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化的现代雕塑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不同于1918年“一战”的结束，因为没有全面的和平条约。欧洲分裂了，原子弹成为新的威胁。重新支持俄国结构主义、荷兰风格派运动（the Dutch De Stijl movement）或1918年以后的德国包豪斯已没有意义。更早一些的短暂的理想——艺术与生活的结合，艺术对工业的利用，以及为所有社会群体的利益而创造一个乌托邦视觉环境的信念——在1945年以后不再是人们的梦想。一个旧的秩序不能再次避免战争，对旧秩序的普遍幻灭限制了纪念性公共艺术的可能性，其结果也反映了这种状况。

这种限制起到了为现代雕塑的进步铺平道路的作用。在“二战”后的15年，前卫雕塑由一种只有极少观众的实验性艺术形式发展为被广泛接受的艺术类型。卡罗拉·吉迪恩–威尔克（Carola Giedion-Welcker）在1937年首先对现代雕塑作出了历史记述，提出了一个较为简单的雕塑家名单。1952年A . C.里奇（A. C. Ritchie）把这个名单扩充至战后时期，而1956年吉迪恩–威尔克的新版本又将其扩充到了一个相当大的规模。

确定现代雕塑的发展阶段并不困难。威尼斯双年展设立了国际雕塑大奖，提升了雕塑的影响。在国际性展览声望日增的时候，雕塑在威尼斯和1955年联邦德国的卡塞尔文献展上都有上乘的表现。1959年，以“1945年以来的艺术”为题的第二届卡塞尔文献展上，还特别出版了雕塑专集。1952年至1953年的“无名政治受难者纪念碑”（Monument to the Unknown Political Prisoner）计划则是有组织的规模最大的雕塑竞选工程。

室外的展览和收藏把现代雕塑介绍给了新观众，吸引了那些不喜欢画廊的人。首届伦敦郡议会巴特西公园雕塑展1948年在伦敦举行，后来演变为三年一度的活动，也促进了欧洲其他地方举办户外雕塑展。从1949年起，荷兰阿纳姆的索斯贝克三年展提供了公园场地，安特卫普的米德汉姆雕塑公园也从1950年开始举行雕塑双年展。雕塑在不列颠节（1951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之后，在50年代中期，意大利斯玻内托市的整个公共空间都成为雕塑展的场地。把周期性雕塑展览与永久收藏的建筑相联系的观念尤见于米德汉姆，而先于众多欧洲公共画廊把部分户外雕塑收藏到室内的是荷兰奥特洛（Oterlo）的克罗勒–穆勒（Kröller-Müller）博物馆。一个新的城市应该有户外雕塑的永久场地，这种意识首先在哈尔洛（Harlow）体现出来。哈尔洛是伦敦一个超速发展的地区，1954年在那儿布置了大量的战后雕塑收藏。这种创造性把现代雕塑带到了公共领域，西欧与美国的经济发展所建立起来的健康的艺术市场在其中也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战后现代雕塑的扩展所产生的影响并没有延续到60年代。很多在1950年代这一现代雕塑史早期阶段建立起声望的雕塑家，包括爱德华·特里尔（Eduard Trier）、米歇尔·瑟福尔（Michel Seuphor）、罗伯特·梅拉德（Robert Maillard）与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等，现在都被遗忘了，而我们仍有高度评价的战后雕塑家都是在1945年之前便已成名的。显然，1960年前后标志着雕塑家难以逾越的一个界限。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战后15年构成了一个“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