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论

夏商西周对华夏文明的延续产生了深远影响，被古人称为治世的典范。近90年中国考古的实践揭示了夏商西周文明的辉煌成就。在这个文明中，农业经济稳固而发达，铜器的冶炼和制造代表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建立在一整套礼制基础上的国家制度完备而有效，成熟的甲骨文和金文成为文明的重要载体。这一切都是在“中原”出现的。这里虽然土壤肥沃、气候适宜，但资源匮乏，特别是青铜文明所需的矿产资源十分短缺。地理条件也相对封闭，面海背山交通不便。然而这些不利因素似乎并没有影响三代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从世界各大文明形态兴衰的一般规律观察，某一个文明的产生和延续除了自身的内部机制以外，与其他文明形态的交流、碰撞和融合也是不可或缺的，这可以理解为文明发展的外部条件。

从字面上理解，外部条件的来源包括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在当时人们的认识中，中原是天下的中心，中原以外的地域按照远近不同分为“五服”。据考证，甸服、侯服、宾服属于中原文化系统；要服和荒服属于其他文化系统，可能又被称为“四土”、“四方”或者“四夷”。四个方向的文明均会与中原文化发生互动。根据秦汉以来的历史演变，北方对华夏文明的影响最大。由此上推到三代，似乎也存在同样的可能。从考古学的角度讲，文化间影响的直接表现为一种文化中出现了其他文化的器物、技术、造型等文化因素。在三代的中原文化中，这些类别的北方文化因素屡有发现。学界对此从不同角度作了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在此前提下，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取得的理论和方法突破的基础上，对以前发现的北方文化因素作一总结，以讨论北方文化对中原的影响或者中原文化对北方文化的借鉴，成为当前三代文明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夏商西周时期，青铜器的生产和使用在社会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正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是这两个方面最重要的物质材料，青铜器构成了作为当时政治制度根基的礼制系统的主要象征物，也是军事活动中兵器、生产生活中的工具、交通工具上的车马器的主体，是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的结晶，代表了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组织的最高水平。以一整套青铜器为标志，中原文化的农耕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同时期的北方地带，则是以大量生动而发达的青铜工具、兵器、装饰品为特征的不甚发达的农业或半农半牧文明，是适应北方地带自然地理环境的文明形态，其中的青铜器独具特色，与中原青铜器迥然有别，被称为“北方系青铜器”。仔细辨析中原文化中的青铜器，可以发现其中有不少北方系青铜器，它们在三代之中始终存在、连绵不绝。这些北方系青铜器主要有生产工具、兵器、容器、装饰品等器类，有的还兼具中原和北方两种风格，有的则与北方的同类器有较大差别，这些现象反映了北方系青铜器对中原文化产生了影响。哪些类别的北方系青铜器对中原产生了影响？为何会发生这种影响？影响的途径是什么？影响的范围是什么？这种影响对中原文化的意义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以让我们认清北方系青铜器在中原青铜文化形成、发展中的作用，从而了解青铜时代北方文化对中原文化的意义，为探究中原青铜文明的形成、发展机制开辟一条新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