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创新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韩震　陈海燕

现代科技迅猛发展、日新月异，在改变人类生存方式的同时，也改变了社会组织与周围群体的关系。大学开始逐步从学术象牙塔走向社会的中心舞台，与社会发展关系越来越密切，所承担的职能也随之不断丰富和拓展。从培养人才到科学研究，从社会服务到文化传承创新，大学职能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不断拓展。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现，如何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积极推动文化“走出去”，是大学在承担文化传承创新功能过程中需要积极思考的现实问题。

一、文化“走出去”的使命与困境

自晚清以来，大批外国商人和传教士涌入中国，他们对中国印象的文字和影像资料是西方了解中国的重要信息渠道。在西方，中国人形象被固化在特定的“他者”形象。中国被描述为“停滞和落后的国度”。直至今日，在媒体报道中还能感受到外国人经过棱镜折射后的片面的、歪曲的“中国印象”，这对中国与世界的“对话”造成文化上的障碍与困难。因此，如何消除这种信息不对称，塑造历史与今日中国的形象，成为中国大学和学者的时代使命。

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实现了从旧制度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社会生产效率出现了结构性跃升。因此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请进来”的现代文明在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早在晚清时期，京师同文馆等中国第一批新式教育机构成为晚清与西方世界沟通联络的桥梁。作为现代大学发展雏形的学堂，主要发挥的是“请进来”的作用，通过大量译介西方的科学知识和思想理论，在传播西学方面发挥着更新观念、接轨世界的重要媒介作用。

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让中国在世界上站稳了脚跟。中国不再是被逼迫、被拉扯着进入全球市场，而是自觉地融入到全球竞争之中，并且在这种竞争中逐渐找到了自信心，提升了国家核心竞争力。随着文化自信心的增强，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文明从来都不是单向的传播，而是双向对流的对话。任何民族在文化交流中，都不能丧失自己的根基，正是从这种根基出发，文化才能在交流互鉴中得到丰富和发展。

在推动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面对着一个问题，即什么“走出去”和怎么“走出去”。近几年，我国政府以积极的姿态作了各方面的探索，如举办各种国际赛事与会议、开展政府间多边文化交流、创办孔子学院等。这些政府层面的努力促进了文化交融、彰显了中华文化特色，但要应对国际舆论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资源掠夺论”“中国崩溃论”，仅仅依靠文化合作或传播“书法”“戏曲”等文化符号是远远不够的，要深化中华文化影响力，还需要加强与国外思想文化的沟通与理解。为此，就需要让国际理解中国的精神世界、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而要理解精神世界、价值观与思维的特点，就需要掌握与这种特点相伴而生的语言，需要我们发挥大学聚集的各种文化交流资源的作用，通过语言这种文化最直接的载体，深化和丰富文化“走出去”的内容与形式。

二、外语类院校是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媒介

大学作为中外文化沟通交流的桥梁，除了继续承担“西学东渐”的角色，更需要保持文化自觉意识，主动发挥自身优势，不仅使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拓展，而且要助推文化“走出去”与其他文化交流互鉴。外语类院校作为国家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在频繁的文化、教育交流合作中，应将“把世界介绍给中国”和“把中国介绍给世界”作为自身的办学使命，充分发挥自身在语言和对外合作交流方面的优势，不仅让中国了解多样的世界，而且让世界理解变化中的中国，为深化“走出去”在途径与内容方面做出积极的尝试。

1.深厚的本土研究与国际研究

我国大学在建立之初都是以欧美为范本，在学科体系建立方面与西方有着相当的渊源。经过多年的建设与实践，国内大学对传统与现当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研究已经累积了相当丰厚的成果，而海外也有一批从事“中国学研究”的学者从不同视域和文化背景出发对中国进行研究，“中国学研究”成为双方对话与交流的重要场域。在这方面，国内的许多外语类院校依托语言优势，通过整合法、德、俄、日、西、阿和其他亚、非、欧各国的学术力量，对世界主要地区中国学研究开展梳理与研究，在海外中国学研究领域里取得了巨大突破。与此同时，近年来借助各小语种的增设，我国对世界其他各国历史发展轨迹、文化传统、政治制度和外交策略等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共同的研究对象为双方思想文化的交流与沟通奠定了基础。

2.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学术合作

在中外文化交流的早期，学术著作的互译是各国了解对方的主渠道。早期我国孔子、庄子学说的外译就影响了一大批西方学者，对西方了解中国的哲学思想与历史传承起到了启蒙作用，不过这种外译工作以西方人为主导。现在，外语类院校有相当一批学者致力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将中国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元素展示给世界各国，如阿拉伯文版的《老子》、西班牙文版的《论语》、泰文版的《洛阳伽蓝记》等。近年来，外语类院校又将中国当代学术外译作为重点，大量现代文学作品已经翻译为各国文字，成为传递中国历史文化、哲学思想的重要渠道。除了传统的学术著作互译外，中外大学近年来开始更加重视深层次的合作，如中外合作办学、共同举办国际学术会议、联合进行科研项目攻关等。大学间广泛深入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架起了不同文明对话与交流的桥梁，成为超越意识形态和文化差异、增进各国相互了解的重要窗口。

3.跨文化的人力资源优势

只有理解对方，才容易让对方理解自己。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讲，尊重彼此的语言、文化和历史是深入交流的重要基础。文化“走出去”最终要依靠特定的群体来实现，与其他机构相比，大学聚集的人才资源更具优势。尤其是外语类高校，因为聚集了大批研究世界各国语言文化、历史社会的专家学者，在人才培养目标上也倾向于培养“高层次、复合型、通晓国际规则、适应对外开放新形势的国际化人才”，因此外语类院校具有跨文化的人力资源优势，是助推文化“走出去”、与其他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力量。此外，外语类院校基于自身学科发展以及外向型人才培养的需求，往往与国外各种教育机构、各国驻华大使馆保持着良好的联系，这种资源优势也有利于外语类院校主动开展多层面的交流活动，推广中国传统文化与风俗。

三、发挥大学特色优势，协同创新“走出去”

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优势学科和特色学科。“走出去”需要集合大学优势资源，以具有跨文化沟通合作能力的人才为载体，以各领域最顶尖的研究成果为内容，以广泛的国际交流合作为渠道，承担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任。外语类院校大多有着广泛的国际交流资源和渠道，不仅教师因自身学科特点与世界各国有着广泛的联系，而且有一大批校友活跃在外交、外贸、外事和对外文化交流领域。外语类院校要充分利用这个特点，通过协同整合，助力国家的国际间文化交流互鉴的事业。

1.合力开展国际区域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对外开放领域的不断扩大，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联度越来越高，政治格局、经济利益、文化影响交织发展的态势日趋明显。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舞台，深入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社会状况，基于此进行国际合作的研究，成为中国深度融入世界的必然要求。但从现状来看，目前从事国际区域问题研究的学术力量还比较薄弱，即使有一些专门机构也大多还不成体系。因此，如何整合现有各方面研究力量，开展综合性的、前沿性的国际区域问题研究，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对外政策选择的关键所在。

外语类院校长期以研究世界各国文学、语言、风俗习惯为主攻方向，有大批学者熟悉各国的历史渊源、民族关系和文化传统。与之不同，综合类院校与研究机构则聚集了大批对世界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术有专攻的专家，他们从不同学科专业角度，致力于各国相关状况的深入研究。上述这两支不同学术背景的队伍是开展国际区域问题研究的重要基础和支撑力量。如果能够很好地整合这两支队伍，以语言为切入点，以文化历史为背景，将目光聚焦在政治热点地区、文化独特国家、资源集中地区，深入研究国际区域问题和国际联盟，如南海问题、北极问题，以及欧盟研究、中东欧研究、东盟研究、非盟研究、“一带一路”研究等，可为中国在世界舞台发挥影响力提供更为深入的智力支持和决策建议。

从当前看，大学需要探索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如何联合校内外、国内外各专业领域的学术力量，建立以项目为纽带的跨院校、跨学科、跨领域的合作平台，以团队攻关模式替代以往单打独斗的研究方式。其中，组织跨学科、跨部门团队的难点在于如何突破现有的机制障碍，通过多元化的队伍建设实现多学科交叉融合，这些都是将来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有待于高校与研究机构在实践中加以探索。

2.合作搭建国际文化交流平台

大学身处中外文化交流的前沿，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还是在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上都占据关键地位。其中，外语类院校大多以外国语言和文学专业为主干，国际合作与交流频繁，师生国际化程度较高，对中外语言文化的表里关系以及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必要性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在国际文化交流“走出去”与“请进来”交互进行的新时期，如何发挥自身的智力优势和网络优势，整合多方力量携手搭好交流平台，增强中国文化的感染力、影响力，同时汲取世界各国文化精华，推动中国文化在传播中创新前行，是当今大学尤其是外语类院校的时代责任。

为汇聚更多专家学者资源，加强本土教育与底色意识，外语类院校在培养国际化人才的过程中，应着力增加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在通识教育中加大中国历史、文学、艺术的比重，在专业教育中融入中外对比研究的视角。与此同时，外语类院校应加强与综合性大学、艺术类院校及研究机构的交流，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传承与创新，并借助海外孔子学院的平台，推广汉语教材和文化读本，为中外文化交流互鉴提供平台。

3.协同推进，助力中国文化“走出去”

中国文化历经五千年发展，已成为世界独树一帜的文化现象。当中国需要主动将自己介绍给世界时，思想层面的交流依然是核心。文化“走出去”作为深化改革开放、促进文化繁荣的重要举措，承载着传承与创新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使命——不仅要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还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和创造性拓展，创造符合时代需要、具有时代特征的现代文化；不仅要汲取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也要把自身的优秀文化传播出去。

因此，如何基于中国发展的现实，将历史中国与今日中国的文化观念、文化魅力以恰当、有效的方式进行传播，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外语类院校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主力军，应创新文化传播机制，系统规划传播重点，合理确定传播方式，并使这种交流形式常态化、机制化，把国内文化资源整合成为对外传播的整体性力量，发挥优势互补、协同推进的功能。总之，外语类院校需对中国文化海外传播进行整体研究和系统梳理，为“走出去”提供支撑。

河流交汇之处既是融合之处也是创新之处，通常不乏鲜美之鱼。文化交流也是如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外交流中凸现民族个性的同时，也受到域外文化的影响，在撞击与交汇中实现着传统文化的生长和创新。“走出去”对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意义也贵在于此。大学作为文化交汇之地，是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阵地，不仅要增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色彩，还要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其他文化交流、创新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