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我国钢铁业的重要性与发展
我国正在进入重型工业化阶段，一批高增长产业群如房地产、汽车、基础建设、机械等都是钢铁消费大户，它们的发展将推动钢材消费的快速增长。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实现工业化还需要一段时间，这给钢铁业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空间，确保了钢铁业作为中国经济结构中的“支柱型产业”地位。既然钢铁业如此重要，我国钢铁业的未来发展趋势是怎样的呢？更进一步，我国钢铁业能从国际钢铁业发展中借鉴哪些经验呢？本部分将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探究。
一、钢铁的大宗商品特性与钢铁业的重要性
铁是地球上最丰富且价廉的金属元素之一，几乎是所有产业不可或缺的基础素材，其制品种类多、用途广泛，没有钢铁就不会有现代社会，可以说，民生一日不能没有它。钢铁是由铁矿石提炼，经由加工过程制作成各种用途的制品，其加工切削品或使用过的旧品变成废钢，可以无限次数回收循环使用，是不会污染环境而且很方便再生的一种物质。钢铁经熔解后铸成模型，可轧延成棒状、板状、管状的各种用途制品，容易加工又可大量生产，加入极少量其他物质经热处理可改变材料性质增加硬度，或提高铁纯度使物性软化，也可用温度控制高温急冷或缓冷使物性变硬或软；它的唯一缺点是会生锈，为避免钢铁制品与空气中的氧接触氧化生锈，一般都采用涂装物、镀锌等，或熔炼时添加镍、铬制成不锈钢。
钢铁素有“工业粮食”之称，钢铁材料是诸多工业领域中的“必选材料”，既是许多领域不可替代的结构材料，也是产量极大、覆盖面极广的功能材料。钢铁工业长期以来是世界各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钢铁工业发展水平如何，历来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钢铁产量与人均钢消费量一直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美国、日本、西欧经济发达国家无不经历了以钢铁为支柱产业的重要发展阶段。丰富的钢材产品和很高的钢铁产品产量，为国家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大大保证了我国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带动了农业机械化的进程，促进了汽车产业等重工业产业的发展。
大宗商品是用于工农业生产与消费的大批量买卖的物质商品，包括三类商品：一是黄金、原油等金融属性强、避险保值功能强的商品；二是以有色金属为代表的工业品；三是农产品。在金融投资市场，大宗商品指同质化、可交易、被广泛作为工业基础原材料的商品，如原油、有色金属、农产品、铁矿石、煤炭等。钢铁及其相关原材料都具有大宗商品属性，呈现出以下特点：
基础性。由于大宗商品多是工业基础，处于最上游，因此反映其供需状况的期货及现货价格变动会直接影响到整个经济体系。由于钢铁的主要成本是铁矿石，占总成本的1/3略多，而近几年来国际铁矿石的垄断（力拓、必和必拓、淡水河谷）导致价格的持续上涨（23—173美元），也推动了钢铁业生产成本（56%）和钢材价格的上涨，并带动煤炭等能源价格的提高，抬高了建筑、机械、电力、电子等行业的生产成本。因此，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钢铁业发挥了基石的作用。
战略性。2011年主要钢铁企业的销售收入高达3.6万亿元，占到当年47.1万亿元GDP的7.6%左右，而且，钢铁业中80%的企业是国有企业，可见钢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战略性地位。
复杂性。大宗商品可以设计为期货、期权作为金融工具来交易，以更好地实现价格发现和规避价格风险。因此，大宗商品在商品期货交易市场进行交易，既可做实货交易，又可做期货交易。这使得大宗商品的交易同时面临多个市场的挑战，在增加了风险管理手段的同时，也增加了市场参与的难度和风险。特别是充当价格管理功能的期货市场以及流动性极强的国际市场，增加大宗商品的复杂性。目前，钢铁业相关的期货品种有螺纹钢、线材、焦炭等，为此很多钢铁企业都尝试利用期货市场来对冲现货市场上的风险。
风险性。由于大宗商品的价格形成是市场中多方力量博弈的结果，因此会受到国际市场的扰动（Hammoundeh et al.，2003）、政府调控（仰炬等，2008）、宏观经济（Pindyck and Rotemberg，1990）、资金流动（李艺等，2008）、期现市场联动（Fortenbery and Zapata，1993）、投机行为（Deaton and Laroque，1996）、存货水平（Johnson and Song，1999）、关联性大宗商品浮动（蒋舒和吴冲锋2007）等因素影响。这些众多因素使得大宗商品的价格形成机制非常复杂，也增加了大宗商品价格预测和把握难度，提升了其风险性。对于钢铁业来说，目前铁矿石的定价受制于海外三大矿山企业和国际投资资金，铁矿石价格波动非常大，给钢铁业带来极大的冲击和影响。
钢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行业，作为原材料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钢铁业作为原材料的生产和加工部门，处于产业链的中间位置。它的发展与国家的基础建设以及工业发展的速度关联性很强，和钢铁产业关联度较大的产业主要有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投资、基建投资、机械工业、汽车工业等，钢铁工业将随着这些行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这些行业的衰退而衰退。钢铁工业向上游产业的联系是采矿业、能源工业、交通运输业，如钢铁工业生产主要消耗大量的铁矿石、煤炭、电力、石油等原材料，使用大量的机电设备，同时也是交通运输消耗的大户；同时，钢铁工业提供的产品又是其他许多产业的基本原材料。向下游又与机械工业、汽车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各种重要的行业存在密切的联系。
钢铁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使许多钢铁企业从小型成长为大型，产钢冶炼能力不断提高。这使得其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占全国的GDP总量已超过7%，成为带动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龙头产业，有力地带动了与钢铁相关的铁路运输、交通、能源等行业的发展。同时，钢铁产业由于其规模巨大，效益良好，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国的就业压力，保证了钢铁企业职工优良的福利待遇，促进了国内消费水平的提高，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相关第三产业的发展。
二、我国钢铁业的发展进入成熟阶段
钢铁业曾经是世界工业化进程中最具成长性的产业之一，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钢铁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无论产值、产品结构还是工业技术，都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进入21世纪，钢铁仍然是人类不可替代的原材料，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工业水平的重要指标。
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我国钢铁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逐步步入了成熟的发展阶段。1949年，我国的钢铁产量只有15.8万吨，居世界第26位，不到当时世界钢铁年总产量的0.1%。2010年，中国钢铁产量为6.2665亿吨，产量居全球第1，超过第2到第8的总和。
总体上，我国钢铁工业可以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47—1978年）为“以钢为纲”的发展阶段，第二阶段（1978—2000年）为稳步快速发展阶段，第三阶段（2001—2010年）为加速发展阶段，第四阶段（2011年至今）为深度调整阶段（见表2.1）。
表2.1 我国钢铁产业发展历程整理
总体上讲，我国钢铁业经过四个阶段的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1978—2010年，我国粗钢产量由3178万吨增加到62665万吨，增长了18倍，平均每年递增11.9%。目前我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和消费国，还是全球最大的钢铁进出口国。我国钢铁业的发展对全球钢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1.钢铁产量增长幅度很大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钢铁工业已经走过了66年的发展历程。从1949年钢产量15.8万吨，占世界钢总产量比不到0.1%，到1996年已超过日本升至第一，占比也升至13.4%。至2014年，我国钢产量达到8.227亿吨，在全球所占比重为49.5%。截至2014年，钢铁产业的产品中，焦炭从53.6万吨增加到47691.1万吨，增长了888.8倍；生铁从25万吨增加到71159.9万吨，增长了2845.4倍；粗钢产量从15.8万吨增加到82269.8万吨，增长了5205.9倍；钢材产量从14万吨增加到112557.2万吨，增长了8038.8倍。
此外，1952年时，我国没有一家企业年钢产量超过100万吨，产量最高的鞍钢也只有78.9万吨；1978年，钢产量超过100万吨的钢铁企业已有了鞍钢、武钢、首钢三家企业，其中产量最大的鞍钢年产钢686万吨。截至2014年，河北钢铁、宝钢、沙钢、鞍钢、武钢、首钢等年钢产量超3000万吨，山钢集团、马鞍山钢铁、天津渤海、本钢、中钢公司、华菱集团、建龙集团、方大、日照钢铁、安阳钢铁、太钢、包钢、敬业钢铁、酒泉钢铁、纵横钢铁等年钢产量超1000万吨。
钢材的品种和科技含量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我国能冶炼的钢材品种已经由100多种到现在的1000多种，合金钢产量由1952年的2.5万吨到2014年的3786.25万吨。其他钢材比如无缝管、型钢、镀层钢板等也有了很大的生产规模。
2.产业布局调整取得显著成效
从国家实行“三大、五中、十八小”的战略方针开始，从沿海到内陆，从东北到西南，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钢铁产业布局。1949—2000年，东北地区钢产量所占比例由72.6%下降为14.1%，华北地区由16.6%上升为25.8%，华东地区由5.1%上升为31.9%，西南地区由5.7%上升为8.9%，中南和西北地区的钢产量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零到占据全国钢产量的15.9%和3.4%。同时，为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的新需求以及资源条件的变化，各大钢铁企业纷纷改组或者搬迁，已达到和国民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平衡协调发展。比如首钢的搬迁、华凌集团的组建，还有一些联合钢铁企业的组建等，都是积极有效的布局和调整。
历时数年的首钢搬迁顺利完成，标志着首钢进入结构调整和转型发展的新阶段；经国务院批准，山东在全国率先进行钢铁产业结构调整，提出的钢铁产业减量调整设想，将成为全国钢铁工业“十二五”结构调整的重要原则；重钢老厂区完成“环保搬离”主城区；东北特钢集团大连基地环保搬迁项目竣工投产；攀钢钒钛资源综合利用及产业结构调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项目获得国家批准并开始实施；经国家发改委批准的河北省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标志性工程邯钢新区精品板材基地全面建成投产。
3.技术水平和技术装备不断提高
现今的钢铁企业早已改变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设备均要靠进口、从管理到技术都很落后的局面，而成为技术创新的受益者。在钢铁科研部门的努力下，我国在很多方面的技术已经达到先进水平，有些甚至在世界上都处于领先地位。各大钢铁产业分别与高校以及国内外的科研院所联合起来共同搞技术开发，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着重高新技术的发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邢钢积极开发衍生产品，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高强度汽车标准线建造专用线材和五金产品专用线材的生产企业，首家高水平汽车冷成型技术的零部件生产企业；福建三钢攻克了炼焦配加当地白煤的技术难题，使吨钢成本大幅度降低；吉林通钢高炉引进阜阳远距离喷煤新技术，同类炉型800米远距离喷煤新技术等许多技术开发的结果使我国的钢铁企业逐步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
4.节能减排与绿色生产步入良性发展阶段
宝钢发布《绿色宣言》《产品环境声明》，表达我国钢铁企业践行绿色理念、做绿色产业链驱动者的决心；山钢集团济钢积极配合济南市提出建设城市集中供热、污水处理、废旧塑料消纳“三大节能减排中心”；太钢投资兴建的国内首套可同时处理不锈钢除尘灰和碳钢除尘灰的全功能冶金除尘灰资源化装置正式投产；首钢京唐公司高效化、低成本“全三脱”生产洁净钢水的工艺技术成果通过验收，标志着炼钢“全三脱”与全干法除尘两项世界顶尖技术的并用；唐钢在城市钢铁厂环境搬迁的巨大压力面前，迎难而上，全力推动绿色转型，在努力打造世界级清洁钢铁企业与城市和谐发展之路上，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国丰钢铁投资15亿元实施环保治理、节能减排等七大系统的改造。
虽然我国钢铁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总体产业格局不够良性，严重制约了钢铁业的效率。总体来看，国内钢铁产品市场属于完全竞争的市场、无序竞争的市场、低效率竞争的市场。除了宝钢、沙钢以外，其他钢铁企业经营效率非常低下。
1.行业集中度低
生产专业化程度低，尚不能达到规模经济。从《2014年世界主要钢铁企业粗钢产量排名》和国际钢铁协会公布的相关材料看，全球几个主要产钢国家中，中国钢铁市场的CR10（行业集中度）值只有36.58，而韩国、巴西钢铁市场仅CR3的值就高达90.97、89.86；此外，日本、俄罗斯、印度、美国等国钢铁市场上的CR4值也分别达到了83.42、83.32、67.03、60.54。由此可见，我国的钢铁工业是极端分散的作坊生产模式，而世界主要钢铁生产国大多是极高寡头垄断型的生产模式。钢铁企业的集中度偏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钢铁企业的竞争力。
我国钢铁企业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钢铁产品生产专业化程度低。目前，国内钢铁联合企业大都是“万能型”工厂，板、管、棒、线、型材等都生产，专业分工不明确，产品生产专业化程度低。发达国家的大型钢铁企业集团，虽然多数也由多个生产厂组成，但已经基本实现产品生产的专业化分工，钢铁大集团之间也基本上形成大类产品的分工。
2.钢铁企业结构不合理
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任务十分艰巨。据冶金工业部门的统计，我国落后工艺和装备还占相当比例，如炼铁高炉中约有4500万吨的生产能力是比较落后的，约占总能力的35%，其中属于限期淘汰的100立方米以下的小高炉生产能力约有3000万吨。炼钢设备中，转炉约有1200万吨是属于落后生产能力，占目前转炉的12%；电炉约有1000万吨属于落后生产能力，占电炉能力的34%。轧钢设备中，具有国际先进技术水平的设备不到50%。另外，我国用于新产品开发与投产的费用与发达国家相比偏少。国际钢铁企业用于企业新产品开发费用一般在年销售收入的4%以上，而我国钢铁企业用于企业新产品开发年投入不足销售收入的1%。
3.产品生产成本高
根据1999年美国动态钢铁咨询公司提供的有关成本的指标情况看，我国大多数指标位居中下游。这反映出我国钢铁业的素质不仅与世界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同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存在成本劣势。根据冶金行业近几年的统计分析，在普通产品如线材、螺纹钢、型钢和钢坯等方面，我国的竞争对手主要是韩国及巴西，它们在这些产品上具有成本优势；而对于高附加值、高性能产品方面如汽车板、涂镀层板、合金钢棒型材等产品，竞争对手主要是日本、韩国、德国等。
4.钢铁产品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我国钢铁产品的实物质量水平与国外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根据冶金行业1999年的数据，当年生产的钢材中，执行国际先进水平标准的占36%，执行国际一般水平标准的占51%，实物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仅占钢材总量的26.3%。这说明国内只有少部分企业的产品在质量上可以和国外大公司相抗衡，而多数企业产品在档次上比较低。据冶金行业调查统计，我国由于不能生产、产量低、质量达不到用户要求等原因，年需从国外进口钢材约700万吨，而能生产的大宗钢材品种，产品质量与国外相比也存在一定差距，如钢制纯净度低、有害气体和杂质含量较高、性能的均匀性差。
5.钢材产品销售服务水平相对较低
钢材产品销售服务是提高产品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我国钢铁市场刚刚由卖方市场转入买方市场，钢铁企业对市场销售服务的重要性还没有充分认识，营销网络刚刚开始建立，同国外成熟的营销体系和服务理念相比，存在很大差距。目前，国内钢铁销售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市场缺乏统一协调管理，企业产品相互压价。市场信息反馈功能弱，销售与产品开发功能不能结合，企业产品开发缺乏市场的引导。加工服务中心是完善分销网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我国的加工服务中心基本上处于空白。另外在对外营销方面，一是对外营销缺乏相应的联合，各自为政，各设网点，成本高，收益差；二是对开拓国际市场重视不够，尚未建立完整的国际市场营销网络。
三、国际钢铁产业发展的借鉴
1.1975 —1996年：美国钢铁业下滑、亚欧钢铁业迅猛发展
1975—1996年的21年间，国际钢铁业布局主要发生了以下重大变化：亚洲钢铁业发展迅速。韩国浦项制铁（POSCO）在1975年时榜上无名，到1996年已经接近新日铁的钢产量而名列全球第2位，1998年则超过新日铁，成为全球最大的钢铁企业。1996年，中国的粗钢产量也首次超过日本，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产钢大国。鞍钢、首钢和宝钢加上印度钢铁管理局和日本的4家钢铁企业，亚洲共有8家钢企进入全球20强，占45%，超过了欧盟的30%和美国的15%。
美国钢铁业持续走下坡路。美国除粗钢总产量被中、日超过之外，1975年名列全球第2位的美国钢铁公司（USS）在1996年退至第9位，名列第9位的伯利恒钢铁公司（Bethlehem）退至第16位，由1975年名列第12位的共和钢铁和莱克斯—杨斯顿公司合并而成的LTV钢铁公司保持在第18位，而1975年进入20强的国民钢铁、内陆钢铁和阿莫科则榜上无名，美国进入20强的企业降为3家。
欧洲企业跨国并购重组初见成效。1996年，欧洲钢铁企业进入20强的虽少于亚洲，但已出现于齐诺尔、里瓦、阿尔贝德、LNM等大型跨国集团，这一现象主要和欧盟实施的经济一体化政策有关。于齐诺尔集团是由法国的于齐诺尔公司和Sacilor公司于1987年合并而形成的年产能2290万吨的大型钢铁企业，由法国政府控股50%。1995年，该集团完全私有化后，其年产能精简为1850万吨。1998年，该集团又购入比利时年产能450万吨的两家钢厂及德国约200万吨的落后产能，并于1998年正式形成年产钢2320万吨的于齐诺尔集团，产品以钢板为主。阿尔贝德集团为卢森堡最大的钢铁企业，19世纪80年代，其粗钢年产能为500万吨，属于以生产棒材为主的中型钢铁厂。在先后收购年产能230万吨的比利时钢板生产商Sidmar、年产能360万吨的德国Kloeckner厂后，在1996年成为覆盖西欧地区、年产能1180万吨的大型钢铁企业，卢森堡政府拥有其30%的股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成立的意大利产业复兴公社（1R1）下属的钢板厂Itrsider、不锈钢厂Terni和钢管厂Defitasider于1988年合并为钢产量为1150万吨的国营钢铁公司ILVA。此后，该公司于1994年将不锈钢厂卖给德国，1996年将钢管厂卖给阿根廷，其钢板厂于1995年加入电炉钢生产商里瓦公司后组成里瓦集团，并由此形成1330万吨的年生产规模。
2.1996 年至今：并购重组愈演愈烈、钢铁巨鳄层出不穷
1996—2005年的10年间，国际钢铁企业发展的最大特点是通过合并重组使企业的规模明显扩大。排名前20位企业的粗钢产量不仅比1996年增加了近1倍，20强的产量集中度也由1996年的31.3%上升到2005年的37.6%。原本已卓有成效的欧洲钢铁企业的合并逐渐走向跨地区的全球化收购，而亚洲钢铁企业的合并重组也已步入正轨。诸多在1996年榜上有名的企业纷纷消失，合并而成的新面孔则层出不穷。典型的例子有：
克鲁斯集团由英国钢铁公司和荷兰的中型钢铁企业霍高文于1998年合并而成。英国钢铁公司在1998年成为欧盟第一家上市钢铁企业，年产能1420万吨。为提高企业竞争力，英国钢铁公司希望登陆欧洲大陆市场，而荷兰年产能540万吨的霍高文公司也希望扩大规模以提高市场竞争力。于是两家企业于1999年正式合并，当年钢产量2129万吨，排名世界第五位。
德国民营高炉生产企业赫斯钢铁公司（年产能450万吨）和德国最著名的军火和钢铁商克虏伯公司（年产能460万吨），于1992年合并成立了克虏伯赫斯公司。克虏伯赫斯公司于1994年与蒂森公司（年产能1190万吨）镀锡板部门及不锈钢部门合作成立了专业子公司。终于在1998年，两家公司完全合并成立了蒂森克虏伯集团，蒂森公司持股60%。新集团钢产能压缩至1680万吨，但企业竞争力却有所加强。
法国于齐诺尔集团、卢森堡阿尔贝德集团及西班牙中型钢铁企业Aceralia，于2001年经欧盟委员会批准，合并成立安赛乐集团，年产钢能力达4600万吨，超过新日铁和浦项制铁，居世界第一位。蒂森克虏伯与安赛乐两家欧洲大型跨国钢铁集团终于形成，欧洲钢铁市场也实现了高度集中。
英国LNM集团是一家靠并购起家的钢铁企业。1995年成功收购哈萨克斯坦最大的钢铁厂，1998年收购特立尼达、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国的亏损钢铁企业以及美国内陆钢铁公司后进入世界级钢铁企业行列。此后通过收购波兰等国家的大型钢厂，于2000年成为全球第四大钢铁企业。2004年12月，LNM集团旗下的伊斯帕特国际公司在收购母公司资产后整体上市，并以集团董事长拉克希米·米塔尔之名命名为米塔尔钢铁公司。2005年4月，米塔尔钢铁公司并购美国国际钢铁公司后，超过安赛乐集团成为全球最大的钢铁企业，生产厂遍布欧、亚、北美、中美和非洲。
亚洲方面，日本钢管公司和川崎制钢合并为JFE钢铁公司后，其规模和竞争力倍增，排名跃升至第5位。中国宝钢在合并了上海各钢厂和梅山钢铁公司后成立了上海宝钢集团，规模迅速扩大，名次由1996年的第20位上升至2009年的第6位，在2014年全球钢铁企业粗钢产量排名第4。鞍钢、武钢等也通过合并重组扩大了规模。而俄国的钢铁企业除在本国进行合并重组外，还参与了跨国并购重组，已成为国际钢铁业一股重要的组成力量。
钢铁工业曾经是日本经济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早在1901年日本就建立了拥有炼铁炼钢和轧钢的钢铁联合企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府对钢铁工业实施倾斜政策，使钢铁工业在1951—1967年期间得到迅速发展，1973年钢产量即已达到1亿吨水平，1993—1995年日本一直是世界第一大产钢国，从1996年起，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产钢国，2003年日本粗钢产量位居世界第二位。日本钢铁产业政策的优势主要有：
1.大力扶持技术开发
日本是一个自然资源非常贫乏的国家，要想依照传统方式来打造钢铁大国几乎是不可能的，日本政府意识到只有依靠新技术，才能实现钢铁大国甚至是钢铁强国的梦想，完成本国的工业化进程，在国际市场处于强势地位。因此，日本政府提供了一个能鼓励私营企业和工人去开发新技术的环境，支持教育，为工业化发展提供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保护研究人员的劳动成果不受侵害；建立起支持技术开发的出资融资制度，对新技术的开发给予资金支持，如日本开发银行产业技术振兴资金融资制度和有基础技术研究促进机构的出资融资制度，这两项制度都在一定程度上扶持了日本的钢铁业。另外，政府还对各种科研项目提供补助金，以及对用于科研的经费在一定程度上给予税收优惠等，这些鼓励技术开发的政策，增强了私营企业和工人从事科研、开发新技术的积极性，从而带动了钢铁业的快速发展。
2.比较成熟的准政府机构
日本钢铁同盟是一个社团法人，它由经营炼铁炼钢轧制及其他与钢铁有关的64家公司（企业）68家商社和6个团体会员组成。钢铁同盟对日本钢铁工业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对于钢铁业内公司企业间关系的协调、钢铁产品进出口的协调、新设备的研制新技术的开发、钢铁标准的制修订和国际接轨、钢铁统计、国际合作等方方面面，钢铁同盟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甚至代表钢铁企业与政府谈判，为钢铁企业争取更多的有利条件。同样，因为有了钢铁同盟取代政府在钢铁企业间协调关系、组织生产、制定生产标准等，政府对钢铁业的直接管理就能大大减少，从而集中力量来进行相关的宏观调控。因此，日本的钢铁产业政策大多是一些引导性的政策，引导钢铁业朝正确的方向发展。
3.重视环境保护
可持续发展越来越受到各个国家的关注，这不仅要求我们要合理利用资源，建立节约型社会，还要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减少对环境的破坏，注意对环境的保护。日本曾在其工业高速发展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也是钢铁工业发展到顶峰的时期，出现了对环境的严重破坏，引起了日本举国上下的关注，日本政府及时调整了产业政策，加大了对环境保护的力度。首先通过各种立法来打击破坏环境的企业行为，先后制定了公共水域水质保护法、工厂废水排放管理法等，同时也注意制定一些奖励政策，鼓励各钢铁企业节能减排。另外，对于环境保护设备的投资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支持企业可持续经营的改造。
4.重点扶植大型企业
日本政府积极支持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的发展，其政策大都是根据大型企业的情况来制定的，兼顾其他中小型钢铁企业。这样的政策往往更有利于大型企业的发展，使它们逐渐壮大，获得规模经济，逐步成为日本钢铁工业的核心，从而尽可能地增加利润、降低成本。同时也鼓励企业间的强强联合，不断扩张企业的实力，使其在行业中的核心地位不断加强，这也在无形中加大了中小企业的竞争压力，恶化了生存环境，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面临倒闭，行业的集中度提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更便于政府的管理。几个大企业不仅主宰国内的钢铁业，而且在国际竞争中也有很强的实力，在国际市场上获得较大的份额，为日本取得产钢大国的地位奠定了基础。
四、钢铁产业重组模式的借鉴
钢铁产业的整合重组存在多种模式，较为典型的是按参与重组企业的规模和产业整合所涉及的经济区域范围划分为以下三类：
低粒度整合重组模式。指低产能、低市值的中小型钢铁企业之间的合并，此类整合重组主要通过现、债交易方式实现资产融合，形成较松散的合作体系，大多发生在某国家或地区内部。这种区域内的低粒度重组模式下的产业整合动因大多是为了实现企业自身规模的快速扩张，以应对外部竞争，提高企业生存能力。
强弱协同整合重组模式。指大企业重组小企业，一般为具有比较优势的大型钢铁企业集团对地区内或国内实力较弱的地方钢铁企业实施兼并重组，少数情况下也有对国外经营不良企业的收购。在此类模式下，大型企业往往能够利用其市场、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推动形成从原材料供应、生产专业化分工、研发平台与营销网络共享、人力资源配置到企业文化整合等较深层次的整合。例如，2007年宝钢并购八一钢铁，2003年美国US.Steel收购已破产的塞尔维亚Sartid钢厂以及米塔尔对哈萨克斯坦、南非等国钢铁企业的并购重组等。强弱协同模式下的产业整合重组不仅是为了扩大企业市场份额，更主要的动因是追求协同效应以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和融资能力等。
强强联合重组模式。指高产能、高市值的大型钢铁企业之间发生的并购重组，此类产业整合范围已不再局限于一国之内，其并购资金规模动辄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例如，1999年荷兰霍戈文公司与英钢联重组成立Corus集团，2003年日本川崎制铁和NKK合并为JFE集团，以及2006年世界排名第一的米塔尔收购排名第二的阿赛洛集团等。在强强联合重组模式下，参与并购重组的多是具有明显规模经济效应的千万吨级跨国钢铁集团，直接收购已有一定规模的钢铁企业所带来的产能扩张成本要明显低于新投资建设的产能成本。且由于钢铁业发展的规律是在行业高峰期攫取利润、行业低谷期占领市场，对仍未走出低谷期的行业主导企业来说，其并购扩张的内在需求会越加强烈。就目前全球产业环境来看，由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钢铁产业已基本完成国内整合，国际化重组是近年的主要整合趋势；而亚非、拉美地区钢铁企业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仍被低估，更有可能成为产业整合重组的重心。
从19世纪末至今的世界钢铁产业发展进程中，各国家和地区不同模式的产业整合重组并不是同时出现的，而是在国家经济发展、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完善、工业技术进步的推动以及世界经济的周期性变化影响下，逐步由区域内的低粒度整合、强弱协同整合过渡到跨区域的强弱协同整合，形成一定数量的高产能高市值大型企业后，才开始国际化强强联合重组。西方发达国家钢铁产业经过了五次并购浪潮的洗礼，已由成长期逐渐转入成熟期，考察分析其产业整合重组模式的演进过程，对尚处于成长期的我国钢铁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综观世界钢铁产业的整合重组进程，美国、日本、欧盟地区钢铁产业通过不断地整合而相继崛起，其产业发展路径具有如下特征：一是并购重组的企业规模和交易金额由小到大，从中小企业间的低粒度整合重组、大企业对小企业的并购重组发展到大企业之间的强强联合重组，并购规模也从几十万美元上升至几百亿美元；二是产业整合的地域范围不断拓展，企业并购重组通常始于州、省，进而扩大到整个国家，最后形成实力雄厚的跨国钢铁集团；三是产业整合的推进机制一般由初期的中小企业自发重组逐步发展到政府主导或推动大型企业间的重组，随着国内整合的深入，市场力量又会重新占据主导地位，政府退回到提供规制和政策保障的角色。
由于钢铁产业具有规模经济性，整合重组始终是行业企业发展壮大、国家和地区经济实力提升的重要途径。如前所述，美国、日本、欧盟先后占据世界钢铁业龙头地位，发展到今天，许多大型钢铁企业已通过国际化重组形成了跨国集团，这些国家和企业集团的整合重组模式具有各自的特点。
首先，美国在最早两次并购浪潮中确立了产业领先地位，但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市场需求回落，全球钢铁产能出现了相对过剩。此种形势下，美国和欧盟都制定了危机应对方案，所不同的是，美国实行价格保护、对国内产业进口补贴等政策实际上削弱了国内钢铁企业并购重组的内在动力，在90年代众多企业纷纷破产的压力下才被动地进行产业整合重组；而欧盟国家在发现行业补贴使产能继续扩大（如法、德、比利时等）时，果断地采取了生产能力评估、审查补贴等抑制性措施，关闭落后企业，各国首先在政府支持下进行国内企业重组，然后是整个欧洲层面的整合，有效地减少了过剩产能，同时也降低了产业整合的社会成本。
其次，日本顺应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的第三次并购浪潮进行产业整合重组，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钢铁强国。在新日铁成立之前，日本钢铁产业已达到高度集中。六大钢铁公司通过地区性兼并使其自身规模不断扩大，对产业集中度的提高有45%的贡献率。八幡和富士制铁重组成功的原因一方面是获得了日本政府的全力支持，另一方面是由于二者实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制铁拆分而成，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和认同感。此后，在从90年代末至今的第四次并购浪潮中，日本政府不再介入具体企业重组项目，转而通过修改和制定法律法规来简化企业兼并时的手续，降低企业兼并成本，为强强联合式产业整合重组创造条件。
目前世界最大的跨国钢铁集团阿赛洛、米塔尔，通过一系列成功的并购重组成长为全球产业巨头，其并购与整合过程也具有鲜明特点：一是并购对象的选择，多为生产成本低或者成本压缩空间大、技术装备水平和国内市场占有率较高，但因经营管理不善而被低估的国有企业；二是并购策略的灵活性，视目标企业规模和运作状况，采取先租赁后收购、先部分控股再逐步扩大股份、联合收购等策略，并在谈判时以承诺不裁员、投入改造资金、承担债务或社会福利成本等方式赢得当地政府的支持；三是在保证被并购企业独立经营的前提下，注重管理模式的移植与知识、技术共享，以使被并购企业原有的生产要素与米塔尔的先进技术、管理体系相结合，从而发挥最大的协同效应。
五、我国钢铁业面临的挑战
中国建设临海大型钢铁基地是建设钢铁强国的重要战略举措，2008年3月20日国家发改委批复“同意广西防城港和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开展前期工作”，意味着南方两个千万吨临海大钢铁项目正式启动。“十二五”时期是我国钢铁工业布局调整的战略机遇期，钢铁产业沿海布局的特征也日趋明显。目前，我国依托沿海港口优势，已形成了曹妃甸钢铁精品基地、湛江沿海钢铁精品基地、防城港沿海钢铁精品基地、日照钢铁精品基地的基本格局。
在国内钢铁业处于微利的情况下，国家对钢铁产业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很明确——控制产能，调整结构。在这种背景下，逼迫钢铁企业不得不向市场要效益，向全面的市场竞争转变。各钢铁企业的技术装备、能耗和污染物排放水平参差不齐，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设备在一些企业中仍占较大比重，跨区域重组的制度障碍依旧存在，市场机制在推进兼并重组中的作用不突出，重组后企业在业务和组织结构重组方面仍有较大困难，重组的协同效应难以发挥。今后一段时期，钢铁企业首要的任务是保证生存，提高盈利水平，不再一味追求规模扩张。
铁矿石是目前全球最后一个未被金融化的大宗商品，国际金融资本早就看到了全球铁矿石交易市场这块巨大的“蛋糕”，一直在想方设法能分一块。三大矿山改变沿用了四十多年的定价机制，一定程度上就是配合金融资本企图，为铁矿石定价的金融化奠定基础。年度定价模式已被指数定价、现货等定价模式取代，使钢铁企业面临高昂的铁矿石进口价格，价格波动也更为剧烈，使企业面临更具风险性的国际铁矿石市场。随着定价周期的缩短，现货矿的比重由原来的30%上升至当前的60%以上，无论是矿石供应商、贸易商还是终端企业，都面临波动日益剧烈的矿价。一旦未来铁矿石定价以指数期货为基础完全金融化，则我国钢铁业只能获取微薄的加工利润，即使在铁矿石垄断的格局被打破、铁矿石的供求关系发生改变的情况下，我国也难以获得铁矿石定价的主动权。因此，了解全球铁矿石衍生品市场有助于现货商规避市场波动风险。积极参与建立铁矿石期货，在世界铁矿石定价权上取得一定的主动权。
世界铁矿石资源尤其是高品位的铁矿石，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南非四国，这四个国家出口的铁矿石占全球海运铁矿石的85%以上。2014年，我国分别从世界上67个国家或地区进口了铁矿石，从进口数量来看，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亚、巴西、南非三个国家，共进口7.63亿吨，占我国铁矿石进口总量9.33亿吨的81.8%。目前，世界铁矿石贸易主要集中在巴西淡水河谷、澳大利亚力拓和必和必拓这三大矿业公司手中。2009年，三大矿山公司分别出口铁矿石2.2亿吨、2.0亿吨和1.2亿吨，它们控制了世界海运铁矿石贸易总量的70%。中国、欧盟、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是海运铁矿石的主要消费区域。特别地，我国在铁矿石海运贸易中的份额快速提高，2008年已接近50%，2009年更是快速增长到67%。因此，三大矿业公司实质上已经形成了对世界铁矿石海运市场，包括中国在内的进口市场的高度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