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關於參撰人員的幾個問題

從高宗到睿宗，參與修撰、删定律令格式的人員，見於史籍的有60餘名。這些人員，大部分在各種史籍的記載中均相同，個别有“名字”和“官銜”的差異。這種差異有些是筆誤（如“唐紹”作“唐詔”）、漏字（如“張楚金”作“張楚”）、避諱（如“段寶玄”作“段寶元”），有的則因繁簡不同（如“太尉長孫無忌”與“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無忌”，“夏官尚書岑長倩”與“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岑長倩”）。這些差異基本不影響我們對於修定律令事務的認識。可強調指出的有這樣幾點：

第一，宰相掛名佔了不少名額。這些宰相有的恐怕純粹是掛名，例如李勣、唐休璟，基本是武將。也有些顯然懂法律，例如戴至德、劉仁軌。兩人作僕射時，“更日聽訟”判案，屬於雖然掛名，也懂得法律的宰相。當然也有直接參與的，如韋方質，時任“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改修垂拱格式，方質多所損益”。

第二，在各人傳記中明確寫有參加修定律令的，有這樣幾位：1. 于志寧（永徽律令、《律疏》），“前後預撰格式律令、五經義疏及修禮、修史等功，賞賜不可勝計”。2. 令狐德棻（永徽律令），“永徽元年，又受詔撰定律令”。3. 韋方質（垂拱格式），已見上述。4. 蘇瓌（神龍格式），“以明習法律，多識臺閣故事，特命删定律令格式”。5. 岑羲（太極格式），“睿宗即位……删定格令，仍修氏族録”。6. 徐堅（太極格式等），“多識典故，前後修撰格式、氏族及國史等”。從這些人的經歷看，他們在參與修定律令的同時，也參與了修禮、修史、修氏族志姓氏録等，可見熟悉法律，不過是他們衆多知識中的一種。

第三，參撰人員中，不用説還有法律專門人才，以及單純的文士。前者如王守慎（垂拱格式），《舊志》記韋方質“委其事於咸陽縣尉王守慎”，“垂拱格式，議者稱爲詳密”。查王守慎傳記，未見説曾任縣尉，只説當過監察御史，不願與來俊臣等同流合污，云云，但他一定是法律專門人才。還有一個是王文端（永徽律令）。按：王文端，在史籍（《會要》、《唐大詔令集》等）中只説是“太府丞”，别無記載，但我們發現了他的墓誌，對瞭解此人有很大幫助。墓誌記載，王文端，名“植”，字“文端”，“特好九章之書，尤精五聽之術，歷代沿革，因時輕重，若視諸掌，悉究其源。年廿三，雍州貢明法省試擢第，授大理寺録事……遷長安縣尉，目覽耳聽，片言折獄……應詔舉，遷魏州武陽縣令，仍在京删定律令……授尚書省都事……遷太府寺丞……授宗正寺丞，奉使越州推事。以龍朔二年（662）二月十日，寢疾卒於會稽郡，時年六十”。

從墓誌可知，王文端“明法”出身，是法律專業人才，雖爲縣令，但一直“在京删定律令”，删定的應該是永徽律令。爲“太府寺丞”，是律令修完呈上時的官職。要注意的是，王文端可能與前面的王守慎一樣，最早是以縣尉身份參與修撰律令的。

單純的文士，可舉周思茂、范履冰、衛敬業等爲例。他們在正史中都入了《文苑傳》。《舊紀》説武則天“嘗召文學之士周思茂、范履冰、衛敬業，令撰……《臣軌》兩卷、《垂拱格》四卷……藏于秘閣”，則這些文士也是修撰律令的一支重要力量。

第四，從參撰人員或修定律令事件，或也可反映其背後存在的政治情況。可舉三例如下：

1. 前面第一部分列舉了參加修撰《律疏》的成員，即：太尉趙國公無忌、司空英國公勣、尚書左僕射兼太子少師監修國史燕國公志寧、銀青光禄大夫刑部尚書唐臨、太中大夫守大理卿段寶玄、朝議大夫守尚書右丞劉燕客、朝議大夫守御史中丞賈敏行等（《舊志》）。而今本《唐律疏議》所收《進律疏表》記其人員，除上述諸人外，還有：尚書右僕射、監修國史、上柱國、開國公遂良，銀青光禄大夫、守中書令、監修國史、上騎都尉柳奭，太中大夫、守黄門侍郎、護軍、潁川縣開國公韓瑗，太中大夫、守中書侍郎、監修國史、驍騎尉來濟，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辛茂將，朝請大夫、使持節潁州諸軍事、守潁州刺史、輕車都尉裴弘獻，守刑部郎中、輕車都尉王懷恪，前雍州盩厔縣令、雲騎尉董雄，朝議郎、行大理丞、護軍路立，承奉郎、守雍州始平縣丞、驍騎尉石士達，大理評事、雲騎尉曹惠果，儒林郎、守律學博士、飛騎尉司馬鋭等。這些人爲何没有出現在前述《舊志》、《會要》、《册府》等諸書中呢？其中辛茂將以下，可能因爲級别不夠，被列入“等”中，而其他數人，其實均爲因反對立武則天爲皇后而被貶官處死者。據《舊紀》，永徽六年貶吏部尚書柳奭爲遂州刺史、右僕射褚遂良爲潭州都督，顯慶二年貶潁川縣公韓瑗爲振州刺史、中書令來濟爲台州刺史，褚遂良再貶爲愛州刺史，柳奭再貶爲象州刺史，顯慶四年斬決柳奭、韓瑗。後人寫史，删去這些“罪人”名字，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2. 長孫無忌參與了永徽律令和《律疏》的修撰，但在律令和《律疏》頒佈的三年後，借修纂《顯慶禮》的機會，密集表達了對永徽令和《律疏》的不滿，認爲修定永徽律令和《律疏》的人往往不解“禮”意，率意做疏。對此，他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見。這是很奇怪的事情，因爲永徽律令也好，《律疏》也好，都是長孫無忌掛帥編撰的。三年後的這次密集批評，不是等於批評自己嗎？永徽律令是高宗下詔編撰的，《顯慶禮》也是高宗命令修訂的，還親自作了序（《舊唐書》卷二一），這其中是否反映了一些政治的鬥爭或其他狀況呢？長孫無忌也反對武則天爲皇后，且在顯慶四年被逼自盡，但爲何在修撰永徽令和《律疏》的名單裏，還有他的名字呢？是否反映了高宗對此冤案的一種態度呢？值得玩味。

3. 參與修撰儀鳳格式的人員，《會要》説有“尚書左僕射劉仁軌、尚書右僕射戴至德、侍中張文瓘、中書令李敬元（玄）、太子左庶子郝處俊、黄門侍郎來恒、太子左庶子高智周、吏部侍郎裴行儉馬戴、兵部侍郎蕭德昭裴炎、工部侍郎李義琰、刑部侍郎張楚金、右司郎中盧律師等”。考察這些參撰人員，發現許多都與太子弘（孝敬皇帝）相關。例如其中的尚書右僕射戴至德，太子弘時任左庶子；侍中張文瓘，太子弘時任左庶子；兵部侍郎蕭德昭，太子弘時任右庶子。他們都是太子弘的東宫舊僚。我們知道，太子弘死於上元二年（675），時傳爲武則天下毒所害。爲何死後二年，在儀鳳二年（677）修訂格式時，要起用這麽多太子舊人呢？何況這些人均是太子弘的左膀右臂。《舊唐書·孝敬皇帝弘傳》云：“咸亨二年，駕幸東都，留太子於京師監國……是時戴至德、張文瓘兼左庶子，與右庶子蕭德昭同爲輔弼，太子多疾病，庶政皆決於至德等。”莫非這裏要表達高宗（或武則天）對太子弘去世的哀痛和某種程度的補償態度？

總之，從歷次參與修定律令格式的人員中，也能看到某種政治的或社會的背景。不過資料有限，這一問題目前還不能深入討論。

本文梳理了從高宗永徽到睿宗太極年間對律令格式的修定，補充了武周時期的修撰資料（如黄某删定隋唐律令）和修撰人（如王文端）的資料，並得出以下簡短結論：

第一，永徽律令格式和《律疏》頒佈後，一直有所修訂，其中伴隨《顯慶禮》的修撰，一度有密集修訂。這一密集修訂背後有無政治背景，還是反映了禮、法的矛盾，值得硏究。

第二，從儀鳳到垂拱的十年間，律令格式基本没有修訂過，保持了法典的穩定。

第三，此一階段，但凡言修定律令或修定格式，均包含律令格式四種法典，不過有從重視修改律令到重視修改格式演變的趨勢。

第四，儀鳳之前，以“改令”的方式補充、修改法典的比較多，儀鳳以後，以編輯《格》《式》的方式修改法典的日益增多，反映了《格》地位的日益提高。

第五，儀鳳以前包括龍朔（麟德）、儀鳳兩次所改法典，都仍冠以“永徽”法典字樣，即均仍名爲“永徽”律令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