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当代青年社会保障文献综述
第一节 文献综述
由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可知，2016年我国青年人口已经超过四亿二千万人。青年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中流砥柱，是为社会创造价值的最核心的一群人。党和国家近些年来越来越关注青年成长、发展，尤其是十八大以后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青年追梦圆梦的政策。青年社会保障作为保障青年的基本生活，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的稳定器，意义重大。青年内部的子群体划分复杂，异质性较高，不同子群体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其对社会保障的需求各异，受保状况也不尽相同。为了更好地了解当代中国青年社会保障制度的现状，改善青年社会保障制度，解决青年社会保障问题，我们有必要对其研究情况进行回顾与总结。
综观目前我国的青年发展研究，总体上呈现出一种“理论研究”式的现状，尤其缺乏关于“青年发展”的本体论思考。毋庸讳言，青年发展的本质是一切青年发展研究的基础与前提，对青年发展研究具有根本指引性。就此而言，没有建立在青年发展本质基础上的青年发展研究，至多属于青年发展的“外在性”研究，也就存在较大缺失性，当前我国青年发展研究就普遍表现于此。虽然这种缺失可一定程度地归咎为青年发展本身，然而如果加以深究，却不难发现过于彰显“外在性”的全球性青年发展指标又是我国青年发展本质探究失语的深刻缘由。
一、青年的相关研究
（一）青年的特点
青年作为一个特定年龄群体和利益群体，与性别群体、产业群体和区域群体相比处于特殊地位，是社会总和群体中相对独立的子群体。具体来看，当代青年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思想发展的自主性
长期以来，尤其是在极“左”思潮猖獗年代，青年思想发展只有正统单一的途径和模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引起的社会巨变，使青年开始用自己的眼睛、大脑去观察和认识世界和人生，他们逐步学会了广泛地涉猎、比较、评价一切。尤其是对于外界规定认可的东西和自己认可是否一致更是认真考虑、比较。这种思想发展自主性的特征在当代青年身上比较明显地反映了出来。应该指出，青年思想的创造性、能动性、自主性是相对盲从而言的，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但是，应该看到，青年毕竟还年轻、经历浅薄，大部分知识匮乏，这些弱点使他们的自主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有时会使自己从自主走向新的盲从。
2. 价值取向的多元性
价值取向的多元性问题和思想发展自主性有着密切的联系。不论是政治观、人生观，还是消费观、从业观、道德观等的价值选择，当代青年和他们的父辈亦有着明显的差异。当代青年面对10多年来改革开放，国门打开，许多新学说、新观点、新思潮展现在青年的面前。社会的剧变、民主程度的不断提高，为青年对价值观的重新估价和取向提供了条件和可能。使有不同生活经历、不同知识素养、不同利益需求的青年从不同的出发点、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方法进行了价值取向多元性的选择。但应看到，有些价值观在社会变革中也存在着许多谬误，有着许多低级、庸俗、非理性，甚至腐朽反动的因素，在青年中造成极大的混乱，使少数青年对社会主义产生了一定的怀疑，对这些错误，我们必须纠正。
3. 生活方式的新变化
当代青年的生活方式比之以前有了明显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开放性。其特征是社会交往，且这种交往是利用型的人际交往关系，这种关系能带来效益，所以亦称互益型关系。这种交往的联系面比只依靠乡土、血缘关系维系的交往要宽阔得多。二是多样化。青年的闲暇时间增多，因而对自身的全面发展有了新的需求。青年生活方式丰富多彩，广播电视上网、花鸟鱼虫、书法绘画、摄影集邮、吹拉弹唱、体育锻炼等，均呈现出多样化趋势。三是文化生活实用化。青年的一切学习、娱乐都讲究实际，尤其在农村，文化实用化对农村青年更突出地表现在对科学技术的应用上，和经济效益息息相关。
4. 普遍具有程度不同的逆反心理
由于青年正处于“逆反期”，又由于理论与实际的脱离现象，养育了青少年的逆反心理。逆反心理主要针对三个方面的对象：架子很大的领导干部，以空洞说教为特点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刮风、起哄式的舆论工具和导向。逆反心理成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大障碍。
5. 渴望及时、多样的思想交流
由于社会变化急剧，青少年的思想十分活跃，思想问题也大量出现。生活节奏的加快，自身发展的利益，都使得青少年对思想交流的及时性和多渠道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
6. 要求在物质利益与思想理论相结合的层面说明
问题青少年更加追求物质利益分配中的公平。只有在平等处理物质利益的前提下，才能对青少年产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虽然社会强调“效率第一，兼顾公平”，但青少年的要求是：只有做到了公平，才可能调动积极性，提高效率。
（二）青年文化的构建和青年人格的形成
现代社会，青年文化以其与广大青年最广泛、最直接、最密切的联系影响着青年人格的形成。青年现代人格的形成不仅是个体自身的事情，而且是当代社会发展的文化产物，现代社会各民族因文化传统各具特色，青年现代人格也必然打上民族文化传统特色的烙印。同时，人格是人类共同具有的品质，也是世界上不同民族、国家或地区青年文化交流与合作的精神支点，青年文化在青年现代人格构建中具有重要作用和价值。
青年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为青年现代人格的自由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现代青年的主体性作为人“自由自觉”的特征，是青年现实存在的多样性、差异性的统一。现代青年对自己主体性的尊重产生出独立、自信、创新等一系列品质，对他人主体性的尊重产生出平等、民主、合作等一系列品质。如果青年的主体性都得到了充分的尊重，那就获得了自由人格。由于青年处于主体自由人格构建的初期阶段，青年文化的作用就尤为明显。
（1）青年文化为青年创造了自信的天地。青年现代人格养成的前提是对自己的肯定性认识，即自信心的建立，从而可以在自由自觉的活动情景中发展自己的主体性，形成个性。而青年文化，无论是青年创造的文化还是为青年而创造的文化，都以各种不同的文化视角向初涉社会的青少年们提供着“生活是什么”，“人应该怎样生活”的信息和参照系，启发诱导青年投身其中，养成自由人格。同时，青年文化还在青年内部形成认同的价值评价体系和评价尺度，使其中表现突出的青年认识并坚信自己的存在价值，创造和强化了青年的自信力。
（2）青年文化为青年创造了共同的文化归属感。青年们在共享的文化中自由地体味被相同爱好的人接受的感觉，以群体的姿态向外界及社会展示群体的存在，并以群体姿态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为其共有共享的成果提供心理上的保护。
（3）青年文化的交流和竞争培植并增强了青年的创造力。青年置身于青年文化氛围之中，通过相互之间的交流及对共有文化成果的辨析，能够激发青年具有的极其活跃的青春灵感，以创新来争取竞争优势，从而培养和升华了青年的文化创造力。
（三）青年发展的本质研究
青年发展是一种“人文类型”，反映“普遍人文”本质，同时这种普遍本质又必须融化于“特定人文”之中。这种“特定人文”就是反映为人类历史与现实存在的客观的民族性与国家性，马克思称之为“真实的共同体”。根据马克思历史辩证唯物主义，此即本质寓于普遍性及特殊性之中。
1. 青年发展体现为一种自由自觉的劳动实践
“青年”，其意指具有特定属性的社会实在物，是历史的、社会的、具体的“人”，有其必然的本质特征。一般，青年指介于少年与成人之间的过渡期，存在一个一般性的年龄范围，但此年龄范围存在国际与区域性差异。必须指出的是，“青年的本质最主要的不是年龄的差异，甚至不是青春期，而是其没有被社会化、没有被角色化、没有被职业化，是社会分工前的‘人’，是可以自由支配时间的人”(1)。以“过渡期、转型期与年龄”等来对“青年”进行界定只是对其外延的反映，“本质才是青年概念的内涵”。20世纪80年代，国际一致视青年为“社会化的一个阶段和向成人过渡”，几经变革，欧美国家将青年的本质重构为“人生生命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性阶段”，“在这个阶段，主体将获得最主要的社会资格能力，做出那些影响他未来一生的重大选择和决定”(2)。这种重构实现了对普遍传统的超越，突出赋予了青年以三大特质：一是主体的社会资格能力，二是主体的自我抉择性，三是抉择的人生影响力。据此，青年的本质即为主体对人生取向做出自我选择社会资格能力的重大阶段，也是青年发展的基本标示。此三大特质中，青年自我抉择权力的实现及自我抉择能力的形成处于核心地位，它在最大意义上将“青年”从人的生命历程中区分出来，是“青年”的根本标志，反映了普遍的人的自由本质。
关于“发展”，黑格尔认为它是从“自在”到“自为”，即潜能到能力或潜在到实现的过程，且自然事物和精神事物的“自在”到“自为”的性质极为不同，精神在实现自己时要靠“意识和意志做媒介”，“精神的发展，并不像有机生物的发展那样，表示那种单纯的生长的无害无争的宁静，却是一种严重的非己所愿的、反对自己的过程”，“精神是意识，因此它是自由的”。当“发展”的主体与对象统一于“人”的时候，其在内容上一般指身体和心理（精神）两方面，在过程上体现为一种“自在到自为”“旧质到新质”“低级到高级”的运动变化过程，且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反映在“青年发展”上，则青年发展的根本动力即源自青年内在的心理运动或精神运动，反映为青年主体内发而自由的需求，也是黑格尔所谓的“自由的意识和意志”。在精神发展的维度上，“旧质到新质”或“低级到高级”无外乎指的就是青年心理逐步成熟或社会理性化，精神层级的逐步升华及青年道德观、人生观与自我意识的逐步社会化。发展的“自为性”强调人的有意识性和有目标性，对于青年发展而言，从“自在”到“自为”的发展意味着青年将成为自我发展的主体，主体自觉性是青年发展的必要前提，强烈的主体意识、发展意识、生命冲动及“自由的精神活动”是青年发展的根本性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发展即意味着青年，而青年亦意味着发展。
阿玛蒂亚·森曾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指出，“对发展观的恰当定义，必须远远超越财富的积累和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其他与收入有关的变量的增长”。“发展必须更加关注使我们生活得更充实和拥有更多的自由”。(3)这个自由即“人们过自己认为有价值的生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以及实现自己想要达到的能力状态，发展的本质就是扩展人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这个“自由”指的就是精神的自由与发展的自由。科恩说，“青年初期最优价值的心理成果就是发现了自己的内部世界，对于青年来说，这种发现与哥白尼当时的革命同样重要”。(4)“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这种“发现”就是青年的自我认知与自我意识的觉醒，在以自我为对象的实践活动和生命活动中，青年的发展才是最为本真的发展，体现为青年以自我为主体又以自我为对象的自觉超越。青年是马克思思想中“劳动者”的主体，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在极大程度上即为“青年”的本质，即便马克思、恩格斯也关注“童年工厂”中儿童的权利与身心发展问题。
“青年”是反映人的本质力量的核心过程，它作为人的生命社会化的主要阶段及人类社会变迁与进步的现实生命力与历史动力，则是具有主体能动性、自由自觉意识的特定历史与社会现实下的社会群体，劳动是其“存在合理性”的根本依据，这意味着青年发展必然是一种劳动的过程，劳动才是青年发展的本质反映，自由自觉的劳动是青年发展的基本方式，而这种劳动是反映青年本质的劳动。劳动实践作为青年发展的唯一形式与途径，无疑，精神的自由创造与实现才是青年发展的本质，精神劳动的自由创造反映在社会实践中就是人的自由意志在自我实现过程中的解放，它是一切非异化劳动形式在人类历史实践中的反映，是青年发展的根本定义。
2. 青年发展与社会、国家之间具有历史、现实、伦理价值的实然统一性
青年发展不是也不可能是孤立、纯粹的“自我本体”的发展，即便青年发展所指的是人的本性在自然界中的释放或展现，那也是人的“私我性需要”与“群体性需要”的辩证统一的实现。青年的“自由实践”蕴含着青年作为历史动力与社会主要现实力量对其所在国家、民族、社会与群体的责任性与义务性。故而，青年发展还意味着“主体”意志中持存着一种积极的共同体意识和超越于“本我”的价值观的形成，即是说青年发展是主体将“自我实现”融于国家、社会与民族发展的劳动实践。反过来，一切以“私我”为本质追求而缺乏积极国家意识、民族发展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的发展形式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青年发展，这既不符合“青年”本质，也不符合“发展”本质。
青年是“人的生命历程”的重要阶段，青年群体是人类现实世界最富有活力、创造力与生命力的群体，是历史发展的核心动力。特定时代与历史背景下，青年发展具有特定的总特征，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现实正形塑着当代青年发展的总体面貌和内在品格，而当代青年发展的特点、方向与品格将历史性地成为社会发展的最大现实力量。我国历史进程已经生动地证明，青年发展观所蕴含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决定了青年的存在样态与存在方式，进而决定了青年能否真正成为国家发展的实质力量。马克思指出，一个时代的精神，是青年代表的精神；一个时代的性格，是青年代表的性格。马克思的青年发展观就是将青年发展与人类、文明、社会、国家的发展与进步联系在一起，进而实现青年对国家的改造建设，同时实现青年的自我解放和人生价值。
（四）青年成长思想研究
青年是党的事业的主力军、先锋队、排头兵，走在时代的最前列。始终重视青年、关怀青年、信任青年是我们党领导青年工作的一贯做法和传统。习近平总书记的青年成长轨迹使其深知青年时期在个人成长成才中的重要性以及青年之于人类、民族、国家和社会的作用、价值和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青年工作，频繁走进青年群众中调研和座谈，结合当代青年成长的新特点和新规律，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推进青年发展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观点。科学、系统地把握习近平的青年思想，对于做好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青年工作、培养青年成长成才、促进青年建功立业等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1. 培育青年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赋予青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
使命
青年的命运与党的命运、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青年之于党的事业、国家的事业、民族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关于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深信不疑并多次强调：“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5)；“祖国的未来属于青年，重视青年就是重视未来”；“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人民的幸福，是当代中国青年必须和必将承担的重任”(6)；“青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未来的领导者和建设者”(7)；“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力量”；等等。这些观点和论述，都生动地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青年观。
青年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后备军，是我们党永葆青春的重要人才保障，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与青年紧密联系在一起。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了青年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作用和贡献。历史表明，无论国情和世情发生怎样的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青年总能及时调整角色和定位，把个人的命运与党的命运、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有机结合起来，前仆后继，发光发热，甚至牺牲个人的利益也在所不惜，坚守着青年人的追求和信仰。
2. 强化青年价值观的社会导向功能和基础性作用，把青年的“扣子”从一开始就扣好
青年的价值观直接影响着青年的理想、信念和行为。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8)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把握青年价值观发展、运动规律的基础上做出的系统而又形象的论述，蕴含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
（1）指出了青年价值观具有社会导向和示范作用。价值观之于青年的作用主要分为两个阶段推进，并在运动的过程中表现为差异化的特征：在青年选择、接受价值观的过程中，价值观具有流动性、传染性、扩散性和不稳定性特征。而一旦青年的价值观得以确认，价值观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强化性特征，直至内化于人的行为和逻辑之中，并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深化。所以，形成于青年时期的价值观具有管长远、管终身的作用。至于长远和终身是什么概念，这里可以作个简单估算。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中国人口平均寿命为76.1岁。按照国家统计局关于青年（15~34岁）的统计口径，取青年标准的年龄上限，价值观对青年人的影响至少为41.5年，这是近半个世纪的周期。虽然这是静态的统计和分析，但得出的结论也同样适用动态的观察和检验。这是因为一种主流的价值观的消亡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或者说，被当前社会所认可的价值观通常具有长时间的存续周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习近平总书记得出这样的结论：“青年是引风气之先的社会力量。一个民族的文明素养很大程度上体现在青年一代的道德水准和精神风貌上。”
（2）抓住了青年价值观在青年人生中的首要地位和基础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把青年的价值观比喻为人生的第一个“扣子”，第一个“扣子”扣好了，接下来的“扣子”就会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地扣好；如果第一个“扣子”没有扣好，其他的“扣子”一定是扣不好的。这体现了价值观的首要地位以及基础性作用。青年选择什么样的价值观决定了“扣子”的合适程度，所以，扣好青年价值观的“扣子”，集中体现为价值观的选择问题。而选择什么样的价值观不仅取决于正确的引导，而且取决于价值观可供选择的种类和数量。伴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打开，进来的不只是新鲜的空气，还有包括西方的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价值观在内的“苍蝇”和“蚊子”。人类实践经验表明，对青年进行价值观教育，国家、政府和社会必须“出场”，降低青年价值观选择的自由度，共同引导青年选择和接受正确的、积极的、健康的价值观，确保良好的价值观呈现正态分布。
3. 重视青年在基层实践中成长成才，夯实青年的群众基础和加强青年对国情的把握
让青年成长成才是党的青年工作的重要目标，青年不仅要在书本上学习成才的本领，更要在基层实践中积累成才的智慧和力量。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和关注青年的基层实践成长。从2013—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给华中农业大学“本禹志愿服务队”回信、给大学生村官张广秀回信、给河北保定学院西部支教毕业生群体代表回信、给“南京青奥会志愿者”回信，勉励他们在基层实践中增长才干。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选择给志愿者、大学生村官、西部支教毕业生等这些基层青年代表回信，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青年基层培养思路和理念。习近平总书记的青年时代是在农村、学校和基层一线度过来的，基层社会的经历磨炼了习近平总书记敢为人先、果敢坚强的意志；培养了习近平总书记吃苦耐劳、艰苦朴素的品格；涵养了习近平总书记扎根群众、与人民为伍、以人民为师的政治素养；提高了习近平总书记驾驭全局、服务人民的能力，积累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生财富，这对他日后的个人发展和国家发展都受用无穷。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社会主义青年是“顶天立地”的，青年的“地”在基层实践，在群众之间。中国青年不经历基层的摔打和磨炼，就不能真正懂得中国的国情，就不能真正理解群众需要什么，也就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基层是青年增长才干、磨炼意志的大熔炉。基层是青年了解中国国情、施展才能的大考场。青年与基层社会是一种双向的互动关系。青年通过基层实践洞悉中国国情，基层社会在青年实践过程中得以发展和进步。俗语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基层社会是中国社会的缩影，基层社会折射出当前中国社会的样态。通过基层实践可以透过现象看本质，了解社会机器的运转机制和规律，知悉中国的基本国情，牢固树立青年的国情观。当然，青年投身基层实践的逻辑并不是了解国情的目的导向，恰恰相反，青年是在基层实践过程中深化对中国国情的掌握。
4. 发挥青年在国家沟通交往中的桥梁纽带作用，打牢青年互信的国际基础
习近平的青年思想不仅立足于国内，而且还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拓宽青年发展的国际舞台，发挥青年在国际交往中的纽带作用，着力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中国青年，把国际互信基础从青年抓起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思想的重要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格外关注青年的国际交往，积极搭建青年国际交流的平台，发挥青年在国家交往和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中俄青年友好交流年 第二届中越青年大联欢活动”的贺信中；体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九届青年论坛”开幕式上的贺词中；也体现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第十五届中越青年友好会见活动”上的讲话中，以及韩国国立首尔大学的演讲中。
青年交往的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崛起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伴随着经济全球化，青年交流突破了地理限制，青年全球化已然成为一种趋势，中国青年迫切渴望在全球化的舞台上增长才干，有所作为。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在全球事务中的广泛影响，国外的青年也迫切需要了解中国。让中国青年走出去，把国外青年请进来；让中国青年了解世界、融入世界，让国外青年认知中国、感受中国，符合青年国际交流的基本规律。而且，青年所具有的特征和优势决定了其必然在国际交流中发挥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人最富有朝气和梦想，也最容易相互沟通和理解。”(9)“青年人思想活跃、眼界开阔，熟悉互联网等新媒体工具。除面对面交流外，你们可以运用互联网等增进相知相识相交，深入了解对方。”(10)因此，习近平总书记顺应青年发展的国际趋势，尊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青年发展的规律，创造一切可以创造的条件支持青年的国际交往。
二、社会保障的相关研究
（一）社会保障相关概念的研究
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一词最早出自美国1935年颁布的《社会保障法》。美国1999年出版的《社会工作词典》将社会保障定义为：“一个社会对那些遇到了已经由法律做出定义的困难的公民，如年老、生病、年幼或失业的人提供的收入补助。”《新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对社会保障的定义是：“社会保障是对病残、失业、作物失收、丧偶、妊娠、抚养子女或退休的人提供现金待遇。”国际劳工局对社会保障的界定是：“社会保障即社会通过一系列的公共措施对其成员提供的保护，以防止他们由于疾病、妊娠、工伤、失业、残疾、老年及死亡而导致的收入中断或大大降低而遭受经济和社会困窘，对社会成员提供的医疗照顾以及对有儿童的家庭提供的补贴。”
在中国，一些学者根据自己的理解也给社会保障下了不同的定义。陈良瑾教授在《社会保障教程》中将社会保障定义为“国家和社会，通过国民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依法对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权利予以保障的社会安全制度”。
葛寿昌教授在《社会保障经济学》中认为“社会保障是社会（国家）通过立法，采取强制手段，对国民收入进行分配和再分配形成社会消费基金，对基本生活发生困难的社会成员给予物质上的帮助，以保证社会安定的一种有组织的措施、制度和事业的总称”。
郑秉文在《社会保障分析导论》中认为“社会保障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基础相适应，国家和社会依法对社会成员基本生活予以保障的社会安全制度”。
郑功成教授认为“社会保障是国家依法强制建立的、具有经济福利性的国民生活保障和社会稳定系统；在中国，社会保障应该是各种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军人保障、医疗保健、福利服务以及各种政府或企业补助、社会互助保障等社会措施的总称”。
综上对于社会保障概念的论述，结合青年社会保障其保障内容模块分明的特点，本研究认为，郑功成对社会保障的定义最适宜做社会保障的概念界定。
1. 社会保险
社会保险是指国家为了预防和分担年老、失业、疾病以及死亡等社会风险，实现社会安全，而强制社会多数成员参加的，具有所得重分配功能的非盈利性的社会安全制度。
社会保险是一种为丧失劳动能力、暂时失去劳动岗位或因健康原因造成损失的人口提供收入或补偿的一种社会和经济制度。社会保险计划由政府举办，强制某一群体将其收入的一部分作为社会保险税（费）形成社会保险基金，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被保险人可从基金获得固定的收入或损失的补偿，它是一种再分配制度，它的目标是保证物质及劳动力的再生产和社会的稳定。社会保险的主要项目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项目，是各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
养老保险是指国家和社会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为劳动者解除养老后顾之忧的一种社会保险，它的目的是增强劳动者抵御老年风险的能力，同时弥补家庭养老的不足，手段则是在劳动者退出劳动岗位之后为其提供相应的收入保障。
医疗保险是对法定范围内的劳动者在患病或非因工伤伤害时提供保障的社会保险项目。医疗保险的目的是恢复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和补偿劳动者病假期间的生活开销。
工伤保险，也称职业伤害保险，是指劳动者在工作中或在规定的某些特殊情况下因遭受意外伤害和患职业病，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以及死亡时，劳动者或其遗嘱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它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劳动者本人因工伤造成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时，可以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医疗救治、职业康复、经济补偿等物质帮助；二是劳动者本人因工伤死亡时，其遗嘱可以从国家和社会获得遗嘱抚恤、丧葬补助等物质帮助。
失业可分为广义和狭义。广义的失业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的一种状态。在这种分离的状态下，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和潜能无法发挥，不仅是社会资源的浪费，还会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负面的影响，因此，最大可能地缓解失业状况、降低失业率便成为各国极力实现的宏观调控目标之一；狭义的失业，通常是指具有劳动能力的处在法定劳动年龄阶段并有就业愿望的劳动者失去或没有得到有报酬的工作岗位的社会现象。
2. 社会救助
社会救助主要是指国家等社会主体为了维持公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保障最低生活水平，进行的物质或精神救助，这些救助主要是针对遭受自然灾害、失去劳动能力或者其他低收入公民，同时主要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
美国1999年出版的《社会工作词典》中定义的社会救助是一种由政府一般税收提供资金，并通过对申请者的需求和家计进行审核的社会保障形式。在大多数国家，这是一种补缺型的福利供给。但在那些没有采用社会保险供给系统的国家，社会救助则是他们的主要福利计划。
并且外国的学者吉尔伯特和特雷尔构建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对于社会救助定义的不同的表格比较。
表2-1 社会救助的维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比较
从吉尔伯特和特雷尔的结构上可以看出对于社会救助的概念界定是从不同的维度划分出来的，而且划分的维度，因为国家类型的不同从而各个维度的方式也不相同。
我国学者刘光华认为“社会救助是化解工商业生产、生活方式及其内生社会风险的产物；社会救助是政府主导的公共援助行为；社会救助与其他社会保障项目之间具有互补性和流动性；社会救助的内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大”。洪大用认为“所谓社会救助，是指当社会成员由于各种原因陷入社会生活困境或无法伸张其权益时，由国家和社会按照法定程序和标准向其提供现金、物资或其他方面的援助与支持的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指在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社会救助包含了政府救助和社会互动两个部分，是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的重要内容。”
周沛、陈静提出了新型社会救助体系“新型城乡社会救助体系，是在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由民政主管、相关部门主办、社会参与所形成的，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基础，以养老、医疗、教育、住房、司法等专项救助为辅助，以社会互助为补充，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相一致的覆盖全体社会成员的社会救助体制和运行机制，是一种在救助理论、救助范围、救助内容、救助方式等多方面均不同于传统救助制度的全新的社会救助体系”。
杨思斌提出“《社会救助法》应该规定：国家建立社会救助制度，承担为公民提供社会救助的基本责任，为开展社会救助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和组织保障。国家提倡和鼓励社会组织以及个人支持、发展社会救助事业，鼓励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参与社会救助工作。”
从这些学者的角度都可以看出他们对社会救助从不同的角度、概念界定、创新、法律等层面都有分析，总的来说社会救助就是概括为“按照法定程序和标准，由政府主导的化解工商业生产、生活方式及其内生社会风险的产物的，具有互补性和流动性公共援助行为”。
3. 社会福利
社会福利是保障与改善国民生活质量的重要社会制度安排。在约定俗成的中国社会保障政策话语体系中，社会福利通常与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并列，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三大构成部分之一。实践中的社会福利主要包括青年创业者福利、青年农民工福利、儿童福利、残疾人福利与妇女福利等类别及其他一切以社会化方式提供给国民的现金津贴及相关服务，是一个项目众多、内容广泛的保障系统，也是满足老年人、儿童、残疾人、妇女等特定群体需要并实现其分享国家发展成果的重要途径，其功能不仅在于化解国民物质生活方面的后顾之忧，而且要特别考虑到精神慰藉与情感保障。
中国已经进入了人口老龄化时代，亿万老年人对相关服务的需求日显迫切，8 000多万残疾人对平等参与社会和合理分享国家发展成果的诉求持续高涨，越来越多的儿童因缺乏完善的儿童福利制度而与父母分离或者给父母及家庭带来沉重压力，这些现象表明加快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已经刻不容缓。在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重塑中国社会财富分配格局的大背景下，在社会保障制度从长期试验性状态走向定型、稳定、可持续发展新阶段的条件下，针对城乡居民持续高涨的社会福利诉求，急切需要澄清一些理论上的认识误区，客观评估现行社会福利制度的缺陷及其不良效应，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福利发展道路。
4. 社会优抚
社会优抚通常的理解是“针对军人及其家属所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指国家和社会对军人及其家属所提供的各种优待、抚恤、养老、就业安置”。主要的服务主体是军人。
郭力文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优抚安置是优抚、抚恤、安置三种待遇的总称，是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齐芳在她的文章中提到过“开展优抚社会工作的机构主要为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光荣院、军休所、荣誉军人康复医院、复员军人疗养院以及复退军人精神病院等，其主要工作内容为协助优抚对象适应机构，开展康复和娱乐活动，丰富其休养生活”。在农村社会优抚问答中提到过“农村社会优抚是指国家和社会对农村中军人及其家属所提供的各种优待、抚恤、退役安置等待遇和服务的保障制度。”由此可以看见在社会优抚方面农村和城市方面也是存在差异的，因此，在之后的社会优抚方面也应该随着城乡差距的缩小而变化，缩小差距，实现公平、平等。
（二）社会保障体系研究
1. 社会保障法
社会保障法是指调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保障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它包括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社会保障法律和国家行政机关颁布的社会保障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其目的均是为了赋予国民以相应的法定社会保障权益。
现代意义的法制，是指把国家事务制度化、法律化并严格依法办事的一种原则。在这一原则下，不仅要求国家立法机关制定较为完备的法律，而且还要求有负责人的执法与司法机制，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社会保障法制化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法律制度是实现社会保障理想的重要基础和保证。社会保障法制化的价值包括两种：一是内在价值，即社会保障法所固有的价值；二是外在价值，即社会保障法具有的相对于其他社会保障目标来说所具有的对外工具价值。
研究人员均认为立法工作严重滞后、立法体系不健全、立法层次不高、立法适用范围窄、权利不对等、法律效力低、实施机制弱、欠缺与社会保险规则相适应的法律规范等。在立法原则上，余家发、行红芳等认为立法应遵循以下原则：一是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二是权利与义务相一致；三是普遍性与选择性相结合；四是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求；五是坚持保障与激励相结合；六是坚持统一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在立法模式的选择上，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石宏伟、丁一康、何平等认为，我国应该采用“一法为主”型立法模式，即首先制定一部《社会保障法》作为母法，在此基础上陆续颁布单行法、实施细则、条例及司法解释等；余卫鸣、徐智华等认为，在近期内我国宜采用“多法并行”型立法模式；张永建、宋晓桐等认为，我国社会保障的立法应采取以社会保障法为龙头，单行法律法规为主导，相关法律为补充的“混合立法”模式。
2. 社会保障模式
我国学者对我国社会保障模式选择的一致看法是在充分考虑国情与国力的基础上，选择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模式。关于我国应采用何种社会保障模式的主要观点有：郑功成认为现阶段应选择以家庭保障为基础新的混合型社会保障制度，主要强调现代保障与传统保障的结合；李海峰和詹红兹·诺则克认为，无论在市场失效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需政府干预社会保障问题，政府干预分政府提供和政府强制两种模式；周小川、张勇建主张，我国应建立和发展一种供款基准制为主的混合社会保障体制，即供款基准制与受益基准制相结合，但其主导方向是前者；葛寿昌认为，我国应实行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体化、多层次、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社会保障模式；任保平认为，我国社会保障应建立一种在农村和城市保障项目有别、组织方式各异、近期发展方向不同的多元协调模式。
3. 社会保障基金筹集和运营的研究
对于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方式，严于龙、蒲晓红等认为，应开征社会保障税；李晓燕、许春淑等认为，减持国有股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是问题的关键；杨宜勇、曾礼等认为，应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将财政超收部分主要用于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李志伟、张红地等认为，可通过发行社会保障国债的方式来筹集社会保障基金。对于社会保障资金的投资运营，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同其他的投资一样，同样要遵守安全性、收益性、流动性等原则，因此采取分散化、多元化投资策略。
4. 社会保障统计指标体系的研究
社会保障统计在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上，林毓铭认为指标设计应遵循科学性原则、全局性原则、统一性原则、比性原则、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原则、目的性原则、前瞻性原则。在指标体系设计上他认为，指标体系应按社会保障内容进行设计，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与救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农村社会保障和其他相关等部分。
5. 关于社会保障覆盖面的研究
目前我国学者就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这点已达成了共识，其观点主要有杨玉民、范梅灵等认为，应全面扩大覆盖面，但允许城乡有别；王东进、林嘉等认为，逐步扩大城镇社会保障的覆盖面；王红星、金小红等认为，应实行“平等主义”，社会保障的范围应扩及全民；姜发、马小敏等认为，应覆盖城乡各类有正当收入的群体；刘淑梅等认为，应扩大重点保障项目的覆盖面；刘雅莉等认为，在基本保险层次上先覆盖特殊群体，在区域上应逐步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