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位政商界领袖的内心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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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次表达观点时,信贷市场利率就会增加或减少10个基点。

摄影 / 马切克·亚西克(MaciekJasik)

艾伦·格林斯潘 经济学家

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对话德温·伦纳德和彼得·科伊,侃侃而谈美联储式讲话、前妻艾茵·兰德、为什么不吹奏萨克斯管、以及留给美国经济的“遗产”……

 

在进入货币政策这一行前,你曾是一名职业萨克斯管演奏者。这两种职业之间有何相似之处?

基本没有。

真的吗?

可以说,我音乐生涯唯一与经济沾边的事情,除了我帮乐队里的每个人做纳税申报以外,就是我基于经济原则做出了离开音乐行当的决定。我的根本结论是,既然已经看到一些真正擅长音乐的人取得成就,并且从根本上认识到音乐并不是卖力学就可以的,那就意味着,有些天赋是与生俱来的。莫扎特(Mozart)四岁就展露出这样的天赋。我从没有拥有它。就是这样。我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业余音乐者,也是一个资质平平的职业音乐者。但有一点,我看得很清楚,那就是大乐队这一行正在没落。所以我做了一个符合经济原则的决定,事实证明,这是我一生中最成功的判断。

亨利·杰罗姆乐队(Henry Jerome Orchestra)是较早开始玩毕博普爵士乐(bebop)的乐队。当时,你是否觉得自己身处一场以音乐方式影响全世界的革命当中?

革命是一些只有在回头看的时候才能意识到的事情。那时,我知道我们玩儿的音乐十分另类。在乐队的排位布局上,簧管乐器位于小号和长号的前面。我强烈地意识到,我听到的是与铜管乐截然不同的音乐。这就是毕博普爵士乐的起源。但我们不是唯一玩这种音乐的乐队。迪齐·吉莱斯皮(Dizzy Gillespie)的乐队就很出色。

你几乎是偶然通过你的第一任妻子认识艾茵·兰德的。假如没有遇到她,你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我可能会更强调数理经济学和经济模型,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努力弄明白文化问题如何影响经济政策,尤其是弄清楚恐惧、愉悦和群体行为对现代经济的巨大影响。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源自我与艾茵·兰德的关系。

她是不是问过你一个问题,你曾说过,正是这个问题彻底改变了你看待一切事物的方式?

这是事实。它确实改变了我。在遇到艾茵·兰德之前,我是一个追求逻辑的实证主义者,因此,我不相信绝对事物,不论是否符合道德。如果我不能用事实和数据证明一个命题,它就没有价值。一次我与她谈话时,她问我:“我这样理解你的意思对吗:你并不确定自己是否存在?”我犹豫了片刻,答到:“我不确定。”于是,她问我:“那么,又是谁碰巧在回答刚才的问题呢?”通过这段简短的对话,她打破了我为自己建立的哲学框架。这一矛盾话题太过明显,让我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不由得去听她还有什么见解。我们一直保持亲密的友情,直到她1982年去世。

若干年后,你现任妻子安德莉亚·米切尔(Andrea Mitchell)第一次到访你的公寓时,你为她读了一篇你为艾茵·兰德写的关于垄断的文章。为什么选这篇文章呢?它对你们的爱情起到催化作用了吗?

我们在晚餐时一直在讨论关于垄断的话题,我努力吸引她的注意。于是,我邀请她去我的公寓,我好给她读一篇我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写的文章。我对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 Antitrust Act)的整个基础提出了严肃质疑,极为详细地论述了我认为它错误的地方,通过这种性质的法律是不可能轻易解决垄断问题的。当时,我们的谈话多多少少涉及了这个话题。于是,我非常好奇她会有什么反应。不过,老实说,我现在已记不清她当时的反应了。

谈的不会太坏吧。

不坏,我向你保证。这一招效果出奇地好。我们有了最美妙的婚姻,而且每年都越来越好。我们至今仍非常相爱。

你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时候,人们经常议论你的高深莫测。你在书里谈到了运用“建设性模糊”的艺术。这是什么意思呢?

作为美联储主席,我每次表达观点时,信贷市场利率就会增加或减少10个基点。这样做事实上没有什么帮助。但无论如何我得在国会作证。对于市场敏感性太高而无法回答的问题,“无可奉告”实际上就是一种回答。这样一来,就形成了所谓的美联储式讲话。我会假想在我眼前有一份报纸的小印版,那是《华盛顿邮报》第二天一早的头条。我看到自己的名字。我不会就此罢手,而是继续以一种含糊的方式遣词造句,让人们搞不懂我在说什么。当我根本没有说什么高深的话时,也没人拿得准。这就是所谓的美联储式讲话,多年来,我已经成了个中高手。当你身处一个人们向你抛出各种问题的环境,当你不得不非常留意你所要说的和不说的话之间的微妙之处……它提供了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在最近这场金融危机中,你有没有学到什么,像艾茵·兰德多年前问你的那个问题那样,让你有振聋发聩之感,改变你看待事物的方式?

是的,当然有。2008年9月14日,我参加乔治·斯特凡诺普洛斯(George Stephanopoulos)周日早间的节目时,他问我:“6个月前,你说发生衰退的几率高于50%。你现在还这么认为吗?”我没有给出那么紧迫的回答。我当时说的是:“是的,将会发生衰退,但现在还没有。”我们不知道衰退已经来了。

实际上2007年12月就开始了。

那是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说法。但他们在好多个月之后才说。在当时没那么明显。

这令你感到羞愧吗?

确实。

你曾反复为你过往的职业生涯辩护,并解释你的政策。四年之后,一些人仍然把金融危机归咎于你。你是否会担心,未来人们将以这一点记住你?

我太忙了。让其他人去烦恼这些事情吧。从我的角度看,批评分为两种。一种是说,我们在2003年把联邦基金利率设得太低了,另一种是说,在监管方面,美联储没有做出适当的反应,结果放任次级抵押贷款的发放标准低到没谱。我在国会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作证时,他们提出用《房屋所有者保护法》(该法赋予美联储很大的权力)防止抵押贷款欺诈。

不过你确实花了大量时间解释你的理由。

这主要是因为,我非常相信我能让事情有所改变。但是我错了。

你还对委员会说,你在70%的时间里是正确的,在30%的时间里是错误的。你做错了哪些事呢?

预测未来是深埋在我们灵魂中的一种需求,因为我们很快将不得不打理这个未来。我们没有选择。不论失败多少次,我们永远不能停止尝试。古希腊人有特尔斐神使(Oracle of Delphi),据称拥有预知未来的能力,一些军事将领常常向她求助。两千年后又有了诺查丹玛斯,拥有同样的预知能力。今天,占卜者和选股师生活得都不错。物理学家的预测有其精准度。但在经济学上,如果我们能在大多数时间里预测成功,就已经极为幸运了。

对于2012年的经济,你最关注的是什么?

欧洲。

你仍然认为希腊会脱离欧元区吗?

我只是看不出它如何能继续留在欧元区。

为什么美国的经济复苏没能更强劲一些?

那就得看问题的原因出在哪儿。事实证明,几乎所有的经济停滞发生的原因都是长期资产投资下降,比如房屋和工厂。

你的意思是它们没有更新换代?

对房屋建筑的需求下降了近一半。美国本质上运行着两部分经济。一部分生产短期资产,比如食品、设备和软件等,通常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大约90%。这部分经济运行得勉强算不错。算不上非常好。仅从这部分经济来看,在目前的活跃程度下,如果能够测量的话,它相当于是在大约6%的失业率下运行。剩下的10%GDP由预期寿命大于20年的资产构成,主要是房屋建筑。这一部分经济几乎被腰斩。这导致整体经济产出下降4%,失业率上升4个百分点。

你对本届政府的相关应对政策有什么看法?

不是说本届政府做得怎么样,这涉及到大多数以制定政策为目标的经济学家的当前观点。遗憾的是,我是少数派。经济出了问题,政府就有义务解决的想法很容易造成未来的不确定。有确凿无疑的研究显示,政策上的“行动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要为长期商业投资收益的严重缩水负有责任,从居民家庭角度讲,这种状况导致了居民在房价走势不确定情况,从拥有住房转为短期租房。我们必须要用一种允许市场对不平衡进行自我修正的政策来取代这种行动主义。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重组信托公司(Resolution Trust Corporation,简称RTC)吗?我那时在RTC的监督委员会任职。RTC在焦头烂额地清算700多家破产的储蓄贷款银行。其中,有些资产具有极佳的流动性,非常好卖。但大部分都是未完工的八洞高尔夫球场、半完工的写字楼和空置的购物中心之类。谁也不想买这些。我们所有人坐在一起讨论,说“这些资产贬值很快,如果不处理掉,纳税人会蒙受巨大损失。”要知道,当时涉及的金额非常非常庞大。有人建议:“把它们打包卖出去吧。”我们确实这样做了。不消说,买方报价还不到初始成本的50%。国会大发雷霆。我们把纳税人所有的资产贱卖给了贪婪的秃鹫基金。

秃鹫基金想借机大捞一笔。

是的,它们确实大捞了一笔。在当时市场陷于停滞情况下,接受买方能出的任何报价,这样就可以确定价格低点。之后,就发生了新情况。

房地产价格又上涨了?

是的。投资者在几个月内就把我们手中那些缺乏流动性的资产消化光了。最终,储蓄贷款危机给纳税人造成的损失为870亿美元,远远小于最初的估计。由市场来完成清算的做法奏效了。

你没有支持刺激政策?

是的,我没有。没有必要的。我正在撰写一本书,我在里面写道,根据我的记忆,2009年初的股市复苏所形成的股市刺激,对经济活动的影响远远超过(刺激政策),并且不会导致公共债务增加。

眼下你对增长疲软和通胀,哪个担忧更多一些?

二者都担忧。

你觉得明年货币政策会如何演变?

自从我离开美联储之后,就一直不再讨论这个问题。目前的环境很棘手。美联储是一个了不起的机构,我在那里度过了18年半,作为理想的工作场所,美联储和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在这点上可谓平分秋色。

你谈到不确定性和RTC的清算模式。超低利率实际上会放慢清算过程,因为持有债务的成本太低了。这正是你被一些经济学家批评的一点。那时和现在都出现了超低利率,这两个时期有何不同呢?是出于防范通缩风险的考虑?

是的,尽管这个风险相对较小,但一旦发生,对经济是一大威胁。我们相当于是在买保险。事实证明,正如我们预期的,我们买了火灾保险,但房子并没有着火。更重要的一点是,1%的短期利率并没有影响到其他领域。它没有影响到长期债券。这也是为什么我反驳说低联邦基金利率不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我以前指出过,金融危机的真正原因是全球储蓄过剩。没有人会以联邦基金隔夜拆借利率把钱借给写字楼开发商。

我感觉像是故境重温:我们又回到了超低利率的环境。现在的情形更为极端,可以说经济形势比你在任时糟糕得多。你认同现在情况更糟这一点吗?

是的,当然。

你是否认同我们现在正身处流动性陷阱的说法?

我不能讨论这个。过去可以,但现在不。

我想说的是,在现在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对吗?

我可以这样说:本·伯南克(Ben Bernanke)的工作比我当年艰难得多。他是一位非常有能力、有经验的经济学家。

你和他交谈过吗?

当然。我们都很擅长美联储式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