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管理方法精要丛书(套装共6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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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二次创业,走向国际化

1996—2004年是华为二次创业、走向国际化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华为完成了它所有体系的变革,包括管理体系、流程体系、供应链管理以及人力资源管理变革等。尽管这一阶段是华为最艰难的时期,但也正是因为这一阶段的变革,才让华为真正实现了质的飞跃。

任正非的忧虑

华为自成立起,经过不断努力,终于在2000年取得有史以来的最好成绩:年销售额接近220亿元,单年增长100亿元,位居国内同行业销售榜魁首,在国际电信市场也谋得了一席之地。然而,当无数华为人为自己的奋斗成果感到骄傲和自满时,任正非却发表了一篇震惊许多人的文章—《华为的冬天》,他在其中写道:

“公司所有员工是否考虑过,如果有一天,公司销售额下滑、利润下滑甚至会破产,我们怎么办?我们公司的太平时间太长了,在和平时期升的官太多了,这也许就是我们的灾难。泰坦尼克号也是在一片欢呼声中出的海。而且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面对这样的未来,我们怎样来处理,我们是不是思考过?我们好多员工盲目自豪,盲目乐观,如果想过这个问题的人太少,也许困境就快来临了。居安思危,不是危言耸听。十年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也没有什么荣誉感、自豪感,而是危机感。也许是这样才存活了十年。我们大家要一起来想,怎样才能活下去,也许才能存活得久一些。失败这一天一定会到来,大家要准备迎接,这是我从不动摇的看法,这是历史规律。”

实际上,这便是一种面向危机的思考。在任正非看来,华为人没有危机意识,还沉浸在暂时胜利的愉悦当中。任正非希望华为人在成功面前能够头脑清醒,时刻保有危机意识。因为任正非深知,如果一个企业的领导者长期沉溺于过去已经取得的成绩中,缺乏忧患意识和危机精神,时间一久便会被习惯性思维所控制,丧失斗志。而整个企业便可能如温水煮青蛙一样,对生存环境的巨变浑然不觉,继而逐渐失去竞争力;一旦外界环境发生变化时,企业已无力应变,自然而然便会被市场淘汰。

因此,管理者应该引导员工学会在变化中应对危机,增强其面对危机时的紧迫感和前瞻性,让企业上下都认识到保有危机意识的重要性。通过对员工进行不断引导和认知灌输,使危机意识充溢于整个企业中,进而推动企业主动寻求发展。

任正非发表《华为的冬天》一文,不仅表明了他对华为当时快速扩张背后存在的危机的忧思,同时也反映了他对华为在国内市场征战不利的担忧。如何让组织和众多的华为人适应即将拓展的海外市场,也是任正非一直在思考和担心的问题。

华为二次创业的困境

华为在转型时,不仅面临着资金短缺的问题,而且当时的电信市场竞争激烈,诸如朗讯、阿尔卡特和爱立信等世界巨头电信公司纷纷云集中国,瓜分了大部分市场份额,中兴等本土企业也是华为的主要竞争对手,致使企业的发展前景十分令人担忧。

任正非在《天道酬勤》中这样写道:“我们在GSMGSM为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的简写,中文译为全球移动通信系统,是一种移动电话标准。上投入了十几亿元的研发经费,多少研发工程师、销售工程师为之付出了心血、努力、汗水和泪水。1998年我们就获得了全套设备的入网许可证,但打拼了八年,在国内无线市场上仍没有多少份额,连成本都收不回来。2G的市场时机已经错过了,我们没有喘息,没有停下来,在3G上又展开了更大规模的研发和市场开拓,每年近十亿元的研发投入,已经坚持了七八年,因为收不回成本,华为不得不到海外寻找生存的空间……”

面对这样的局面,华为并没有放弃,而是将目光转向海外,开始了它的二次创业。

在进入二次创业前,华为许多干部的思想观念、能力跟不上市场环境的变化。当企业规模较小时,管理工作量也相应较小;而当企业规模逐步扩大,管理工作量也会随之增大,管理工作涉及的内容也更广,各机构间的关系也日益复杂。为此,任正非发动了一次市场部领导集体辞职的群众运动,让华为人重新接受组织的挑选。时任市场部主管的孙亚芳带领26个办事处主任集体辞职,并表示:“从今天开始,我们重新接受组织的挑选。”在这场集体辞职后,部分干部被选下去,其中包括当时的营销副总裁,但他们都没有闹事。这是华为第一次大规模的人事制度改革,也为后来推行能上能下等“四能”机制奠定了基础。

当华为进军国际市场时,为了提高管理人员的思想观念,任正非又发动了“内部大创业”运动。之所以发动这样的运动,是为了把那些不按流程做事的干部请出去,避免他们跟组织对抗,破坏团队凝聚力,降低组织的效能。在这场创业运动中,华为劝退了300名干部,并把他们发展成为华为的经销商。

这两次运动都反映了同一个问题:企业需要建立规范化的组织规则,用流程权威来约束员工及干部的行为。因此,从集体大辞职后,华为开始了持续不断地组织变革。

引进世界级管理经验,改进组织

任正非意识到华为存在着问题,但无法系统地指出来或是进行改善。于是,他将目光转向了世界领先的企业,这些大公司在发展过程中势必也经历过与华为类似的困境。为此,任正非等一行人开启了美国之行,看看这些世界级的大公司是如何进行变革的。

IBM作为巨无霸一直处在优越的产业地位,后来个人电脑及网络技术的发展,严重地打击了它赖以生存的大型机市场。

20世纪80年代初,尽管IBM能够获取丰厚的利润,但是公司内官僚主义盛行,人员冗余,严重影响了决策效率。再加上公司的产品线分散、市场响应速度慢等,导致IBM逐渐失去了优势市场。这些问题集中爆发,差点导致IBM解体。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和重新夺回市场,IBM从1992年开始,在组织上大刀阔斧地变革。IBM将41万员工裁至26万人,并且精简机构,清理管理层级。IBM为此付出了80亿美元的行政改革费用,终于形成了一套有效的管理方法。

华为在研发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并对战略预研与起步进行基础研究,但是由于不懂,造成了内部管理的混乱。因此,任正非在1997年访问IBM时,就明确这次访美重在学习管理,学习一个小公司向规模化转变,是怎么走出混沌的。

当华为高管一行从美国回来后,任正非立刻写了一篇文章,旨在强调华为人只有向大公司学习,才能避免在今后的发展中走弯路,并说道:“IBM的经验是他们付出了数十亿美元代价总结出来的,他们的痛苦是人类的宝贵财富。”为此,任正非还请IBM公司来为华为做管理咨询服务。据相关资料显示,华为在初次请IBM进行研发流程变革时,就支付了约5亿元的咨询费用。

为了改造华为,使组织变得更加规范化,从1998年开始,华为陆续与IBM、Hay Group(合益集团)、Mercer(美世)、Deloitte(德勤)、Gallop(盖洛普)、Oracle(甲骨文)等诸多国际型公司合作,并对华为公司实施了六个方面的变革,包括业务流程、组织、品质控制、人力资源、财务管理、客户满意度,这些都足以证明华为对管理的重视。

对于二次创业,彭剑锋教授也强调:“一次创业时,企业是在一种无序状态下去寻找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亦无成果分享可言,机会往往靠直觉去抓取。二次创业则不同,企业有了成果,必然要有游戏规则,要有内部规范和秩序。所谓秩序,就是要解决管理中的效率问题。一次创业时,企业的组织机构简单,人员较少,业务流程简短;二次创业时,机构增多,业务流程增长,工作环节增多,公文开始在部门间‘旅行’,久而久之,无效劳动就会增加。因此,企业必须通过业务流程重整,减少无效劳动;通过制度化建设,建立企业内部规范。”

华为正是通过与世界领先的企业合作,学习它们的管理经验,从而建立自身的组织管理制度,实现了更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