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中国大约在将近二百万年以前就有人类居住，而且往后的发展连绵不断。自从一万多年以前农业产生以来，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大约五千多年以前出现了文明的曙光，不久就诞生了夏商周三代文明。因此中华文明的起源是有深厚基础的，是世界上少数有重大影响的原生性文明之一。夏商周三代是中华文明发展的上古时期，中华古代文明在物质、制度和精神诸方面都有高度发展，基本特质都已形成。以三代文明为主体、结合周围多个青铜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基本确立。春秋—战国是从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转变的时期，是社会政治体制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又是文化昌盛和学术思想特别活跃的时期。孔、孟、老、庄等大师辈出，灿若群星。这个时期在文化上的成就不但对此后中华文明的发展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就是对世界文明史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第一节　中华文明发生的地理环境

雄踞东亚的神州大地　依托大陆与面向海洋　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与内部复杂的自然环境　典型的季风气候　黄河与长江——农业的温床和文明的摇篮

中国位于亚洲的东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临太平洋，北抵黑龙江边的漠河，南达南沙群岛南端的曾母暗沙，陆地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伟大的中华文明就诞生在这一片神州大地上。

中国的地形西高东低，好像三级巨大的台阶：第一级台阶在东南沿海和近海地区，包括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江南丘陵和珠江三角洲平原等，大部分海拔在200米以下，丘陵部分也多在500米以下；第二级台阶包括云贵高原、四川盆地、黄土高原、新疆和内蒙古高原等，平均海拔1000—2000米；第三级台阶就是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边境还有世界最高的山脉喜马拉雅山。因此整个中国地形的态势是背靠亚洲腹地而面向浩瀚的太平洋。中国的海岸线长达18000多公里，有包括台湾岛和海南岛在内的5000多个岛屿，还有作为我国内海的渤海和宽阔的大陆架，海疆面积约300万平方公里，海洋资源十分丰富。可见中国不但是一个有着广阔腹地的大陆国家，同时也是一个面向海洋并且拥有广大海疆的海洋国家。

由于地域辽阔，南北纬度相差甚大，气温有很大的变化，从北往南跨越了寒温带、温带、暖温带、北亚热带、中亚热带、南亚热带和热带。降水量因为距离海洋的远近也有很大的差别，从东南往西北可以分为湿润、半湿润、半干旱和干旱等区。加上地形复杂，所以各地的自然环境很不相同。

根据自然环境最主要因素的差异，可将全国划分为三个大自然区，就是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和青藏高寒区[1]。东部季风区大约占全国面积的46％（一说45％），现今人口占全国的96％以上，是我国经济文化发展的主要地区。本区大部分滨海或近海，是世界上著名的季风区，风向、降水和温度均随季节而有明显的变化。特别是夏季来自海洋的东南季风带来大范围的降水，湿润程度较高，天然植被丰富。西北干旱区大约占全国面积的27.3％（一说30％），而人口仅占3％。由于地处内陆且四周多山，来自海洋的水汽很难进入，故干旱少雨，又多风沙。几个大沙漠都集中在本区。沙漠周围有广阔的荒漠草原和干草原，历来是我国重要的牧场。山麓因为有冰雪融水和雨水的补充，往往形成绿洲，可以发展农牧业，是居民比较集中的地方。青藏高寒区大约占全国面积的26.7％（一说25％），由于地势特高，空气稀薄，气温低，风力强，水分不足，土壤发育不良。植被稀薄，以荒漠和高山草甸灌丛为主，只有河谷地带才有一些森林。历来人烟稀少，至今全区人口还不及全国的1％，经济文化的发展自然会受到很大的制约。

即使在东部季风区，各地的自然环境也有很大的差异。根据综合自然区划的原则，本区又被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和西南五个地区。东北地区纬度最高，因为接近世界上最冷的地方——号称寒极的维尔霍扬斯克和奥伊米亚康，又受西伯利亚与蒙古高压气团的控制，所以冬季漫长而气候严寒，比世界上同纬度的其他地区平均低10℃左右。由于气温低，蒸发微弱，降水量适中，所以植被多为冷湿性森林与草甸草原，森林资源十分丰富。在史前时期，这里是发展狩猎和采集经济的好地方，但是不适于发展农业。到历史时期才逐渐发展为重要的农业区和林业区。

华北地区的自然环境有三大特点。一是属于中纬度暖温带季风气候，夏季炎热多雨，水热同步。年降水量约400—800毫米，且变率很大，基本上是半湿润至半干旱状态。冬季受极地大陆气团控制，时有寒潮，气候寒冷，年平均气温比世界上同纬度的其他地区低8℃—10℃。加上春季干旱且多风沙，大陆性气候的特点比较明显。二是黄土广泛分布。从更新世早期开始，定向的西北风把蒙古高原的沙尘吹向整个华北大地，形成世界上面积最大、堆积最厚和发育最全的黄土。更新世早期的称为午城黄土，中期的称为离石黄土，晚期的称为马兰黄土，全新世的是新黄土。黄土集中的地方在黄土高原，中心地区的堆积厚达100—200米。一般地区也有50—100米。华北平原则主要是从黄土高原冲刷下来的黄土的再造堆积，但在山丘地带包括山东丘陵直至渤海与黄海之交的长岛也都有原生的黄土堆积。黄土质地疏松，易受侵蚀。而黄土高原又是我国著名的暴雨区，每年夏季暴雨的冲刷会造成千沟万壑，使黄土高原的地貌十分破碎，土壤发育不良。但在河谷和平原地带土壤比较肥沃，是发展旱地农业的好地方。三是黄河贯穿全境。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国的第二大河。她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支脉的卡日曲，经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华北大平原注入渤海。在进入黄土高原时，一遇夏季暴雨，就有大量的泥沙汇入。据河南陕县水文站的记录，多年的平均含沙量高达每立方米37公斤，是世界上大河中含沙量最高的。黄河的输沙量更是多得惊人，据陕县站的记录，平均每年约16亿吨，1933年曾经达到39.1亿吨。黄河在经过三门峡后地势平缓，大量泥沙沉淀下来，河床不断淤高，河流就不断改道。据有历史记载的2000多年中，黄河决口泛滥就有1500多次，大幅度的改道有26次。向北的决口破坏了海河的水系，甚至夺海河从天津注入渤海；向南的决口破坏了淮河水系，有时甚至夺淮入江。这是在有堤防时出现的情况，在史前时期更可以自由摆动。这样就造成了以郑州西北的沁河口为起点，北至天津，南到淮阴大约25万平方公里的平原地带，都是黄河泥沙淤积的范围。换句话说，整个华北大平原主要就是由黄河的泥沙淤积而成的。本区土壤发育较好，含矿物养分较高，适于发展旱地农业，水洼地带也可以发展水田农业。

华中地区位于北纬25°—34°之间，按照一般规律应该属于副热带高压控制的干旱气候。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隆起导致行星风系的改变，使得这里成为湿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冬温夏热，四季分明，降水丰沛且季节分配比较均匀，是全球同纬度气候条件最好的地区。本区年降水约为1000—1600毫米，个别地方可达2000毫米以上。因此本区的江河纵横，平原地区水网密布，湖泊星罗棋布。中国最大的河流长江大部分流经本区，其流量是黄河的20倍。中国的四大淡水湖鄱阳湖、洞庭湖、太湖和洪泽湖都在华中地区，湖泊最多的湖北省更有千湖之省的称誉。加上有较长的海岸线和众多岛屿，所以水产资源十分丰富，水上交通也十分方便。本区有肥沃的长江中下游平原，水热条件都很优越，适宜于种植水稻等农作物，历来是我国农业和多种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西南地区气候条件与华中地区相近，而且同属于长江流域，只是地势较高，大部分位于长江的上游。本区多山而少有平地，交通多有不便；自然资源虽然丰富却难于发展大规模农业，所以人口分散而民族复杂，民族文化多姿多彩而经济相对滞后。

华南地区位于我国最南部分，年平均气温超过20℃，年雨量约1400—2000毫米，是一个高温多雨、四季常绿的热带-南亚热带区域，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本区海岸线特长，且多岛屿，水上交通便利，但是夏季易受台风侵袭。陆地多山而平地较少，所以农业发展滞后，而海外贸易开展较早而且是比较发达的。

自然环境虽然是经常变化的，但是相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说却是比较稳定的。上述自然区域的划分主要是根据现在的情况，但对于整个全新世也基本上是适用的。至于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社会来说究竟是好是坏也不完全是绝对的。例如在采集经济时代，华南地区无疑是十分优越的，但正是因为那里一年四季都可以比较容易地获取天然食物，缺乏用人工方法生产食物的压力和动力，那里的农业就发生得比较晚。在别的地方农业经济发展起来以后，华南的经济文化就显得滞后。东北地区可能是最适于狩猎的地方，对于猎人固然很好，但是对整个社会发展来说则是另一回事。因为气候寒冷，发展农业有相当的困难，而狩猎-采集经济的发展总是有很大的局限。在较晚的历史时期，沿海地带在发展渔业和海外交通与贸易方面无疑具有极大的优势。但是在史前或上古时期，有关这方面的技术和知识都十分有限，因而不可能有很大的发展，不可能成为经济文化发展的重心。在史前时期，对于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当首推农业的发明，而最有利于农业发生和发展的，事实上只有华北和华中两个地区，它们是农业发生与发展的两大温床。这两大温床紧相毗连，各有特色而又相互补充，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它们的发展对于中华文明的起源、文明特点的形成以及往后的发展道路都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是伟大中华文明的摇篮。

在中国地理环境中还有一个特点是不能忽视的，就是在国境的周围有明显的天然屏障。最西部有帕米尔高原，从那里往东北走有天山、阿尔泰山、蒙古戈壁沙漠、大小兴安岭和黑龙江，往南折有长白山等；从帕米尔高原往东南走有喜马拉雅山、横断山脉和与中南半岛交界的一系列山脉；东部和东南部则是广阔的海洋。在史前或上古时期，这些屏障都是难以逾越的。加上世界上几个最古老的文明发祥地离中国都很远，同距离最近的古印度文明中间恰巧又隔着世界最高的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同中华文明的核心区仍然很远而难以沟通。因此中华文明只能是本地起源的，在早期的发展中也很少与外界文化发生关系，是世界上少有的原生性文明之一。

第二节　神州大地的古代居民

从最早的人类到蒙古人种的形成　以东亚和南亚蒙古人种为主体的古代居民　华夏族的形成与多元一体的民族关系　古代居民的语言和信仰

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人类居住，是考古学者一直关注的问题。一些迹象表明，在地质上的更新世早期，在现代中国的大地上就已经有人类活动。安徽繁昌人字洞、河北阳原泥河湾地区的马圈沟等地都发现了当时人类使用的石器，绝对年代都在200万年以前。据说重庆巫山也发现了200万年以前的石器，同时还有人类牙齿化石出土，并被命名为巫山人，但学界还有不同看法。云南元谋上那蚌更新世早期地层中也出土了石器和人类牙齿化石，据古地磁测定大约为175万年。此外在湖北建始高坪龙骨洞和郧县龙骨洞采集的人类牙齿化石也被认为是属于早更新世的早期直立人[2]。这些遗存尽管还比较零散而不丰富，但是涉及的范围很大，年代之早已经离人类起源的时期不远。所以有些学者认为在探讨人类起源和早期发展的问题时，除了要重视非洲，亚洲也应该受到必要的关注，尤其不能忽视中国的有关发现[3]。不过这些最早的年代记录都是由古地磁方法测定的，准确性不是很高。中国火山不甚发达，至今没有发现被火山灰覆盖的古人类遗址，无法像非洲那样用比较准确的钾氩法测定年代，选择古地磁法测定年代乃是不得已而为之。这样，在研究人类起源的实际年代时，亚洲（主要是中国）和非洲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不可比性。再者，由于亚洲至今还没有发现比直立人更早的相当于非洲能人的化石，没有证据说明亚洲有过南方古猿，早期直立人的材料又比较零散，因此，多数学者还是认为，人类最初起源于非洲，而后扩散到亚洲等地。由于遗传和选择因素的作用，造成了群体变异和地区性的连续性特征[4]。看来这个问题还不到下结论的时候，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相比之下，中国晚期直立人的资料是相当丰富的。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陕西的蓝田人、北京的北京人（图0-1）、安徽的和县人、南京的汤山人和湖北的郧县人等。蓝田人化石包括一个中年女性的头骨和一个老年女性的下颚骨，分别发现于蓝田县的公王岭和陈家窝。二者在形态上也有差异，前者明显比北京人原始而后者则比较接近于北京人。据古地磁测定，前者的年代为110—115万年，而后者只有65万年[5]。北京人化石出自北京西南周口店第一地点的第3—第11层，从1927年起连续多年的发掘，获得了属于40多个个体的大量标本。据裂变径迹、铀系、热释光和古地磁等多种方法的测定，其绝对年代为46—23万年。北京人是世界上最早发现的直立人之一，资料十分丰富，长期以来成为研究直立人的典型标本。

中国早期智人的化石标本也很丰富，比较重要的有辽宁营口的金牛山人、陕西的大荔人、山西襄汾的丁村人、山西阳高的许家窑人、安徽的巢县人和广东曲江的马坝人等[6]。中国的晚期智人化石已经发现有40多件，其中有比较完整的头骨的有北京的山顶洞人、广西的柳江人、四川的资阳人、陕西的黄龙人和贵州的穿洞人等。在原河套人地点附近的萨拉乌苏层中就发现了23件人骨化石[7]。至于与晚期智人同时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更是遍及全国各地。

从上述各个阶段的人骨化石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承袭性与连续性。例如蒙古人种特有的铲形门齿，从最早的元谋人，经过北京人、金牛山人、丁村人到山顶洞人都是一脉相承的。一些重要的体质特征，如面部较扁、鼻部较宽、鼻骨较直，上颌骨颧突与颧骨交接处有显著转折等，在各个阶段的化石标本中都可以见到（图0-2）。这些特征的承袭与连续，证明中国古人类的演化模式是以地区连续性进化为主，与周围地区的基因交流为辅[8]。现在有一种颇为流行的理论，认为全世界的现代人都起源于非洲，他们扩展到世界各地取代了原先在那里生活的早期智人。中国古人类化石研究的结果与这种理论是相冲突的，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也是与这种理论不相符合的[9]。

人类进化到晚期智人，也就进化到了现代人，而现代人是有种族区别的。世界上有三大人种：蒙古人种、欧罗巴人种和尼格鲁人种。人种的区别主要根据肤色、发色、眼色、发型、脸型、头型和身高等，其中不少与环境的长期影响有关，这与三大人种各有其主要分布区是不无关系的。不过这种分布区并不是在晚期智人形成的时候才出现的。早在直立人时期各大人种的主要分布区就已经有人类居住，没有证据证明这些人后来全部或绝大部分绝种了。所以人种某些特征的萌芽可以在早期智人乃至直立人化石上看到，蒙古人种尤其如此。根据研究，欧罗巴人种和尼格鲁人种之间的差别在童年时期比较小，到成年时期才比较显著；而蒙古人种在童年时期就与其他两个人种有着显著的差别。这可能是因为蒙古人种的祖先同其他两个人种的祖先长期处于相当隔离的状态所致[10]。

中国是蒙古人种的主要分布区。在旧石器时代发现的晚期智人化石已经具备了蒙古人种的基本特征。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数以万计的人骨，其中经过鉴定研究的毫无例外地属于蒙古人种。韩康信和潘其风在全面研究我国古代人骨的体质特征后指出：“黄河流域一些地点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居民的遗骸一般地接近东亚或南亚人种，青铜时代居民接近东亚人种，与现代华北人有相当明显的关系。我国南方的早、晚新石器时代居民则有更明显的接近南亚人种的性质，并有同赤道人种相对比的性状。在我国北方和东北地区发现的青铜时代和更晚的古人骨骼上，较常见北亚人种或北亚与东亚人种混合的性质。”新疆没有发现青铜时代以前的人骨，从公元前13世纪以后才陆续有欧罗巴人种进入。所以他们得出结论说：“中国的古代文明是在同其他人种成分相对隔离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对尔后中国古代文化长期持续稳定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11]总之，从人类学研究的成果来看，中国是蒙古人种的故乡，从古至今，中国的居民都是以东亚和南亚蒙古人种为主，兼有少量北亚蒙古人种，相互之间有不少混血的情况。从三千多年前起，一些欧罗巴人种进入新疆，以后更有少数人逐渐进入内地，华南一些地方甚至有尼格鲁人种的成分。所以在人种的问题上，中国从来就是采取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态度而不是相互排斥。

如果说种族主要是依据人类体质特征来划分，那么民族则主要是依据语言和文化等特征来划分，与种族不是一个概念。中国现在是以汉族为主体，结合55个少数民族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汉族人口约占92％，少数民族人口不足8％[12]。其中400万人口以上的少数民族有壮、蒙、藏、回、维吾尔、满、苗、彝8个。各少数民族有相对聚居的地方，也有一些是同汉族或别的民族杂居，相互通婚的情况也不少，形成非常密切的关系。费孝通曾经把这种关系形成的格局称之为“多元一体格局”[13]。它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其起源甚至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

现在知道，中国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具有明显地区别于非洲或欧洲旧石器文化的特点，同时自身又有不同的区系。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系更加明显，并且逐渐形成以中原地区为核心，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若干文化区为主体，再联系周围许多个区域性文化的一种重瓣花朵式的格局[14]，从而为往后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奠定了基础。从古史传说的研究中也可以略知中华民族的起源是多元而非一元，同时在不同的部落集团之间又具有密切的联系。到夏商周华夏民族形成之时，其周围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民族性群体。例如夏的东方就有一个强大的夷人族群，他们建立了一个有穷国，曾经一度夺取了夏的政权，即所谓“因夏民以代夏政”。近年来发现于山东一带的岳石文化，是直接继承龙山文化而发展起来的早期青铜文化，一般认为它就是夏代东方夷人的文化[15]。事实上相当于夏王朝的东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北方的朱开沟文化、西北方的四坝文化和东南方的马桥文化等都已经是青铜文化，应该初步形成了各自的民族群体，并且都与可能是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发生不同程度的关系[16]。商族有自己的起源，但商的先公在夏朝做官，事实上也属于夏。成汤革命，推翻了夏王朝而建立商朝，势力大为扩张。同样周族也有自己的起源，周文王原在商朝做官，当了西伯，所以周族的地方也应该属于商朝。武王革命，推翻了商朝而建立周朝，势力范围又扩大了许多。由于周朝统治的范围内包含了许多被征服的和非华夏的民族，除了周人故土和当时王畿范围以外，大多难以采取直接统治的方式。所以从武王时期起便广泛地实行封邦建国的办法，在各地建立了许多大大小小的诸侯国。为了能够对各诸侯国实行有效的控制，中央王朝便制礼作乐，在各封建国内大力推行王化，从而大大加速了华夏化的进程。各国的情况不同，推行的方式也不相同。例如东方的齐国和鲁国都有大量夷人，齐国的政策是“因其俗，简其礼”，因势利导；而鲁国的政策则是“变其俗，革其礼”，强制推行华夏化[17]。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争霸称雄，周朝作为政治实体事实上已经分裂，但是在名义上大家还是承认有一个周天子，必要时要“假天子以令诸侯”。这时期各国的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由于大家使用同一种文字，只是写法稍有不同，相互交往并没有多大困难，一些学者可以到各国讲学，一些政治家也可以到不同的国家做官，促进了各国的接近，事实上也就是促进了各国的华夏化。这个时期兼并战争不断，一些非华夏族的小国往往被华夏族的大国所兼并。例如秦穆公就曾经“益国十二，遂霸西戎”，兼并了12个西戎小国。楚国也先后兼并了45个属于群蛮或百濮的小国。本来东方还有许多夷人小国，在这种形势下也都被齐、鲁兼并而逐渐华夏化了。由此可见华夏族是逐步扩大的，其中融入了许多原本是非华夏族的人民。同时其影响更远及于尚未华夏化的周围各族人民，从而在民族关系上初步形成了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多元一体格局。华夏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华夏文明形成和发展的过程。由于华夏文明在中国处于核心地位，又是最先进和影响力最大的，所以成为中华文明上古期的代表，并且深深地影响着往后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

要了解古代各族的语言和信仰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可以拿现在的情况作参考。现在中国56个民族的语言分别属于汉藏、阿尔泰、南亚、南岛和印欧五大语系。其中绝大多数属于汉藏语系，如果按人口计算大约占98％以上，单是讲汉语的大约占94％以上。其次是阿尔泰语系，全部分布在中国的北方，主要有维吾尔族、蒙古族和满族（现在的满族多讲汉语），总人口不到1.5％。属南亚语系的民族主要在云南南部，人数很少。台湾的原住民属南岛语系。在古代，属于南亚语系和南岛语系的人口按比例也许比现在要多一些，只是后来一部分融入汉族和其他民族中去了。至于属印欧语系的只有俄罗斯族和塔吉克族，俄罗斯族是后来迁入的，人数极少；塔吉克族也只有三万多人。

在汉藏语系中汉语是主体，其余有藏缅语族、壮侗语族和苗瑶语族。藏缅语族主要分布在西藏、云南和四川西部，壮侗语族分布在广西、云南和贵州部分地区，苗瑶语族分布在贵州和湖南西部等地区。事实上有不少少数民族也会讲汉语，汉语已逐渐成为全国各族的共同语言，并且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语言之一。现在的汉语有北方、吴、闽、粤、湘、赣和客家七大方言。在古代有些方言也许是独立的语言，只是由于华夏族大量融合相近的民族，独立的语言逐渐变成了方言。在语言形态分类中，汉语是所谓词根语，语言简练，语词的意义与词性常常依据它在句子中的次序来决定，与带有前置词或前缀、词尾和助词等附加成分，有的又有变位和变格等复杂结构的粘着语和屈折语大不相同。古汉语多属单音节词，并且有四声的变化。随着语言的发展，需要表达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又产生了不少双音节词和少量多音节词，这些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也多是由单音节词组合而成。

古代人的信仰可以从商代大量的甲骨卜辞和先秦文献中窥知一二。《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殷人相信天神、地上的山川河岳和四方风等自然神，也十分相信和崇敬自己的祖先神。各种天神中有一位至高无上的帝或上帝，他是天地万物的主宰，也能够左右人事。殷人相信他们的先公先王都具有神力，能够宾于帝或配于天，也就是处在上帝左右，关心或干预现实世界的事务。所以殷人凡事都要敬神问卜。殷墟的甲骨卜辞主要是商王占卜的记录，一般的商殷遗址也常常发现卜骨，说明各地的殷人也实行占卜。周人相信天命，只是更加强调德治，即所谓以德配天。周人为了推行宗法制度，更加强调祭祀祖先神，同时也祭祀天神地祇。在占卜方法上除了龟卜还有筮占。《周易》本是筮占用的筮书，不过里面包含有重要的哲学思想和历史掌故，所以后来被视为儒家的经典。

在古代人的信仰中龙似乎占有特殊的位置。中国是龙的故乡，中国人对于龙的崇拜、颂扬和喜爱历久不衰。但龙在自然界是不存在的，是我们的祖先创造出来的。传说“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左传·昭公十七年》引郯子语）。另一传说讲黄帝令应龙蓄水攻蚩尤（《山海经·大荒北经》）。至夏代传说有豢龙氏和御龙氏，龙是为人所用的。商代甲骨文中有龙字，但形态极不统一。商代的青铜器上也常常有夔龙纹的装饰。《周易》乾卦就五次提到龙，有“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九五飞龙在天”，“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无首”，还有“九四或跃在渊”的或也应该指龙，可见龙是极富于变化的神物。《管子·水地》篇说：“龙生于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则化如蚕蠋，欲大则藏于天下，欲尚（上）则凌于云气，欲下则入于深泉。变化无日，上下无时。”龙既然如此神奇，人们自然会顶礼膜拜，又想利用它的神力。《山海经·大荒西经》和《海外西经》都谈到夏后启乘两龙上天的事。龙能够播云降雨，所以历史上常常有建龙王庙、画龙、塑土龙以祈雨的事。人们喜爱龙，用龙作建筑和各种物品上的装饰，百家姓中有龙，十二生肖中有龙，赞颂美好的婚姻叫龙凤呈祥，春节舞龙灯、端午赛龙舟，凡此等等，龙几乎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已经逐渐脱离开原有的迷信色彩。龙能够腾云驾雾，薄光影，撼震电，威武奋发，更成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腾飞向上精神的象征[18]。

不过总起来说，中国人的宗教观念是比较淡薄的。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在先秦时期一直没有形成一个有教宗、教义和教规的宗教组织。虽然从汉代以来产生了道教，以后又从域外传来了佛教和其他宗教，但是由于儒家在思想领域占有统治地位，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和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具有广泛的影响，宗教势力不能不受到很大的限制。除了某些少数民族以外，信教的人只有一小部分。一些宗教为了吸引更多的信徒，也往往吸收某些儒家的思想。在这种环境下，各种宗教共存而不相互倾轧，没有一种宗教占据绝对统治的地位，更从来没有形成一个全民信奉的国教。

第三节　神话、传说和历史

神话的世界——开天辟地　关于五帝的传说　尧、舜、禹的故事　降服洪水和发明创造　传说的局限性　考古学的探索　两大农业体系的出现与全国经济区划格局的形成　手工业的发展与分化　从村落到国家　走向文明的历程

中国人十分重视自己历史的记述。早在春秋时代各诸侯国就有了系统的历史记载。在此以前尚有所谓虞、夏、商、周之书。如果说商、周之书多是可靠的，那么所传虞、夏之书则多为后人的追述。再往前面追溯便只有零散的传说，在可能包含有历史真实的传说时代以前的荒远年代，已经越出历史记忆的范围之外，在考古学发生以前，人们不可能获得任何真实的知识，只能构建一个可以任意驰骋想象的神话世界。而传说时代的许多人物和事件，也往往附丽以神话的色彩。

关于开天辟地和创造人类的神话，有女娲和盘古的故事。女娲的故事出现得较早，《山海经》中有所谓“女娲之肠”。楚辞《天问》云：“女娲有体，孰制匠之？”是说女娲造了人类，谁又造了女娲呢？《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风俗通》讲得比较详细：“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人也。”一说女娲和伏羲均为华胥所生，人身蛇躯，兄妹结婚以繁衍人类。在汉代的画像石和画像砖以及壁画墓中，多有伏羲、女娲人身蛇躯相互交尾的图像，说明这个故事在古代是流传很广的。女娲补天的事首见于《淮南子》，其《览冥》篇云：“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她创造了人类，还要给人类创造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的确是一位值得纪念的天神。

盘古的故事较早见于三国徐整的《三五历记》，书中写道：“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五运历年记》又说：“首生盘古，垂死化生：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氓。”这个故事可能首先产生于南方，而后在全国民间广为传播。创世神话中还有有巢氏构木为巢、燧人氏钻燧取火、伏羲氏制作罔罟、神农氏教民稼穑等等，多系后人对往昔历史的逻辑推测，把人类产生之后一些最重大的发明附丽于几位想象中的圣王身上。

进入传说时代，涉及的人物和事件较多，加以各家说法不一，真假杂糅，董理实属不易。《尚书》仅追溯至尧舜，《史记》则以《五帝本纪》作为开篇。于是人们常常把五帝所处的时代作为传说时代，五帝的历史便成为传说时代的主要内容。实际上所谓五帝不过是一种整齐化的说法，在不同的著作中五帝的具体人物和排比秩序多有不同。《史记》主要依据《大戴礼记》的《五帝德》和《帝系》，把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作为先后相继的五帝，《国语·鲁语》和《吕氏春秋·古乐》等也持这一说法。第二种说法是把伏羲、神农、黄帝、帝尧、帝舜列为五帝，见于《易·系辞》《战国策·赵策》《庄子·缮性》《淮南子·俶真》等。第三种说法是把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称为五帝，见于《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淮南子·天文》等书。第四种说法是把少昊、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作为先后相继的五帝，见于《世经》和《帝王世纪》。可见直到汉代，五帝的问题并没有形成定论，只是因为《史记》采取了第一种说法，所以影响较大。实际上传说中称为帝的人物还有不少，例如帝俊在《山海经》中的地位就非常显赫，他如帝鸿、帝江、帝丹朱等还有许多。反映当时大约是一种万国林立的局面，那些所谓帝大约就是各个大大小小国家或部落的首领。他们出现的先后次序除了尧舜较晚似乎没有异议以外，其他多不易确定。

蒙文通注意到不同的传说出自不同的史学系统，他认为晚周史学可以分为东系、北系和南系[19]。各系所传承的古史系统，其人民可以相应地划分为河洛民族、海岱民族和江汉民族[20]。而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则划分为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并且有更加详细的分析[21]。这种划分虽然难以十分准确，但是如果同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系统相互参照，大致上还是符合的，说明这种划分的确反映了一定的历史真实。

反映各民族集团关系的事件中，最有影响的有两件事，较早是黄帝与蚩尤的战争，较晚是尧、舜、禹连续征伐三苗的战争。此外见于先秦文献的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战争，这是行将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前兆。如果说黄帝与蚩尤的战争在考古学文化上还难以得到印证，那么征伐三苗的事则可以看到一些比较明确的迹象，证明这一类传说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包含有真实的历史成分。

各种五帝说的前三帝多有矛盾，也许根本就没有传承关系。但是后二帝尧舜以及禹的关系则是比较清楚的。在先秦古籍中，舜继尧、禹继舜是没有不同说法的。但是儒家和墨家认为这种传承是依据选贤举能的原则，是禅让。而在古本《竹书纪年》和法家的著作中则说成是争夺，是斗争。尧本属陶唐氏，地处冀方；舜本属有虞氏，地望偏东；禹为夏后氏，地望略偏南。三者有些像联盟的关系。尧把两个女儿嫁给舜，又有联姻的关系。据《尧典》所述，尧舜的政府机构已经比较复杂，而且有刑法有军队。政府的职官并不是各个氏族或部落的代表，而是负责各专业部门的管理。因此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国家，而不是什么部落联盟了。而且在尧舜寻找继承人的时候，首先被举荐的都是他们的儿子。只不过他们觉得自己的儿子担负不了那么重大的责任，才采取选贤举能的办法。禹也曾先后举皋陶和伯益，授之政，禹死后才由他的儿子即位。所以孔子说：“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孟子·万章上》）

传说时代的各项事件中，影响最大，并且几千年来传诵不息的莫过于大禹治水的故事了。在先秦的古籍中，讲到大禹治水最生动的是《孟子·滕文公上》的一段话。孟子说：“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孟子·滕文公下》也有很生动的描述。此外，《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和《禹贡》，《诗经》《论语》《墨子》《左传》《国语》《庄子》《荀子》《韩非子》《尸子》和《吕氏春秋》等，也都有关于大禹治水的记载或者赞颂之词。例如《诗经》中的《商颂·长发》就有“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的诗句；《大雅·文王有声》：“丰水东注，维禹之绩。”《鲁颂·宫》：“奄有下土，缵禹之绪。”莫不是颂扬大禹的丰功伟绩。大概由于他的事迹过于神奇，所以在有些书中又把大禹描述为神。

在传说中讲到洪水的地方还有很多，所以大多数人相信中国远古时代曾经有过一个时期给人类造成重大灾害的大洪水。治水的人物也有很多，例如共工就是一位著名的治水人物，但是有的书又说“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穷桑”（《淮南子·本经》），《国语·周语下》也有类似的说法，成了一个反面的神话人物。但共工的后裔佐禹治水还是有功的。《左传·昭公元年》说，金天氏和他的儿子台骀疏通了汾水和洮水，后来成为汾水之神。《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引蔡墨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修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可见修和熙是专职的治水官，而且很有成绩。至于大禹的父亲鲧治水失败因而被诛的故事更是大家所熟知的。治水难，在技术水平比较低下的远古时代更难，而大禹获得成功，无怪乎人们对他是那样地崇敬。

传说时代的创造发明，最集中地见于《世本·作篇》。但《世本》早已失传，根据他书所引，大致有伯余作衣裳，史皇作图，诅诵仓颉作书，大桡作甲子，鲧作城郭，尧作宫室，化益作井，祝融作市，仪狄作酒，夔作乐，昆吾作陶，芒氏作罗，棣首作算数，容成作调历，伶伦造磬作律，蚩尤以金作兵，巫咸作筮，巫彭作医，奚仲作车，共鼓货狄作舟，垂作规矩准绳，咎繇作耒耜，挥作弓，夷牟作矢，雍父作杵臼，胲作服牛，相土作乘马，宿沙煮盐等等，惜多语焉不详。其他许多先秦古籍也有不少关于创造发明的记述。把所有创造发明都系于个人不一定正确，何况有些说法又相互矛盾，所以不足凭信。但这些发明大多可以与现今的考古发现相参照，显然并非向壁虚构。如果我们不拘泥于个人而把那些发明看成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可能更加接近于真实。由此可见，在传说时代，涉及人们的衣食住行、社会生活、文物典章制度等各个方面都已略具雏形，从而为文明社会的成立奠定了充分的物质基础。

传说时代还有一件重要事情是专职巫师的出现。《国语·楚语下》记观射父对昭王问曰：“古者民神不杂，……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这就是说，在颛顼之前是民神杂糅，家为巫史，没有专职的巫师。而颛顼时则设立专职巫师，只有他们才能够沟通民神与天地。这是世界宗教发展史上的通例，是走向文明的重要步骤。关于颛顼的宗教改革，徐旭生有过非常详细的论述[22]。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有专职司天司地的巫师，他们不但执行宗教职事，还有足够的时间和经验注意天文和地上的变化，于是就有可能创造出历法。传说中的颛顼历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创造出来的。

从以上情况来看，传说时代是一个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一方面生机勃勃，充满着创造发明；一方面社会剧烈动荡，冲突不断，英雄辈出。那是中国的英雄时代，文明的曙光开始从东方显露出来。

如果说传说的历史不免掺杂许多后人的想象，或者如徐旭生先生所说，一些学者为了理出一个大致能够自圆其说的系统，把一些不相干的人物和事件硬拉上关系，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历史的真实。那么自从考古学出现以来，对于这段历史的情况就越来越清楚了。

在我国，以田野调查和发掘为基础的考古学是从1921年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才起步的。仰韶村遗址距今约五至七千年，稍后对北京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又发现了距今将近50万年的北京人及其文化遗存。至于河南安阳殷墟的大规模发掘，更是使商代晚期以来的中国文明史得到了丰富的地下实物遗存的确证。不过那时的考古工作还处在初创阶段，只是在少数遗址上有较大的突破，仅仅根据那些资料还无法对中国的史前史和早期历史形成比较全面而系统的认识。

近50年来，中国考古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初步理清了史前文化的发展谱系和复杂的结构，基本上弄清了农业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全国史前经济的格局及其对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影响。对聚落演变的研究又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对夏文化的探索有明显的进展，对商周文化的研究日益深入，而且对夏商周周围的诸多青铜文化有了基本的体系性的认识。特别是近年来甲骨文（包括西周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等古文字资料大量涌现，大大充实了我们关于先秦历史的知识。这就使本书第一卷包含了相当多的考古学资料和研究成果，成为本卷的一大特色。

前面谈到中国有两个农业起源的温床，而且实际上形成了两个农业起源中心。这两个农业起源中心后来发展为两大农业区，并且形成两大农业体系。至此整个中国的经济区划以及由不同经济对文化造成的影响而形成的格局，事实上已经基本上奠定了。这是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发生的事，也就是距今5000—9000年之间发生的事情。这个格局的基本情况是：1）以黄河流域为主的华北地区为旱地农业区，主要种植粟和黍，也有少量水稻，可能还有大豆。有成套的适应耜耕农业的农具。饲养家畜以猪为主，其次有狗、牛、羊，但没有马。居室多采用单间半地穴式或窑洞式，可以称为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2）以长江流域为主的华中地区为水田农业区，主要种植水稻，也有少量粟和黍，有成套的适应水田耕作的农具。主要养猪，也养水牛、狗和羊。居室多为分间长屋，采台基式或干栏式，可以称为水田农业经济文化区；3）华南地区自然资源丰富，采集经济发达，同时受华中地区的影响而有一定的水田稻作农业，沿海地带则主要是渔捞采集经济，这里有比较多的洞穴遗址和贝丘遗址，是半农半采集经济文化区；4）东北地区史前文化中常有较多的细石器，是狩猎经济比较发达的表现。同时因受华北地区的影响而有一定的旱地粟作农业，北部兴安岭一带则主要是狩猎兼采集经济，是半农半狩猎经济文化区。5）内蒙古、新疆和青藏高原，也就是自然地理区划中的西北干旱区和青藏高寒区，在新石器时代人烟稀少，也没有发展农业的条件，是狩猎采集经济文化区，后来发展为我国主要的畜牧经济区。从这个经济文化区的基本格局便可以看出，至迟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全国的经济文化重心已经确立为华北和华中，或者说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这对于往后中国历史的发展起着十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华北和华中地区不但农业经济比较发达，手工业也是比较发达的，正是农业经济的发展，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开始手工业是与农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一个人农忙的时候务农，农闲的时候从事各种生活必需品的制造，没有专门的手工业者，只有一些在某些专业上比较能干的人。到了铜石并用时代，情况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些高档的、技术要求很高而并非日常生活所必需的手工业品发达起来了。例如玉器、漆器、象牙雕刻、丝绸、铜器和高档陶器等，其中大部分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就已出现，只是规模不大，技术水平也不甚高。这时则完全为贵族所控制，不但有了一定的规模，技术水平也大为提高。这样就出现了两种手工业，一种是与一般人日常生活与生产紧密相连的，例如石器、木器、陶器、骨角器的制造，筐篮的编织和普通的纺织与衣服制作等，不一定要专门的手工业者，普通人就可以做，可以叫作普通手工业。一种是高档手工业，必须有专门的手艺匠人，他们有较高的技艺、智慧和文化素养，却是专门为贵族服务的。因此手工业的分化又加强了社会的分化和等级化，进而又促进了社会文明化的进程。我们注意到一些高档次的手工业有明显的区域性，例如玉器最发达的地方在长江下游，其次在燕辽地区，再次在陕甘地区；漆器和丝绸主要在长江下游；最高档的陶器蛋壳黑陶和有细密针刻花纹的磨光黑陶分别出于山东的龙山文化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之中，从而这些地方文化的文明化程度也比较高，应该不是偶然的。

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导致了所有制关系、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的发展，导致了社会的进步，促进了从村落到国家的演变的历程。这种情况，从聚落形态演变的过程中可以比较明显地反映出来[23]。新石器时代早期，由于农业的发生以及集约性采集经济的发展，人们普遍地走向定居，出现了一些规模甚小的聚落；到新石器时代中期，主要是由于农业的发展，农业区的聚落明显扩大，一个聚落中有几十座以至上百座房屋。聚落的布局往往是凝聚式的，房屋虽然略有大小但没有质地之别，反映一种自给自足的平等的有组织的社区生活。新石器时代晚期聚落规模又有所扩大，至少在农业区是如此。聚落布局往往是凝聚式和内向式的，同时内部又是有区划的。从房屋、墓葬和一些生产设施反映的情况来看，当时的社区经济仍然是自给自足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基本平等的、有组织的和有相当凝聚力的。不过有些产品的交换还是经常发生的，例如长江三峡地区土地狭窄不宜农耕，而江边的砾石则是制造石器的好原料。那里的许多聚落便以制造石器为生，并且初步形成了一个石器交换网。类似的情况在别处也能够看到一些。在一些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出现了个别的中心聚落，其中房屋和墓葬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分化，个别聚落甚至筑土城防护，预示社会将有一个显著的变化。

到铜石并用时代，聚落内部和聚落之间都发生了分化，大经济文化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现象也突显出来。在一个考古学文化的范围内，有时可以看出中心聚落、次中心聚落和普通聚落的金字塔式的结构。在中心聚落的内部，有时可以看到殿堂式的建筑、高等级房屋和普通房屋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在墓葬中表现更为明显，说明这时的社会已经分裂为不同的等级。从前武器和狩猎工具是不分的，现在则普遍出现了专门用作武器的石钺，军事指挥者则用玉钺。到处都有被杀死者的乱葬坑，说明战争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严重问题。为了有效地保护自己，一些中心聚落的贵族们便组织大量人力修筑城池。到目前为止，在全国发现的史前城址已经达到五十多处[24]，其中有的只是军事城堡，有的则可能是古国的都城。例如山西襄汾陶寺古城的城内面积就超过200万平方米[25]，城内有多处夯土台基和高等级建筑的残迹；有估计超过一万座墓葬的公共墓地，有可能是王者的大贵族墓葬。说明城中聚集有相当数量的人口，而且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氏族-部落的界限。从这些情况来看，陶寺古城已基本具备了都城的性质，说明这时很可能产生了最初的国家，而且此类国家大大小小还有许多，是一种小国林立的状态。与传说中的五帝时代的情况基本上是相合的。

上述变化并不是在一朝一夕之间实现的，更不是沿着直线顺利发展的，期间还有不少跌宕起伏。在铜石并用时代早期，长江流域中下游、黄河流域中下游和燕辽地区文明化的势头都很旺，甚至有进入初级文明的许多证迹。但是到铜石并用时代晚期，长江流域中下游和燕辽地区的发展明显走向低谷，而黄河流域中下游则继续发展，从而为夏商周文明的相继勃兴奠定了基础。这种全局性的转变之所以发生，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就长江中游而言，可能与尧舜禹时期连续征伐三苗有关；在长江下游，也许与良渚文化的过分特化，将过多的社会资财用于非生产性的工程和宗教性活动有关，加上自然灾害和外族的入侵，自然就会衰败下来。不过这只是文明发展进程中一时的起伏，并不是黄河周围的文化都消失了。只要看一看东周时期各大国的疆域同从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几个大文化区的范围基本相合，就知道几个暂时走入低谷的文化，其实还保存有深厚的底蕴。

在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中，夏鼐和苏秉琦都提出过十分重要的见解。夏先生认为文明的起源应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26]。苏先生则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应该有不同的模式。有原生型，还有次生型和续生型，最后才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27]。他们的论述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第四节　中华文明的第一个高峰

中华文明的开始　夏代历史与夏文化的探索　商代考古的成就　夏、商、周的国家体制　春秋-战国社会的发展与转型　中华文明的第一个高峰　华夏文明的基本特征与历史地位

如果说龙山时代或五帝时代还只是初露文明的曙光，只能算是中华文明的前奏，那么夏代就应该是中华文明的开始，商周便是中华文明第一次走向繁荣的时期。先秦文献中常常以三代指称夏、商、周，把夏看成是和商周一样的王朝，只是时间有先后，发展水平当然也会有高低。可是夏代没有文献流传下来，所谓《夏书》至多不过是后人的追记。这样所谓夏代实际上也只是一个传说的时代。自从王国维于1916年发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二文，看到卜辞中的殷世系与《史记·殷本纪》所记基本相同，证明《殷本纪》所记是可靠的。而殷的先公适当夏王朝之世。既然司马迁对殷先公的世次还很清楚，那么他在《史记·夏本纪》中所记夏王朝的世次和有关事迹也不会是没有根据的。至于从考古学上探索夏文化，基本上是从1959年以来才逐步展开的，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一般认为，分布于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的二里头文化，无论从相对年代、分布地域、发展水平还是某些文化特征来看，都应该是夏文化。在这方面邹衡[28]和郑杰祥[29]有比较详细的研究，但是也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这问题还不能认为已经最终解决。

比起夏王朝来，商代的历史就明确得多了。除了有为数不多但十分珍贵的文献史料外，还有超过15万片甲骨卜辞及数量巨大的田野考古资料。这些资料不但使整个商代的历史成为信史，而且对商代文明发展的高度及其丰富内容都可以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周代特别是东周的历史文献已经比较丰富了，举凡政治、军事、哲学、思想、礼制、历史、地理、文学艺术等方面莫不有开创性的著作。周代考古也有许多重要的发现，诸如列国都城勘察和诸侯墓地的发掘，大批金文和简帛文书的发现，都极大地充实了周代文明史的内容。

根据历史记载，夏、商和周既不完全是一脉相承的，也不完全是并行发展的不同文化。固然在夏朝时商人就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但是二者关系密切，地域相邻。据说商汤的重臣伊尹曾经五就于桀，另一位重臣仲虺则是夏车正奚仲的后人。根据文献记载，商灭夏并不是异族的征伐，而是因为夏桀昏庸无道，人民痛苦不堪，而汤行仁政，他灭夏是打着诛无道以拯救百姓的旗号。汤在推翻夏朝以后所建立的商朝，是“尽有夏商之民，尽有夏商之地，尽有夏商之财”（《吕氏春秋·分职》），不但全面继承了夏和自己祖先的基业，而且又有很大的发展。周人灭商之前也有自己的国家，但是周文王曾经受商朝封为西伯，成了商朝的地方政权，关系是很密切的。周人的文字就是商人使用的文字，周人的青铜器也是仿效商人的青铜器而发展起来的。至于周人的封建制度和宗法制度等，也应该是在商人的有关制度的基础上发展完善起来的。所以孔子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只不过有所损益罢了[30]。总之，夏、商、周三代虽有差别，但是从整个中国历史来看，还是应该视为一个整体，代表中国文明的第一个高峰——上古时期的华夏文明。

这个时期国家的显著特点是分封世袭制，社会上氏族组织长期存在，统治集团则在氏族制的基础上逐渐发展为一种严密的宗法制，这在周代表现得特别明显。周初大封建，除了都城附近的王畿之地由王朝的官吏直接统辖外，绝大部分地方都被分封给王室近亲以建立诸侯国。所谓分封，就是把一个地区的土地和人民都授予一位诸侯全权管理，即所谓授民授疆土，代代世袭。诸侯对王室的义务则是要镇守疆土，按时朝觐纳贡，必要时还要率领军队勤王。同样诸侯在自己的封疆内也可以把土地和人民授予亲属和亲信以为卿大夫，卿大夫又可以按照同样的道理封赐家臣。这样层层分封既是一种国体，又是一种政体。由于强调嫡长子继承和大宗小宗的区别，使得这种体制能够把政权和族权乃至神权巧妙地结合起来。既能保证中央和地方政权的巩固，又能够照顾到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维系广大领域内不同族系和不同文化传统的各诸侯国的统治，并使之逐渐华夏化，为往后建立更加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帝国奠定了基础。

分封制与土地制度密切相关。既然周天子可以把土地和人民分封给下属，那么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就不能看成只是名义上的或只具有象征意义。在诸侯国内也是一样。《左传·昭公七年》说：“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诸侯以下的情况应该也是一样。除了层层分封，土地还常常作为对下属的赏赐。这样土地事实上成了从天子到以下各级贵族官吏多级所有的公产即所谓公田。先秦文献中常常把公田和私田对举，而且常常和井田制相联系[31]，说明农民是被组织起来的，他们的私田也只可能是按期分配的份田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私田。这种土地制度还深深地影响到赋税制度和军事制度，农民不仅要服劳役，也还要服兵役。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整个三代文明就是建立在这些根本制度之上的。

这个时期的物质文明不仅在许多方面是开创性的，而且是光辉灿烂的。例如都城的建设就达到了很大的规模。可能为夏代都城的二里头遗址面积在6平方公里以上，可能为商代早期亳都的郑州商城有内城和外郭，内城有3平方公里以上，外郭则近20平方公里[32]。新近发现的安阳花园庄商代中期的都城规模甚至更大，而安阳殷墟侯家庄西北岗王陵规模之宏大，殉葬人牲之多，也是十分罕见的。到东周时期，随着诸侯国势力的膨胀，他们的都城也得到极大的扩展，甚至功能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如果说以前的外郭城仅是偶见，那么到东周就几乎成为定制。所谓“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吴越春秋》），说明都城的居民有所增加，对他们的安全不能不有进一步的考虑。这是都城制度的一个转变[33]。

三代物质文明的集中表现是青铜器。现在知道，中国的青铜时代基本上是与夏商周三代相始终的。江西瑞昌的铜岭、湖北大冶的铜绿山、安徽的铜陵和南陵等地都发现了商周时期的大型铜矿遗址，井巷系统和采矿设备都已十分完备。一些都城级的遗址如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早商的郑州商城、晚商的安阳殷墟、西周的洛阳北窑和东周晋国的新田（在山西侯马）等处都发现了巨大的铸铜作坊遗址。制造的青铜器主要有鼎、簋、觚、爵、鬲、尊、盘等包括炊器、食器、酒器、盛储器等通常作为礼器的容器，钟、铙、铃等乐器，钺、戈、矛、剑等兵器，轭、辖、衔、銮等车马器，斧、锛、凿、锯等手工工具，锸、镈等农具，镜、带钩等生活用具，以及货币和各种装饰品等，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尤以种类繁多、造型优美、纹饰独特的礼乐器，堪为中国青铜文化的一大特色。

近年来的研究证明，在夏商周青铜文明的周围还有一系列青铜文化。例如四川盆地的三星堆文化中有大量神人和假面具的造型，还有高大的神树，表现丰富的神话故事；江西大洋洲的青铜器中也有反映神话的内容，同时还有大量的农具；湖南宁乡发现的特大型铙也是别的地方所不见的。它们固然都受到夏商周青铜文明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都有自己的特点，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夏商周青铜文明。至于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内以游牧民族或半农半牧的民族为主体所创造的青铜文化，其青铜器多武器、用具和装饰品，体量轻巧易于携带，其装饰多用圆雕或半圆雕的鹿、羊、马、骆驼等动物形象。因此中国青铜文明是以夏商周为主体，同时结合不同系统的大青铜文明。只有全面地了解这些青铜文明的发展及其相互关系，才能更深刻地了解夏商周青铜文明的成就和历史地位[34]。

在青铜文化的推动下，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手工业品这时也纷纷涌现。例如原始青瓷器、玉器、丝绸和漆器等。原始青瓷器在商代早期就多有发现，到西周更加普遍。中国瓷器的大发展虽然在唐宋以后，其始原则应追溯到商周时期。丝绸虽然是在新石器时代就已肇其端倪，大发展却是在商周时期。至迟在商代就有提花的文绮，还有刺绣，到东周各种织法的丝绸都已面世，花纹活泼流畅。从此丝绸在我国历久不衰，成为中国服饰的一大特色。

三代的精神文明集中表现在一大批古文献资料上，这与作为其载体的古文字（指作为中国主体文字的汉字的早期形式）的形成和广泛应用是分不开的。前面谈到汉语的特点是词根语，单音节词发达，即使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也多是由单音节词组合演变而成的。汉语的这种特点，使得汉字长期保持一字一词，一字一音，而同音字用不同的造型来表达不同的意义，成为以形声字为主体并且将形音义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文字体系。与拼音文字特别强调发音准确不同，汉字可以用不同的方言朗读。在一个方言众多且发音差别极大的社会里，汉字可以毫无阻碍地起到沟通思想和传递信息的作用，甚至不同族系的人都可以比较容易地认识以至借用为自己的书面语言。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长期传承而不中断，并且有很强的亲和力，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汉字的推广无疑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35]。

三代在天文、历法、算学、医药、哲学、史学、文学、音乐等许多方面都有开创性的成就，成为后来有关学科发展的重要基础。

历法是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由于农业的发展使得中国古代很早就产生了历法。传说最早有所谓黄帝历和颛顼历，后来又有夏历、殷历和周历。孔子提倡行夏之时，可能那时是夏历和周历并用。直到现在民间还是喜欢用夏历，它是一种改进了的阴阳合历。传说为夏历的《夏小正》成书虽晚，也可能反映夏历的基本精神。至于殷历则由于甲骨文的研究而有较多的了解。殷历也是以太阴纪月、太阳纪年的阴阳合历。用干支记日，一年分春秋两季并划分为十二个月，多余的天数设闰月来调整。由于历法还不十分精密，需要根据星象来进行调整，因此观象授时成为政府的重要职能[36]。

三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而臻于鼎盛。这个时期各诸侯国都在酝酿深刻的改革：废井田开阡陌，履亩计税，设郡县，改革世袭官制，加强君主集权等等。社会经济与政治的转型，乡校的设立和士人的兴起，打破了文化教育完全由官方垄断的旧传统，开始出现私人讲学，学术思想也空前活跃起来。首先创办私学的是孔子，他提倡有教无类和诲人不倦，并且很重视因材施教。他的门徒号称有三千人，其中有不少著名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孔子虽然相信天命，但着力研究的是人世间的问题而不大愿意谈鬼神。他提倡周礼，主张为国以礼和为政以德，当政者要节用而爱人，反对苛政暴政。孔子思想的核心和最高道德标准是仁，仁者爱人，做人要有仁爱之心，把人的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孔子自称是述而不作，但在整理和传播古代文献典籍方面还是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据说经他删订过的有《诗》《书》《礼》《乐》《易》《春秋》等书籍，后来被视为儒家经典而流传至今，成为研究商周时期历史文化的最重要的典籍。孔子和以他为首的儒家学派的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受到推崇而发挥极大的作用，他本人则被尊崇为至圣先师，成为上古时期最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

比孔子稍后的墨子和他创立的墨家学派，在战国时期和儒家一样被视为显学。墨子主张兼爱，爱无差等，延伸到国家关系上就反对相互攻伐即非攻。他的尚贤比儒家的选贤举能更为彻底：“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要做到“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均见《墨子·尚贤》上），反对贵族的世官世禄。他的节葬和非乐等主张也是和儒家思想相对立的。

战国时期，兼并战争连绵不断，各国国君和贵族为了寻求富国强兵乃至统一天下的方略而争相礼贤下士，养士之风盛行。在这种情况下，士人的队伍空前扩大，他们著书立说，各成一家。除儒、墨外，还有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以及兵家、名辩家和阴阳家等。即使在同一家内也分成不同的派，所谓“儒分为八，墨离为三”（《韩非子·显学》）。儒家中最有名的孟子和荀子就属于不同的派。可谓学派林立，群星灿烂，大师辈出。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可以不分国界地到处游说讲学，而当权者也多不主一家，允许各家之间相互批判和论争，从而形成了我国学术历史上少有的“百家争鸣”的盛况。各家的著述容或有短长，但都有理有据，自成体系，处处闪烁着华夏文明的光辉，不但是整个中华文明的重要财富，也是对世界文明史的伟大贡献。

三代在精神文明方面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除了前面谈到的以外，在史学、文学和艺术等方面也都有开创性的成绩。

先秦古籍中多次引用《夏书》，其中有不少内容是今文《尚书》中没有的。《尚书·多士》中谈到“唯殷先人有册有典”，大概夏、商时期都已经有了官方的典册文书。到了西周，除了《尚书》中的周书以外，《诗》中的雅、颂有不少可以看作是商、周及其祖先的史诗。到西周晚期，周王朝和各诸侯国先后设史官修编年体的国史，有的卿大夫也编家史，可惜这些书都没有流传下来。到春秋末年，孔子主要依据鲁国的国史新编了一部《春秋》，除非常简练地叙述史实外，还包含有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所谓笔则笔、削则削，寓褒贬、别善恶，以至于使乱臣贼子惧。《春秋》之后出现了一系列历史著作，其中有号称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和被称为春秋外传的《国语》，还有《世本》和后来发现的《竹书纪年》等。这些大部分是私人著作，体裁不一，有编年体、传记体、纪事本末体和典志体等，其中以《左传》所记史事最为翔实。《竹书纪年》自夏殷周写至魏哀王，《世本》自黄帝写至战国末年，已带有通史性质。由于这一时期历史撰述不拘体裁和形式在多方面的实践，为后来史学的大发展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商周是文学形成和初步发展的时期，主要的文体是散文和诗歌。春秋以前，《尚书》的一些篇章和某些铜器铭文可以视为最初的散文，文风古朴简练。到春秋战国时文风为之一转，特别是《左传》和诸子的一些著作，语言渐趋通俗化，记事条理清晰，形象生动，常常引用神话寓言和历史典故，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诸子中的庄子更是具有极高的文学天才和驱使语言的能力，他思想豁达，感情奔放，气质浪漫，文章如行云流水，不可遏止，成为后世散文的范本。这时期诗歌的成就集中表现在《诗经》和《楚辞》上。《诗经》是西周到春秋时期的诗歌总集，分为风、雅、颂三类，既有王室庙堂的乐诗，又有各诸侯国的许多民歌。当时有一种采风制度，采集反映民间生活和风俗的诗歌再经过文人加工便成了《诗经》中的国风。《诗经》多为四言体，能够配乐歌唱，是中国诗歌的开山之作。战国时期，在南方的楚国出现了一种被称为《楚辞》的骚体诗，其代表作是屈原的《离骚》。这首诗长达337行，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篇幅最长的个人抒情诗。《楚辞》是一种与《诗经》不同的诗体，其中大量引用神话传说，思想丰富，文采华丽，感情奔放，富有浪漫色彩，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这个时期在艺术方面的成就也是多方面的。由于考古学的发展，人们对当时的绘画、雕塑和工艺美术开始有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当时在音乐方面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周人礼、乐并重。前举《诗经》和《楚辞》很多是可以配乐歌唱的。许多音乐还跟舞蹈结合在一起。孔子是很懂音乐的，他特别喜欢韶乐而不喜欢郑声。他在齐国听韶乐听得入神，以至于三月不知肉味。可惜那些音乐没有曲谱留下来，只可以从乐器组成情况约略推知一二。例如湖北随州发现的曾侯乙墓中随葬了用于庙堂的整套乐器，包括编钟、编磬、鼓、琴、瑟、笙、排箫和篪等。编钟、编磬都挂在架上，俨然一个演奏室的样子。编钟上有错金的乐律铭文，其音域极宽，达到五个半八度。中心音域的三个半八度12个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可以演奏各种复杂的乐曲，令当今音乐理论家为之惊叹。可是曾侯只是一个小国的国君，就能够达到如此的气派，于此可以想见当时音乐景况之盛与水平之高。

上面的叙述说明，夏商周时期的华夏文明，不论在物质方面、制度方面，还是精神方面都有了开创性的成就和相当的发展，而且是一代比一代前进，是中华文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其中最重要的当为多元一体格局的奠立和中华文明基本特质的形成，从而为往后更高水平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1]中国自然地理编写组：《中国自然地理》（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1984年，第153—160页。

[2]董兴仁：《中国的直立人》，载《中国远古人类》第二章，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9页。

[3]张森水：《旧石器时代考古》，载《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考古发现》（1949—1999），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20页。

[4]董兴仁：《中国的直立人》，载《中国远古人类》第二章，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3页。

[5]吴汝康、吴新智、张森水主编：《中国远古人类》，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6页。

[6]吴新智：《中国的早期智人》，载《中国远古人类》第三章，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4—41页。

[7]吴茂霖：《中国的晚期智人》，载《中国远古人类》第四章，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42—61页。

[8]吴新智：《论中国古人类的连续发展》，载《中国原始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27—34页。

[9]王幼平：《更新世环境与中国南方旧石器文化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58页。

[10]见阿列克谢耶夫为罗金斯基和列文所著《人类学》一书中文版所写的序言，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

[11]韩康信、潘其风：《古代中国人种成分研究》，《考古学报》1984年2期，第257页、第260页。

[12]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总人口为5.826亿，少数民族为0.3532亿，占全国人口的6.06％；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总人口为6.9458亿，少数民族为0.3993亿，占全国人口的5.78％；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总人口为10.0871亿，少数民族为0.6729亿，占全国人口的6.7％；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总人口为11.3368亿，少数民族为0.912亿，占全国人口的8.04％。由于政府实行对少数民族适当优惠的政策，有些原来申报汉族的改报少数民族；加以对汉族和少数民族实行有区别的人口政策，使得少数民族的人口出生率比汉族为高，所以少数民族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有所上升。

[13]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

[14]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3期，第38—48页。

[15]岳石文化的个别遗存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所发现，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被确认并提出命名。现在确知这个文化是直接继承龙山文化而发展起来的早期青铜文化，绝对年代经多次碳十四测定大约在公元前19世纪至公元前17世纪之间，正好落在夏代纪年范围之内。详见严文明：《夏代的东方》和《东夷文化的探索》，载《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06—333页。

[16]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阶段与分区系统》，《华夏考古》1990年2期，第82—91页。

[17]事见《史记·齐世家》和《鲁世家》。

[18]近人有把中国人说成是龙的子孙或龙的传人，其实在古文献中并没有这种说法。只是从汉代以来，有些帝王把自己比附为龙的化身，长的面相是龙颜，穿的是龙袍，坐的是龙椅，睡的是龙床，用以显示其威严和地位的神圣。见刘志雄、杨静荣：《龙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1992年。

[19]蒙文通：《中国史学史》，《蒙文通文集》第三卷《经史抉原》，巴蜀书社，1995年，第241—254页。

[20]蒙文通：《古史甄微》，商务印书馆，1933年。

[21]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版），文物出版社，1985年。

[22]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版），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74—87页。

[23]严文明：《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的考察》，《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8—62页。

[24]赵辉、魏峻：《中国新石器时代城址的发现与研究》，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1卷），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34页。

[25]何驽、严志斌：《黄河流域史前最大城址进一步探明》，《中国文物报》2002年2月8日。

[26]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96页。

[27]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07—140页。

[28]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95—182页。

[29]郑杰祥：《夏史初探》，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

[30]《论语·为政》：“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31]先秦的井田制的具体情形究竟怎样，甚至是不是真有井田制那么一回事，学术界多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学者认为所谓井田制虽然不会像孟子讲的那么规整划一，但是如果把它看成是基层的社会组织和农业生产单位，其中有公田和份地，代表着一种从原始公社所有制向私有制过渡的农村公社制度，应该是比较符合实际的。这种制度可能从夏代就开始实行，直到战国废井田开阡陌才完全改变，是三代实行的根本制度之一。参见徐喜辰：《井田制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

[32]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年—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

[33]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

[34]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年。

[35]由于汉族的重大影响，历史上一些少数民族也仿照汉字来创造自己的文字。例如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以及壮族、瑶族、白族、水族和布依族等民间使用的土俗字，无不是以汉字为蓝本制定出来的。汉语和汉字还曾经对东亚一些国家产生过重大影响。例如朝鲜、日本和越南在古代就长期用汉语作为书面语言，或者用汉字语音记录自己的语言，形成一个超越国界的汉字文化圈。后来出现的朝鲜的谚文、日本的假名和越南的字喃等都是借用汉字的笔画、偏旁或方块字的构形创造出来的。

[36]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