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一、以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引领文化产业发展
“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中提出的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使用“文化自信”一词：2014年2月，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2014年10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2016年5月，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2016年在“七一”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坚持“四个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一条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再到文化自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复兴伟大中华文明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和高度的文化自觉大力推动文化创新，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但对中国发展具有基础性意义，而且对世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所谓文化强国，是指这个国家具有强大的文化力量。这种力量既表现为具有高度文化素养的国民，也表现为发达的文化产业，还表现为强大的文化软实力。随着文化软实力在国际竞争中地位日趋重要，我们更要加快脚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怎样才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呢？需要把握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需要培养和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二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三是要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四是加快文化体制改革。总之，坚持打造文化软实力，以中华文化伟大复兴作为先导力量，开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强国之路，将文化发展融入“两个一百年”的伟大“中国梦”。以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是我国实现文化强国建设的必然要求，作为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中新的经济增长点，为文化自信的确立提供了实现载体，是彰显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最重要形式。
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第一次在中央正式文件中使用了“文化产业”这一概念。至今，文化产业发展已近20个年头，和国外相比，我国文化产业起步较晚，产业结构、产业政策、理论研究等还不够成熟。对“文化产业”概念的明确界定，标志着我国政府开始有意识地运用产业政策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应该说，我国“文化产业”概念的提出与文化产业的日益蓬勃发展是与时代的进程息息相关的，与世界的发展密不可分，与我国先进文化的建设同步前进的。
以世界的发展来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媒介大融合、信息无边界成为全球文化产业大发展的第一动因，促进了全球文化的交流与互动。而金融资本的流通、全球文化市场的开放以及世贸规则及市场经济原则的发展等，都在不断促进世界各国通过文化产业的方式向他国输出文化产品，传播文化观念，抢占世界文化市场。同时，今天的文化传播者已经由精英知识分子、各国政府、公共文化机构等不可逆转地演变成为大众传媒、跨国公司、大型文化集团等，发展文化产业势在必行。
从我国的社会背景来看，发展文化产业有以下几方面的契机：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逐渐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开始大力推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并日益将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上议程。这标志着我国文化发展方式的转变，逐渐将文化纳入市场经济的体系中，遵循文化产品发展的自身规律，遵循市场的规律，以产业化的运作方式来解放和发展我国的文化生产力。
第二，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我国文化产业也面临着机遇与挑战。早在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签署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以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作为世贸组织的三个基础性文件，它们分别涉及了与文化产品贸易、文化服务贸易等方面相关的知识产权问题。加入WTO，标志着我国不仅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也意味着我国与世界要进行全面的文化交流，文化产品的贸易更加活跃，异质文化的相互渗透更加广泛，竞争更加激烈。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播上的强势姿态，我国一方面要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抵御全球化进程中外来文化的消极影响，防止可能出现的“单城化”(1)倾向；另一方面，提升文化自信参与各国之间激烈的文化竞争，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高我国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与市场占有率。这些都要求我国必须尽快推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跟上时代的步伐。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第三，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党的十六大以来，文化建设与文化体制改革被提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其目标不再单一地指向体制内国有文化事业单位，而是把“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文化体制”当作根本宗旨，要求充分借鉴市场经济发展经验，重构现行文化体制，并将其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整体系统。在此后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十七大、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十九大上，文化体制的改革方向不断纵深化，改革目标不断具体化，改革措施不断全面化。应该说，我国文化体制的全面改革是伴随着文化产业的全面兴起而展开的。“文化产业”概念的提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凸显了现有的文化体制与文化产业发展要求的不匹配。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使管理体制适应文化发展的转型，2002年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明确提出文化体制改革任务；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正式全面启动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工作；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2008年，文化部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文化系统文化体制改革的意见》；2011年，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以2012年党的十八大为界，此前文化体制改革已经走过了10年历程，完成了阶段性改革任务，此后面对新形势、立足新起点、着眼新目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强化顶层设计呼之欲出。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于文化产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创新生产经营机制，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可见，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已走过了近40年的历程，文化体制改革经历了探索起步、推进和深化阶段。
显然，文化产业对一国的经济增长、国际形象、文化主权等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化产业可以提高国家软实力。我国文化产业是伴随着文化生产经营实践不断深入、国际文化联系日益紧密、科学技术不断发展、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化，迅速发展着的。从国际国内的背景看，今天我国的文化产业正处于“跨越式增长”的腾飞阶段，在这一阶段推进文化产业发展需要对当前的文化生产环境有清醒的认识，并树立一种“文化自觉”的心态。笔者认为，中国文化产业的自觉至少应包含两个层面：第一，在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进程当中，要加强民族精神的培育，实现中华文化自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第二，处于后工业社会时期，面临文化资本化时代大潮，要肩负文化担当，实现文化生态自觉，切实提升文化生产的社会效益和文化价值。当今时代，应树立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进而实现文化自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发展文化产业的自觉性。
二、面对文化全球化的民族凝聚力与文化自觉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体验，并使我们习惯并依赖这种生活方式。从100多年的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全球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50多年间。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和资本、劳动力大规模的国际性流动成为这个时期的重要特征。据统计，当时主要欧美国家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量占国内总产量的比例比20世纪绝大多数年份中的平均比例还要高。第二个阶段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球化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个阶段以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体制的形成以及跨国公司的大量出现为特征。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到八九十年代形成的一股强劲浪潮，它是在新的技术革命，特别是在信息革命背景下，以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及扩散、资本流动和企业经营活动的国际化等为重要特征，其影响是空前的。在这一阶段，全球化的进程具有普遍加速的特点，并逐步出现了一体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随着资本的扩张与流动，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科技进步与信息传播提速既作为全球化的动因又作为全球化的表现形式，不断扩充人类生活的时空；市场经济体制具有普遍化的趋势，各国面临一个全球化的开放市场。在这三种因素的客观推动下，文化全球化成为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随着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人类的实践突破了原有时空的限制，实现了文化传播、文化交流、文化交往等实践方式的全球化。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了解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事情，互联网为人类的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推进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间的文化交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日益增多，直接推动了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世界的界限已经被打破，世界变成了“地球村”，各民族在交流的过程中，文化间的交流与渗透愈加明显。英国学者汤姆林森在谈论全球化与文化时说：“全球化处于现代文化的中心地位；文化实践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全球化，一言以蔽之，就是复杂的‘联结’。”(2)这种联结，实际上就是指人们体验到了一种全球空间的亲近感，即“时空的压缩”。在今天，现代化的社会生活的特征就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而所谓全球化，指的就是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融合的一个历史过程。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存在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尽管全球化被公认为并没有消解文化的多样性，世界文化绝不可能朝着单一的方向发展，然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交流不可避免地带有强势与弱势的冲突，或者或多或少地带有一种“潜在的单城化”(3)与“非领土扩张化”(4)倾向。在商品经济大众文化的刺激下，全球化正在对传统文化与民族文化、高雅文化与精英文化产生冲击。
从改革开放到中国“入世”（加入WTO），再到人民币“入篮”（加入SDR），我国融入全球化的经济与文化潮流之中。汤姆林森在《全球化与文化》一书中向我们展示了处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所面临的严峻问题：全球化在促进各地区文化交流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全球的文化等级差别，处于文化传播劣势的发展中国家若一味沉迷于“世界主义”（Cosmopolitan）的快感之中而不觉醒，很可能成为发达国家潜移默化进行文化移植的对象。
由前所述，全球化是世界发展的一种客观趋势，它具有多维性，而文化正是这一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维度。笔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是经济资本扩张的一个必然过程，这种经济资本也许附带了各种形态的文化资本，也许本身就是基于某种文化资本之中转化而来的，因此，文化全球化即是文化资本扩张的必经阶段。今天发达国家通过各种产品与服务向我国灌输的众多观念都是附着于文化资本之上，经过经济资本的转化来传播的。正是在这样的一些不经意的体验中，美国文化正向全球各地扩散着。迪士尼和梦工厂的动画、好莱坞的大片、日本的动漫、韩国的连续剧等在世界各地的风靡，足以说明文化产品与文化产业的巨大作用。
文化产业的国际化发展是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集中反映，它既包含物质的成分，又凝聚着精神和意识形态的成分，反映了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辩证关系；它既为文化全球化提供手段和载体，也反映了文化全球化的发展水平。今天的文化全球化不仅是以文化作品、学术对话、思想理念的形式扩展，最重要的是以产品输出的产业模式推行。
可以说，在当代社会经济条件下，如果没有文化产业的全球化，就没有文化的全球化。如此看来，中国文化的自觉与中华民族主体意识的树立，就不能仅仅停留在价值观念、道德理想的层面上，而必须要振兴民族精神与传播本土文化，借助产业的手段来开发丰厚的文化资源，弘扬我国文化的价值理念，提高我国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使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扩大我国文化的感召力。
从文化资本的角度来看，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小到一个组织、一个企业、一个集体，都拥有独特的文化资本，具体表现为历史传统、文脉底蕴、文化标志、共同信仰、集体气质等。正是这独一无二的文化资本塑造了群体成员的文化认同感。以这个视角来看待今天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与我国文化在国际中的交流竞争，就要求我国从文化资源大国转变为文化资本大国，充分利用现有的丰富资源，并将其作为我国文化产业的驱动力，从而大力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以发展文化产业传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这无疑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是世界正确认识中国和平崛起的最佳途径。
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文化产业在世界各国已不仅是一种提高国民经济的手段，更成为国家的重大文化战略，以此来传播文化和扩展其政治影响，提高其国际话语权。因此，发展文化产业，传承和传播文化传统，弘扬民族文化，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维护本国文化的重要途径。据统计，美国仅影视娱乐业的产值便占全国GDP的20%以上；英国文化产业年产值至少600亿英镑；日本则领跑全球游戏、动画、卡通、漫画市场，一年的文化产品销售额高达11万亿日元，目前已是世界第二大文化产业强国，其文化产业产值已经超过汽车工业产值，占GDP的20%左右；韩国在经历经济危机的打击后，提出了“文化立国”的方针，以动漫游戏和影视为主要出口产品的文化产业已占其GDP的15%左右，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五大文化产业国。我国在文化产业上落后于这些发达国家，其总产值增加值仅占GDP的3%~5%，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
我国文化产业处在一个历史发展新时期的入口，在文化产业发展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我国文化产业不仅整体上显得薄弱，而且内容缺乏创意。这不仅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更难以使我国文化产品立足世界市场。当然，这一现状和当下大众文化的同质化倾向不无关联，而这一倾向正是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在文化上的必然反映，尤其是美国具有“普世价值”的流行商业文化。如今，以商业和娱乐为主要形式的商业化大众文化的兴起和流行，不仅涵盖了精英文化、高雅文化、科学文化，而且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文化的同质性，即大众文化消费的同质性。现在无论是在报纸杂志，还是在音乐、广播、影视、网络上，以商业和娱乐为主要形式的大众文化产品到处可见。应该承认，尽管文化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文化的一体化，然而却有其自身的主导文化。福朗西斯•福山甚至断言：“全球化必然就是美国化。”(5)文化全球化的核心在“化”，即把一种文化价值观、文化模式普遍化或向其他民族渗透。在这点上，文化全球化是由占据经济优势地位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尤以美国的商业文化和大众文化为代表的文化发展趋势，从麦当劳到米老鼠再到好莱坞，莫不如是。这样的文化趋同现象，促使我们去思考，民族文化如何在全球化面前立足？面对全球化，应当如何合理地定位民族文化？这就要求关注文化产品的内容创新，注重文化特色，打造民族品牌，积极顺应文化产业的全球化趋势，变被动地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动，使本土文化资源借助产业的平台得到发展，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发展。
我国有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史，历史文化资源极其丰富。既有文化底蕴深厚的历史遗址、建筑园林，又有浩瀚的文化典籍、艺术珍品。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中国人自强不息、不断求索、不懈奋斗的历史，印证着华夏子孙非凡的智慧与创造力，蕴含着民族的自豪感、自尊心和自信心。当今，发展文化产业与弘扬、培育民族精神是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其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在国内，它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分；在国外，文化产业则担负着传播我国文化、树立国际形象的重任。
在伴随文化资本扩张而来的文化全球化时代，要呼唤我国文化产业中民族精神的觉醒与本土文化的复兴，首先要认识到：一个民族的文化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世界和自身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积淀着这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延续和发展，都是在既有文化传统基础上进行的文化传承、变革与创新。如果离开传统，割断血脉，就会迷失自我、丧失根本。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形成了优良的文化传统，不仅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而且对世界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们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铸造中华文化新辉煌，必须依托历史、立足现实，尊重过去、面向未来，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挖掘整理和科学扬弃，使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得以延续，始终保持中华文化的鲜明个性和独立品格。其次，在我国的文化生产实践中一方面要注重挖掘本地、本民族特色，善于活化传统资源，创造独具魅力的民族文化品牌，例如：由我国著名舞蹈艺术家杨丽萍编导的大型原生态歌舞集《云南映象》等，经过十几年的精心打造，使“七彩云南”文化品牌形象广泛传播并深入人心；《中国诗词大会》《国家宝藏》等实现收视率和口碑“双赢”的节目，让人更好地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有助于弘扬传统文化。另外，在文化产品中融入传统文化元素，或采用具有民族特色的表现形式，例如：在国际电影市场上走俏的中国功夫武侠片；近几年流行的“中国风”和“古风”音乐作品；被评论为“脑洞大开”的广受欢迎的故宫文创系列产品等。
把文化发展放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来看，应当认识到，今天的文化全球化会导致一定程度上的全球文化趋同现象，但是，从长远来看，各国文化各具特色，具有差异性，全球文化发展呈现多样化才是主流。同时，全球文化市场的形成还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相互竞争，尽管这一过程难免伴随着不平等、不公正的等级模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全球化的过程是一种悖论，其中可能产生新的冲突和融合模式。如此，全球化真正创造了一种文化平台，可以使各种文化真正的凸显其独特性，使人们在理解各自文化和历史的过程中相互交流，彼此包容。
三、面对文化资本化的文化发展观与文化生态自觉
笔者将文化产业定义为基于文化资本之上的产业化运作，即是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将文化资本再转化为经济资本，在资本的积累和流通中，文化实现资本增值，传播了文化价值并且增加了经济产值。
资源是实现资本转换的基础和前提，而资本则是资源实现其转换的结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只有通过市场的作用实现了资本的物态转换，才能实现其自身价值的升值和作用空间的拓展。因此，文化产业的兴起，正是文化资源资本化发展的一个结果。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文化资本是一种体现在文化资源上的获取收益的潜在能力的价值。作为一种自行增值的价值，文化资本不仅在生产过程内活动，而且也在流通过程内活动。与其他资本一样，文化资本也会经历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货币资本的循环和职能转换过程。文化资本只有不断地从流通过程进入生产过程，再从生产过程进入流通过程，这样循环往复地运动，才能实现价值的增值。由此，从资本的逐利本性上来看，文化资本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价值增值，尽管这是一种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双重增值，然而为了尽快完成这一过程，取得最终的利润，资本总是倾向于和文化快速相联。在这个意义上，若把文化产业理解为文化的资本化运营，则不难发现文化资本的发展具有双重影响。
一方面，文化资本化打造了巨大的文化产业链条，经济与文化的共生互动关系日益加强，造就了强大的文化生产力。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文化作为商品和服务进入市场，具有越来越大的经济价值，已经形成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今天的市场上，很难找到没有文化标记的产品，很难找到不借助文化影响的销售，很难找到不体现文化意义的消费。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参与国际化程度提高等，都越来越取决于文化发展的综合水平。随着知识经济兴起和信息技术发展，经济与文化进一步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相互交融，逐渐呈现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客观趋势，并展现为“经济文化化”和“文化经济化”这样的对立统一面。其中，“经济文化化”是指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文化内涵不断增强，文化要素不断发挥作用，经济与文化相互交融的特点日益显著，人文内容和文化资源在各种资源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经济产品中的文化含量不断丰富。这点在当今各国作为支柱产业的文化产业中反应明显。文化不再简单地被当作静态的资源，而是作为一种活态的资本直接进入经济活动中，与经济资本一起参与资本循环和增值的过程。这样，文化逐渐进入市场，从原来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进入和经济直接联系的产业生产领域，由原来的由政府主导转变为由“看不见的手”，即市场进行自发调控，文化生产的经济效益日益显著。这在文化产业上有着尤为直接鲜明的体现。目前，在世界发达国家的GDP中，1/5以上直接源自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已经成为继农业、工业、服务业、信息业之后迅猛崛起的第五大产业，形成了一股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然而，另一方面，在文化产业产生巨大的文化生产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文化的资本逻辑和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之间的矛盾和问题。由于处于文化资本逻辑之下的文化产业遵循市场运作的逻辑、经济化的原则，追求价值增值最迅速、利润最大化、成本最小化，要求尽快完成产业资本的循环。我国现行的社会主义文化制度更加关注文化的社会效益，在文化产业的经济价值之外更加凸显了其文化价值与审美价值，倡导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强调主流价值观和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追求全面小康社会与人的均衡全面发展，要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落实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统一等。虽然我国文化产业已初具规模，但是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比较大。目前还存在如下问题：片面开发文化资源导致文脉断层；过度炒作文化资本致使文化环境破坏；片面发展文化市场造成文化泛经济化；商业文化助长文化世俗化倾向；文化高度资本化引发意识形态危机；全球文化一体化浪潮带来美国主导的帝国主义式“话语霸权”威胁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可以概括为文化生态的失衡，要推动我国文化产业持续健康的发展，就必须要有一种对于文化生态的觉悟。
在这里，文化生态是与自然生态相对的范畴。(6)自然生态是指一切生物有机体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的紧密关系；相应的文化生态则指一定历史时期、一定社会文化大系统内部诸文化形态之间以及文化与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方式和状态。与自然生态相比，文化生态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系统。如果说自然生态表现为自然界的各种生命体与自然环境紧密联系，既被自然环境影响，又作用于自然环境；那么文化生态则表现为由人类创造的精神文化与人类社会的共生关系，它由人类社会建构，并随着社会与历史的发展被不断赋予新的意义，影响人类的日常生活与社会的发展。
文化是历史的积聚，具有历史继承性，文化又是现实客观存在的反映，具有现实性、时代性和创新性。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外界条件的总和的生态环境，除了生物、非生物、地理和人为因素之外，还包括文化因素，涵盖生活方式、历史传统、风俗习惯、民间文艺、聚落形式和艺术风格等。文化生态所蕴含的丰富的历史意义、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对于个体性格的形成，群体素质的熏陶，社会品格的培养，以及民族精神的造就，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使世界成为“地球村”，文化更成为一个国家能否和世界其他民族比肩而立的重要根基。随着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各种文化的融合日趋加速，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步伐不断加快——在这样一个中西碰撞、传统与现代交融、商业化浪潮涌向社会方方面面的时代，如何保护我们的文化生态，如何构建和谐的文化空间，如何传承中华民族的文脉，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严肃的课题。
当今，在我国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同时，文化的资本化经营也在社会的不同层面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文化生态破坏。首先，文化产业是一种基于文化资源开发的规模化运作，要实现文化资源的资本转化，充分发挥现有文化资源的产业经济价值，并相应地实现原有文化资源中文化资本的增值。在这里，我们应当意识到很大一部分文化资源(7)是一种与人类社会共存，与历史并进，并不断重构人类生存时空的不断再生的资源。这些资源不但为文化产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意源泉，还塑造了历史与现实。这类文化资源一旦与资本融合，就意味着向商业化模式转化，就难免会面临被片面挖掘与过度开发的威胁，尤其在今天文化产业发展不够成熟、文化服务市场不够发达的我国，用国内一些学者的话来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消耗型’和‘环境污染型’这两大问题正在不同程度地给我国文化产业的科学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8)例如：近几年迅速火热的“网红经济”，一些网络直播为博眼球而“无下限”；一些“真人秀”节目更是以“颠覆三观”为“卖点”，兜售“低智化”文化；大量访谈类节目以创造“雷人”效应的社会话题来吸引观众，提高收视率。时下网络与影视中盛行“恶搞”之风，随意篡改历史文化，在利用文化资源赚取钞票的同时制造出大量文化垃圾，污化视听趣味，污染文化环境。这类文化垃圾和垃圾食品一样毒害人民身心健康。
其次，与市场经济和消费文化共生的文化产业可以说是我国文化建设观念转变后的产物。当文化生产与文艺创作进入了产业化的运作模式，当文化转变为批量生产的商品，这样的文化是提升了，还是堕落了？文化产业究竟是在增加经济效益的同时传播文化产品的文化价值，推动我国文化走向世界，还是使文化成为商业的附属物，在文化产品的丰盛表象下实际是商业文化的单一化？文化产业的发展是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是即将演变成为60多年前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欺骗群众”，“致力于生产消费者”的大型工业？文化产业到底是要实现以文化资本为基础的文化与经济资本的双向增值，还是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后，就变成了经济资本的单向增值？如果是后一种情形，即经济资本的单向增值，那么文化产品也会如同其他商品一样，其本身的文化价值会被削减。因此，后者正是我们要极力避免的。
从文化生态的角度来看，当今社会的文化—经济一体化趋势有一种功利主义倾向，可能造成文化的泛资本化，造成文化的单向商业化，造成文化生态系统失衡。正如自然界的“生态”追求物种的多样性一样，人们的文化需求呈现多层次、多样化的特点。这种多样化绝非是文化商品形式与产品种类的丰富繁多，而是在文化本质意义上的多元化；这是一种与当下消费文化的同质倾向对立的文化走向，是坚决向当下文化过度商业化趋势(9)说“不”的一种文化立场。这样的文化多元化不但包含了商业文化、大众文化，更包含了传统文化、人文情感、高雅艺术等在如今的文化产业中日渐缺失的文化向度。因此，只有同时关注文化产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才能保证我们的文化生态欣欣向荣，和谐持续的健康发展。
然而，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呼唤文化生态的自觉，并不是企图淡化其中的商业化倾向或改变其产业化模式。既然文化产业是作为一种区别于公共文化事业的经营性质的文化(10)流入市场的，就应当遵循资本发展的逻辑，遵守市场运行的机制，就必须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并遵循自身的发展规律。在文化产业中除一些弱势产业和中小文化企业需要政府给予必要的政策扶持外，大部分是靠市场自行调节的。其实，产业化并不一定意味着流俗化。在西方发达国家早有充分的体现：阅读经典书籍、购买艺术作品、鉴玩文物收藏、欣赏文艺表演等，向来是有闲阶级与上流社会，以及企图跨入上流社会的“上升阶级”人士必须习得的“附庸风雅”的方式，这早在一百多年前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中便得到论证。(11)再者，所谓“雅俗共赏”，通俗文化也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轻松和欢娱。今天的文化产业无疑是要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它带来了当下大众文化的繁荣，这样的大众文化不仅是文化产业创造的，更直接来源于群众的灵感与创意。因此，发展文化产业必须“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多样、综合的科学发展，既不能一味地排挤“俗”文化，也不能全力地倡导“雅”文化。只要是对社会发展有益的，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是对当前的文化繁荣有帮助的，就应当积极鼓励其发展。因此，在保护文化生态的过程中，文化产业所要避免的是庸俗文化而不是通俗文化。
综上所述，在文化资本时代呼唤我国文化产业的文化生态自觉，就是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的科学文化发展观，促进文化产业中文化形态的多元化，激发内容创造力，增加产业活力，使产业发展与文化资源的开发相互促进，形成“资源—资本—产业—文化传播—文化价值”的良性循环，追求文化价值的再生产，是文化生产境界上的自觉。
(1) 李凤英．非领土扩张化：汤姆林森文化全球化理论评析［J］．贵州社会科学，2007（4）：50-54．
(2) ［英］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M］．郭英剑，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112．
(3) 罗兰德•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认为，“世界压缩成了一个‘单一的地方’”。他坚持认为，“一切都说了，一切都做了，但世界趋于单城性的倾向是无情的”。罗伯逊所感受到的全球的单城性，是一种日益决定各种社会关系的语境（Context），与此同时，它也是一个参照结构，在这个参照结构中，各种社会力量逐渐在塑造各自的存在、认同与行为。用这种模型来看问题，罗伯逊认为，尽管世界上仍然存在民族主义、经济保护主义等，而事实上，它们都受到了“内省式控制”，“更多的自我意识、自觉的定位于一个全球范围的体系之中……相关的各方，包括‘普通的市民’，都越来越被迫要根据‘世界是一体’——这并不一定是人们所喜欢的词汇——的概念来思考问题。”因此，联结把单城性想象为是一种文化—政治的原则。如果我们要考虑地方体验，就必须把它提升到一个“单一世界”的水平上，而地方的实践与生活方式逐渐需要从它们全球性的后果上加以考察和评价。
(4) 在《全球化与文化》中，汤姆林森集中探讨了这样一个概念，他认为，非领土扩张化乃是我们目前全球化的文化状况。“这个范畴因为存在于日常体验之中，所以把握住了全球化的（显然不同于全球的）文化的诸多方面”。所谓非领土扩张化，在他看来，就是指“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我们世俗的文化体验和我们的定位之间的联系都发生了转型。”这并不意味着地方性的终结，而是说发生了转型，人们进入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文化空间之中。
(5) 力文．经济全球化与文化——福山访谈录［J］．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9（11）：49-52．
(6) 文化生态学最初由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J. H. Steweardm, 1902—1972）在《文化进化和过程》（1953）一书中提出，指出它主要是“从人类生存的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研究文化产生、发展、变异规律的一种学说”。文化生态学旨在“解释具有地域性差别的一些特别的文化特征及文化模式的来源”。本书所论述的文化生态倾向于关注文化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形态。
(7) 很大部分的文化资源在本书中指排除历史古迹、文物遗产这类固体化的静态文化资源后的，诸如文化元素、民族艺术、风俗传统、礼仪知识等处于流动状态中的活态的文化资源。
(8) 胡惠林．文化资本：现代文化产业和谐发展的能源形态［J］．探索与争鸣，2007（1）：24-25．
(9) 这里所说的“文化商业化趋势”是贬义意义上的，指文化商业化带来的媚俗文化泛滥。当然，商业化并不一定产生媚俗文化，相应的也会产生媚雅文化。
(10) 我国一般将现有的文化工作分为三类，分类指导，分层管理。分别为：一是公益性文化：主要为公众提供无偿的文化服务。这类文化不能通过产业方式经营，必须由政府投入予以保障。二是准公益性文化（又称“亚市场文化”）：这一类文化虽然可以通过产业方式进行经营，或者可以取得一定的经济收益，但其收入远不能达到其从事文化创造或艺术生产所付出的劳动价值，需要国家予以补偿。三是经营性文化（又称“市场文化”或“营利性文化”）：这一类文化完全通过市场，用产业方式进行经营，其中有可获得高营利者如娱乐业，采取高税收，也有属于弱质产业者，国家须通过政策予以扶持。
(11) 早在1899年，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就提到了有闲阶级的休闲行为是以一种“非物质”的方式进行的，它表现为一种“准学术”或“准艺术”的形式，主要追求人的精神、审美、文化需求的满足。作者认为这样的休闲方式不仅可以提高人的教养，还可以提升社会的文明程度，与“炫耀性消费”相比，更能促进社会文化的良性循环，是高级的、高尚的，能提升和创造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