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走出去”新视角
李建军
中华文化如何“走出去”，中华文化如何对外传播，一直是我国对外传播机构乃至学术界千万次的追问。虽然这个命题阔大而复杂难解，而且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但某些“解题方案”已可列入“负面清单”：即“三单”（单主体、单向度、单声道）式的，“以我为主”的，强势宣传、传播等传统的思维和方式，已不合时宜，亦不被当前国际传播公理和国际文化交流规则所接受。[37]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理念上，要实现“单主体”向“双主体”的转变；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话语上，实现由“硬传播”到“软交流”的转变；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内容取向上，实现由语言“搅拌机”至文化、情感“搅拌机”的转变。
一、“走出去”理念：实现“单主体”向“双主体”的转变
文化“走出去”需要有科学的顶层设计、适当的交往理念和有效的传播方式。文化“走出去”是走出了国门，已置身于国际的背景下，那种以国内视野思考世界问题和文化“走出去”的尺度，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我们要具有全球视野和大国心态。文化“走出去”不可能是“三单”（单主体、单向度、单声道）式的我宣传、我传播，你接受、你听命；这样的唯我独尊心态，不仅文化走不出去，还可能会使“中国威胁论”沉渣泛起。理想的“走出去”理念，须打破传统的“以我为主”的唯我论思维和单向、单声道传播定式，实现由“单主体”向“双主体”的转变。也即是说，我是主体，对方也是主体，交往的双方皆为交流主体。不能把交往对象当做客体或他者看待。文化是互动的，即便是一方的文化“走出去”，也需在共同交往、理解尊重和互利共赢的基础上进行，那种一厢情愿地靠强势推广和单向宣传、传播的方式，往往欲速则不达，甚至会遇到对象国的猛烈抵制，这样不仅自己的文化走不进去，两国的政治互信同样会受到影响。中华文化“走出去”，必须实现由“单主体”向“双主体”（主体间性）的转变[38]。在这一实践过程中，还应在观念上实现两个梯度的转变：一是由宣传理念到传播理念的转变；二是由传播理念再到交流理念的转向。
1.由宣传理念到传播理念的转变
传播与文化一样，为最难下定义的几个词之一。关于传播概念的界定和表述，不论是本质主义的，抑或是关于话语的研究，已有近200种。公共传播具有双向性、共享性、快速性、广泛性的特点。在人类社会，传播是无处不在的。传播是学术话语，是指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传播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合作建构意义的过程，也是一个动态多变的编码和解码的过程。约翰·斯图尔特（John Stewart）提出，人类生存于“意义的世界”中，这个世界至少由六种成分构成：时间、空间、自然规律、关系、文化和工作。它们全是经由传播而获得，经由传播而建构，经由传播而修改，经由传播而成形。[39]
宣传在中国是个正向的常用词。“宣”具有公开说出来，传播、散布出去的意思。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宣传作为动词是指“对群众说明讲解，使群众相信并跟着行动”，凸显倾向性和目的性的特点。[40]与宣传相关的词语和词组搭配层出不穷：宣传部、宣传单、宣传栏、宣传画、宣传册、宣传片、宣传海报，等等。宣传是个外来词，但由于受“魔弹论”、冷战时美苏双方利用宣传机器大肆攻计的影响，宣传的词性被丑化和妖魔化，目前在国际学术界则是个政治脉络明显的话语，具有“洗脑”的色彩或精神控制的负面意义指向。在对外交往中，用宣传这个具有不同含义和色彩的词，必然会徒增交往的不必要误会和交往障碍，不利于合作共赢和理解互信。仅仅为增强交往效果或促进文化“走出去”，用国际上广泛认可的学术话语——“传播”更切实际，亦较为理想。
从传播学与宣传学的关系而论，虽然宣传学的诞生早于传播学，但传播学却以极强的生命力开疆拓土，后来居上，涵盖了整个“第二自然”的信息传播现象，使宣传学归于自己的麾下，作为传播学其中的一个研究范畴或二级结构而存在。宣传学强调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和对人的灌输、鼓动和劝服功能。从两者的学科范畴比较来看，传播学的视野更为广泛，更富有学术张力。
2.由传播理念再到交流理念的转向
由宣传理念到传播理念的转变是文化“走出去”的一个境界，我国目前还处在这样的一种转轨之中；从由文化传播理念再到文化交流理念的转向更是文化“走出去”的更高境界，我国要实现对国际传播理念的跨越，向文化（人文）交流的方向大步迈进。
文化传播是文化传通、文化撒播、文化交流、文化合作、文化对话、文化交往等的统称。根据文化专家桂翔的解释，从概念的外延方面，文化传播外延最大，涵盖了文化交往和文化交流，文化交往和文化交流可谓是文化双向交流的一种形式；而文化交往又包含文化交流，文化交流仅仅是一切文化往来的一种方式。文化交往与文化交流的区别还在于：一是文化交往涉及民族之间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在内的文化往来，包括自觉和非自觉的文化往来，而文化交流一般主要是指狭义的文化交往活动，即观念和精神层面文化的交往和有意识的自觉的文化交往行为。二是文化交流一般指文化主体和平、平等的文化交往，而文化交往包括了非和平和不平等的文化交往，如战争、征服甚至殖民活动等形式。在日常语境下，文化交流更多的或者说主要目的是通过精神产品来展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通过交流来促进民族之间精神（主要是价值观）的了解和理解。根据文化信息流动的结构性三层次递进规律——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文化交流是文化信息流动的高层次[41]。虽然桂翔大致对文化交往和文化交流做了一个切分，但笔者认为文化交流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互动，既包括器物文化的互鉴互动，也包括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正向互动，隐藏在文化冰山下的那部分“潜文化”更是文化交流的主题和价值所在。
强化文化的传播理念，并非是最为现实与理想的选择。一是根据普通语义学的早川一荣的观点，语言是抽象的，而实际是具体的。语言的抽绎程度越高，它与具体实际的依存关系就越间接。文化交流→文化交往→文化传播是由低到高的“抽绎阶梯”，“抽绎阶梯”层级愈高，语言就越抽象，就越容易引起误解。[42]从普通语义学的角度来看，用文化传播这样的高抽象词并非是上佳的选择。二是由于传播具有“通讯、通知、信息、书信；传达、传授、传播、传染；交通、联络；共同、共享”等诸多义项，所以迄今仍没有让人信服的具有普遍认同的定义，这在理论和实践中会因其“多义性”而带来理解的偏差和行动的失当。三是传播是communication的英译词，其本身就具有双向互动的含义，而汉语中的传与播皆为单向传递的意思，由于词义不对等，实际上communication与汉译的传播属于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这样就会对communication的真实理解大打折扣。这种汉译的缺憾既造成简单的望文生义，也体现在以“我”为主传播，单向、强势传播和推广等传播方式上。四是传播作为一种话语研究，传播是权力，传播是控制，是丹尼斯·朗所言的“武力、操纵与说服”[43]三种权力的一种，“说服”代表传播权，是思想控制的同义语。这种传播隐藏着看不见的权力控制，这种传播是经过议程设置的，传播出来是一种“拟态环境”，这样的传播理念同样会对文化走出去造成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鉴于宣传词性色彩的差异性和传播概念界定的不一致性等所带来的缺憾，在文化“走出去”过程中，按照“奥卡姆剃刀定律”的简洁原则，应把概念清晰、辨识度高、充满正能量的文化交流推向前台。虽然交流是传播的一个分支，也不能等同于传播，但却是传播中正向、正能量（互动与共享）的表征，就像文化中的文明一样，是传播中的褒义词，在国际和对外交往中易于被对象国认可和接受。当然启用交流一词不仅仅是词语意义的转变，还是文化“走出去”主体的思维方式、交往方式和价值取向的转变。
二、“走出去”话语：实现由“硬传播”到“软交流”
“我们是来宣传中华文化的”，“我们是来传播中华文化的”，这样强势的“以我为主”的话语，就像我们要建立对外“桥头堡”和“前沿阵地”一样，无疑会引起对象国的警觉。如果在语言和象征符号上经常体现强权和居高临下的言语，在认知上把对象国看成小国弱国，看做是交流的客体、他者而不是主体，这样不但文化走不出去，而且还为“中国威胁论”制造口实。而“我们是来进行文化交流的”则会以话语中“双主体”的对等性、公平性博得对象国的青睐与尊重。不能赢得对方尊重的传播是无效的传播，不能赢得对方尊重的传播是需要反思的传播。赢得对方尊重和接受的传播是高层次的传播，是文化交流的理想境界。在理念上，实现由宣传到传播再到交流的转变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僵化的封闭的思维定式需要变化、变革、创新，需要转向、转轨、超越。
1.超越唯我的强势的话语
为了凸显中华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中国需要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但这种话语体系不能仅仅是唯我的、“只赢不输”“只进不退”的，而且应该是利他的、“有赢有输”“有进有退”的，中华文化“走出去”同样如此。
文化是互动的，不是只为单向传播和“赢者通吃”。频频把传播中华文化挂在口头、写入报刊，就会变成唯我的地方性话语，融入不到国际的背景中。这种话语和心态拿到国际上，放到对象国去说，其直白的目的性恐怕会惹大的麻烦。一个国家不可能也绝不允许让另一个国家这样生猛地或长驱直入地传播它的文化，就连法国这样的西方发达国家面对美国文化的强势推进，也连连发出“文化例外”予以抵制。对象国可以使用我们的物质生活产品，但要消费我们的文化或精神产品，其欢迎程度则显著降低。
以柔克刚、换位思考不失为一种有效交流的路向。人们总习惯作为一个“演讲者”的角色出现，但我们如果把自己摆在一个“倾听者”的位置上，文化“走出去”就可能大有希望。自觉地主动地去倾听是一种态度，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高端的交往艺术和交流定力。这种放下身段的态度有利于与对方进行友好的沟通，这种利他的理念有利于先声夺人，这种善解人意的品质本身就是一种定力。
交往是一门艺术。软性交流比硬性传播更有效。就像“中国是否援助目前因制裁而面临危机的俄罗斯”所爆发出争论那样，中国想直接地援助恐怕是一厢情愿。正如冯玉军所说：“俄罗斯是一个拥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国家，也是一个拥有300多年大国外交传统的国家。即使真面临困难、需求援助，它也绝不会直接伸手，而是会以委婉的方式、找到一些令施援者心动的理由来寻求合作，结果往往让人感觉到不是你帮了他，而是他帮了你。”[44]要在合作中巩固亲近感，不以施舍者或“救世主”的心态去助人，这不啻是好的交往方式。
2.以柔性话语力促国际理解
合作共赢是国与国关系的核心。语言“走出去”做得风风火火，出版“走出去”已经开始有了经验，文化艺术“走出去”已经开始有了规模，广播电视“走出去”已经开始全球布局，相比之下中国学术“走出去”最为薄弱。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看，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思想和学术是文化的最高形态，它的传播和接受的程度代表着这种文化传播的最高指标。[45]
2011年9月13日，某国家女性报曾以整版篇幅图文并茂地报道了中国人吃胎盘的情况，照片有虚构和伪造的成分，其分析也牵强附会，随意曲解。构建良好的中国形象，不一定非要用大批判的语言去回击“中国人吃胎盘”这样的报道，柔性话语本身亦有以柔克刚的力量。另外，国民道德的自省和文明的自觉是媒体彰显中国形象的利器，它也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让外国人理解中国人会有一个较长的过程，操之过急当然于事无补。实际上，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只要中国坚持和谐世界的理念，站在道义的高地上与各国友好共处，互利共赢，以理想、正面、合意的国家形象展示自己，中国也将会愈来愈被世界所理解、所善待。2014年3月19日，麦家的经典密码小说《解密》的英译本在美、英等21个英语国家闪亮上市。上市第一天，《解密》打破中国作家在海外销售最好成绩，冲破英国亚马逊10000名大关，排名6102位，同一时间位居第二的中国作家排名是49502位。企鹅兰登董事局主席马金森先生亲赴杭州，给麦家送书赠画，表示祝贺。《解密》还被收进“企鹅经典”文库，麦家成为继鲁迅、钱钟书之后被收进该文库的中国当代作家第一人。[46]《解密》被《经济学人》评为2014年度优秀英文小说之一，获奖的理由是：“终于有一本不需要欧美读者对中国有特别了解就能读懂的中国作家作品。这本由前情报部门人员创作的小说，因其很好的节奏和新奇的故事脱颖而出。”[47]
3.话语是一种责任担当
福柯认为权力是无处不在的，包括话语亦隐含着一种权力。中华文化“走出去”主打的是一种柔性话语，也是一种权力。但这种权力是平等共生的权力，既不是谁俯视谁的权力，也不是谁仰视谁的权力；这种话语更应当做一种权利，既意味着利益共享，也意味着责任担当。就像中国构建“一带一路”那样，坚守的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主题，坚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弘扬的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以促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使人文交流更加广泛深入，不同文明互鉴共荣，各国人民相知相交、和平友好。“一带一路”是一种倡导性的话语，它更意味着一种时代使命和责任担当。
真正的文化交流，不是像打一场战役那样的尽快决胜负，不是像明天就要培养出500名文化交流大师那样急功近利，而是一个循序持久、健康发展的过程，追求的是一种精神品格和境界。[48]这正是目前国内所倡导的，以优秀的传统文化为滋养，力推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精神的文化交流。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一章曰：“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弗笑，不足以为道。是以建言有之，曰：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上德若谷，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白若辱，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夫唯道，善贷且成。”《老子》以大白若辱、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五种现象来说明道的无为境界，即最白的好像污浊，最方正的没有棱角，最大的器具最后完成，最大的音乐没有音声，最大的形象没有形象，彰显了自然辩证法和美的至高境界，亦说明任何事物不是孤立的，而是变化的相伴共生的，有形的至高境界即是无形，有声的最高境界即是无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从老子的《道德经》中可感悟到：有时在不利的交往中能做到心平气和就是一种境界。文化交往的精髓不在于手法的强势和覆盖面的大而全，而在于方式的柔性（软交往）和执行时的韧性与精细，只有这样才能达至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理想境界[49]。
三、“走出去”内容取向：由语言“搅拌机”至文化、情感“搅拌机”
王岳川谈道，现在有些观念很流行，请外国人吃几个饺子就是保留和传播了中国文化，用汉语分析某个西方哲学的词语就是把握住了哲学的精髓，刊物出个英文版就是走出了门，在国外发篇文章就是国际影响，等等。我们模仿西方付出了很多，也相当成功，但不能永远模仿下去。
1.“搅拌”是在传递真善美
正因为我们对世界了解还不深，对许多国家的文化交流还多是初步、浅表化、碎片化的，资源整合还不够，所以我们才集聚了交往的勇气和信心；正因为我们对世界的交流手段还是单一、单向、单调的，所以我们才产生语言的、文化的、情感的都拿出去“搅拌”的气魄和品格。
语言总是最先“走出去”。语言的“搅拌”，是语言文字为载体的文化“走出去”，是工具型的基础型的文化交流方式。而文化的“搅拌”则具有更富弹性的意义域，既可是器物文化层面的“搅拌”，亦可为制度和精神层面的“搅拌”；情感“搅拌”属于精神文化的“搅拌”，属于心态文化层，由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等构成，可细分为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两个层次，是文化的最隐形和柔软的部分。社会心理包括人们的要求、愿望、情绪，以及人类普遍存在的情感等。情感“搅拌”是诸多“搅拌”形式中位居顶层的“搅拌”，是“搅拌”层级的高端。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化“搅拌”是指彼此优秀的充满正能量的文化间的“搅拌”；这里所说的情感“搅拌”特指正向的积极的情感“搅拌”。“搅拌”坚持的是不同文明的容并蓄、交流互鉴。
孔子学院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搅拌”的中坚力量，是中国传递真善美、和合文化、和谐世界的主要孔道。孔子学院仅仅用了十余年的时间，就跨越了欧美对外语言机构上百年的路[50]。孔子学院是语言的“搅拌机”，是文化“搅拌机”，更是情感的“搅拌机”。孔子学院不是在一味模仿法语联盟、英国文化协会、塞万提斯学院、歌德学院等西方语言传播机构的运行方式，把非政府组织作为国家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念、从事文化外交的“主力军”，而是把孔子学院当作能承载和谐精神的容器，挚爱情感的“搅拌机”，传递着友爱、传递着真诚、传递着信任，传递着人类的美好。孔子学院是个“搅拌机”，“搅拌”的主体既包括孔子学院、孔子课堂的中方教师，也包括对象国的师生，“搅拌”的目的不是为了中国的文化输出和价值观的传播，而是为了双方文化的交流、文化的理解、文化的增色和文化的提升，是把大爱和真情“搅拌”在一起，是把理解和尊重“搅拌”在一起，是把合作与共赢“搅拌”在一起，是把安邻、睦邻、友邻“搅拌”在一起，是把塑造世界共生共荣理念“搅拌”在一起。
2.用真诚真情传递中国故事
马克思有句名言：“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这位唯物史观的创始人，以极为形象化的语言表达了对客观世界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看法。的确，“我们的世界大得足以容纳许多真理”。当今世界，经济越来越呈现一体化的趋势，而文化却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文化的园地像大自然一样本身应该是百花盛开的，而各国的文化因地理环境、风俗习惯、思维方式、民族性格、生活方式的不同，理应是五彩缤纷的。谁希望世界只有一种声音，谁希冀世界只有一种色彩，谁期盼世界只有一种味道，谁渴望人们只有一种表情。[51]中国与世界的人文交往是多元文化的交往，这种交往需要用真诚作为纽带，在交往对话中给对方一个会心的微笑便是一种享受和温暖，但不能仅仅是礼仪式的或职业性的，就像拟剧与文化情感理论所提到的演员与观众互动一样，是一种操纵和表面行为，仅仅是为了表达交往规则：通常邂逅时所“赔上的一张笑脸”。实际上，要在微笑中，感到你真的高兴和快乐，而不是装出来的，只有发自内心的微笑才能感染在场的每一个人，使温情得到有效的传播。当然物极必反，倘若在交往中你始终洋溢着微笑或只是微笑，久而久之，同样会让人觉得单调、僵硬、乏味，因为只有一种表情的表情不是真表情。
有一位在奥什国立孔子学院的中方教师讲述了这样的故事：
另一位老师讲述了一次家访的场景：
3.在追求共识中发出中国声音
建立孔子学院是为了追求文化重叠共识。根据柯日布斯基的普通语义学的非等同原理，世界上没有各方面都完全等同的两个事物。正像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一样的树叶和雪花，也不可能有一模一样、百分之百相同的共识，只有基本的、原则上的、大致相同的共识。应运用主体间性的原则，以共存互补、敬其所异为准则，谋求区域重叠共识。
西方建立对外语言机构皆有鲜明的目的性。他们不是为了与对象国进行对等的文化交流，而是为了凸显强化自己语言的优越性和强势地位，为了用自己的价值观救赎和拯救全人类。如1943年在“法语联盟”成立60周年之际，戴高乐将军的临时政府曾公开宣称，“我们和其他人之间精神和道德的自由碰撞使我们的文化得以传播，让所有人从中受益。组织这样的碰撞和交流，就是‘法语联盟’诞生的原因，也将是‘法语联盟’继续存在下去的原因”[52]。中国不要像西方国家进行赤裸裸的文化渗透，要秉承和平、发展、合作、互鉴的和谐世界理念。在进行文化和情感“搅拌”的同时，也需理性、清晰、适度地发出中国话语和中国声音。中国人过去太重视外国人的声音了，难道我们的声音就不是声音，难道我们的声音真的无人倾听、无人喝彩？[53]可能由于语言障碍的关系，对象国现在还听不懂，也许因为文化背景的原因，他们仅仅理解只言片语，但是我们要明白，他们的确已经在关注我们的声音，已开始在意我们的声音。因为中国经济奇迹的创造绝不是昙花一现，孔子学院数量和学生数量十年几何级增长不是一个偶然，我们在经济越发自信的时候，可不能依然文化自卑，看低自己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