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17世纪荷兰的“黄金时代”
独立以后的荷兰凭借发达的海上贸易、金融业和以造船业为代表的工业技术而称雄于17世纪的世界，被称为“海上马车夫”。布罗代尔称：“1650年，世界的中心是小小的荷兰，确切地说是阿姆斯特丹。”17世纪被称为荷兰人的“黄金时代”，荷兰的发展“奇迹”，造就了“第一个现代经济体”。〔8〕延续近一个世纪的增长虽然缺少量化的信息，但粗略的估计是：从1510年到1650年，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接近翻了一番；工业中物资资本和能源都有可观的增加；远洋海运中吨位/人员比例下降；反映生产力增长的实际工资增加。17世纪后期荷兰的国民收入比英伦三岛之和还高出30%—40%。1647（西班牙取消贸易禁运）—1672（法国侵占荷兰）年间被认为是荷兰在世界贸易中的顶峰时期。这个时候的荷兰，人口不超过200万（独立前的1500年不到100万，“黄金时代”经济发展高峰时达到195万人，1784年人口为208万），约为英国人口的2/5，为西葡联合以后的西班牙半岛人口的1/5，法国的1/10；更不用说国土面积比它们都小得多。
荷兰的独立是打出来的。17世纪荷兰的崛起也跟一系列战争一路相伴随。荷兰以发达的商业、舰船制造和海上贸易立国，这就决定了它的崛起必然跟其他商业大国，首先是奉行垄断贸易的西班牙帝国发生冲突。荷兰首先夺取了波罗的海的控制权，当西班牙与丹麦密谋要封闭松德海峡时，荷兰海军派出50艘军舰为荷兰商船护航。荷兰还用其强大的海上力量在美洲、西非劫掠西班牙、葡萄牙的商船，驱赶其商人，仅据1602—1615年的统计，十多年里荷兰人掳获西、葡船只就达545艘。在“30年战争”期间，1621年成立、在西半球享有跟东印度公司在东半球同样权利的荷兰“西印度公司”更是大打出手，派出成百上千的武装商人，协同荷兰舰队骚扰西班牙海军，抓获西班牙的商船，侵吞其巴西殖民地。荷兰把战争与竞争合二为一，不断扩大海外权益。除了大规模的海上贸易和殖民活动以外，联省还参与了一系列国际战争：30年战争、三次英荷战争、荷法关税战争。杜兰在《世界文明史》中称：“1555—1648的将近一百年时间里，尼德兰英勇抵抗了当时称霸世界的西班牙王国。从1648年到1715年，是一段最伟大的荷兰共和国抵抗英国海军大举进犯的历史。在这两件战事上，这小小的国家均以最大的勇气保持了不败的纪录，使它在历史上占有极高的地位。在列强侵略的重担之下，它仍旧继续不断地发展商业、科学和技术。……它民主制度下的各种机构，向包围在它四周强大的君主专制国家投掷了一些挑战的灵感。”〔9〕杜兰的概括或有不当：英荷三次海战互有胜负；联合省的商人寡头政治介于君主制与民主之间，联省共和体制下有城市自治、地方分权，宗教宽容和经济自由，民主则还谈不上。但是，对于在革命和一系列战争中成为“17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10〕，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船队，在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上享有独占贸易权的“黄金时代”的荷兰，杜兰的称颂大体没有离谱。
荷兰在经济上的崛起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590—1609）——在通往世界贸易领导地位的道路上实现突破阶段。重要事件包括：1588年“联省共和国”成立；1590年跟英国一起进入地中海地区；1602年建立“东印度公司”打入大洋洲海域和亚洲—太平洋地区的贸易和殖民活动；赢得间接获取数量越来越大的西班牙白银的许可；建立阿姆斯特丹银行以加快融资。
第二阶段（1609—1620）——1609年与西班牙停战，中止对西禁运使荷兰贸易进一步加速增长。航行于北欧—西班牙本土的塞维利亚和加的斯港—西属美洲之间的荷兰船只每年达400—500艘。此阶段荷兰还控制着波罗的海的贸易。
第三阶段（1621—1647）——1609年，战败的西班牙与荷兰签订协议正式停战。在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下，荷兰度过了三十年左右比较顺利的奇迹时期，此后很快陷入新的国际纷争。席卷欧洲的“30年战争”（1618—1648）爆发后，荷兰的崛起受挫，“奇迹”结束。1621年起因再度与西班牙战争，同西班牙的贸易下降到仅仅能维持的程度，且只能由德国（汉堡）的船只转运；1626年荷兰被赶出巴西退到西印度群岛。这是荷兰现代发展遭受波折的阶段。
第四阶段（17世纪后半期）——1647年西班牙的贸易禁运取消，但在1651年，革命后的英国议会颁布了旨在对付荷兰中介贸易的“航海条例”，随即爆发英荷战争，而且接连打了三次（1652—1653，1665—1667，1672—1674）。虽然各有胜负，但军舰的吨位、武器装备和战术都落在英国后边的荷兰海军，最后将海权让给了英国。第二次英荷战争使英国取得了原荷属哈德逊河谷和新阿姆斯特丹并将后者改名“新约克（纽约）”。1672年英法联合入侵荷兰，法荷间的关税战也达到了高潮。法国人为抑制荷兰造船业而停止出口帆布。哈莱姆和恩克赫伊短期内生产出足够的亚麻帆布，满足了荷兰的需要，甚至取代法国占领了英国和西班牙的市场。这可视为一个早期“进口替代”成功的典型事例。17世纪最后30年，在英荷激烈的贸易竞争中，荷兰人主要凭借高储蓄率和低利率的金融业维持了其经济优势。〔11〕
“黄金时代”见证了荷兰农业的发展。17世纪几乎遍及欧洲大陆的经济萧条一直持续到18世纪50年代。与此相反，整个尼德兰的农业在遭受了一段挫折以后，很快便进入1590—1670年长达80年的繁荣阶段，此后发展才有所停滞。经济史学家指出：这个时期荷兰的农业发展受市场扩展的影响，但不能单纯用市场变动解释。农产品价格的作用只是短期的。产生长期重大影响的因素包括：雄厚的个人资本，敏感而明智的土地投资决策，17世纪荷兰在国际经济中的优势地位，以及专业化的生产。
荷兰农业发展的突出特点是因地制宜的专业化、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的多样化，其中专业化最为突出。专业化首先应归功于荷兰的对外贸易。波罗的海各国可靠的谷物供应使荷兰得以多样化、专门化地生产乳制品、肉类、亚麻、豆类作物、饲料等更加有利可图的产品，其中，乳酪的商品化最成功。在满足了国内需求以后，荷兰仍有9/10的乳酪可供出口。英法甚至把荷兰称为“乳酪商之国”。17世纪60年代，一位居住在荷兰的法国人目睹了1000辆农民的大车满载15万多磅乳酪前往市场过磅。今天依然可以看到各种规模的乳酪加工厂和乳酪市场。为了适应专业化生产，17世纪荷兰东南部一些地方的农民在国家政策（禁止谷物出口）引导下，将大片原先丰产谷物的耕地改做牧场，使耕地面积从76%—56%下降到19%—2%。
畜牧业以外，17世纪下半叶一些地区开始引进烟草和土豆等农作物新品种，特别是投入大量资金和劳动发展花卉业。培植郁金香一时蔚然成风。在被称为“郁金香热”的风潮中，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甚至定期给郁金香的球茎开价。从事种植业的荷兰农民改进了循环轮作制种植方法，使之不断现代化、合理化，如第一年和第三年种豆，第二年种植小麦等冬季作物，第四年种植燕麦或大麦一类春季作物。这些经验后来广泛为英国和法国农民所接受。17世纪的英国农艺家理查德·韦斯顿爵士（1591—1652）介绍了荷兰的改革经验，使英国农民从中得到启发，成为英国农业发展的部分原因。〔12〕
为了生存，荷兰人很早就掌握了开掘运河、用风车带动唧筒抽水防涝和修筑大型堤坝的工程技术；从13世纪开始建造的用于拦海造田的堤坝，总长度已达1800多公里，增加土地面积约70万公顷。从1540年到1715年，荷兰、西兰、弗里斯兰三省围海造地近15万公顷（36.5万英亩），土地的开垦有一半是在1590年到1650年间进行的。期间从1612年到1640年还完成了20块沼泽地的排水造田，总面积近5万公顷（12万英亩）。新开垦的土地强化了农业专门化的趋势。
1570—1620年的半个世纪里，非农业劳动力的供给每年增长3%，1620—1660年仍有1%的增长率。期间工资一直在上涨。工业和渔业、贸易业同为劳动力需求最大的部门，而且工业的发展与后两者密不可分。到17世纪，鲱鱼捕捞加工成为巨大的国际贸易项目，仅在恩克森和鹿特丹两个港口每年鲱鱼贸易所创收入就达1000万荷兰盾。除了在海上雇佣大约7000人外，荷兰这项“最主要的贸易和金矿”的扩张，要求建立许多辅助工业，如二次腌制、包装、制桶以及造船、帆布编织和食品供应等。这些行业遍布阿姆斯特丹和其他城镇与村庄，以至于有人说：阿姆斯特丹建立在一张鲱鱼骨铺就的床上。
这个时期荷兰的主要工业部门是造船业。1700年比之1500年，荷兰的船舶吨位增加了10倍。1700年的荷兰商船队超过50万吨，为同期英国商船队吨位的3倍。而且可能比欧洲除荷兰以外的所有船队的总吨位还要多。西班牙、英国、法国甚至意大利也要部分依靠荷兰造船厂提供船舶。这些都表明荷兰造船工业的规模之大。扎恩丹的造船厂集中了拥有各种造船技能的工匠，并配备有起重机的大型锯木设备。17世纪末，沙皇彼得大帝带人在此学习时，每年从这里驶出的新船就有30—35艘。用于散装货运的“北欧小商船”是这个时期荷兰造船业的一项重要发明。这种又被称为“凹槽船”、“飞船”的平底快速帆船结构简单、造价低廉，只需要9—10人操作。在英国制造这样一艘小船成本为1300英镑，在荷兰只需要800英镑。更大的船成本差额则更大，从1400英镑到2400英镑不等。使用这种小商船大大降低了贸易的运费。17世纪中叶，欧洲船舶中荷兰船只所占比率接近20%。力主重商主义的法国重臣柯尔伯眼看荷兰船队无所不在，曾错误地估计荷兰船舶有15000—16000艘，占到欧洲船舶总数的75%。
荷兰造船业的发展还得益于荷兰工匠的节俭和爱好整洁的优良传统。他们和荷兰海员、码头工人、农民一样，被认为是“欧洲受教育最好、最富有生气和最坦率的”工匠。英国海军专员要向他们请教。法国则想方设法招募荷兰船木工，向法国造船工人传授技术。
造船业带动了帆布与绳索的制造、船锚浇铸、木材贸易等分支部门的发展。除了造船，荷兰人还从事纺织品整理，啤酒、杜松子酒和白兰地酿造，制造肥皂，蒸馏制糖、制盐，用油菜籽榨油，殖民地产品的加工，以及陶瓷、印刷、精密仪器制造、钻石切割与琢磨、地图绘制等需要专门技术的新兴工业。17世纪欧洲最大的毛纺织中心是莱顿，年产大约十万匹布；哈莱姆的亚麻纺织也居于欧洲首位。荷兰未能在19世纪末叶以前实现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被普遍认为是因为缺少重要的燃料——煤。但荷兰有蕴藏丰富的泥炭，为其早期工业部门如酿造、蒸馏、制陶制砖等提供了必需的能源。
商业、金融业和工业的发展带来极高的城市化水平。1675年前后，荷兰城市人口已经达到总人口的45%，1688年30个最大城镇居民约占总人口的38%。而直到1800年，英国城市居民还只有20%；工业革命以后的1850年，英国城市人口才达到荷兰17世纪末叶的水平。
17世纪荷兰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在当时就被称为“惊人的发展”。造成这一奇迹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1）积极开发利用自然地理条件，扬长避短，趋利避害。荷兰拥有连接大西洋、北海、波罗的海的便利通道，宽广的河流形成便捷的水上运输系统；荷兰缺少煤，但在森林匮乏时还有泥炭可供开采。总体上荷兰土地资源和原材料短缺，这也造成剩余劳动人口不得不极力寻找海上捕捞、商业贸易、手工业等农业以外的职业。
2）大国的抗衡为之提供了发展空间。前面曾经提到1588年的英—西之战削弱了两国的海上力量。1588年以后的一个时期西班牙的实力仍能与英国对抗。英国跟西班牙仍然互为敌手。荷兰因为是小国而得益。独立后荷兰与西班牙的经济往来并未破裂。从1602年跟西班牙签订停战条约直到17世纪末，包括“30年战争”和英荷战争期间，荷兰的经济发达的主要省份没有再遭受直接的战争破坏，内部的政治斗争也没有发展到长期的社会动荡或严重的流血冲突。这些都造成了荷兰经济发展的机遇。共和国经济的繁荣时期一直延续到1730年左右。其间法国的入侵给荷兰经济造成短时间破坏，但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法国战败失去霸权以后得到复兴。统计数字显示荷兰船只通过松德海峡的数量在独立前的1497年只有567艘，独立后的1597年激增到3900余艘，1679年是4000多艘，甚至到18世纪中叶仍保持在3000艘。1774年危机后为2447艘。这说明英法“七年战争”（1756—1763）、美国独立运动初期荷兰还能够找到有利可图的机会。
3）传统的贵族阶层不是太强大，行会也比较弱小；宗教改革运动使得教会组织没有太大的权势。封建时代荷兰领地众多，同时沿海贸易的发达造就出许多大大小小的城市，臣民对领主不满则很容易乘船逃到临近的城市。共和国继承了权力分散的传统政治结构：各省议会是中世纪等级会议的延续，只不过现在城市代表增加，教士代表消失。联省的7个省份中，最重要的两个省之一荷兰省议会共19张选举票，18张属于18个主要城市，只有1张属于旧贵族的7个代表；另一个西兰省议会7张选举票中6张属城市。在共和国最高权力机构——联省议会里，在决定战和、条约、军队和税收等涉及各省共同利益的重大问题时，享有完全自治权的每个省各有1票。独立前各省有一贵族作为西班牙国王的代表担任“执政”。独立后联省“执政”的权力来源则是各省议会的任命。有的省有时干脆不设执政。许多时候，出任共和国“执政”的历代奥兰治亲王都需首先取得若干省的执政地位。这种政治结构实际上必然意味着主要城市和商人寡头的强大政治影响，在世界历史上堪称第三等级统治国家的开端。正如房龙所评论的：“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由第三等级——中产阶级建立并占统治地位的共和国。荷兰共和国自始至终都带有这种起源的特征。”〔13〕
1575年，欧洲第一所新教大学——莱顿大学落成
4）优秀的文化传统和现代教育的发展。荷兰人具有优秀的文化传统，仅在17世纪就曾涌现过国际法奠基人格劳秀斯（1583—1645）、画家伦勃朗（1606—1669）、哲学家斯宾诺莎（1632—1677）等世界著名的学者和艺术家。中世纪末荷兰西部和北部的村庄就都建有学校，主要传授经商所需的算术知识。从革命时期的1575年开始，荷兰人接连创建大学。在反抗西班牙统治的战争中，西班牙军队曾围困莱顿城，因遭到英勇的抵抗而撤退。作为国家的酬报或奖励，莱顿人宁愿不被长期免除捐税，而希望在这里创建一所学校。1575年，欧洲第一所新教大学——莱顿大学建立。在荷兰经济快速增长初期，荷兰人创办了5所大学，其中以莱顿大学最具国际名声。在这里，1575—1700年，有16557名外国留学生与21528名荷兰学生一起学习；1625—1650年间半数以上学生来自联合省以外的地方，其中德意志各邦国最多（3016人），英国其次（672人），其他还有斯堪的纳维亚（共621人）、法国、波兰、匈牙利等。与法国人培养工程师、军官和政府官员的兴趣相比，荷兰人更强调普通教育。到18世纪，荷兰曾尝试基础教育改革，把它当做经济复兴计划的一部分。
5）社会结构和人的因素，包括城乡之间的开放流动；高度核心型的家庭结构；职业选择的灵活性使诸如耕作与航海或捕鱼相结合成为可能；社会宽容和个人享有较多的自由空间使多元宗教信仰成为可能；荷兰人勤劳不懈的生活态度、几代人长期保持的节俭习惯，被誉为“创造了荷兰繁荣的基础”；人才随移民大量流入——还在反抗西班牙的革命时期，1572年，荷兰省议会就宣布天主教徒和加尔文教徒享有同等的权利，实行宗教宽容政策。比之西班牙驱逐摩尔人和被迫改宗天主教但暗地里依然信奉原来宗教的犹太人，荷兰以其为各色人等提供避难所而闻名。大批商人、银行家和工人因逃避战争破坏而移居荷兰；在别的国家受迫害的犹太人、知识分子、胡格诺教徒，在这里都受到欢迎。前面讲到德国青年学生大量留学荷兰。17世纪许多来自德国的季节性移民充当水手、士兵或从事体力劳动。直到1767年仍有27000名德国人在荷兰当割草工、捕鱼人、泥炭挖掘工。这种形势直到18世纪后期才随着德国经济高速发展而逆转。到1900年，反过来变成许多荷兰人到德国工作。
6）技术与制度创新。在排水防涝、造船等领域有大量的技术创新，前面已经提到荷兰人开掘运河、修筑堤坝和土地防涝的工程技术，以及用于散装货运的“北欧小商船”这一荷兰造船业的重要发明。17世纪头40年里，各种技术发明形成一次规模宏大的“创新爆炸”，18世纪末以前荷兰的几乎所有专利，都是这个时期取得的。1640年以后发明创造的速度才放慢了。
制度方面的创新：突出表现在金融领域的制度创新。在重商主义盛行的6世纪，唯有荷兰议会允许贵金属自由进出口，使东印度公司能在阿姆斯特丹买到它在印度贸易所需的英国金属货币，打破了英国议会对金属货币出口的限制。
工资制度：亚当·斯密已经注意到当年荷兰实行的高工资制，这或许是对外国劳动者的吸引力之一。但他认为高工资也是荷兰迟迟不能实现从贸易国向工业国过渡的原因。理论上和经验中，高工资都是刺激劳动力节约型的技术创新的因素。
此外，还应该提到荷兰人建立的城市间四轮马车交通和可与后来的火车准点行驶媲美的运河交通体系，以及对小商船的有效护航制度。
在各种制度创设中特别应当提出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建立。在荷兰的对外贸易和殖民扩张过程中，“联合东印度公司”占有中心地位。1595—1597年间两个荷兰人科纳利斯·范豪特曼和德·凯塞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洋，最后在爪哇满载而归。很快，就有人效法他们并组成一些团体。1602年，联省议会议长奥登巴恩韦尔特将先前成立的一些名为“范维尔”（van Verre，意为“来自远方”）的从事远洋探险和贸易的小公司集合起来，成立了注册资本达650万荷兰盾的“联合东印度公司”（VOC），在上缴联省议会一笔税金后，公司获得好望角和麦哲伦海峡的贸易独占权，以及招募军队和当地君主缔结条约的权力。公司很快成为荷兰拥有最多雇员的巨大贸易实体，同时又是一个政权机构，有很大的独立性。为了吸收资金，公司的股份金额分得很小，以便于众人购买。但公司常务领导委员会和董事会的“十七位老板”拥有绝大部分股票，从而对公司乃至联省的政策拥有极大的影响力，甚至变成殖民地的主宰。公司有一套严格的规章，最高法则是追求效率。1609—1610年，公司雇佣的航海家亨利·哈得逊先后发现了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北美大河、海峡和海湾。公司将贸易和侵占与争夺殖民地的活动合而为一，先后战胜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与英国人，从他们手里夺得马来群岛等殖民地，在1619年占领爪哇；1624—1662年占据台湾；1641年夺取马六甲；在印度东西海岸、日本和中国台湾设立商行。1652年，东印度公司在南非建立了一个航海基地，它就是开普荷属殖民地的开端。在东印度公司带动下，17—18世纪荷兰各行业出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股份公司。
“联合东印度公司”是制度创设的成果，同时也是欧洲向亚洲殖民扩张的先锋。图为该公司设在印度班加尔的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