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束语

我们可以把供给分析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源头，追溯至英法古典经济学，而古典经济学之后的萨伊算不上源头。萨伊定律是要证明，如果政府不干预，自由市场经济的自发运行不会出现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萨伊定律不是论证为何和如何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马克思对市场经济总供给的决定因素，对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总供给结构作过较为系统的深刻分析，大大超越了他那个时代的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马克思的供给理论和供给侧结构性分析，对我国今天如何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供给学派提出的减税、减少政府干预和重建市场机制等政策建议，对我国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参考价值。不过，我们应当看到，中国今天的经济形势与美国20世纪80年代有很多不同。供给学派经济学流行时，美国经济的主要病症是“滞胀”；而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着经济增速下行和通货紧缩并存的格局。美国当时的主要经济问题是经济增长动力失速（主要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负增长）、制造业生产能力不足和供给相对短缺；而中国经济目前的主要困难是产能大面积持续过剩，以及过多的库存迟迟不能有效化解。中国经济目前既有供给侧的问题，也有需求侧的问题：一方面是产能过剩、库存过多，另一方面还有七千多万需要脱贫的人口，他们的基本生存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中国经济目前的结构性失衡和供给动力减弱既有体制上的原因，也源自中国经济正处在“五个转换”⁽⁸⁵⁾过程中。中国经济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仅是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和升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制度或生产关系改革和调整的问题。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改革”，重点是体制改革。经济的总供给能力和总产出由多种因素决定，经济结构变化也受多种因素影响，但是这些因素中的能动或主动因素是经济主体（个人、企业和政府）行为及其积极性，而经济主体的积极性源于制度安排。一种制度安排如果能够把经济主体的贡献和回报正相关地联系在一起，能够公平公正地在社会成员中分配其劳动成果，能够通过适当的机制设计降低经济主体从事经济活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能够形成公平竞争的环境，能够给经济主体带来利益或福利最大化，这种制度安排就是有效率的制度，就能充分调动个人、企业和政府的积极性。个人、企业和政府的积极性激活和提高了，其他生产要素才能充分、有效地被利用。因此，只有通过深化体制改革，通过制度创新和机制设计，才能调节经济主体的行为，提高个人、企业和政府的积极性，才能提高市场化程度和资源配置效率。这些改革的目的都是改善供给侧决定因素的效能，也就是提高单（个）要素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在马克思的供给理论中，供给起决定性作用，需求决定了潜在供给的实现程度；而有效需求规模及其增长取决于一定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对于马克思来说，市场经济下生产或供给的激励机制来自对利润的追逐，但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或供给）及其增长，最终应取决于以人民为主体的社会需要。根据马克思的论述，经济结构关系取决于生产关系［或生产工具和人的分配（配置）关系］，因此，不对生产关系或体制动手术，经济结构是难以调整到位的。马克思的这些重要思想和论述，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理论依据。

我们应当认识到，中国政府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针对中国经济发展现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基于中国经济深化改革和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而不是源于某一种现成的经济学理论。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出台的重大改革举措和重要政策调整都是从中国国情和当时的实际需要出发的，而不是从某种现成的理论出发的。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破除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完全是史无前例的创举。因此，中国今天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需要借鉴包括古典经济学在内的思想资源，更需要马克思经济学供给理论的支持，从而结合中国的实际来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此基础上设计一套针对中国经济症结的结构性改革方案和政策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