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契机：智慧金融迎来发展新机遇

金融机构成立的本质是依靠专业化的服务为融资方和投资方搭建平台，但是由于金融权力的垄断性等原因，造成传统金融需求和供给之间存在不平衡的局面，从而产生智慧金融的变革需求。与此同时，技术进步、资本支持、包容政策及已有金融改革，均为智慧金融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契机，使智慧金融变革成为可能。

1．技术进步提供革新条件

20世纪40—70年代，信息革命逐步兴起。电子计算机技术迅速发展，应用范围覆盖从国民经济至个人家庭生活，从军事部门到民用部门，从科学教育到文化艺术，从生产领域到消费娱乐的各个角落。在计算机技术的基础上，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相继涌现，技术进步对经济社会的渗透率不断增强，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推进资源配置方式、生产方式、组织方式、经济发展模式等领域进行深刻变革，为金融新变革提供契机。一方面，新技术使用户随时随地处于“连接”和“在线”的状态，其偏好、行为甚至心情能够被实时发现和追踪，促使金融需求趋于显性化。另一方面，新技术丰富营销和风险管控的手段，有效降低了金融服务成本，提升了金融服务效率，为金融供给升级赋能。

具体地，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信息安全等技术，逐步成长为智慧金融的基石。大数据将原本分散于金融产业中的丰富数据资源进行采集、处理、分析，并广泛应用于金融风控、定价、营销、征信、评级等多个环节。物联网凭借万物互联的特性，将资金流、信息流、实体流合为一体，在金融风险控制与模式变更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云计算作为一种全新的IT资源供给方式，可以实现随时随地按需获取存储、计算、安全等方面的IT资源，在金融信息的远程存储和处理方面贡献突出，有助于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提升金融业务覆盖范围及处理效率。安全作为金融产业的永恒话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信息安全技术的发展有效地防范和化解了金融安全风险，为金融发展保驾护航。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区块链、生物识别等创新技术与金融相结合，孕育出一大批全新的金融应用与服务，为金融的智慧化创造了条件。人工智能通过机器智能实现对人的意识、思维的模拟，在金融领域实现了对人的劳动的部分代替。例如，“智能投顾”这一机器智能理财应用的出现，便是人工智能技术与金融结合的智慧化成果。而区块链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潜力巨大，其记录功能可以有效降低金融机构运营成本，信息透明性可以有效减少风险和工作难度，中心化的支付与清算功能效率更高、速度更快，运用于交易所产权交易可显著提升登记、发行、交易、转让、交割清算效率等。此外，指纹识别、面部识别等生物识别技术与金融结合，并开始广泛应用于验证用户身份、安全保障等诸多领域。

总之，新技术的出现及广泛应用，使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应用现有数据资源，深入挖掘用户需求，迅速做出反应，进而提供场景化、差异化、生活化的产品及服务。金融由此变得更普惠、更便捷、更智慧，收获自身转型发展的战略性方向和结构性机遇。

2．资本支持助力变革进程

智慧金融的发展前景为资本市场所看好，全球资本市场热度高涨。参考KPCB 与CBInsights的数据可以看出，资本市场对于智慧金融领域的投资热度持续高涨，总投资额和投资笔数均保持增长态势。其中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成为最热门的区域，以陆金所、京东金融以及Betterment等为代表的明星公司层出不穷，智慧金融俨然已成为全球备受关注的投资方向之一。

资本热潮的兴起，主要源于资本市场对智慧金融领域巨大市场空间及良好发展前景的看好。例如，在互联网贷款领域，网贷之家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7月P2P网贷行业的成交量为2536.76亿元，7月成交量环比增加了3.33%。截至2017年7月月底，P2P网贷行业历史累计成交量已达50781.99亿元，突破5万亿大关，相较2016年同期历史累计23904.79亿元的成交量，上升幅度达112.43%。而随着行业规范性及公信力的提升，预计未来P2P网贷投资将更加被社会大众所认知、接受、参与，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再如在智能投顾领域，毕马威预计，美国智能投顾的资产管理规模到2020年将会达到2.2万亿美元。而考虑到中国百万亿级的资产管理规模，若智能投顾占比达到10%，市场也将达到十万亿的规模。

资本的大量投入助推智慧金融快速成长，全球融资金额呈现爆发式增长。自2009年以来，美银、花旗等6大银行相继在30家智慧金融领域公司进行战略性投资。根据毕马威调查数据显示，2015年全球智慧金融领域共吸收融资金额191亿美元、达成1162笔交易，较2011年的24亿美元、457笔交易分别增长逾8倍、1.5倍。麦肯锡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智慧金融领域融资额达到历史性的27亿美元，是2014年的4.5倍，各领域独角兽级别的公司不断涌现。2016年，中国智慧金融领域公司更是获得77亿美元融资，创下历史新高。

3．包容政策营造革新环境

全球范围内，对于智慧金融这种新兴金融模式创新，一般给予相对包容的态度，予以重视和支持。例如，英国协作政府和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为金融科技创业公司提供税收激励及其他优惠政策，并通过国家网络安全项目提供8.6亿英镑款额用于保护和鼓励英国实体公司以及网络公司，25万英镑项目用于为网络安全技术发展领域的创业公司提供建议和支持。美国作为智慧金融的主要市场之一，在政策制定方面表现主动。2016年，美国全国性持牌银行和联邦储蓄协会的监管方——货币监理署（OCC）发布《货币监理署：支持联邦银行系统负责任的创新》白皮书，支持负责任的创新，鼓励普惠金融创新，通过有效的风险管理促进安全运营和鼓励银行将负责任的创新纳入战略规划。

与此同时，智慧金融领域的发展与监管政策的出台之间，普遍呈现彼此“赛跑”的现象。金融产业的发展并没有因此受到掣肘，反而更趋于规范化、良性发展。例如，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ASIC）分别提出“沙箱（Sandbox）机制”，鼓励支持FinTech新范式的创新发展，在坚持原则监管和底线监管的同时，采取包容性监管政策，营造有利的监管环境，为金融产业未来创新发展预留空间。美国货币监理署（OCC）通过各类活动、信息请求（RFI）、白皮书、技术援助与研究以及非正式宣传与对话，搭建新的审查体系。通过主动召开会议，邀请金融创新方面的市场参与者和OCC机构人员进行沟通，建立定期的市场沟通机制。

具体到我国，国家从2013年起开始关注智慧金融领域，一直坚持鼓励与规范相统一的政策原则，但在不同阶段政策侧重点各不相同，总体上经历了从鼓励支持、到积极引导、再到强化监管的过程。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首次从国家高层为互联网+金融这一智慧金融服务形式提供政策背书，有效打消市场疑虑。2014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出台《关于手机支付业务开展的指导意见》，首次从政策层面正式给予移动支付合法地位。这一时期，智慧金融仍处于起步阶段，逐步为政府政策所认可，金融监管也同步跟进，“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等内容开始出现在政府文件中，但监督的对象及方式等均十分不具体。

2015年，《关于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扎实做好科技金融服务的意见》等政策中，对智慧金融领域提出“积极鼓励互联网金融平台、产品和服务创新，激发市场活力”“大力培育和发展服务科技创新的金融组织体系”等鼓励政策。同时，在监督方面更加具体化、深入化。2015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印发《关于做好个人征信业务准备工作的通知》，正式开启国内个人征信市场化的闸门。2015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明确了互联网金融的概念，并划分各个互联网金融形态的监管职能部门，明确分工和要求，为互联网金融不同领域的业务指明发展方向的同时，预示着政策从鼓励支持向积极引导方向的转变。同月，保监会印发《互联网保险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作为《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后第一个落实的分类监管细则，更侧重运用具体化监督政策，对智慧金融领域发展路径进行引导与规范。

2016年，《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的通知》等政策中，提出“支持民营银行面向中小微企业创新需求的金融产品创新，加快发展科技保险”等智慧金融领域鼓励政策。但这一阶段，在智慧金融领域蓬勃发展的同时，校园贷、P2P骗局、非法网贷平台违法放贷、卷钱跑路等负面事件集中爆发，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关于加强校园不良网络借贷风险防范和教育引导工作的通知》《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股权众筹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网络借贷资金存管业务指引》等政策集中出台，“从严监管，防范风险”开始成为金融政策的主流。2017年7月14—15日，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了“回归本源、结构优化、强化监管、市场导向”的金融工作四大原则，并相继开展了针对违规平台的一系列的整治行动，监督的强度达到历年最高。2018年3月13日，发布《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宣布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不再保留银监会、保监会；同时，将银监会和保监会拟定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央行。由此，“一委一行两会+地方金融监管局”的格局基本形成，一个全新的金融监管时代正式开启。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具有强烈的“强监管”基调，金融监管的权威性、统一性与威慑力得到加强。强力监督在短时期内可能打击智慧金融领域增长势头，但长远来看，对金融市场的规范化、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4．金融改革奠定变革基础

此外，一些金融领域已有的变革也为智慧金融领域的建设奠定了必要基础。这些已有的变革主要集中于促进金融市场化及普惠化两个方面，主要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以及普惠金融三项变革。

利率市场化指金融机构在货币市场经营融资的利率水平由市场供求来决定，将利率的决策权交给金融机构，以有效扩大金融机构的自主权，避免金融压抑，加速金融产品多样化发展和差异化定价。我国从1996年起开始推行利率市场化改革，2016年基本完成。尽管利率市场化改革带来利差空间缩小，但会促使民间融资回归正常水平，并形成持续的融资需求。同时，利差的收缩使传统金融机构的利润空间受到挤压，促使金融机构寻求创新发展的路径。创新的价格杠杆功能、有效的融资主体甄别、优化的金融资源配置手段等改革，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支持中小微企业和初创企业的发展，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激发实体经济活力。这些改革举措，倒逼传统金融机构加速创新，为智慧金融奠定基础。

汇率市场化指市场机制在人民币汇率的形成过程里发挥基础性作用，更多地参照国际货币市场的供求情况，依据市场供求灵活确定人民币与各种外币的比价。我国从2003年10月份提出“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的改革目标，到2005年7月21日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直至当下，人民币汇率改革已进行了十余年。汇率市场化有效促进了金融国际化，为国际投资合作、经贸交流等方面，以及提供多元化的资产配置对象和境外资金来源奠定了基础，促使人民币更好地与国际接轨。同时，更了解国际金融智慧化潮流动向，激励智慧金融变革的推进。

普惠金融的概念由联合国在2005年提出，旨在以可负担成本为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传统金融体系难以触及的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2016年9月的G20杭州峰会上，审议通过并形成《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这一首份国际性普惠金融公约，标志着全球范围内普惠金融新共识业已达成。普惠金融的核心任务是立足机会平等和商业可持续原则，通过加大政策引导扶持、加强金融体系建设、健全金融基础设施，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便利、有效的金融服务。提升金融服务覆盖面、降低金融成本、提供适当便捷的服务，普惠金融的核心任务与智慧金融的发展目标具有极强的重叠性，两者具有良性的相互促进关系。一方面，智慧金融的发展为普惠金融的实现提供了可行路径，如移动互联网使金融服务可以“普”及各个角落，信息技术创新可使大幅较低成本“惠”及用户。另一方面，普惠金融发展对金融机构的快速响应、精准定位等能力提出更高挑战，金融创新力量被进一步激发，为智慧金融这一金融创新形式的出现及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