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 言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一、研究背景
1. 时代背景
伴随着经济—文化全球化、新一轮科技革命与消费社会的三股浪潮，国际文化软实力博弈越来越趋白热化。今天，文化的意义无论在哪个国家都不再局限于上层建筑层面，而是与产业相结合，成为一种巨大的生产力，一跃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家，拥有博大精深的文化，是一个文化资源大国，但在全球文化市场上，还算不上文化产业强国。在各国大张旗鼓打造文化软实力的当下，探索文化产业的发展尤为重要。
从早期的文化工业到今天造就巨大经济链条的文化产业，无论是文化产品的生产还是文化价值的传播，都离不开资本的运作。当前的文化市场也是文化资本的市场，而以文化产业方式创造的文化产品，与伴随产品而输出的文化内涵都可以看作是文化资本的积累、转化、增值、延伸与循环，是资本的一系列运动。从文化工业到文化产业，正是文化资本发展的典型，是蕴含在文化中的资本不断流动繁衍的结果，是资本实现扩张的必经阶段。
然而被市场经济与新兴媒介急速催生的文化产业，作为文化与资本典型的高度结合，既造就了空前的文化生产力，又引发了新时代的新的文化矛盾，主要表现为文化产业的经济、文化与审美价值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即人们常说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对立统一。其具体表现为：对于文化资源的不当挖掘与片面开发造成文脉断层；过度炒作文化资本致使文化生态遭到破坏；肆意扩张文化市场导致文化泛经济化；无限刺激消费欲使消费主义大行其道。更深层地反映为：文化商业化与文化低俗化倾向；文化资本化过程中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危机；文化全球化大潮中的沙文主义威胁等。在文化产业如火如荼蓬勃发展的今天，一方面我们为这样繁荣的发展现状欣喜，另一方面又对其中产生的问题十分忧虑。
结合今天文化生产与文化资本、商业资本的紧密联合以及伴随资本流动扩张的全球化进程，笔者把这个时代命名为“文化资本时代”，将文化融入经济学领域中探索，再以社会学的视角来反观文化经济化过程中的诸多现象与问题，从而审视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希望能为我国的文化产业政策研究带来一些启示。
2. 政治背景
2000年10月11日，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第一次在中央正式文件中使用了“文化产业”这一概念，提出了“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的任务和要求。“文化产业”概念的提出，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化产业”概念的提出绝非偶然，而是具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是基于五大现实背景：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科技的高速发展；国际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文化经济在实践中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因此，这绝不仅仅是提出一个新名词、一个新概念，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是文化产业自身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必然结果。文化产业的提出，反映了我们对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生产共性与个性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反映了我们对文化发展客观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反映了文化自身发展的多侧面和复杂性。自这一概念提出以来，文化产业的发展越来越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以及社会各方面的密切关注，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经过了三个“五年计划”的发展，当代我国文化产业展现出多元业态与广阔的发展前景。文化生产与经济业态、科学技术、社会生活交相辉映，使人民精神文化面貌和社会精神文明程度大为改观，改变了我国国情国力。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发展文化产业，特别强调展现中华文化影响力，从产业宏观布局、文化体制改革到法治市场、企业品牌、版权保护、金融财税、平台建设、贸易流通、文化消费、产业融合、新兴业态等方面出台了政策法规，政策利好不断显现。应该说，当前我国文化产业正处于顶层设计越来越强、文化改革越来越深的政治背景下。无论是政府相关部门、文化产业经营主体，还是理论研究者，都本着“坚定文化自信”的态度，推动文化产业进入全新发展阶段。
3. 理论背景
无论是文化产业界还是学界，早已认识到，文化不仅是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而且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力和动力，越发成为国际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特别是文化产业对于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直接作用，对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意义，全球已成达共识。
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文化产业研究融汇了多门学科的知识体系、理论背景和实践经验，是一门跨学科的专业。对于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既有从经济学方面进行探索的，也有用社会学方法进行研究的，还有从政治学角度进行研究的。其研究流派和研究视角：在国外有新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与文化资本理论等学派；在国内则有从大众文化、文化经济、消费空间等视角入手研究的诸多学者。
与国外起步早、理论发展成熟的文化产业相比，我国的文化产业无论是实践发展，还是学术研究都处于初步探索与逐渐成长的时期，产业发展尚不够成熟，理论研究的积累还不够充分。应该说，我国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方兴未艾。
本书尝试将中国文化产业的研究置于“文化资本”这一学术概念与研究语境之下，关注文化资源的资本化、文化产品的商业化问题，提出“文化资本时代”这一命题。关于“文化资本”理论，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他在《资本的形式》中提出文化资本是资本的一种类型，可以向经济资本转化，且本身以三种形态存在。自从布尔迪厄提出“文化资本”这一概念后，此概念一直被国内外学术界人士大量引用，并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从社会学到经济学，从政治学到文化学再到教育学，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对其他学科的理论探索具有深远的启示。其提出的文化资本的第二种形式，即“客观化的文化资本”，对今天探索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途径与政策导向尤为重要。
另外，澳大利亚麦考里大学经济学教授戴维•思罗斯比继布尔迪厄之后深化与拓展了“文化资本”的概念，他认为，文化资本是以财富的形式具体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的积累。这种积累紧接着可能会引起物品和服务不断的流动。与此同时，形成了本身具有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商品。财富也许是以有形或无形的形式存在。他将布尔迪厄的非经济理论构架下的“文化资本”理论积极地应用到经济学分析中去，深化了文化资本的内涵：第一，可以将文化资本看作是一种经济现象，阐明了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之间的关系；第二，推测文化资本在经济学中对经济产出和增长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是非常有用的；第三，文化资本可能有利于我们对可持续性的理解；第四，如果确实存在一种可以被称为文化资本的现象，并且具有许多传统形式资本的特征，那么我们可以将它运用到投资分析技术中来，这些技术正被应用在其他环境中，像资本预算和成本收益分析等技术。(1)戴维•思罗斯比发展了布尔迪厄的理论，对在文化资本的学术架构下研究当今的中国文化产业大有帮助。
二、研究意义
1. 政治意义
从中国近代史到20世纪的改革开放再到今天，一直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观念、政治观点与理论思想对我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我国的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念对西方却影响甚微。暂且不论文化传统、政治体制、经济形态方面的因素，单从文化产业方面考虑，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说过：“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并断言：“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从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具有国际传染性的学说。”这一评论道出了中国文化在国际社会中的边缘地位与弱势影响。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华文化的传播力与影响力与西方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目前，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还面临规模小、结构失衡等问题，文化产业的聚集发展水平较低，因此提升我国文化世界影响力是我国现代文化建设的需要。
在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文化产品的同时也传播了价值观念，形成了所谓的“文化后殖民主义”或“文化帝国主义”。在全球化的开放市场中，发达国家几乎是以强势的形态打开了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向发展中国家灌输了一系列文化观念。因此，可以认为，发达国家是以巨大的文化产业链造就了大规模的文化产品，并将这些文化产品文化通过资本的扩张运动输入给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文化霸权战略”，对发展中国家文化安全构成威胁。
在文化软实力激烈博弈的国际文化舞台上，文化产业竞争力作为文化软实力的一个主要构成部分，越来越被世界各国所重视。在我国，将文化产业打造成支柱性产业是实施“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一步。发展文化产业也是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强化中华文化凝聚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可行途径。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与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已经拥有了充足的时代条件。今天，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维护文化自治的一个策略就是追上那些发达国家的大公司（跨国公司），把握“文化话语权”。这就要求扭转我国当前的文化贸易逆差，我国文化产业不仅要占据国内市场绝大部分份额，还要进军海外市场。
我们应当认识到，经济全球化是经济资本扩张的一个阶段，而文化全球化则是随之而来的文化资本扩张的必然结果。今天发达国家通过文化产品向我国渗透的价值观念等都是附着于文化资本之上，通过经济资本的运转来输入的。在深化发展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基础上，应认识到，不仅社会中的个体具有以具体形态和制度形态存在的文化资本，并可以拥有以客观形式存在的文化资本；更重要的是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小到一个组织、一个企业、一个集体，都拥有独立、特别的文化资本，具体表现为历史传统、文脉底蕴、文化标志、共同信仰、集体气质等。正是这独一无二的文化资本塑造了群体成员的文化认同感。从这个视角来看今天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与我国文化在国际中的交流，具有更加深刻的意义。
综上所述，本研究对于我国在国际文化互动中提升文化软实力、强化核心竞争力，在国内文化市场中把握文化领导权，形成民族凝聚力等具有重大意义。
2. 经济意义
文化产业能够打造巨大的经济价值链，极大地提升经济产值，提高我国的经济实力。今天，人们往往将文化产业看作是继第三产业服务业与第四产业信息业而急速兴起的第五大产业，可见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谈道：活动于异化范围内的人们，可能把“通常的、物质的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人类活动”的一部分，看成是人们“普遍存在”“普遍运动”的一部分；同样，反过来，人们也可以把这个“普遍存在”“普遍运动”看成是工业的一个特殊部分。这其中就包含“工业化的文化”或“文化工业”的思想成分。“工业化的文化”的出现，实际上是在资本主义精神生产领域形成的，虽特殊但却是必然的形式。因为只有创造剩余价值，商品才转化为资本，才会作为资本生产出来。后来，马克思又在《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中指出：“任何时候，在消费品中除了以商品形式存在的消费品外，还包括一定的服务形式存在的消费品。”(2)这再次涉及与文化生产和精神产品有关的内容。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期里，我国一直将文化局限在上层建筑领域内，认识到文化的经济价值并提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还是近年来的事情。因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文化产业起步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正处于腾飞发展的阶段。本书深入探索分析文化资本与文化产业的关系，并针对正处于“文化资本时代”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中的诸多矛盾与问题提出相应对策，以期为繁荣文化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贡献微薄的力量。
在经济发展下行压力加大的“新常态”时期，文化产业要超过其他产业，保持倍增、递增势头，成为拉动经济的一大杠杆，体现其支柱性地位，对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发挥长效作用，其发展的任务艰巨。
3. 文化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然而，在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物质商品极其丰富的今天，文化商品形式还不够丰富，内容还需提升，同质产品多，无法满足人们迅速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人们文化消费观念尚未彻底觉醒，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这些都反映了我国在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上还不够均衡，离全面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还有一段距离。因此，在我国经济建设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推动文化建设迈上一个新台阶，复兴中华文明，是时代赋予我国的艰巨历史使命。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展文化产业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有利于丰富人的精神世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与具有相对对立形态与独立价值的物质产品不同，文化产品的形态与价值都是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并在传播中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文化赋予人的活动以价值和意义，人又不断赋予文化新的内涵。因此，文化产品比物质商品更大地作用于人的生活，更深刻地影响人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模式。随着早先的文化工业向今天的文化产业升级，独立于文化产品经济价值之外的文化价值与审美价值得到了更大程度地展现。因此，研究位于巨大经济价值链上的文化生产无疑具有特别的意义。
另外，从“以人为本”的视角来谈，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人文向度与人文关怀至为重要。人是社会实践与社会发展的主体，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人的发展，而文化资本对个人的发展与其阶层的上升有很大的影响。“文化资本”理论的先驱布尔迪厄曾区分了文化资本的三种存在形态：具体的、客观的与体制化的。结合人本身的发展来谈，人可以通过学习、思考、修养等积累第一种形态的文化资本；可以通过继承、购买、转让等拥有第二种形态的文化资本（至少是其物化的形态）；可以通过教育、考试、资格取得等获取第三种形态的文化资本。从社会整体来看，社会的文化资本便是许许多多以个体存在的个人的文化资本的集合。因此，将文化产业的发展与文化资本联系起来探索，有助于深化发展我们对构建学习型社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认识理解。
总之，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要义来看，发展应是全面的进步，任何片面的发展都不是真正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人的发展。今天，我们要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这样的背景下，本书的研究具有了现实的文化意义。
4. 理论意义
文化资本理论的奠基人布尔迪厄的研究具有社会学新视角的开辟、多元资本形态的开发、文化资本主体地位的确立等多重理论意义。本研究在借鉴了布尔迪厄观点的同时，借鉴了其他诸多学者与理论先驱们的相关论述，拓展了文化资本的理论构架，深化发展了文化资本理论，把文化资本理论纳入产业研究这个经济学范围，先从经济学的视角考察了文化资本的产生与演变，然后从社会学的视野来反观这一产业运营现状，从而审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得失，进而探讨对策。
在本书中，笔者提出了“文化资本时代”这一命题。这是对当代文化产业发展格局的一个界定，也是本书写作的基础。无论是本身具有使用价值的文化商品，还是借助文化产品输出的意识形态，以及随着经济文化发展而提升的人民素养、社会文明程度等，都与文化资本的积累、流动与增值有关。因此，这一命题阐明了当代文化资源的资本化趋势，并把这一转化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驱动力，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关于“文化资本”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1988年版的《教育社会学研究与理论手册》（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Sociology of Education）中，此后，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不少研究。然而，大多数的研究都集中于阐释布尔迪厄置于社会学命题中的“文化资本”概念，把它与阶级分层、权力划分、教育制度、符号暴力等社会政治学相结合，很少从经济学角度去研究论述并拓展此概念。在中国文化产业日益兴盛，相关理论探索日益进步的今天，国内有一些学者逐渐从产业资本的角度深化对“文化资本”与文化产业关系的认识，取得了一些相关研究成果，但是成体系的学术著作仍十分鲜见。大多数研究局限于研究文化产业运作的模式，没有结合“文化资本”概念来谈，没有将二者紧密地联结起来。
本书尝试将“中国文化产业”放入“文化资本时代”这一背景之下，将文化产业看作是与经济资本密切结合的文化资本催生的产物，以更贴近产业运营本质的视角来考察问题。如此，便认识到了文化生产的社会政治属性与商业产品属性并存，既看到了其属于上层建筑即意识形态的一面，又看到了其作为物质基础即经济形态的一面，从而跨越了学科界限，揭示文化产业的双重属性。针对当下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的种种机遇、挑战与问题，提出对策建议。对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进行了些许有益的探索，也对我国当前文化产业理论研究做了一定的补充。这样的研究才更符合文化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
5. 实践意义
本书是基于对当下文化产业及其发展环境的认识基础上，针对其在发展中面临的机遇、挑战与产生的问题，希望能对文化产业的发展有所裨益。
如今，文化产业的蓬勃兴起造就了热闹非凡的文化市场，也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文化资本的运作才显得格外重要。面对全球化作用下的开放市场，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要把握这一时代契机，挖掘我国丰富的文化资源，抢占国内外文化市场空间，在对文化资源进行产业升级与资本运营的同时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同时，文化产业的发展，促进文化市场的繁荣，在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亦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消费主义盛行、大众文化“三俗”化、文化“炒作”等，这些问题影响了文化资源的良性循环，对文化生态造成了不小的破坏。这些都是资本逐利的结果。由于在资本逐利作用下的市场本身具有自发性、盲目性等缺陷，而市场调节又有滞后性的缺点。这就要求我国在关注文化产业经济效益的前提下，更加强调其社会效益，从而保证我国文化产业健康持续的发展。
以上均是本书涉及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在考察现状的基础上提出的，将对实践产生一些指导意义，并有助于政策制定者进一步思考文化产业政策的目标、原则、手段、实施机制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