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节 纸衣

母亲出国前我回家去看她，见她正穿着我和妹妹淘汰下来的那件紫色夹克，站在衣柜前照镜子。

“我穿这件好不好看？”母亲问。

“不是好不好看的问题。”我说，“这种式样现在连小保姆都不穿了。”

母亲白我一眼，说：“人家美国穿衣眼是很随便的。”母亲的大皮箱里早已装得满满的了，母亲这是第一次出国，两年前就开始整理箱子了。

我走过去翻翻母亲十分饱胀的皮箱，以为定要看个眼花缭乱，母亲一向是极爱美的，母亲曾经给两个女儿亲手缝过多少条花布裙子，只有家中那架老式缝纫机知道。然而，母亲带大了我们，给自己留下的却是整整一箱旧衣。

箱子里有我和妹妹淘汰下来的两条健美裤、一件褪色牛仔衣，有我大一时用过的一条皮带和妹妹出国前丢下来的几件T恤。

“妈，您这不是出国，您这是在搞忆苦思甜啊。”我把妈妈皮箱里的东西一件件扔了出来，妈妈又一件件把它们捡回去，说：“好了好了，穿一身新衣新裤上飞机那才叫乡下人呢。”

自从妹妹出国，母亲一直在穿我和妹妹的淘汰旧衣。在我们小的时候，她给我们穿的可全都是新衣裳啊。

家中有一架老式缝纫机，机头是东方红牌的，机身却是燕牌。我们小时候父亲在贵州支援“三线”建设，母亲那双拿手术刀的手，又要一左一右拉扯两个女儿。

母亲爱美，枕头底下总是藏着发卷。衣裳都是自己做的，缝纫机却是不舍得买。“那么贵一台，要有便宜点的就好了。”那天我听母亲跟邻居阿姨嘀咕说。

后来母亲兴冲冲地买回一台“东方红”牌缝纫机机头来，说是看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里的那个娜达莎深受启发，“那个瓦西里的妻子用的就是手摇缝纫机嘛！”

母亲请好友在“东方红”机头上装了一柄摇把，于是，手摇缝纫机开始工作了。

母亲是学医的，对服装设计并不在行。可还是急不可待地买了两块小花布来，一块浅粉，一块淡蓝，都是极雅致的花色。母亲说这么好看的布可不能糟塌了。母亲把我和妹妹叫过来比划了许久，最后还是不忍下剪刀，“万一要是裁坏了多可惜。”她一遍遍地自言自语。

母亲决定裁一件纸衣。

床面上铺的到处都是报纸，母亲在报纸上细细地画，轻轻地描。剪刀咯吱咯吱走过那些弯弯曲曲的弧线与斜线，灯下蹲着两个眼巴巴等新裙子穿的小姑娘。

“我要粉红色的。”妹妹说，“你适合穿蓝。”

“不嘛，那件小粉花的本来就不是给你买的。”

我们两个一边看母亲缝制用报纸做的裙子，一边津津有味地讨论着。终于，我们把纸衣穿在身上，那种一动哗啦哗啦响的裙子，让我们姐妹俩在大床上兴奋得又蹦又跳。妹妹做“报幕员”，我在“台上”表演“丰收舞”。妈妈独自一人在“台下”静静坐着，也许她在想像我们长大时的模样吧？

为了效果逼真，母亲还用水粉给纸衣涂上颜色，一件浅粉，一件淡蓝。那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两件连衣裙了。都说母亲是女儿一生的导演，我那亲爱的妈妈，不正是用画笔一笔一笔给女儿的心灵涂上颜色吗？

在我日后文章第一次发表，名字和照片第一次上报，我最先想起的，都是母亲的纸衣。那天母亲在海淀图书城报摊上，指着一个大大的名字对卖报那老太太说；“这是我女儿呀！”

这种炫耀让我心跳。我为母亲的自豪而自豪，我为母亲的微笑而微笑。多少人恭谨勤勉，劳碌奔波，为的不正是母亲在人前这一声夸耀吗？

现在也许再也找不到一个为女儿缝制纸衣的母亲了，但我见过在育英中学门口，心脏病突然发作的母亲，死也不肯被人抬走，因为她要守候在门口，等待正在高考的女儿的消息。母亲的心是不可丈量的一口深井，深蓄在里面的，是酿制多年的一汪清酒。看似清淡如水，却是这世界上最为滋味绵长的一种酒。

我母亲拎着那只装满旧衣的皮箱就要走了，去美国看望她的另一个女儿。在满箱的旧衣服里我发现只有一套衣服是簇新的，那是一套红底白点的真丝套裙，显然是带给我妹妹的。

让我说什么好呢？我紧咬了半天嘴唇，最后只轻轻叫了一声“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