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微型金融与普惠金融框架中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首先，本研究指称的“农村地区”是中国中西部、东北和海南省县（市）及县（市）以下地区，以及其他省（区、市）的国定贫困县和省定贫困县及县以下地区，RSFCIs则是在这些地区运营的小型信贷金融机构，是一种既特殊又重要的农村普惠金融机构，要么在农村与落后地区开展以小额信贷为核心的金融服务，要么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作为主要服务对象。总归它是为农村落后地区的“三农”发展、增收减贫和小微个体企业提供融资及其他金融服务或产品的特殊金融机构。根据初创阶段的资本构成和运营资金渠道差异，它们既可能是政策性或慈善性机构，也有可能是商业性机构；根据其是否接受存款和是否受到监管，它们既可能是银行类机构，也可能是非银行类金融机构；根据贷款形式，它们既可以提供小额信贷，也可以提供信贷、抵押或担保构成的组合贷款，具体贷款额度取决于各机构的经营策略与贷款决策。

1.2.1　RSFCIs是对“三农”公平发展权利的实质确认

实际上，在普惠金融早期阶段，国际范围内的微型金融专注于针对低收入或弱势群体展开小额信贷业务时，并不会刻意划分其规模和经营区域。不过，由于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现象，农村、农业和农户被视为微型金融的主要服务对象。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国家均采取了一种集中农村资源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路径，进而造成了城乡两种不同的经济与社会结构，也造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金融生态。

城乡分离的发展模式造就了这样一种结果，即城市工业和服务业非常发达，交通、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较为完善，ATM、手机银行、网络支付等金融基础设施同样如此，人际关系多遵从市场经济要求的信用原则、交易准则和法治原则，金融机构类型与规模均呈多样化，市场竞争较为充分、资金配置效率较高。而农村经济似乎停留在现代化进程之外，农业生产保留有更多的小农特征，道路交通等基础实施投入不足，金融机构集中在县域中心和发达乡镇，“金融服务空白”是相当多地理偏远、交通不便乡镇面临的常态，农户无法享有在城市地区唾手可得的银行服务，资金融通和借贷不得不依靠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

相对城市金融市场总量和结构而言，无论是机构类型还是规模，无论是市场竞争程度还是资金配置效率，农村金融都存在先天不足，正规金融供给无法满足庞大且复杂的金融需求，“金融排斥”现象严重，农户与农村企业发展融资难现象非常突出，给民间非正规金融、“地下”金融发展创造了大量空间。尽管民间金融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规金融之不足，却因为游离于监管之外隐藏着巨大风险。

在此背景下，发展农村普惠金融具有更重要的现实价值。通过发展MFIs增加农村金融市场供应、填补农村或落后地区的金融服务空白，成为诸多限制条件下的最优选择。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等农村普惠金融机构专注于“三农”，为农户增收、农业升级和农村发展提供针对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推动农产品生产、流通与加工向精加工层次转化，使得农民有机会分享农业结构升级带来的增值收益；让那些有致富意愿或手段的农民摆脱资金匮乏困境，有机会和条件发挥自我雇佣潜能、实现家庭收入增长。乡村银行、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组等RSFCIs则与早期微型金融的业务形态相似，以“小额信贷”为核心业务，资金来源比较多元化，但在是否受银行业监管方面则取决于具体机构的性质，其意义不仅是填补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空白，更是对农民和农村低收入者“资源享有权”、公平发展权利的一种实质性确认与落实。

RSFCIs的规模和经营区域都比较小，其服务对象、业务类型与农村其他金融机构都存在显著差异，差异化经营是其必然遵循的经营策略，包括目标客户锚定、金融产品设计、客户征信调查、还贷追踪与逾期还贷风险预估等。根据国际微型金融发展经验，农户、低收入者、贫困妇女、乡镇企业和其他小微企业等遭受金融排斥的群体是RSFCIs的天然目标客户，这也意味着它们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成本和信息成本在目标客户的搜索、筛选、开发和维护方面。另外，RSFCIs还面临客户开发成功之后可能被其他农村金融机构诱惑、争夺等风险。

RSFCIs的典型客户通常在非正规经济体中从事个体经营，或是有固定经营场所的小商店，或是流动性的路边摊贩，从事编织、纺织、养殖、种植、粗加工、运输等行业，产品增值空间比较狭窄，且收入数量及其增长并无规律也不可靠，受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比较大，抗风险能力匮乏。既然RSFCIs将“三农”作为目标市场，对农户、小微企业、个体经营者、低收入者提供贷款，那么，避免资源浪费的出发点是：其贷款决策应当取决于申请者是否能够有效应用贷款增加收入、并按时偿还贷款。在金融产品的具体设计环节，这一判断体现为贷款额度、贷款方式、贷款期限、偿还方式等。换言之，RSFCIs应当根据贷款申请人潜在还款情况灵活设计小额信贷、抵押贷款或担保贷款，并匹配不同的贷款期限、还贷方式、定价机制和还贷监控手段。

然而，便利、安全和适配性金融服务必然意味着投入更多，如果贷款利率过低，必然直接影响RSFCIs的盈利能力；如果过高，则会背离其初衷，强化了其目标客户遭受的价格排斥，从而遭遇道德批判。尤努斯认为：“小额信贷创设初衷是为了打败高利贷，而不是成为高利贷。”⁽³⁹⁾针对微型金融领域长久存在的财务可持续和社会可持续双重兼顾难题，面对如何确定利率这一难题时，RSFCIs可以考虑以下三个要素：

其一，与贷款对象所在地域、贷款额度相对应的交易成本。确定贷款利率要考虑贷款额度、信贷员授权最大额度和信贷员薪酬水平三项主要成本。借助发达的基础设施和金融机构网点，城市市场开拓业务相对比较便利，且单笔业务额度较高，信贷员薪酬水平一般比较低；但在交通条件落后的农村地区，需要信贷员翻山越岭开发客户，贷款额度较小，不仅信贷员薪酬水平要高，而且单笔业务交易成本很高，导致农村地区贷款利率比城市高得多。

其二，覆盖成本与可持续性运营需要。大多数MFIs认为，农民、穷人应当被视为能带来利润的客户而不是被动的慈善受助者。为了更多覆盖农户等目标客户，并为之提供便利服务，RSFCIs必须追求财务可持续性和盈利能力，特别是能够摆脱对慈善资金、政府拨款、财政补贴等外部资金的依赖。毕竟，“捐赠”和“补贴”对资源稀缺地区而言是不可多得、不可持续的奢侈品。

其三，目标客户的需要和可选择性。即使赤贫者在应付生活需要的同时，也存在复杂的财务行为甚至投资组合，如参与集资以及其他非正式或地下金融活动，从亲戚、邻居、雇主、地方担保人和专门放贷机构等渠道融通资金。也就是说，农户、低收入者、个体企业等目标客户不仅是RSFCIs的收入来源，也是RSFCIs潜在的资金供应者。相对债务而言，目标客户提供的小额存款或储蓄是一条非常廉价的资金渠道，特别是支票账户并不支付活期利息。针对目标客户需要设计可选择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收费水平高一些也是值得的，这一点不关乎道德。

例如，面对一个可靠的赚钱机会，需要投入500美元，可获利至少700美元，那么，年利率水平80%，贷期3个月，本息偿还600美元，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机会成本。以此类推，虽然小额贷款利率较高，但目标客户的收入水平能快速增长，教育、住房条件改善等家庭消费也可以得到及时满足，进而增强其征信水平，他们再次贷款时利率会有所降低。随着利率水平降低、贷款期限延长，RSFCIs的初衷实现，其盈利能力也会随着客户收入增长和经济条件改善而提高。何况，扶贫协商小组（Consultative Group to Assist the Poor，CGAP）的一项研究显示，大多数农户等弱势群体选择的都是贷款利率低于30%的MFIs，其股权回报率（ROE）不足30%。⁽⁴⁰⁾

一个RSFCI就是一个小银行，面临着任何一个成长性、扩张性小型企业都要面临的挑战与资本需要，它尽其所能从其他大型MFIs、商业银行和其他渠道融入资金，开拓市场、开发客户、提供贷款，它与其他信贷机构的唯一差异是为处于经济边缘位置的人口和企业提供服务。这一点是它的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其存在的合法性前提。这是探讨RSFCIs可持续发展不可忽略的约束条件，也是普惠金融发展必须重视的问题。

1.2.2　RSFCIs范畴及其监管特点

前文已经提到，微型金融既不刻意强调规模，也没有特别表明其经营地域何在，因其重心是对那些被排斥于传统银行服务以外的群体或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以小额信贷为主要业务形式，因此MCIs是MFIs的主体构成。如果加上“规模”和“农村”等限定条件，就有了“小型金融信贷机构（SFCIs）”“农村小型金融信贷机构（RSFCIs）”术语。这一术语首先将NPO或NGO性质的非金融类信贷机构排除在外，其次将成规模的金融类信贷机构剔除，专注于小规模银行、信用合作社等信贷机构。RSFCIs则是对在农村地区经营的小型银行、信用合作社等信贷机构的专有称呼，是发展中国家政府试图填补因二元经济结构产生的农村金融服务空白的增量改革，具有多种多样的形态与业态，如社区银行（Community Bank）、信用合作社（Credit U-nion）、乡村银行（Village Bank）、村镇银行（Rural Bank）、资金互助社（Rural cooperation Fund）、贷款公司（Small Loan Company）、民营银行（Private Bank），等等。按照金融生态原理，它们为农户、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和其他金融服务具备天然的地缘优势，两者之间由此存在较大可能形成“关系型借贷模式”，但也因此容易导致更严格的金融监管。以美国和中国为例：

美国城乡常见的SFCIs主体是社区银行、信用合作社等，集中在小型县域和农村地区，典型如富国银行（Wells Fargo）、Chase银行等。按照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的界定，社区银行“主要在有限区域内从事存款业务，并依赖于关系融资方法，通过与客户之间建立长期稳定的联系来获取特定信息”，在具体判别标准上包括：资产规模少于10亿美元；贷款占总资产比例不低于33%；核心存款与资产比例大于50%；分支机构数量为1～75家；经营区域不超过3个州，等等。社区银行以个人为基础建构长期消费者关系，对那些尽力工作获取收入支付教育、医疗和住房费用的美国普通家庭而言，这些SFCIs是如同生命线一样的存在。正因如此，它们受到的监管更加严格。

社区银行和信用合作社必须加入分别由FDIC、国家信贷联盟管理局（NCUA）承保的存款保险计划。⁽⁴¹⁾此外，它们还要接受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机构（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Bureau，CFPB）的监管。CFPB长期致力于与社区银行等SFCIs合作，确保美国普通家庭甚至穷困家庭也能够获得多样化的金融产品与服务。一方面，CFPB定期评估其监管规则对SFCIs及其客户的潜在影响，以便调整规则促使SFCIs与客户之间的客户关系更加牢固；另一方面，CFPB建立了一个公平竞争环境，帮助消费者了解SFCIs产品与服务的真实成本，确保贷款人理解并遵守贷款交易规则。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SFCIs承受的监管负担更加沉重，不仅要满足CFPB的消费者保护要求和巴塞尔协议Ⅲ的核心资本标准，还要达到其他如多德—弗兰克法案（The Dodd-Frank Act）的合规性要求，许多SFCIs不堪重负，不是被并购就是退出市场。

SFCIs从业者对合规性监管压力深有体会，如大谷联邦信用社（Big Valley Federal Credit Union）CEO琳达·斯威特（Linda Sweet）指出：“被严格监管的信用社并不是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相反，信用社在艰难时期依然给有信用价值的客户提供贷款，从而减缓了危机影响。但是，信用社仍然被牢牢地局限在多德-弗兰克法案（The Dodd-Frank Act）的监管规定框架之内。加上CFPB颁布的所有规则，施加于信用社的合规性监管负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与此同时，CFPB还在不断更新其规则，这一更新的广度和速度非常令人厌恶。”“不断增长的合规性成本导致的影响显而易见”，2009—2013年仅信用社就减少了800家，对小额贷款人和金融服务消费者产生了明显的损害效应。⁽⁴²⁾不断增加的监管负担、合规性成本还妨碍了社区银行注册登记的积极性，SFCIs数量减少也导致更高的行业集中度与垄断性，进而带来贷款利率上升、存款利率下降、消费者可选择产品类型更少。美国众议院小企业调查、监督和管理委员会（The House Small Business Subcommittee on Investigations，Oversight and Regulation，HSBSIOR）调查确认：到2013年底，SFCIs数量已经下降到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来的最低点，消费者与小微企业的贷款选择余地大幅度减少。

中国RSFCIs的边界比较清晰，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乡村银行／村镇银行、资金互助社、贷款公司、社区银行等都属于RSFCIs。⁽⁴³⁾截至2016年2月底，村镇银行达到1329家、56家农村资金互助社得到银监会认可、⁽⁴⁴⁾贷款公司14家、小额贷款公司8700家⁽⁴⁵⁾。网点机构主要分布在农村，以“三农”作为服务对象。除了“只贷不存”的小额贷款公司外，其他RSFCIs都属于银行类信贷机构，村镇银行可办理公众储蓄业务，资金互助社针对内部成员吸收储蓄。它们可提供储蓄账户、转账汇款、贷款、缴纳水电燃气费用、代发代缴养老金、小额保险等业务，可提供与客户具体需要相适配的金融产品与增值服务。贷款类型繁多，不仅有小额信用贷款，还覆盖消费贷款、住房抵押贷款、住房装修贷款、土地使用权抵押贷款、农业补贴贷款、农产品产出抵押贷款、联保贷款等。根据全球微型金融和MFIs运营经验，普及金融知识、致富信息、产品市场销路信息，以及预订车票、快递、商品优惠券、图书借阅等支持性服务有助于RSFCIs与周边农户、小型企业、家庭种养殖户建构和维系长期客户关系。

以银监会为首的监管机构对RSFCIs的监管目标是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现实是农村金融供给严重不足和金融排斥并存，因此其监管思路是以增加金融供应为主、强化“三农”市场定位、避免将FSFCIs当成农村资金的抽水机，并分散、转移和补偿农村金融市场风险。这一思路体现为《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降低准入门槛，针对类型和设址不同的金融机构设置相应的注册资本金额度，允许“自然人”投资村镇银行、普通农户入股资金互助社。这一精髓在2010年《关于加快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有关事宜的通知》得到再次强调。央行和银监会《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自然人、企业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拥有投资入股贷款公司的合法资格。

然而，市场准入门槛的降低并不意味着对RSFCIs监管是宽松的，尽管其资产规模小，但它们与商业银行一样都应遵守《商业银行法》和《商业银行资本管理法》要求，虽然它们不是系统性重要银行，但核心资本充足率水平也不能低于8%，甚至在计量方法、监管标准方面有更严格的要求。例如，银监发[2006]90号文件第三款规定：“农村地区新设银行业法人机构……在任何时点，其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资产损失准备充足率不得低于100%，内部控制、贷款集中、资产流动性等应严格满足审慎监管要求。村镇银行不得为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贷款。”再如《贷款公司管理暂行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贷款公司对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10%；对单一集团企业客户的授信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15%。”此外，RSFCIs还须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和缴纳存款保险金，严格的监管要求和沉重的监管负担，对关乎RSFCIs可持续发展的经营管理、业务开拓、收入来源和资本金补充等都提出了较高要求。

1.2.3　财务可持续性对RSFCIs减贫使命极具价值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或“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意味着相关主体可以长久地维持某种过程或状态。在概念界定上，Brinkerhoff把“可持续性”界定为一种“创造产出的能力”，对受益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均给予高度重视，“能获得充足资源和投入继续生产”，Woller等人在界定小额信贷可持续性时沿用了这一定义。⁽⁴⁶⁾Pollinger等认为，“可持续性”是一种涵盖年度预算的能力，包括赠款、捐款和其他筹款。⁽⁴⁷⁾Sharma和Nepal强调可持续性是运营收入超过运营成本的状态，⁽⁴⁸⁾这一观点大约10年以后再次被Acharya和Acharya所强调。⁽⁴⁹⁾在研究者看来，可持续性本身并不是目的，它仅仅是改善许多穷人境况的一种方法。⁽⁵⁰⁾

RSFCIs作为MFIs和普惠金融的重要构成，其完整的“可持续性”内涵包括：制度可持续性（Institutional Sustainability）、使命可持续性（Mission Sustainability）、项目可持续性（Program Sustainability）、人力资源可持续性（Human Resource Sustainability）、财务可持续性（Financial Sustainability）、市场可持续性（Market Sustainability）、法律政策环境可持续性（Legal Policy Environment Sustainability）和社会影响可持续性（Impact Sustainability）。RSFCIs可持续性虽然具有不同层次的可持续性含义，但是财务可持续性是关键与基石。

因此，微型金融语境中的“可持续性”被普遍认为MFIs能够从“小额信贷”等普惠业务当中获得可观的商业回报，实现机构运营的自给自足（Operational Self-sufficient），即通过不断提供小额信贷项目，逐渐完善业务处理流程，由此具备持续开展各类金融服务的基础设施，其目标客户能够从这些常规服务中持续获益；在小额信贷项目结束之后，RSFCIs能够延续小额信贷模式并从中持续获得可观的商业回报。因为小额信贷项目已经建立起了适当的业务处理系统，所有业务处理流程都已经到位，RSFCIs具有持续开展小额信贷业务和其他金融服务的基础设施，农户与其他低收入人群则能够以一种常规方式继续从这些服务中获益，但要求RSFCIs必须足够筹集资金才能满足客户信贷需求，无论这些资源是依靠它们自己获得还是来自于外部资源。这是一种从财务指标上对RSFCIs可持续性的理解。

可以肯定的是，“财务可持续性”是MFIs与普惠金融可持续性运营的前提条件，意味着小额信贷服务产生的收益应当大于提供服务成本，清晰地显示出RSFCIs等MFIs有追求利润的需要，一方面显示小额信贷业绩产生利润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表明对低收入者提供持续性小额信贷支持。低收入者改变自身经济状况并非一朝之功，短期贷款绝无可能支持其所需要的生产性资本，因为到期偿还与信用挂钩的刚性规定，它只会损害低收入者的长期发展福利。为了给低收入者提供长期金融服务支持，RSFCIs等MFIs必须具有生存能力和存续经营能力，财务盈亏平衡乃至盈余对其减贫使命意义重大。

这一切都离不开RSFCIs对效率与产出的追求。效率是一个具有几个测量标准的指标，是RSFCIs绩效的内部决定因素，它反映了在既定投入情况下获得最大产出的能力，是小额信贷背景下对低收入者、农户提供小额贷款的有效方法。它还蕴含既定绩效水平下的成本降低和收入最大化，对RSFCIs财务可持续性有着长远影响。由此，效率与成本管理（每个借款人的成本）、产出（信贷员负责的借款人数量）有关。

基于农村地区MFIs经营情况的总结，Woller发现“借款人数量”和“每个借款人的贷款成本”是与MFIs财务可持续性最直接相关的两个因素；⁽⁵¹⁾他与Schreiner对MFIs财务可持续性影响因素的进一步研究发现，“生产率”对机构盈利性具有关键影响。⁽⁵²⁾Ganka观察到坦桑尼亚（Tanzanian）农村小额信贷机构的工作人员效率很低，他们虽然积极发展借款人数量，但却疏于维护与借款人之间的客户关系，长期无法改善机构盈利水平，以致机构难以实现可持续性。⁽⁵³⁾Ejigu将MFIs“成立时长”作为自变量，认为机构成立时间越长，经验累积越多，其运营效率、生产率与运营自给自足程度越高。⁽⁵⁴⁾Hermes和Lensink对此持赞成态度，认为实现了财务可持续性的MFIs均成立时间较长且规模较大，而那些远未达成运营自给自足的MFIs规模都比较小，还处在初创时期。⁽⁵⁵⁾但Microbanking Bulletin认为，成熟MFIs比新成立MFIs有更高的自给自足水平并不足为奇。⁽⁵⁶⁾

厘清“财务可持续性”对RSFCIs达成减贫使命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小额信贷过高利率的负面印象。虽然确实有一些MFIs的小额信贷利率高达80%，但是全球小额信贷的平均利率一般在35%。⁽⁵⁷⁾很难简单地判断其是否过高，一个合理且具有可持续性的费率水准设定基础是机构效率与成本管理。RSFCIs和银行一样，如果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其贷款收益必须能够支付财务成本、贷款损失准备金、交易成本和运营管理成本。

为了最大限度覆盖目标客户、增进“三农”发展，RSFCIs必须同时关注财务可持续性、使命可持续性和社会影响可持续性。其中，“财务可持续性”是实现“使命可持续性”“社会影响可持续性”的前提与基础，而“使命”与“社会影响”可持续性是RSFCIs存在合法性的方向指引，避免RSFCIs因过度追逐利润而致“使命漂移（mission drift）”。

从维持机构运营资金角度看，财务可持续性可以分成四个层次：从完全依靠财政补贴、政府拨款、捐赠等公共或慈善资金维持运行，到最后完全从客户方面动员资金或以商业利率从金融机构融资来维持运营和开展小额信贷项目。⁽⁵⁸⁾换言之，财务可持续性的关键是通过贷款等金融服务获取足够利润以支付RSFCIs运营成本、根据通胀调整的财务成本、贷款违约损失、资金利息和其他费用，也足以覆盖RSFCIs进一步扩大业务规模的成本，从而减少乃至消除对外部资金的依赖。因此，长期的可持续性要求RSFCIs有效控制贷款违约率、广泛动员储蓄、保证资金成本尽可能低、加快投资组合调整、将运营成本降至最低，但最重要的是设定一个合理利率，既能覆盖这些成本，贷款人特别是边缘人群也负担得起。财务可持续性可以通过一组指标得到衡量与检测（表1-2）。

学者对1-2表内的指标各有取舍，例如，Otero和Rhyne认可“捐赠与补助比值”，将“是否依靠捐赠、拨款、补贴”作为判断MFIs财务可持续性的标准，强调只有当一个MFI在完全没有“公共补助（Grant）”或“慈善资金（Donor）”支持下能够维持运营的时候，才算得上实现了财务可持续性。⁽⁵⁹⁾

任何一个RSFCIs要想不再依赖公共与慈善资金，要么必须有足够的“财务留存收益”，要么能够通过动员客户储蓄资源或者以商业利率从其他机构融入资金。前者要求对贷款收取足够高的利率，以便覆盖运营成本、贷款违约损失、资金成本和其他费用，后者则要求机构有良好声誉和盈利前景。

不过，即使是有政府支持的RSFCIs也不可以随意确定贷款利率。虽然因为目标客户和目标市场的独特性，RSFCIs开展业务需要花费更长时间和投入更多人力，但也只能将重心置于降低运营成本，而不是对贷款农户收取不合理的高利率。另外，支持RSFCIs的政府拨款或补贴因政府职能重心调整可能面临减少甚至取消，捐赠资金的稳定性与持续性也因宏观经济环境波动而波动。由此，对RSFCIs而言，最重要的是实现经营自给自足（Operational Self-Sufficient，OSS）和财务自我可持续性（Financial Self-Sustainable，FSS）：OSS表示小额信贷机构是否有足够收入可以覆盖直接成本，不包括资本成本，但包括实际融资成本；FSS表示RSFCIs实际的财务健康水平，包括调整后的资本成本和OSS的组成部分，它还意味着在收入来自于贷款及其相关业务的基础上，RSFCIs能够生存并增加其资产基础的程度。

按照惯常的金融机构经营管理原则，“开源节流”是RSFCIs提高OSS和FSS的不二法门，即广泛动员储蓄尽可能降低资金成本、有效控制贷款违约率降低损失、灵活调整资产组合增进收益、改善管理降低运营成本，等等。但是，RSFCIs的目标客户与减贫使命是其定价机制的约束，它要求贷款利率的设定既要考虑覆盖运营成本，还要考虑贷款人是否负担得起的问题。只有当客户负担得起，客户才会产生需求的可持续性。

在此条件下，RSFCIs除了精心设计适合目标客户和目标市场的金融产品，还要面临“负担得起”所引发的旺盛需求如何才能得到满足的困局。而RSFCIs要满足“可负担得起”贷款需求的前提是机构拥有源源不断的“可贷资金”，而“可贷资金的可持续性”又取决于RSFCIs财务可持续性。因此，财务可持续性对RSFCIs意义非凡，在帮助RSFCIs摆脱公共或慈善资金依赖症的同时，能够依靠行业声誉与可观的商业回报吸引更多资金进入农村市场，改善农村市场资金匮乏，为农户增收或减贫创造条件。

不可否认，RSFCIs的财务可持续性与减贫使命可持续性之间存在天然冲突，这是微型金融领域著名的“财务与社会使命双重底线冲突”。福利学派的“补贴论”主张通过提供补贴方式帮助MFIs吸引外部资金，创造一种“挤入效应（Crowding-in）”，进而扩大低收入客户覆盖范围，由此达成财务可持续性和社会影响可持续性。⁽⁶⁰⁾但制度学派强调，只有初创或起步阶段的MFIs才可以得到补贴支持，随着经营规模扩大，它们应当获得利润实现自给自足，最终完全摆脱补贴依赖。⁽⁶¹⁾同时，它们会以更高效率和更多热情开拓新市场和开发新产品，更好地为穷人服务。⁽⁶²⁾“补贴论”和“商业化”两种论点各有其适用范围和成功案例，但为边缘弱势人群提供金融服务，不能只凭一腔热情，有观点认为可以通过专业化的“社会绩效管理（Social Performance Management，SPM）”来弥合两者之间的差异，设计适应边缘人群需要的产品。⁽⁶³⁾

“SPM标准是对一种MFIs都失去了对其客户关注的行业现象的回应，多数机构宣称会增进客户福利，但是在过去二十年里它们关注的却是财务可持续性而非客户需求。许多机构被财务结果所驱动，只专注于财务绩效管理。不过，追求社会目标的机构还必须管理其社会绩效。通过界定和提升强大的SPM标准，将有助于机构再次将重心置于客户”，⁽⁶⁴⁾纠正MFIs过度追求回报率的财务行为，寻求财务可持续性和社会可持续性的融合促进。相当多的MFIs是从捐赠或补贴的地方社区基金中发展而来的，初创时期便具有一定社会目标。在随后持续发展中，即使规模有所扩大，社区资本仍然是其重要支持，满足原社区需求是其社会责任。那么，按照SPM框架和财务风险认知，从地方捐赠、财务补贴或社区基金发展而来的RSFCIs不可以投资可能具有社会价值但不具有财务回报的项目。显然，RSFCIs运营中的财务结果和社会结果同等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