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经济常态与新产融结合
□贲圣林
贲圣林，1966年出生，江苏泰兴人。现任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创始院长，兼任EMBA中心主任。同时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创始人、执行所长以及歌德大学中德经济金融中心（Sino-German Center）理事。
历任荷兰银行高级副总裁兼流动资金业务中国区总经理，汇丰银行董事总经理兼工商金融业务中国区总经理，摩根大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及摩根大通环球企业银行全球领导小组成员。目前主要社会兼职有全国工商联执委，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浙江互联网金融联盟联合主席以及有关企业独立董事等。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国际金融（金融体系与金融机构全球化、国际货币体系与人民币国际化）、新金融（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创业金融）、跨国经营与中国企业“走出去”等。
贲圣林教授从“新常态”的形成路径切入，通过梳理产业经济的变革脉络，分析传统金融与产业经济的关系，提出了对新经济常态下产融结合模式的构想。他指出，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趋势下，新经济具有差异化、个性化、网络化、速度化的特征；新常态需要市场择优机制与新思路，更需要我国引领潮流，开拓成熟的新经济产业路径；与此同时，政府应创造良好的产业生态和竞争环境，合理激励、激发企业创新精神。
一、引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开启了新的经济纪元。新经济呼唤新的金融模式，其中金融机构和行业如何服务经济、支持产业转型升级是当下十分重要的话题之一。
二、新常态：开启新经济纪元
2013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虽然只略高于7个百分点，但我们的GDP增量是土耳其的GDP总量，而土耳其是新兴国家，也是世界第17大经济体。即使我们2014年和2015年经济增速放缓，两年的增量仍然可以达到世界第10大经济体——澳大利亚GDP总量的水平。从前重数量、轻质量的这种单纯追求超高速增长的模式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体量的经济体首先不可持续，其次这样的模式也需要改变。现在我国经济真正进入了中高速增长时期，这其实不是坏事，这个痛苦的转型应该来临，这也就是我称之为是新纪元的原因，这是个分水岭，是个转折点。
为何是分水岭？过去大多数时间对我国的发展来说相对容易，我们国家有非常明确的方向和目标，知道亚洲四小龙和日本是怎么做的，知道怎样避开类似于阿根廷或者其他国家在发展过程中走入的误区和歧途。以前的产业相对来讲也都是较为成熟的，方向很明确，如我国的汽车产业是传统产业，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20世纪80年代中国市场上为数不多的小轿车是上海牌小轿车，当时国家迫切需要提升制造业，我们提出引进德国大众的桑塔纳生产线，这是大众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就要淘汰的产品，那时候，我国确实需要相对低端的产品。那时我们知道先造桑塔纳，几年后再造奥迪，这是发达国家走过的成熟路径，它是清晰的。尽管我们先从低端的桑塔纳开始造起，但时间证明我们是正确的。如今一汽大众每年可以生产170万辆汽车，包括顶级的奥迪（Audi）品牌系列产品。在这样一种有成熟、清晰的产业发展路径的传统行业，政府比较容易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国家计委（发改委）工作相对容易，我们集中力量干大事的制度优势也比较容易发挥出来，因为行业和整个产业形势路径都比较清晰。这个路径不仅适用于汽车行业，同样也适用于其他传统行业，这些行业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模式、发展路径比较类似。
但是，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前方无路标、无人引领的新经济和“新常态”时期。这不仅是因为目前我国GDP排世界第二位的经济总量使我们无法向过去或向其他国家学习相应经验，更因为我们步入了新经济的时代。我将从企业的层面与角度来和大家分享为什么在新经济时代我们进入前方无路标、需要自己引领潮流的时代。在这个新经济时代，国外很多东西也在探索之中，没有成熟的新经济发展的政策经验，相关的技术路径也正在摸索之中，我们面临一个不确定的未来，面临前面无人领路的局面，面对较高失败率和较高的风险。在这样一个“信息不对称”的时代，决策机制就不能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要有更为分散化的决策过程。我这里提到的信息不对称是指产业层面，过去成熟的产业信息很对称，可以先预知步骤再往前走。但新产业不同，因为对未来不确定，所以需要市场提高反应速度，以更加灵敏的反应机制来做决策。
第三次工业革命与新经济时代
新经济是与旧经济或传统经济相对的。这里简单回顾一下过去传统经济发展的历程（见图1），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是1769年在英国发明的蒸汽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机器代替人工，那段时间也发生了其他很多历史大事，包括1776年美国建国，同一年拿破仑出生。回想一下18世纪60年代我国处于什么阶段，当第一次工业革命正如火如荼地在大英帝国进行的时候，我国几乎无人关心国外发生了什么，也几乎不接待到访的外国来使。一百多年后我国才造出第一个蒸汽机，也就是19世纪60年代，但当时第二次工业革命已经开始了，发电机、电灯、电话等接二连三地出现了。而与第一次工业革命不同的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中心不仅在英国，也发生在德国和美国，德国西门子、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等都是诞生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时至今日依旧屹立不倒。而我国第一台发电机的制造是在1929年，也就是说无论第一次工业革命还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我国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距离上（和发达国家）相隔甚远。始于20世纪40年代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以计算机、生物技术为核心，且工业革命源头都在美国，第一台计算机是1946年IBM生产的。
图1 历次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加快，工业革命加速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中心在英国，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还是英国发展第一，但是德国、美国已逐渐赶上，甚至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后期，电灯电话都是美国人发明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到目前为止基本上全是美国人主导了，大家知道互联网构建于1969年，而1969年的时候我国尚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当下的技术革命浪潮可以说是在信息化、全球化的基础上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延续，以移动互联网、3D打印、生物细胞工程以及新能源等为标志。可以说中国与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及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前期没什么关联，时间上、空间上我们与世界先进国家的距离都比较远，而如火如荼正在发生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却给了我们全方位参与和融入的历史机遇，我们局部的一些行业甚至可以引领这轮工业革命的发展。此外，即便我们与一些最先进的新经济、新产业有一定差距，但差距已不像过去的几十年般无法逾越。
那么新经济时代开始的标志是什么？1996年美国“商业周刊”提出新经济概念后不久即发生互联网泡沫破裂，令人们认为新经济有些虚无缥缈。现在回过头来看，以信息化与全球化这两个最主要趋势为特征的新经济时代（这两个趋势本身是相连的，因为信息化会拉近我们与世界的距离，全球化也使我们得到更多的全球信息）却是实实在在地到来了。在新经济时代，一些基于传统产业的经济学理论受到质疑和挑战。比如，经济学里最简单的边际成本上升，但在新经济时代有些边际成本是趋于零的。所以一些传统经济学理论在新经济时代可能不完全适用。那么新经济是什么？新经济追求差异化、个性化、网络化、速度化。新经济与传统经济的特点不一样，传统经济中如发电厂，要提高产量才能分摊成较低的单位成本，所以企业追求的是标准化、规模化、模式化，而企业的组织形式则是以层次化，或者层级化为特征。可以想象我们是汽车公司的一个车间，你若做一个技术人员或者一般的工人，你与董事长之间层级很多，股份公司副总下面再管研发，再到小组、小班。我以前做了很多年传统金融，其中一个机构仅中国业务部就分了24个员工层级。在新经济时代，去中心化、去层次化则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政府的角色应该是创造环境，包括反垄断，减少审批环节，要创造良好的产业生态和竞争环境（见图2）。营造创业环境，激发创新精神，包括舆论导向和政策导向。换言之，政府应该起到导演作用，营造良好环境，让企业和个人在这个舞台上尽情地演出。那政府不要做什么？所谓“有形之手闲不住”的状况到新经济时代应该有所改观，政府不能代替市场做出选择。移动互联网，政府根本搞不清楚未来发展方向，所以不要代替市场做选择。此外，不要扭曲新兴产业应有的相对成本关系，进行过多的无偿资助。我觉得过多的无偿财务资助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有害处的，现在不少企业，面对许多优惠的招商条件，拿一个概念到处圈地圈钱，借以从政府优惠政策赚钱，因为这样赚钱比较容易，这样他们更加难以真正潜心研发核心技术。所以太多的钱真的不好。另外，政府不要赋予新兴产业过重的GDP短期目标。企业发展有自身内在的规律和时间表，不能一味求快。
图2 政府职能：有所为、有所不为
三、新经济：新资本市场宠儿
讲了宏观的理念，再谈谈市场。为什么要让市场做选择？资本市场如何选择企业？资本市场跟新经济之间是什么关系？
传统产业与资本市场的纠结
例如，航空公司属于相对比较传统的企业。这里分析一下中国的四大航空公司，包括中国香港的国泰航空（见表1）。表1中第一列数字是这些企业的市值，第二列是市盈率倍数（这两个数字一除可以得出企业每年的盈利），第三列数字是市净率，是市（场价）值与账面值之比。大家试想一下国航0.93市净率是什么含义？我们知道企业资产负债表的左边是资产，右面是负债和企业自有资本金，0.93表明它的市场价值低于自有资本账面值（企业自有资本账面值是502亿元除以0.93，即540亿元）。造成这种状况的因素虽然没有统一的答案，但至少说明，首先，航空这个行业不被看好；其次，国航本身整合资源的能力不被看好。通俗一点来说，账面上有540亿元的净资产，公司将飞机和办公楼等资产卖掉再还完债务后理论上能得到540亿元，市场上却认为你只值502亿元，这是资本市场对企业和所在行业的不认可，对于管理层和股东这都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第四列数字是总资产规模，学产业经济的做企业都会谈到企业重资产或者轻资产，我们可以看出国航拥有2039亿元人民币的资产，但只驱动了502亿元的市值。
表1 传统行业基本指标
资料来源：万得资讯。
再看部分民企（见表2，此部分基于我最近在大连高级经理学院给民营企业主要负责人学习班讲课的部分分析）。以资产规模为例，亿达是大连的企业，拥有371亿元的总资产规模和62亿元的市值，资本市场似乎在告诉我们企业盈利的可持续性不是很强。该公司的ROE 0.59%，账面上有100亿元以上的自有资本，但是资本市场认为该公司只值62亿元。伊利是做快速消费商品的，它的总市值778亿元，市盈率21，市净率4.7，说明跟消费者直接打交道的龙头企业往往会受到资本市场相对高一些的认可。以上这些企业都是属于相对优秀的民营企业。万科做得比较好，它作为一个房地产开发企业（当然它现在已经定位自己不是开发商而是社区运营商），拥有1000亿元市值，本身行业是重资产，市净率1.3，应该算是比较好的，万科是全世界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
表2 民营骨干重点企业基本指标
资料来源：万得资讯。
快销品方面，以中国企业与个别国际企业做对比（见表3）。青岛啤酒拥有532亿元人民币的市值，292亿元人民币总资产规模，3.6倍市净率，净资产收益率（ROE）为9.74%。茅台则拥有4倍市净率，1800亿元人民币的市值，这些企业因为是行业龙头，所以都相当赚钱。若将这两家企业与先前提到的企业相比，可以称得上很优秀了。但是我们若放眼国际，如表3所示，可口可乐市值1832亿美元，百事可乐市值约1400亿美元，单纯一项数据都比这两家优秀的本土企业高，市净率分别为6倍、5.4倍，依旧高出我国的优秀企业。理论上讲不应该是这样的情况，因为中国是快速发展的市场，伊利也好、青岛啤酒也好、茅台也好，在中国都是龙头企业，专注于中国的市场，而中国有更快的发展速度，那估值倍数应该更高。但是，资本市场似乎不这么认为，这可能与我刚才说的资本市场对企业整合能力、管理能力、品牌和价值的释放能力的认可有关。
表3 快消品基本指标：品牌价值的驱动
资料来源：万得资讯。
新经济时代的资本选择
在新经济时代，情况会出现变化（见表4）。先看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通用电气（GE），它现在仍然是一个工业型的集团企业，拥有2634亿美元的市值。虽然是以制造业为基础，但其20倍市盈率、市净率2倍的估值令人尊敬。与其相比，我国的上海电气市值只有441亿港元，也就是说70亿美元左右，与2634亿美元相比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对第三次工业革命初期的电脑行业也做一个简单的分析，如表4所示，惠普于1938年在硅谷车库里成立，现在拥有676亿美元的市值，这两年做得不好，且处于相对重资产经营，仍有1000多亿美元的资产，676亿美元的市值。IBM是20世纪初创立的企业，在信息化大潮洗礼中这个企业表现出色，现在仍然有将近2000亿美元的市值和12倍市盈率，很好的ROE表明现在也很赚钱。我国和这两家企业处于相似行业的是联想，联想市值为1214亿港元，与这些企业比较依然有非常大的差距。
表4 新经济科技行业基本指标
资料来源：万得资讯。
那么，新经济时代的企业呢？我们把世界最优的企业思科（美国）和中国相似的企业华为进行比较分析，它们均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最初两者之间并无交集，但华为如果上市，其市值及其他指标也许比思科还要好。再看亚马逊和阿里，亚马逊在中国发展得不错，拥有1548亿美元的市值，投资规模相对较大，投资者认可创始人，给予非常高的估值倍数；阿里上市后大约有2200亿美元的市值，超过了亚马逊。此外，还有谷歌与百度，二者成立的时间差两年，数据却非常惊人，很难设想传统产业能得到资本市场如此认可（虽然资本市场并不是万能的，估值也不一定准确，但至少给了我们很强的信号和很好的参照点）。可见，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甚至第三次工业革命前半段，我国企业都错失了机会，但今天新经济新技术的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的时候，中国企业有机会迎头赶上。
三流企业做产品，二流企业做品牌，一流企业做平台
在新经济时代，企业将来选择处于价值链的哪一端？这个问题可以放在国家层面也可以放在个人层面，因为新经济时代是个创新驱动经济、知识驱动经济的时代。联想做智能手机需要高端装备，高端装备制造业是德国最好，即使把德国的技术加入中国制造依旧是广义的低端。最近微信圈有个玩笑，讲的是中国人所从事的加工产业，即我们排队把苹果手机组装好送出国，然后中国人再排队买从国外进口的iPhone。大家可以看出，相对比较受资本市场追捧的是打造平台型的企业。阿里、腾讯都是打造一个平台，万科要做一个社区开发商，也是打造一个平台。这些企业是整合资源型的，苹果其实也是在整合资源，围绕苹果建立了一个基于APP系统的相对独立的社区。资本市场对这些企业的可扩展性、可扩容性也给予了充分认可，即相对较高的估值倍数。
四、新经济：呼唤新金融模式
传统银行的江湖对中国银行业的警示
银行也是传统行业，但因为不属于工业所以没在上面提及。表5是英国《银行家》杂志上一级核心资本的排名，可以看到，20世纪70年代基本都是美国的银行，好几个后来都合并了，如大通曼哈顿等。20世纪80年代由于美国当时出现了一些问题，欧洲的法国、德国银行开始有所崛起。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银行大出风头，侧重资产扩张。但到了2010年的时候，日资银行基本不行了，中国的工商银行开始出现在了前十的行列。
表5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世界前十大银行
资料来源：按照一级资本排名，英国银行家杂志（The Banker）。
创新在深圳，创业在浙江
为什么说新经济成为一个新常态的时候，新经济呼唤新的金融模式，而传统银行、保险、证券可能解决不了问题呢？表6是全国各省市的两种排名，一种按国内生产总值（GDP）排名，另一种按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数（作为创新创业因子或活跃程度的一个指标）排名。其中，广东GDP在全国排名第一，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数也是排名第一；浙江GDP在全国排第四，但中小企业和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排名第二，从这个意义上讲浙江是我国创新创业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江苏和浙江相比，这方面就要弱一些；再比如河南，GDP在全国排名第五，创新创业指标只排第九名。单从“创新创业因子”这个指标来看，浙江现有GDP里创新创业的比重较高，而未来基于创新创业的新经济增长更快，那么在新经济时代，浙江有可能会走得更远，走得更快。关于城市这个层面。如表7所示，深圳的GDP在全国排名第四，中小板创业板上市公司数在全国排名第一，夺得中国最具创新创业活力的城市称号。
表6 主要省（区、市）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数（截至2013年8月30日）与2012年的GDP
数据来源：万得资讯、深圳证券交易所。
为什么今天中国很多的标杆企业，从万科、华为、腾讯、招商银行等都在深圳？它们也曾经是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型企业。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天深圳的这些中小板企业中的一些也会成为明天的行业标杆。与深圳相比，表7中所列的中小板、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排名前9位的城市里有4个是浙江的城市，可见浙江的创新创业前景看好。
表7 主要城市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数（截至2013年8月30日）与2012年的GDP
续表
资料来源：万得资讯、深圳证券交易所。
推进新产融结合，推动资本市场发展
我国需要做什么？我国需要大力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见图3），这里是广义的资本市场，不一定是上市，我国有主板市场，都是比较成熟的企业，有中小板，创业板，最近比较热门的是新三板，和创业板差不多。再往下包括私募股权（PE）、风险投资（VC）、天使，你们可能在想银行在哪里，保险在哪儿，证券在哪儿，在图3中可能看不见，因为往下风险相对高一点，或者所谓不确定性高一点，而商业银行作为传统行业在我国金融市场体系里偏偏占据过高的比重。
图3 多层次股权资本市场
摩根大通是传统产融结合的鼻祖，曾经是以金融来控制产业。在中国，产融结合目前更多泛指产业参股/控股金融公司，如入股银行、保险，成立财务公司等，这是目前传统的产融结合在中国的主要表现形式。
那么新产融结合是什么？就是要把创新创业与金融融合，就是要发展多层次的股权投资与资本市场，这样高风险或不确定性和高收益才更加对称。许多人总是在说银行不支持中小企业，但事实上即便是在美国也有这样的情况。无论是英特尔成立的时候，还是乔布斯创业的时候，美国的（传统）银行也拒绝了它们的融资要求。因为传统银行和传统金融所承担的风险与收益实在是不对称，即存在固定封顶的利息收入和本金全部损失的无限风险之间的矛盾（见图4）。
图4 拓宽金融新空间：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携手
有很多企业太小的时候没有资金，请了天使、创业私募基金，他们能够以股权的形式进入，能够跟你共同分担比较高的风险，与此同时也能分享更好的收益。但是，有一些企业的高增长都是依赖借钱，而借钱的时效很短，这个风险非常大。新产融结合可能是金融对实体经济最直接的帮助了，直接帮助创新创业。传统信贷有很多产能过剩，传统信贷是什么，很多时候用一块土地拿去抵押，中国的银行喜欢有抵押，而只有传统行业等重资产的行业也才有那么多资产可抵押，也喜欢抵押。
尤金（Eugene Kleiner）可能是新产融结合的鼻祖。在自己参与创业英特尔等公司过程中深刻感觉到了传统金融的不足，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开启创新资本（中国人更多翻译成风险投资，其实应该是创新资本）之先，专注高科技项目投资，成功投资包括美国在线、亚马逊、谷歌等一大批企业，为人类迎来新经济时代作出了重大贡献，而这些要靠传统银行是不可能做到的。
传统银行与互联网金融的未来
我们看看传统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市值为12400亿元人民币，市盈率4.6。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两家银行的汇丰和摩根大通，前者在新兴市场做得最好，后者则在金融中心做得最好，两家的市值都已经超过了2000亿美元。最值得注意的是富国银行，美国旧金山的一家银行，他们不做大生意，服务的都是中小企业和个人，但它却是世界最大的银行，拥有2657亿美元的市值。所以，传统银行不能说没有未来，没有机会，而是要看你怎么服务广大中小企业和个人。
再看互联网金融，可以说是国外开花国内香。是中国的金融抑制成就了互联网金融在中国的火热，中国的监管限制银行对支付的（乱）收费多少成就了支付宝，中国的存款利率限制与零售银行缺乏市场化产品则造就了余额宝的成功。同时，互联网金融在中国这么热门也是因为传统金融不以中小企业和个人客户为中心，并且服务效率低下。可以说余额宝推动了中国金融民主化的进程，虽然它现在已经进入发展的成熟期。当中国经济在往消费拉动转型时，中国13亿人口或者说全球70亿人口的金融需求怎么得到有效和充分的满足？这个时候得靠整合能力、服务大众群体的能力，因此我对互联网所带来的革命寄予厚望。
但是，我个人对互联网金融的“后生”多多少少有一点小的问号。当占据主体的金融产业能够更加市场化、更加网络化的时候，互联网企业做金融的生存空间会受到很大挤压。P2P在英国的发展也许会给我们一些启示，P2P是英国发明的，但是到现在这么多年下来英国只有20几家所谓P2P的企业，且整个规模非常小。
五、结论与建议
世界范围内正在发生的重大产业革命将人类送入新经济时代，在这个时代，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格局也在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无法、也不能继续做一个“小弟弟”。中国正在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我们有引领世界的责任与机遇。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新经济的到来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将加快促使我国经济发展从量到质，从追求传统的GDP到追求GNP，从制造、创造再到智造等一系列的转型升级。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也将从20世纪90年代的外企、过去十年的国企转向未来的民企，从政府主导转向以市场为主导，从出口、投资拉动到内部消费为主要驱动的增长。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我们面临很多机遇，面对很多挑战：如何服务中小企业与服务个人需求？如何从服务国内市场到关注全球市场？如何从追求单纯规模、低成本的粗放型发展到追求高价值的精细化经营？如何实现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跨越？我们正走向靠能力、靠实力的新经济时代，企业需要以创新创业引领、培养自身新的核心能力、技术能力或者是整合资源的能力。
中国的金融体系与服务模式也必须随之改变，完成从间接金融为主到以直接金融为主，从传统金融到新金融，从（民间、银行）信贷为主到大力发展风险与收益更加对称的股权融资及创新资本，从服务大客户为主到服务广大中小企业、服务个人为主等多个领域的变革，而在此过程中应该充分发挥互联网金融的推动性作用。
面对如此深刻的变化，企业的资本战略甚至在座各位的个人职业规划都应该做一个调整。世界进入新经济时代，进入创新创业资本的时代。中国进入新常态更是指新经济正在逐渐成为一个新常态，新经济是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机遇，而支持产业升级的新产融结合模式的推广发展则显得刻不容缓。（本演讲参考了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深圳证券交易所研究所所长何杰、同创伟业董事总经理黄荔的部分演讲/研究内容，特此表示感谢）。
【延伸阅读】
为了更全面地展示贲圣林教授的研究成果，我们挑选并综述了以下四篇贲圣林教授近期的著作以飨读者。
一、英国脱欧对全球治理的损害(1)
英国脱欧的后果正在全球范围内发酵。这一事件表明，英国人仍遵循传统智慧的指引——即认为全民公投才是终极意义上良性且有效的民主治理体系。英国向来被认为是“西式民主”的先锋与典范，而脱欧公投本该是一次民主体制优越性的彰显。
当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主要分歧从表面上看在于经济体制不同，但事实上还有一种分歧在于对全民选举权的不同看法。在许多西方国家，民主时常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但在脱欧一事上，民主似乎擦枪走火。如果民主在英国有可能误入歧途，对民主制度的生存土壤还不那么完善的威权政府领导和人民来说，实施民主的风险会高的无法承受，在此情况下民主议程很有可能被搁置乃至背弃。
当然，有些人会说，脱欧公投及其政治余波所暴露的并不是民主制度本身的问题，只是制度运行的缺陷。一个可以引用的例子是政治上的“代理问题”，即政治家们将某项议题诉诸全民公投，以此逃避责任。事实上这类议题并不适合直接投票，而应由选举产生的代表决定。再者，如果全民投票是必需的，政治家们应该对机制进行调整，确保像脱欧这类关键性议题不是由简单多数决定，还要设立更为严格的程序，并使之受到制衡。
面对严酷的现实，我们需要回答一些颇具挑战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英国目前的国家形态能否延续？苏格兰和伦敦这些地方的离心力是否会聚集起势，从而引发英国分裂并导致其影响力大减？历史是否会重新轮回到“前大英帝国时代”？英格兰是否将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些答案不仅会决定历史学家如何评判“倒霉”的前首相戴维·卡梅伦，还将会有更深远的影响。
第二个问题是，欧盟本身是否会分崩离析，回归其“核心国家”联盟的原本形态？届时欧盟的规模和全球影响力将会大减，但这也许能增强其内部凝聚力。可以说近几年欧盟扩张的速度一直很快，过分注重合并规模，而忽视成员国之间的内部协调。现任欧盟领导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需要重新检视外部扩张与内部凝合之间的平衡，确定欧盟形态的最佳规模，并找到一条合适的战略发展路径。
第三个领域是地缘政治。无论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的进展如何，“欧洲”不管作为一个概念还是一个实际运作的国家联盟，其全球影响力都将被削弱。这将改变世界的格局，对美洲来说将因此获得较大利益，亚洲其次。
二、谈全球经济与结构性改革(2)
综观全球经济趋势，贸易持续低迷、反全球化情绪上升、地缘政治风险加大等因素令当今世界经济处于复杂的情形之中。正在艰难前行的世界经济，呈现四个较为鲜明的特点。首先是不确定性，包括地缘政治、各个国家内部政治生态逆转、恐怖主义、难民问题等都在影响经济前行步伐；其次是不平衡性，即国家与国家之间差距拉大，如新兴经济体里中国和印度较为亮眼，发达国家里则是美国一枝独秀，不同行业之间的发展也各有境遇，新兴产业提升很快，许多传统产业却艰难度日。
不对称性和不稳定性也是目前困扰世界经济的问题。从全球范围来看，虽然各国经济基础和相对实力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但在经济、政治等领域的公共治理及其机制，却与快速变化的经济形势形成反差，造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不对称性。
应对世界经济的迷茫时刻，大规模的结构性改革几乎成为各国的共识。但“怎么改”恐怕是在经济持续放缓、政策日益谨慎的背景下，各方都需要研习的课题。中国自2015年起，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重点的供给侧改革已拉开大幕，这一行动方案实施至今受到全球关注，成为各方尤其是近年困顿的新兴市场观察和学习的样本。但毫无疑问，供给侧改革的持续也非常需要国际合作才能发挥更好的效果。结构性改革能为萎靡不振的全球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但是否能成为通行良方，则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近年来，G20峰会也推出了约800项结构性改革政策。然而，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简称经合组织，OECD）此前发布的报告显示，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虽然意识到深层次结构问题是危机的主要根源，但改革的进程却十分缓慢。
三、金融的责任与未来(3)
金融行业目前的名声不太好，甚至有点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意味。在国际上，据彭博新闻社报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欧洲八大银行光是罚款或者和解缴款就花费了630亿美元，而市值蒸发了4200亿美元。同样，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六家主要银行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被罚款或者用于和解的金额将近1000亿美元。
2015年中国金融行业的利润达到19708亿元，占到中国所有上市公司利润的63%。其中，五大国有银行即所谓的“工农中建交”五家银行，虽然与往年相比被某些媒体称为“比惨”的一年，但五家银行的利润总额仍然高达12100亿元，占所有上市公司利润总额的39%。
这一方面体现出我国实体经济的压力确实很大，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我国行业结构失衡，利润分配机制存在严重问题。
我们经常说中国股市的表现和实体经济几乎没什么关联。那银行业呢？我们五大国有银行81万亿元的资产规模有多少是真正作为贷款，从而直接支持实体经济的呢？答案是只有52%，也就是有大约一半的资产是作为客户贷款。汇丰银行的这一比例是35%，即100元的资产规模只有三分之一（35元）是真正给客户、非金融企业贷款，那么别的是在干什么？这跟我们近几十年来经济金融领域的一些“独特的”或者说是令人焦虑的趋势有关。
金融和金融从业人员的责任应该是什么？金融行业的未来在哪里？我想我们首先就是要统一思想，反思一下我们金融的初心是什么？金融是要服务实体经济的，如果实体经济是主人，那么金融更像是客人，所以我们应该想到金融存在的基础是实体经济。中小企业融资难是长期的、世界性的难题，在地区间、行业间、群体间的差异非常大，我们有非常多的弱势群体得不到金融服务。金融本来应该是推动社会向善的，但是过去几十年来在世界范围内有一种盲目相信自由市场经济、片面强调“股东利益最大化”、偷换“股东利益最大化”、目标短期化、投机化的倾向。
中国广大的农村、全球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世界上很多的弱势群体因为金融科技的进步现在能够随时随地低门槛，甚至无门槛享受到金融的服务。我们要充分发挥新阶层在推动金融服务经济过程中的作用；因为金融市场跟所有市场一样，其健康发展需要更好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需要更多的正能量的网络界人士，需要更多的有责任感的企业家、有使命感的科技人才，这些都是我们广大的“新阶层人士”群体。我们需要不忘金融的初心、回归金融的本源，我们需要找回金融本来的意义，履行金融应尽的责任，借用金融科技的力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迎接金融的健康未来，才能引领、推动社会的进步。
附：贲圣林教授近期主要研究成果
1．贲圣林、俞洁芳、顾月、吕佳敏等：《2015中资银行国际化报告》，中国金融出版社2015年版。
2．贲圣林、俞洁芳等：《2016中资银行国际化报告——对标国际一流》，中国金融出版社2016年版。
3．贲圣林、杨小虎、俞洁芳、郑小林等：《砥砺前行，守得云开？——中国P2P网贷行业2016年度报告》，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4．贲圣林、俞洁芳等：《扬帆起航——走向国际的中资保险公司》，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5．贲圣林、张瑞东等：《互联网金融理论与实务》，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6．贲圣林、陈雪如等：《创业金融实践》，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7．贲圣林：《人民币国际化，路漫漫其修远兮》，载《开发性金融研究》2016年第1期。
8．贲圣林：《建立战略互信，破解国际货币体系困局》，载《金融博览》2014年第7期。
9．贲圣林：《带着镣铐起舞，金融业的未来如何？》，载《经理人》2016年第9期。
(1) 原文《民主信念被动摇了吗？——英国脱欧对全球治理的损害》，载国际货币网http://www.imi.org.cn/viewpoint/22610。
(2) 原文《透视G20峰会，谈全球经济与结构性改革》，载国际货币网http://www.imi.org.cn/viewpoint/20962。
(3) 原文《金融的责任与未来》，载国际货币网http://www.imi.org.cn/viewpoint/17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