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人物是影视作品的核心
——对影片《生死朗读》中汉娜形象的分析
影片资料
中文译名：生死朗读
国家/地区：美国 德国
类型：剧情/爱情/战争/历史
导演：史蒂文·戴德利
主演：凯特·温斯莱特 大卫·克劳斯（等）
剧情简介
拍摄背景
电影《生死朗读》是根据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目前这本作品已经被翻译成39种语言，在全球卖了上百万本，还是第一本登上《纽约时代》畅销书排行榜冠军的德国小说。
在2002年奉献出那部让观者动容且获得了2003年第75届奥斯卡金像奖9项提名（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最佳改编剧本、最佳配乐、最佳服装设计、最佳剪辑，最终助妮可·基德曼夺得后冠）的《时时刻刻》之后，导演史蒂文·戴德利苦寻良久，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下一部电影计划——改编《生死朗读》。这个饱含着爱、罪恶、秘密与救赎的故事在打动全球无数读者的同时也深深触动了他的心。也正是因为面对着如此令人唏嘘的故事，史蒂文·戴德利感到了无限压力。早在开拍前和韦恩斯坦公司商谈影片时，史蒂文·戴德利就一直被自己能否把握好这部电影的改编所困扰。还好家人和影迷给了史蒂文·戴德利力量与自信，最终在他的带领下，《生死朗读》顺利拍竣。
虽然事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纳粹的影片多如牛毛，但史蒂文·戴德利对本片能脱颖而出充满信心，因为《生死朗读》对那段惨绝人寰往事的观点非常独特：它不再关注那些惨无人道的罪行，也没有惨烈的画面作为刺激，而是全心全意地把焦点放到了普通人的身上，通过他们的转变来折射出那段罪恶的往事。“并不是每个人天生都是刽子手，更多的人都是不知不觉就参与到了罪恶之中，像汉娜一样，”史蒂文·戴德利说，“他们其实也是受害者，只是没人关注过他们而已。而实际上他们往往付出了更为惨痛的代价。”也正是这样的独特观点才使《生死朗读》从史蒂文·戴德利的选择中闪耀出不一样的光辉，顺利得到了这位奥斯卡金像奖提名导演的青睐。而如此有威慑力的故事，再加上导演与主演的小金人星光，《生死朗读》早就在各大媒体的“2009年奥斯卡金像奖预测”上占据了一席之地，虽然最终败给了《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却并不能掩饰本片巨大的艺术魅力。
理论准备
叙事艺术作品的主题思想，是要通过对人物的塑造才能得到体现的，所以，人物在叙事艺术作品中处于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它是叙事艺术作品的核心。自然，电影中的人物，也是电影创作中的核心、作品的核心、矛盾冲突的核心，是影片造型的基础。人物塑造得鲜活了，电影就活；人物塑造得死板、没个性，电影也死板、没个性。
人物若要塑造得鲜活，就必须写出活生生的性格。所谓性格，是指表现在人对现实的态度和相应的行为方式中的比较稳定的、具有核心意义的个性心理特征。性格表现了人们对现实和周围世界的态度，并主要体现在对自己、对别人、对事物的态度和所采取的言行上。
创造人物性格，关键是要掌握好人物的性格逻辑。作品中人物的一言一行必须要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或者说，要按照人物的轨迹向前走，他说的和他做的必须是他可能说的或可能做的。另外，还要写好人和人的关系，即将人物放到矛盾冲突中去表现他们的性格，与情节一起，将人物的性格尽情地展示。
过去，有人把各种不同人物分为所谓的“正面人物”“中间人物”“反面人物”和“转变人物”，描写正面人物一定高、大、全，描写反面人物一定假、恶、丑。这种按图索骥式的标签式、脸谱化的写法既削弱了艺术反映生活的特殊功能，又违反了正确的审美原则。今天人物塑造上不再扁平、单一，而是变得丰富、多元、立体，这体现着一种进步，也体现着一种对传统创作观念的解构与反叛，值得首肯与推崇。
鉴赏分析
——〔法〕波德莱尔《恶之花——被杀的女人》
2009年当地时间2月23日凌晨1时，第81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仪式在美国洛杉矶柯达剧场落下帷幕，34岁的英国演技派巨星凯特·温斯莱特凭借自己在《生死朗读》一片中精湛的表演如愿以偿地捧走了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的金杯。应该说，这是个令绝大多数人都能够满意的完美结果，但其在最佳影片的角逐中败北，却让许多看好此片的人大跌眼镜。
必须承认，在获得2009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提名的5部影片中，《生死朗读》相当具备夺冠的实力。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建筑在一个已经于全球取得广泛赞誉并荣登《纽约时代》畅销书排行榜冠军的原著基础之上，也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导演是赫赫有名的史蒂文·戴德利，更不仅仅因为它的制片人中竟然有两位是大师级的安东尼·明格拉和西德尼·波拉克，前者凭《英国病人》声振影坛，后者的《走出非洲》等影片则一直是影视学院学生顶礼膜拜的经典……单凭剧中由凯特·温斯莱特扮演的女主人公汉娜的形象，便足以让《生死朗读》像一个坚硬的铁钩，牢牢地牵住了每一个观众的心。恰如《玫瑰人生》的女主演玛丽昂·戈蒂亚在为凯特·温斯莱特致祝词时所说：“……（汉娜这个角色）融合了你身上那些一直令我们着迷的气质：激情、敏感和惊人的深度，当你的人物穿越时间、爱还有艰难的环境，我们作为你的观众，凯特，无时无刻不为你揪心。”应该说，这些话既是对凯特·温斯莱特卓越演技的赞誉，又是对全片的高度首肯。
尽管如此，《生死朗读》还是败北了。原因很复杂，但其中一个原因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在一部分专家、观众乃至奥斯卡金像奖的评委看来，本片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反思时，对导致这场人类灾难的纳粹分子过多地投入了同情与理解的成分，有为其翻案或洗刷罪行的嫌疑。如就有人指责本片的导演用一种艺术化的手法给残酷的历史披上了温情的外衣，甚至站到理解罪恶的立场上来描绘汉娜这个人物。
真的有为纳粹翻案或洗涮罪行的嫌疑吗？让我们从分析剧中主人公汉娜这个形象开始。
一、恶
汉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958年的夏季，15岁的德国少年迈克尔狂热地爱恋上了比他大20岁的汉娜，在她这里得到了爱情的欢愉，以及比家给予的还要多得多的温暖。我们除了对他们两人的年龄略感不适以外，其他方面似乎说不出什么微词，甚至某些时候，我们倒被两人炽烈的爱感动着，衷心希望他们能有一个美好的结局。然而，随着汉娜不辞而别，阴云与谜团开始布满我们的心：汉娜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她为什么神龙见首不见尾？为什么会在点燃了迈克尔内心熊熊的火焰后又毫不留情地泼上一盆冰冻的冷水？直到8年后，迈克尔已成为法学院的高才生，作为实习生去旁听一次对纳粹战犯的审判时，我们才和他一样恍然惊醒，而过去的一切疑问也都随着法庭上那熟悉的声音的再次出现迎刃而解：汉娜之所以如此神秘，完全是因为她曾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当过女看守的缘故。
如果仅仅是当过女看守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影片中迈克尔的老师在讲解法律时说：有8000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工作，但只有19人被判有罪，6人被判谋杀。要证明谋杀，首先要证明意向的存在，也就是说，虽然当时你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工作，但如果只是在按上级的命令行事，并没有在上级的命令之外“额外作恶”的话，那你就是无罪的。换句话说，如果你是完全被动作恶而不是主动作恶，那么你就是无罪的。审判不是按照道德，而是按照法律，并且是按照“事件发生时的法律”进行的。
那么，汉娜有罪吗？她有主动犯罪的“渴望”和“行动”吗？
答案是肯定的。
集中营的幸存者指控说：汉娜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当看守期间常常选一些年幼的、虚弱的、会识字的女孩去为她朗读。她给她们吃的，给她们找地方休息，看起来像在保护她们，可真实的目的却是要处死她们，好为新来的犯人腾出牢房。
集中营的幸存者还指控汉娜和其他的看守说：1944年冬，汉娜等人带着集中营的女犯们迁移，当晚在一个教堂住宿时遭到了盟军飞机的轰炸，汉娜和其他的看守眼睁睁地看着教堂内的几百个犹太人被活活烧死，却拒绝开门……
更加可怕的是，汉娜还是一个身在“恶”中却对自己的“恶”毫无认识、毫无悔意的人，她不但不为自己所犯下的罪恶忏悔，相反，竟然为自己辩解说是工作需要而已。
“换了你，又能怎么样呢？”恐怕谁都忘不了，理直气壮的汉娜拍着桌子质问法官的这句话语。
够了，当影片讲到这里，汉娜的形象已是十分明晰。她是一个恶人，一个像屠夫般残忍地杀人的人，她根本不是什么美丽的天使，而是一个长着一副迷人面孔和优美身材的恶魔，是长着美丽花瓣迎风绽放灿烂夺目的罂粟，谁沾上她，谁就算是和撒旦结了亲。她之所以让迈克尔为她朗读，不是因为爱恋和倾慕，而是延续了在集中营的一种习惯和喜好，她从来也没有爱过迈克尔。迈克尔只是被她奴役和利用的一个工具，就像在集中营所选的朗读者当中的任意一个一样。
可怜的迈克尔意识不到这一点，他的世界只有汉娜，在和汉娜吵架之后总是哭着请求汉娜的原谅：
“你肯原谅我吗？”
“你爱我吗？”
15岁，一个情窦初开、极度自尊、傲气冲天的少年，仅仅是因为爱着面前这个女人就忍受着一切不公平的待遇，甚至像乞讨一般地追问着对方爱不爱自己。尽管汉娜点头了，却只是在虚与委蛇。当时的迈克尔信以为真，而8年后，身处法学院的迈克尔终于了解了事实。他的第一个举动是来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望着已归于平静的曾经的杀戮场所，他在想什么？极有可能的是：如果年代错乱、时光倒流，他也将成为被汉娜杀死的人当中的一个。他为自己的这个发现感到害怕、痛苦、惊悚、战栗，于是采取了第二个举动——不仅止住了去看守所探望汉娜的脚步，相反，还向一个一直对他有好感的女生交付了足以称为对恶女人背叛和报复的身体和感情。
迈克尔的选择是正确的，这也是我们希望他做的选择。
然而，且慢，当我们明白了这一点，为什么我们还跟迈克尔一样又陷入了另一个不可解开的结？望着法庭上一脸茫然、被人陷害的汉娜，听着旁听席上传来的阵阵“纳粹！纳粹！”的咒骂声，迈克尔在流泪，而我们，心情也久久不能平静……
我们是怎么了？我们的感情、道德究竟出了什么问题？难道她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恶人吗？为什么我们要为她今后的命运感到揪心？想来想去，全都是因为那个被汉娜苦心保守着，同时也未被迈克尔说破的秘密。
二、花
这就要问：在法庭上，汉娜要保守的秘密是什么？什么样的秘密值得她宁可终生坐牢也不愿意泄露？
汉娜想要保守的秘密其实很简单，就是她根本不识字，她是个文盲。当初，她之所以喜欢听迈克尔为她朗读而自己从来不看书就是这个原因。也正因如此，法庭上提交的那封写给监狱长的有关不开门让犹太人活活烧死的报告不可能出自她的手笔。在那场教堂罪案中，她和其他的看守犯的是同样的罪，既不是主谋，又不是主犯，所以，应该和其他的看守一样是被判几年而不是被判终身监禁。
正是由于她死死保守着这一秘密，拒绝在字迹鉴定时透露出自己不识字的事实，让其他的看守钻了陷害她的空子，而她自己似乎也愿意以牺牲自由为代价来继续维护这个秘密。至于迈克尔，原本可以出面作证，还历史一个真实的面目，让汉娜脱离终身监禁之灾，但他最终没有说出这一真相。为什么？原因有二：一方面，迈克尔在得知汉娜的真实身份和曾经犯下的罪行后，为发生在自己与汉娜之间的那段恋情感到羞愧，他无法释怀自己曾与法西斯成员有染，他觉着自己一旦说出真相便面子尽失，因此，在说出真相面对羞耻与保持沉默求得体面之间，迈克尔选择了后者；另一方面，迈克尔这样做也是出于对汉娜的尊重，以维护汉娜极力维护的尊严。
尊严，是的，我们在这里讨论到了人的尊严。英国剧作家约翰·高尔斯华馁说：“人受到震动有种种不同：有的是在脊椎骨上，有的是在神经上，有的是在道德感受上，而最强烈的、最持久的则是在个人尊严上。”
汉娜就是一个极其讲究个人尊严的人。她知道一旦对外公布自己是个文盲必将遭到这个社会的耻笑、嘲讽和唾弃。为了尊严，为了面子，她想尽一切办法保守这个秘密，所以和迈克尔一起旅行时，路线、地图全由迈克尔设计，点餐时也和迈克尔保持一致，但有一点是必须做的，那就是自己也要摆出一副看菜单的举动，哪怕那菜单被自己的手拿倒了。
不管怎样，汉娜的这种自尊、自爱，甚至为了自尊而放弃自由的举动，体现了人性中积极和美的一面，它深深地打动了所有观众的心。尤其是当我们想到汉娜这种对失落尊严的寻找，对尊严的极度追求，不是她自身的需要，而是社会偏见逼她如此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理解了发生在汉娜身上的这出悲剧的实质。是社会在按照知识的多少对人进行划分，而这种划分的标准让汉娜落到了最底层，她无法得到别人的尊重，只能受到蔑视和嘲讽。她无法接受这一点，她也想活得像别人一样有尊严。可是在和平年代，她找不到这样的机会，而战争到来时，她惊喜地发现，自己虽然是个文盲，但却比有知识的犹太人“高级”，于是她放弃了西门子公司给她提供的可以升迁的机会，主动报名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去当看守，之后便开始了各种残忍的报复行动：不仅杀死那些有知识的孩子，还眼睁睁地看着听着教堂内几百个犹太人在火中呼喊救命却不开门。她为什么这么做？思来想去，只能是因为强烈的自尊背后掩藏着强烈的自卑，而强烈的自卑导致了强烈的忌恨，强烈的忌恨让她成了一个杀人的人，也只有消灭了那些曾经瞧不起自己的人才能满足她那变态的极度的自尊。
同样，和迈克尔的关系也是如此，唯一的不同是她不能再像战争年代那样随意地奴役、随意地杀人，她必须拿身体做交易，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种种的不平等以及不容分说的条条命令：
“给我读《战争与和平》。”
还有，“你伤害我，还没这个资格。”
应该说，汉娜希望做一个有尊严的人，一个不被人蔑视的人，一个和别人平等的人，这个要求并不高、并不过分。只是，她不能为了找回做人的“尊严”便去做恶人，更不能去做一个对罪恶还产生了依赖感的人。好在汉娜在人生的最后关头终于意识到自己对他人、对迈克尔做出的伤害，她做出了心灵的忏悔，那索走她性命的书本以及那装钱的盒子洗出了她恶之外善的潜质。
正因为汉娜在恶之外还具备这种善的潜质，正因为汉娜保守秘密的举动是为自尊，才让迈克尔在接下来的长达10年的岁月里欲罢不能，他开始用朗读的方式对汉娜进行救赎，只可惜汉娜出狱之际，爱被破灭，走上了绝路。死，成了她最得体也最能保持尊严的归宿，而故事的感伤因素也在这一刻成了全片的主旋律。
汉娜是一个悲剧。她不知道自己是扭曲的社会风气的变种。她在罪恶中寻找尊严，却构成了对正义和良知的背叛。
从这个角度说，汉娜是不是纳粹分子已经不重要了，德国人是否都参加过纳粹也不重要了。也许，这根本就不是一部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电影，相反，它引导我们思索的是人性，是人性的本质、本质的剥离以及剥离后的挣扎与痛苦。换言之，影片的战争背景是完全可以被挪移和替换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不具有背景的作用性。小说也好，电影也好，引导着我们思索的是文盲与扫盲、文化与文明的那种触目惊心的，甚至足以让整个人类忧心忡忡的强烈冲突。也许这才是《生死朗读》体现给读者和观众的极其深刻的艺术内在性。
三、恶之花
在汉娜的身上，善与恶并行，这让我想起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被杀的女人》，那本诗集的主题就是恶及围绕着恶所展开的善恶关系。恶指的不但是邪恶，而且还有忧郁、痛苦和病态之意，花则可以理解为善与美。波德莱尔破除了千百年来的善恶观，以独特的视角来观察恶，认为恶具有双重性，它既有邪恶的一面，又散发着一种特殊的美。因此，用“恶之花”来形容汉娜恐怕是最准确不过的事情。
汉娜是恶的，恶得令人发指：不但犯下了罪恶，而且不知罪恶，甚至直到临出狱的时刻，当迈克尔问她有没有花多点时间想想过去（自己所犯下的罪恶）？她却回答说关于你和我？这直接导致了迈克尔对她的彻底失望，这种失望也把汉娜送上了一条不归路。
汉娜又是可敬的。她极有个性，美丽而又勤奋，努力工作并充满生气；她喜好知识、喜好文学，还有极高的审美悟性。更主要的是她做出了自尊、自爱甚至为了自尊而放弃自由的举动。
汉娜是可怜的。为了一个不该做出的回答在监狱度过了自己的余生，尽管有迈克尔朗读过的书做陪伴，但毕竟这是强加给她的不幸。
汉娜同时又是坚强的。她敢于直面事实，敢于承认她所参与的罪恶的全过程。相对于那些矢口否认自己所犯的罪恶并且用极其卑鄙恶劣的手段陷害她的同道，她明显要胜出一筹。
她对尊严的近乎狂热的追求迫使她承认了那莫须有的罪名，她情愿让其他看守的奸计得逞也不愿暴露她觉得是一生中最大的耻辱。尊严与羞耻、自卑与自尊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把一个真实的、复杂的、多元的、难以言说的汉娜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又像是一块调色板，汇聚了人物的行为、情感、心理、个性等原色，画出了一幅立体的油画效果图。
观看《生死朗读》，解读汉娜的形象，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1993年大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里，通过对阿蒙·戈特入木三分的形象刻画，塑造了一个不同于以往影片中简单化、模式化的纳粹分子形象，赋予了他立体的、多侧面的特征。同样，2002年，罗曼·波兰斯基[4]在《钢琴师》里也塑造了一个喜爱钢琴音乐的纳粹军官，他居然能与作为正面人物的钢琴家在音乐世界里心灵相通。今天，我们从汉娜这里再一次感受到文学的力量，感受到它的形象的力量和审美的丰富性居然能远远大于它所能概括的思想。
感谢导演史蒂文·戴德利，感谢原作者本哈德·施林克，感谢主演凯特·温斯莱特和拉尔夫·费因斯，当然也要感谢青年迈克尔的扮演者大卫·克劳斯，正是由于他们杰出而又卓越的努力，让我们在已经拥有《辛德勒的名单》《钢琴师》以及罗伯特·贝尼尼[5]的《美丽人生》之后，又在经典电影收藏夹里多放置了足以震撼我们心灵的《生死朗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