“再由总督评判”，再作出“裁决”。（89页）此处权力和规训话语被呈现得极其直接。强制性地将自由情爱排除在乌托邦之外，更加强化了乌托邦话语的极端理性与冷漠。笛福笔下，鲁滨孙的孤岛人生亦是如此，正如鲁滨孙自己所言：“我没有肉欲，也没有目欲。”（98页）
除了强制的“禁欲”，还有一细节不容忽视，那就是“对于罪大恶极的人，一般罚令充当奴隶”。（89页）莫尔将涉及婚姻戒律与惩罚条例的内容都归类到“关于奴隶等等”这一话题中，由此可见，乌托邦中对待奴隶的态度是非常重要而特殊的。概括地说，乌托邦中的奴隶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因在本国犯重罪以致罚充的奴隶”；二是“在别国曾因罪判处死刑的犯人”；三是“在另一国家贫无以为生的苦工”。（86页）通过对三种奴隶的分类，可以看出，乌托邦对待本国奴隶其实最为不公，因为他们所犯的“重罪”，所谓的“罪大恶极”，很有可能只是在婚姻选择上没有服从“规定”。显然，本国公民对乌托邦权力话语的无视和反抗最不可恕。为何一定要在乌托邦中保有这般“奴隶制”？按莫尔的描述，我们可以总结概括出几点：第一，奴隶式惩罚以为国家产生利益为前提；第二，惩罚服务于规训，可以产生让他人以此为戒的效果；第三，乌托邦的初始设定虽是一个道德完善的社会，但权力机构依旧不会放弃残暴的驯服手段；第四，奴隶式惩罚其实是一种修辞化的规训策略，目的在于让被惩者心甘情愿地顺服；第五，权力话语的掌控者决定一切。
其中，莫尔有清晰表态，若“不服从这样的处理，那就视同野性难驯的想越栏脱链的兽一般被杀死”（86页）。对此，我们不难联想到《乌》首版之后几年，莫尔担任英国大法官时，曾对路德教徒实施过残酷的镇压。即便作为一位公认的和蔼又仁慈的乌托邦主义者，在权力话语的支配下，莫尔也曾义无反顾地操控权力，对本国的异教言论者展开大肆的屠杀。这种对内的残暴，以及将规训外他者的“野蛮化”，雅各比（Russell Jacoby）在《杀戮欲：西方文化中的暴力根源》（Bloodlust：On the Roots of Violence from Cain and Abel to the Present）中就尝试给出了分析阐释：
由此，我们再细读《鲁》，便会意识到一个问题：鲁滨孙为何能成功“缔造”一个让他感到生活满足的“荒岛王国”，并能顺利地成为无冕的“荒岛之王”？内部（亲密）关系的缺失，确切地说，对正常人际交往的抵制或消除，对此产生了不可小视的作用。恰如鲁滨孙的自我陈述：
我们再退一步想，鲁滨孙的故事究竟为何会发生？他的父亲有两个儿子，哥哥战死沙场，剩他一独子，若从家中地位和财产继承两方面看，他最该留在家中。但他却偏偏不听教诲，与父亲的观念背道而驰，选择离家出海。虽然流落荒岛之后，在饱受病痛折磨之时，他悔恨自己当初没有听从父亲的劝告，但自始至终，在家庭这一层最亲近的伦理关系中，鲁滨孙完全是主动而顽固地将自我孤立在外；在早期冒险过程中，他也曾有过理想的同伴，但发现其想法动摇便独自离开；之后，他又有一位“亲密的朋友”，但没过多久就去世了；他被海盗抓为奴隶，整日想着逃走，可他“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商量，可以做同志”（13页）；在他成功出逃后，面对随行并承诺会陪他“走到天涯海角”的摩尔人和小孩佐立，他最初想到的是“我可以把那个摩尔人留在身边（当奴隶），而把小孩淹死，但是我不敢信任他”（14页），最终，他选择放走摩尔人，带着佐立上了岛。由此可见，对于有可能与他志同道合，而同时又可能势均力敌的同伴，鲁滨孙无时不坚守自我，并满怀警惕。独自在荒岛生活了数年，身为“无冕之王”的鲁滨孙能感受到的唯一也是最大的威胁和恐惧，便是源于他的同类——人。“只要一疑心到可能看到一个人类，我就会全身发抖，只要看到一个人影，看到有人到岛上来的不声不响的痕迹，我就恨不得钻到地下去”（120页），“对我来说，最大的危险不过是大陆上那三三两两的居民偶然在此登陆”（123页）。
野人奴隶星期五的出现，是笛福乌托邦叙事的分界点。此时的鲁滨孙已放弃对上帝寻求救助，专注于实际的自卫与进攻。如他自己所说：
与此同时，人类血腥的杀戮场景也就此展开：从野人与野人之间，野人与人之间，到人与人之间；从原始到文明，从野蛮到规训，从被规训到返璞归真的觉醒，从人类的嗜血本性到现代人与人之间紧绷的利益关系。层层迭进，又步步惊心。笛福笔下的乌托邦，如此贴近自然，又涉及物种庞杂。但正如雅各比所指出的内部（亲密）杀机，在此上演的自相残杀都发生在人类种族之间。对此，笛福可以说是借鲁滨孙之口给出了一个简单而有力的解释：“一个人的安全很有可能是另外一个人的毁灭。”（123页）他人的出现，正常—非正常人际关系的介入，以及随之造成的危机四伏的处境，彻底扭转了“荒岛之王”鲁滨孙当初那种孤独却自足心态，这也促使他果断而强硬地抛出了自定的一套权力话语：
四、祛模式化：从“无我”到“我”，由“静”至“动”
莫尔的《乌》以一个空间命名，这就好似一个巨大的思维概念上的容器，包容了乌托邦中所有的城市规划和居民。而实际上，相比于鲁滨孙的“荒岛王国”，莫尔的乌托邦更贴近一座真正的“荒岛”。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且看，按莫尔的文本表述，乌托邦中唯一有名有姓的人物就是国王“乌托普”，其他则全以“乌托邦人”概称。“乌托普”在文中出现次数极少，也没有多余的甚至必要的文字对他的性格展开一些具体描述。这位“无血无肉”却又至高无上的国王更像是莫尔笔下的一个傀儡，出现于文本，潜伏于文本，却又消失于文本。他操控下的乌托邦就似一个复杂设计的静态空间模型，在这里生活的“乌托邦人”仅有人的躯壳，两眼空洞，不言不语，如棋子一般被四处摆放，以配合证明乌托邦中的规划是多么的合情合理。“乌托普”与“乌托邦人”这一个体与集体的存在，显然只是为了服务于乌托邦中的空间设计，或者，更似冷冰冰的思维与物质建构中零星的生命所指和点缀。因为没有一个真正的人的存在，乌托邦必然只是个被理想化了的人性消解之地，没有任何自然的情感与私欲。这样一种彻底“无我”的生存状态，使得乌托邦更似一座孤单漂浮于空旷海面上的“荒岛”。
与《乌》中的“无我”形成鲜明的对比，《鲁》显然是一部以“我”为中心的作品。首先，它以主要人物角色命名，开篇的第一人称自述便已摆明了以“我”为中心的立场，并为书中接下来要叙述的自我主体性的建构作出了铺垫。在“我”与“荒岛”之间，“我”是主体，“荒岛”是客体，无“我”便无“荒岛”，“荒岛”就似“我”丰厚的成果展示；其次，笛福的“荒岛”并不是个纯粹的“荒岛”。按《现代汉语大词典》中对于“荒岛”的定义，它指的是“没有耕种或利用的土地”。在鲁滨孙登岛之前，“荒岛”是一个按自然生态系统运作的野生海岛，这里了无人烟。而经由鲁滨孙的“缔造”之后，“荒岛”逐步完成了向一个按目的规划的“王国”的转型，也成了鲁滨孙自我欲望和主体性的物质投射；再者，鲁滨孙的“王国”一旦“缔造”完成，便相继出现了其他有名有姓的人物角色。相比于《乌》中因人的缺席而造成的叙事僵化，这里出现的各种带有个体特征和目的性的人，合力将原本只属于鲁滨孙的荒岛叙事推向动态且未知的情节发展，以至一个开放式的结尾，以及后续的与“我”相关的文本创作。[122]对动态与个体化乌托邦的描写，也让我们将其联系到现代小说的新奇性特点（novelty）。按瓦特（Ian Water）的观点，现代小说正是建立在对个体经验的重视之上。古典文学或文艺复兴史诗的情节，多以过往历史传说为基础加工创造，其中更多的是模式性叙事。现代小说则把个人生活（古典主义所谓低级题材）作为主要描述对象，赋予个体经验以崇高感。[123]鲁滨孙对“荒岛王国”的乌托邦式“缔造”，正是脱离了“无我”的集体困境，展开了对“我”的个体经验的动态描写，并以个体语言的“直接性”和“具体性”[124]，重建了“我”与世界之间的自然联系。
随着现代小说叙事策略的发展，模式化的乌托邦叙事已向祛模式化发生转向。威尔斯（H.G.Wells）在《现代乌托邦》（A Modern Utopia，1908）的开篇，便已指明对乌托邦传统的背离：
威尔斯为所谓的“现代乌托邦”提出了一个新的关键特征，那就是以“动态的”（kinetic）区分于前人“静止的”（static）乌托邦。他批评过往的乌托邦全然“枯燥乏味”，因为“失却生命的血肉、热烈和真实，其中没有作为个体的人，而只有一般性的群体”。而恰恰是在“对个体性的坚持，以及个体生命间的必要差异”中，人们才能感觉出“塑造成的身体的质感”。毕竟“没有恒久、确然之物，所谓的完美也只不过是故意剔除了生命中的不定因素，而这不定因素才是人之为人最神秘、深沉的质地”[126]。总之，现代乌托邦的动态特征，以及必要的作为个体的“我”的主体性与差异性，的确为只关注静态且完美至僵化的乌托邦传统注入了应有的人性关怀，与文本叙事上的“进步”与“活力”。乌托邦叙事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无我”到“我”、由“静”至“动”的过程，且将持续动态演进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