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中国先秦时期的文化格局是以夏商周为中心的华夏民族与周边的非华夏民族来划分的。但是从东亚或者欧亚的视角看中国古代的文化格局,则是以中原为代表的农业文化与以北方长城沿线为代表的牧业文化的区别,中国北方的牧业文化是欧亚草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考古上确认的中国北方文化既包括了欧亚草原人留下的遗存,也包括了中国北方土著居民的文化。前者数量很少,现在还难以确认。林沄先生认为,西周文献中屡屡提到的“玁狁”在作战时是有车的,与春秋时华夏军队和戎狄作战时所提到的“彼徒我车”显然不同。这种差别会不会就是欧亚草原南下到中国北方的人群与中国北方土著居民的差别?
中国北方的牧业文化在不同时代的分布和构成也有很大差别。以牧业或农牧混合经济为主的考古学文化和以农业为主的考古学文化有着明显的差别,一是从分布地域看,前者主要分布在北方长城沿线,后者分布在它的南部;二是从文化遗物的特点看,主要体现在陶器与青铜器两方面。陶器是普通民众使用的器物,而青铜器则是由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人才能够使用和获得的,而且青铜器由于便携性、不易碎更加便于传播。于是在考古发现中,我们会发现很多北方青铜器的分布超越了它们的固有使用范围,在中原的各个等级墓葬中都可以见到北方青铜器。所以青铜器的研究更能反映社会文化交往方面的历史。当然陶器也有这种现象,但更多的是逐渐融合的,是普通民众逐渐接受外来的影响。
韩金秋的这本《夏商西周中原的北方系青铜器研究》是把中原文化中的北方青铜器作为一个独立课题的第一部专著。这本书的写作需要对整个北方青铜器的研究和中原夏商西周时期的墓葬有全面了解,所以资料积累的难度是很大的。这本书为夏商西周时期中原与北方青铜器关系研究的深入做了有意义的工作。
首先,该书对学术史作了详尽的梳理,这为学界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资料来源和研究课题。其次,以往学者对北方系青铜器的分类多从器物形态出发,而该书从安柄方式和使用方式出发把一些器物归为一个大类,例如将空首斧、矛和有銎镞等归入竖銎器,将管銎戈、三銎长体刀和有銎钺归入横銎器,这样更符合器物发生学的原理,有助于探究各类器物的起源和融合。再次,由于这种按青铜器器类进行的系统研究的时段从夏代到西周末年,揭示了这些器物如何从被借鉴或仿造到落地生根的过程。例如夏代时北方的连柄刀传入中原,在商代它逐渐取代了中原短茎刀,在西周成为中原系的青铜器。这样的研究有助于探究各类器物的起源和传播过程,深入了解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的互动与融合。最后,该书通过青铜器主人的身份等方面的信息探讨了不同青铜器对中原的影响。这个视角也很新颖。
书中的“中原”一词是从文化性质界定的。这样,对于兼有中原青铜器和北方系青铜器的一些墓葬的界定就会引起不同的看法,例如甘肃宁县宇村的西周墓葬。书中没有讨论这座墓葬的青铜器,大概是认为这座墓葬属于北方文化。这种兼具两类青铜器的墓葬的主人很可能是与西周贵族有密切往来的戎狄族群,《左传》、《国语》等文献多次记载周王、晋侯与狄通婚,不烦举证。所以中国的北方文化既包括了原来就在北方长城沿线的土著居民,还包括与中原关系密切后来被逐渐排挤到北方的戎狄族群。同时代的古代文献中所描述的戎狄大多应该是指后者。宁县宇村这类墓葬应该是戎狄的墓葬。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这类问题会逐渐明朗起来。
韩金秋是我带的第一个跨专业硕士生,他本科学的是历史学专业。我给他的硕士题目是以殷墟妇好墓的北方文化因素为基础,再扩展到整个殷墟的北方文化因素的研究。后来他选择提前攻读博士,并把这个题目扩大到夏至西周,地域上扩展到整个中原文化。他抽取了博士论文中的北方系青铜器,并作了大幅修改,增加了新资料,在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后得以出版。现在,书稿就摆在案头。
这本书是他的第一本专著,是一枚青涩的果实。他对青铜器器类发展演变的研究犹如一条条经线,在这个基础上还可以从横向联系的角度出发,将这些青铜器的组合、与陶器的共存关系以及所在的墓葬资料相结合,形成一条条纬线,最后通过考古学研究重构北方系青铜器对中原文化影响的历史画卷。希望这个年轻人以此为起点,在学术的道路上再接再厉,有更大的成就。
杨建华
201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