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政府篇

爆竹声中过春节

今年过年又听到了爆竹声，感觉好极了。

爆竹声中辞旧迎新是中国人几千年的传统。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有响彻云天的爆竹声才叫过年，什么美酒佳肴都代替不了爆竹。无论生活再艰难，过年总要买些爆竹。记得三十多年前，“四人帮”横行，物质生活贫乏，精神受压抑，但每年的爆竹声都会带给我一阵放松与休闲。听到爆竹声总希望新的一年会有转机。当1977年春回大地时，那响了半夜的爆竹声，让我感受到解放的喜悦。放炮才叫过年，鸦雀无声的春节不是咱中国人的年。

在民俗学家看来，春节有无数原因与含义。在我看来，春节就是中国人给自己找一个全民狂欢的日子。在经济停滞的传统社会，春节是平淡生活中的一个兴奋点；在经济快速增长的现代社会，春节是繁忙生活中的一个休闲点。过节要有气氛，三十晚上的年夜饭、近年来流行的春节晚会都营造出了祥和、热闹的春节气氛，爆竹声则把这种气氛推向最高潮。

不过，爆竹声也有乐极生悲的一面。当春节的狂欢达到顶点时，有人会忘乎所以，这就有了频发的火灾、放炮者或路人受伤，以及污染加剧等问题。尤其在人口密度高的闹市区，这些问题更为突出。于是就有了政府禁止在市区内放炮的决策。这道由人大批准的禁令其本意是让人们过一个平安、幸福的春节。应该承认，禁放这几年来，春节期间由燃放爆竹引起的各种突发事故的确大大减少了。

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放炮，有春节那种气氛，也会引发意外灾害；不放炮，平安而祥和，但缺了点过节的热闹。“放还是不放”就成为一个两难问题。这也是对政府决策能力与艺术的考验。

政府决策的基本出发点是让人民生活得更幸福、更快乐。这正是“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的核心。但是这个宗旨是说易而行难的。一是人民分为不同的群体，各自有不同的偏好。拿放炮这件事来说，有一部分人更喜欢热闹，还有一部人更喜欢安全。为人民服务，应该是为全体人民服务，这就需要协调不同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二是一件事或一项政策，都有好坏两个方面，不可能要求十全十美。有人更多看到好的一面，有人更多看到不利的一面。这就需要决策者的判断能力。

由此出发，政府制定政策时就有两个基本原则。一是政策要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但必须顾及少数人的利益。一种政策即使只损害了少数人的利益，也不能说是好政策。我们在制定政策时不仅要尽量考虑少数人的利益，而且要给利益受到损害的少数人以适当的补偿。换言之，政府要在不同的利益群体中寻求一种平衡。平衡就是和谐。二是所选择的政策要利大于弊。但这绝不是说，只要利大于弊就可以不考虑弊。政府还应该用另一种政策来消除一种政策的弊——尽管这种弊并不是主流。这就是要在不同利弊的政策中寻找一种平衡。人们常说，政府要学会玩平衡，但这种平衡并不是两面讨好的政治家手腕，而是实现和谐社会的艺术。

由“自由放炮”到“禁放”再到“禁改限”，正体现了政策的进步。“自由放炮”损害了部分人的利益，也引起了某种社会损失。在市区“禁放”的确满足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要求，所以，当年才能在人大会上得到通过。但“禁放”也损害了另一部分爱热闹的人的利益，他们觉得“年不像年”了。所以，这些年来经常有要求开禁的呼声。“禁改限”，正是既照顾到那些爱热闹的人，又照顾到那些更关注平安的人；既可以营造节日气氛，又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减少其弊端。所以，“禁改限”受到广泛的欢迎。

政策正确并不代表效果自然会好，这还有一个执行的问题。要使“禁改限”有效还要加强管理，如加强爆竹生产和销售管理、严格执行限放的规定、提高对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等等。

“放还是不放”并不是一个无解的难题，只要政策对头就可以走出两难困境。现实中的各种问题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