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植物

植物是园林的肤发，也是园林的灵魂。颐和园中花木品类丰富，形态内涵深厚。花卉树木是颐和园自然环境的主体，在颐和园中，油松、白皮松、侧柏、桧等常绿树被广泛种植，“绿”为基色；楸树、榆叶梅等落叶树春发嫩绿，夏披浓荫，秋叶胜似春花，冬季枯木寒林，是为“绿”的辅助色。

万寿山、昆明湖地区的植物群落以元、明时期的植物生态环境为基础，虽然元代瓮山的原始森林植被已经踪迹全无，但是明末修建在瓮山上的仁慈庵两旁的椿树已经规划种植成行。山林树木虽不繁茂，与瓮山毗连的西湖却生长着较为丰富的水生植物和浮游藻类。在古籍记载中，元代时西湖已有荷塘，是北京西北部著名的风景区。明代时，西湖拥有莲花千亩，盛夏之月，芙蓉十里，堤柳丛翠。长堤五六里，堤柳多合抱，荷花和堤柳极为兴盛。清漪园建园时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生态条件，并根据造园要求、按不同的山水环境，大片栽植不同的植物品类，以突出各地段的景观特色，渲染各自的意境。万寿山前山的种植以柏树为主，间植松树；后山以松树为主，辅以柏树，间植山枫、槲、栾、槐、桃、杏等落叶树和花灌木，造成满山松柏成林，林下繁花似锦，堤岸红桃绿柳，湖中荷花飘香的植物群落布局。在植物造景上更注重天然植被的环境，植物栽培既注意了季节的变化，又保持了终年常青。造景手法与私家园林侧重在一花一木的姿态色香截然不同。

颐和园植物以古树名木为核心，苍老遒劲的古树构成了皇家园林的古朴风貌。园中现存1608株古树，均是自乾隆十五年（1750年）清漪园始建以来历尽沧桑幸存下来的“活文物”。古树名木与皇苑相伴始终，是珍贵的自然文化遗存和重要的园林历史见证。中国古代即有“名园易得，古树难求”的立论，旨在追求苍老树型所含蓄的历史沧桑，从而获得人文景观价值。颐和园丰富的古木突出了皇家园林的苍然古色，与全园的风景构图和谐统一。乾隆皇帝的《御制诗》所提及的植物超过四十种，其中乔木包括松、柏、槲、柳、槐、楸、榆、桑、梧桐、枫、枣等，灌木有海棠、梅、桂花、石榴、桃、李、杏、石榴等，水生植物有荷花、荇菜、菰、香蒲、菱、白芷、蓼、芦苇、萍、藻、菖蒲等，此外还有紫藤、竹、兰（泽兰）、盆栽花卉及各种农作物。通过对各种植物的合理配置，颐和园最终形成了“满山松柏成林，林下缀以繁花，堤岸间种桃柳，湖中一片荷香”的总体植物景观意境。

1.花

花是一种用来欣赏的植物，为植物的繁殖器官。颐和园中的花因开放时节不同而各有特点，例如春季的牡丹，夏季的荷花，秋季的桂花，冬季的梅花。

颐和园栽种的牡丹来自山东菏泽（曹州），主要栽植在仁寿殿两侧和排云殿东侧的国花台。清代的国花就是牡丹，它体现雍容大度的胸怀，是富贵吉祥的象征。牡丹花开之时的花姿让人为之倾倒，富贵祥和的形象代表着人们对未来的憧憬，寓意国家繁荣昌盛、兴旺发达。牡丹花约在隋朝时进入宫苑。唐高宗曾在后苑赏过双头牡丹。唐开元年间，赏牡丹之风盛极一时，乃至牡丹身价倍增。上古时代并无牡丹其名，早先将木本的牡丹与草本的芍药统称为芍药。宋代陆佃所著《碑雅》中对芍药和牡丹分别如此描述：“华有至千叶者，俗呼小牡丹”“今群芳中牡丹品第一，芍药第二，故世谓华王，芍药为华相”，牡丹列为群花之首，世人吟咏必赞其“天香国色”。牡丹被人们当成富贵的象征，并组成各种各样的吉祥图案。北宋周敦颐评价其为：“牡丹，花之富贵者也。”牡丹，香亦太浓，丰艳华丽，色夺众花，具有富贵气象，所以人们都喜欢用牡丹花来比喻富贵。在宋代的丝织物中，用牡丹组成吉祥图案的花纹并不多见，到明代才逐渐多起来。进入清代，用牡丹组合成吉祥图案的风气尤为盛行，自最高统治者至一般平民普遍使用，从此牡丹成为中国的国花。牡丹文化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相结合的产物，从古今中外牡丹发展的历史来看也的确如此，牡丹发展在盛世，太平盛世喜牡丹，牡丹文化也如此。

颐和园昆明湖中的荷花种植从元明时期的西湖开始相沿至今，曾享有“莲红缀雨”的美名，被称誉为西湖十景之一，是颐和园主要的湖水生植物品种。乾隆皇帝开拓昆明湖修建清漪园，荷莲铺满了湖面，既净化水源又点缀了景观。光绪皇帝重修颐和园后，昆明湖中荷花依然非常茂盛。荷花是中国的传统名花，花叶清秀，花香四溢，沁人肺腑，有迎骄阳而不惧，出淤泥而不染的气质，所以荷花在人们心目中是真善美的化身、吉祥丰兴的预兆，是佛教中神圣净洁的名物，也是友谊的种子。周敦颐在他的名篇《濂溪集·爱莲说》中也明确表达了自己对荷花的喜爱：“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从此荷花便有了“花中君子”的美誉。“藕香榭”是玉澜堂的一个穿堂殿，从名字上就可感觉到颐和园的荷花在不同季节所展示出的不同之美：初春的荷花——“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盛夏的荷花——“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秋日的荷花——“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残荷听雨声”。站在这里，也许大家会感悟出“荷莲伴浓夏，枯荣说清秋。花容百日老，苦心一世修”的意境。由于“荷”与“和”“合”谐音，“莲”与“联”“连”谐音，所以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经常以荷花（即莲花）作为和平、和谐、合作、合力、团结、联合的象征；以荷花的高洁象征和平事业、和谐世界的高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赏荷也是对中华“和”文化的一种弘扬。

桂花终年常绿，枝繁叶茂，秋季开花，芳香四溢，可谓“独占三秋压群芳”；在园林中被普遍应用，常作园景树，有孤植、对植，也有成丛、成林栽种。在中国古典园林中，桂花常与建筑物、山、石配景，以丛生灌木型的植株植于亭、台、楼、阁附近。中国的桂花栽培历史悠久，文献中最早提到桂花的是战国时期的《山海经》：“招摇之山多桂。”屈原《楚辞·九歌》载：“援北斗兮酌桂浆，辛夷车兮结桂旗。”自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桂花树已成为名贵花木与上等贡品，汉初引种于帝王宫林苑。唐宋以来，桂花栽培开始盛行，唐代文人植桂十分普遍，吟桂蔚然成风。宋之问的《灵隐寺》诗中有“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的著名诗句，故后人亦称桂花为“天香”。唐宋以后，桂花在庭院栽培观赏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元代倪瓒的《桂花》诗中有“桂花留晚色，帘影淡秋光”的诗句，表明了窗前植桂的情况。桂花的民间栽培始于宋代，昌盛于明初，历史上的五大桂花产区均在此间形成。桂花也是颐和园的传统花木品种，为名贵观赏植物，多在温室盆栽（目前，桂花在颐和园延庆花卉园艺研究所种植，每年中秋前后在颐和园园内展示），是常绿灌木或小乔木。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常把桂树和月亮联系在一起，流传下来不少神话。尤其是吴刚伐桂的故事，自古便是脍炙人口的美谈。由于传说月中有桂，因此古代便称月亮为“桂魄”。桂树在秋季开花，中国古人又常用它来赞喻秋试及第者，称登科为折桂。其后以月中有桂，故又谓之月桂。而月中又有蟾，故又以登科为登蟾宫，于是“蟾宫折桂”便成为中国古代人们仕途得志、飞黄腾达的代名词。在中国古代渔、樵、耕、读中，前三者是读的物质基础，读的最终目标是中举治世。科举始于隋代，是一种官员选拔制度，因以分科考试选举官员，故名科举，它是古代中国的一项重要且伟大的创造，对中国社会和文化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科举推动了儒家思想在民间的普及，培养了独具特色的民间读书风气。不论读书的初始动机如何，客观上由于科举入仕成为风尚，中国的文风普遍得到了提高。读书人当中除少数人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外，多数人都成为在各地生活的基层知识分子，这对知识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而且由于这些读书人都是相同制度下的产物，学习的也是相同的“圣贤书”，故间接维持了中国各地儒家思想的统一性和向心力。颐和园每年秋天都会在园内举办桂花节，满园桂花飘香，激发人们的情思，引人无限遐想。园内现存百年古桂七十余盆，涵盖了丹桂、金桂、四季桂等四个品群。

冬季，颐和园的梅花集中在谐趣园和耕织图内，在寒冬中它让人体味“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的意境。梅花一直以来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梅花在寒冬依然绽放，是最有气节和傲骨的花种，象征着华夏子孙不畏艰难的精神品质。梅花以其高洁、坚强、谦虚的品格，激励人们立志奋发。在严寒中，梅花开百花之先，独天下而春，因此梅花又常被民间作为传春报喜的吉祥象征。有人认为，梅花的品格与气节几乎写意了中国人“龙的传人”的精神面貌。中国上至显达，下至布衣，几千年来对梅花深爱有加。文学艺术上，梅诗、梅画数量之多，足以令任何一种花卉都望尘莫及。中国人赏梅花，不仅欣赏梅花的外表，更欣赏梅花中蕴含的人格寓意和精神力量。

此外，颐和园中比较著名的花卉还有玉兰花，栽植在乐寿堂附近。颐和园玉兰花的栽培历史超过了260年，是清代乾隆皇帝亲自从南方引进的珍贵花木。玉兰花色白微碧、香味似兰，在中国的栽培历史长达2500年，而在北京，最早种植玉兰的地方就是颐和园的前身清漪园。因乾隆皇帝及其母亲喜爱生长在南方的珍贵花木玉兰花，遂将其成片引种在颐和园（清漪园）乐寿堂一带，花开时香气袭人，被称为“玉香海”，为颐和园（清漪园）中著名的植物景观。据说慈禧太后的小名就是玉兰，1983年李翰祥导演拍摄的电影《火烧圆明园》中咸丰皇帝选秀女的片断就采用此种说法，一条绣有玉兰花的手绢成就了咸丰皇帝与慈禧太后唯美的爱情故事。也许就是因为对这段往事的怀念，慈禧太后在颐和园长久居住的乐寿堂中遍植玉兰花。

2.木

木是树类植物的通称。颐和园根据具体环境，在万寿山前后种植松、柏，环昆明湖堤岸栽植桃、柳。万寿山前山以种植柏树为主，间植松树；后山以松树为主，辅以柏树；前后山间植山枫、槲、栾、槐、桃、杏等落叶树，形成满山松柏成林，林下繁花似锦，堤岸红桃绿柳的树木群落布局。

松树是植物王国的寿星，有“百木之长”的美誉。人们在育松、赏松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松树属于常绿乔木，也有少数灌木，是地球上最长寿的树种之一，叶针状，耐严寒，适应性强，自寒带至赤道地区皆有分布。松科常绿树种在颐和园内有油松、华山松、乔松、白皮松、黑松、红松、樟子松、雪松、青扦，其中油松为基本树种，多为二百年以上树龄，现存一级古油松74株、二级215株，分布在万寿山前山宜芸馆、养云轩，后山中御路、谐趣园、眺远斋、贝阙门等处。华山松分布在西宫门、后山松堂南面等处。松树树龄长久，经冬不凋，所以被视为仙物，常用以祝寿，喻长生。这种象征意义为道家所接受，后成为道教长生不老的重要原型。在道教神话中，松树是不死的象征，道士服食松叶、松根，以期能飞升成仙、长生不死。

柏树为常绿乔木，在中国分布极广，包含侧柏、圆柏、扁柏、花柏等多个属。桧柏、侧柏均是颐和园的基本树种，大量种植在万寿山前山地区，现存一级古柏35株、二级1258株，分布在仁寿殿、玉澜堂、邀月门、养云轩、云松巢、谐趣园、湖山真意、寅辉、石舫至贝阙、清华轩等处。柏树庄重肃穆，且四季常青，历严冬而不衰。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秘密，侧柏还是北京市的市树呢！

因松与柏于耐寒长青、坚韧挺拔等方面具有诸多相似特点，所以古人多以松柏并列。宋人王安行在《字況》中说：“松为百木之长，犹公也。故字从公。”“柏犹伯也，故字从伯。”松为“公”，柏为“伯”。在周代成制的“公、侯、伯、子、男”五爵中，公居首，伯居三，颐和园中的松是公爵的代表，柏是伯爵的象征。清代置公、侯、伯为超品，其下子为正一品，男为正二品。乾隆十三年（1748年）规定公、侯、伯为次封爵表。因此，清代除皇室及一些蒙古贵族外，异姓封王者极少，一般以公爵为最高爵位。万寿山遍山松柏，实际上就是股肱之臣护卫清王朝的一种隐喻。

桃树是落叶小乔木，干性较弱，中心主干维持年限短，栽培上多采用开心形。有关桃树的来源，在古代传说中有两种说法。有人说桃树是玉衡星散开而生成，还有人说桃树是夸父的手杖变化而成。在中国上古时代，桃树就有了“避邪”的意义。先秦时代的人用桃茆（桃木柄扎成笤帚）驱除恶鬼。《礼记·檀弓下》记载，国王到臣子家吊丧的时候，跟随的巫师要携带用桃树枝条做成的扫帚，鬼魂看见桃树就害怕，就不会加害国王。战国时代，就有把桃树的枝条插在门楣上的风俗，污鬼看见桃树就害怕，不会到这个家里面作乱。从东汉开始，春节的时候，就出现了用桃树的枝条来装饰门框、驱除恶鬼的风俗。这就成为后世“春联”的雏形。这种用来装饰门框的桃树枝条最初被称为“桃符”“仙木”。《后汉书·礼仪志》说，桃符长六寸，宽三寸，桃木板上书“神荼”“郁垒”二神。南朝文献《荆楚岁时记》讲元旦拜贺后说：“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白居易《白礼六帖》：“正月一日，造桃符著户，名仙木，百鬼所畏。”唐末韩鄂《四时纂要》指出：“仙木即今之桃符。”元朝谷子敬《城南柳》第一折：“把桃树锯做桃符，钉在门上，着他两个替我管门户。”后来桃符越做越大，并且在上头题写对联，传说北宋时代就有这样的风俗了。后来，桃木板被红纸取代，就是今天的对联。据传说明太祖朱元璋建都南京后，在除夕时传旨公卿士庶门上需贴春联一幅，张贴春联的习俗从此出现。

柳树在中国已有二千多年的栽培历史，属落叶大乔木，别名杨柳。杨柳是一种普通的植物，最早入诗始自《诗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抒发了出征之人归来时对时光流逝、物是人非的无限感慨。据古代传奇小说《开河记》记述，隋炀帝登基后，下令开凿通济渠，虞世基建议在堤岸种柳。隋炀帝认为这个建议不错，就下令在新开的大运河两岸种柳，并亲自种植，御书赐柳树姓杨，享受与帝王同姓之殊荣，从此柳树的“杨柳”美称便广泛传播开来。

颐和园昆明湖沿湖栽植桃柳是中国传统的滨水植物配置模式。《园冶》中说：“风生寒峭，溪湾柳间栽桃。”一株杨柳一株桃，树树桃花间柳丝。西堤从南往北数的第一座桥柳桥即得名于柳色，有着“柳浪闻莺”的意境。桃树和柳树是中国传统的文化意象，二者文化内容丰富；古代春节，人们用桃木做桃符以辟邪；而柳音同留，故柳树又有惜别的含义。春季漫步在颐和园堤岸上，欣赏着柳树发芽、桃树开花的景象，再加上园外玉泉山美丽的山形和玉峰塔挺秀的身影，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此外，颐和园中比较著名的树木还有桑树。桑树属桑科桑属，为落叶乔木。桑树进入人类的生活领域之后，逐渐演变成一种特殊意义上的意象。桑树在远古时代先民的物质与精神世界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与先民的物质生产、精神信仰、爱情婚姻以及生殖繁衍纠结在一起，创造出了极其丰富的文化意蕴。《诗经·豳风·七月》这首诗可以让大家了解到周朝的丝绸生产过程：先整枝、然后采桑、采蘩、备苇，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才是织帛、染丝，最后成衣。颐和园中的桑树分布在豳风桥之西，让人们不由联想起古代女织的场景。

3.花木文化

颐和园中有许多建筑的名字与植物密切相关。连接小西泠岛和万寿山的荇桥，其名出自于《诗经·周南·关雎》的诗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这首诗说的是女子在水边采摘荇菜，以引发男子的思慕之情。荇菜在昆明湖历史长远，是可食用也可药用的水生植物。在古代，采收水菜是有阶级之分的，所谓“后妃采荇，诸侯夫人采蘩，大夫妻采萍藻”。荇桥地处石舫北面的河道入口，临近妃子们居住的西四所，可以看出用“荇”字来命名这座桥其用意颇深。

中国的花木文化始自《诗经》。大量的历史文献证实，我们的先民已开始种植并记载花木的生态环境、物候特点，并赋予花木浓厚的象征意义。春秋战国时期最重要的两种花木是柳树和兰花。魏晋南北朝时期，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情怀受到众人的推崇。隋唐时期，众芳争艳，其中最辉煌、最灿烂的当属牡丹。宋、元时期则突显坚强不屈、不畏艰难的梅花。明清两代花卉的欣赏由人格化趋向于神格化，并出现“十二花神”的说法。在颐和园中，花木文化具体体现为“岁寒三友”“四君子”“玉堂富贵”等。

“岁寒三友”是指松、竹、梅三种植物，因这三种植物在寒冬时节仍可保持顽强的生命力而得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高尚人格的象征，也借以比喻忠贞的友谊。传到日本后又加上长寿的意义。在花、木章节中我们已经依次介绍了颐和园中的梅与松，下面和大家谈谈竹。颐和园中的观赏竹类有黄槽竹、金镶碧玉竹、金竹、早园竹、箬竹，均为常绿植物，属禾本科竹亚科，普遍栽培于宜云馆等庭院之中，用于绿化和观赏。竹子挺拔秀丽、叶潇洒多姿、形千奇百态，而且四季常青、姿态优美、独具韵味、情趣盎然。当人们闲情逸致地漫步于青青翠竹之下时，一种无限舒适和惬意便会油然而生，苏东坡也曾说“宁可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竹子无牡丹之富丽，无松柏之伟岸，无桃李之娇艳，但它虚心文雅的特征、高风亮节的品格为人们所称颂。它坦诚无私、朴实无华，不苛求环境，不炫耀自己，默默无闻地把绿荫奉献给大地，把财富奉献给人民。在精神文化方面，竹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和独特，影响着中国人的审美观、审美意识以及伦理道德，对中国文学、绘画艺术、工艺美术、园林艺术、音乐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的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

“四君子”指“梅、兰、竹、菊”。千百年来，它们以清雅淡泊的品质一直为世人所钟爱，成为一种人格品性的文化象征，这虽然是自身的本性使然，但亦与历代的文人墨客、隐逸君子的赏识推崇不无关系。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各地大臣向慈禧皇太后进献大量兰花，供养在颐和园各个殿堂内。同时，慈禧皇太后还命人在园内用上等瓷盆栽植各色菊花，并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和二十九年（1903年）的重阳日（农历九月初九），把数百盆黄菊和五彩菊花送给各国公使馆和公使参赞夫人。

“玉堂富贵”中的玉堂指的就是翰林院，古代只有进了翰林院才有资格入相；富贵指富裕而显贵。在花木中，玉兰花指玉，海棠花指堂，牡丹指富贵。玉兰花和牡丹已经被大家所熟知，海棠花又为何物呢？海棠花是中国的传统名花之一，以花姿潇洒、花开似锦而闻名，是雅俗共赏的名花，素有“国艳”的称谓。历代文人墨客对它题咏不绝，大文豪苏东坡也为之倾倒。颐和园乐寿堂庭园中对称的花台原植有牡丹，再加上院中的玉兰、海棠，象征“玉堂富贵”。

此外，颐和园在全园播放的背景音乐就是《十二花神曲系列》的伴奏曲，漫步在园林中，欣赏着花木，聆听着古曲，从视觉和听觉的角度去体味花木文化，从内心深处去感受颐和园中正月的梅花、二月的杏花、三月的桃花、四月的牡丹、五月的石榴、六月的莲花、七月的蜀葵、八月的桂花、九月的菊花、十月的木芙蓉、十一月的山茶，十二月的水仙。

园林中的植物选择有着写仿自然、比德尚雅、富贵吉祥的原则，自古与花木结缘。花木是园林之发肤，品类丰富，形态内涵深厚。园林植物是营构自然美、串联山水之间质朴气息不可或缺的载体，在园林这一“人化”的自然中，园林植物营造了“生境”，美化了“画境”，优化了“意境”。

花卉树木是颐和园中自然环境的主体，是重要的园林风景资源。应用花木配置，可创造一个充满生机而优美的生态环境。在颐和园景观中，花木是以“绿”为基色，更有万紫千红的变化，如江南有四时不谢之花，分别显示不同季节；花果树木春华秋实，盛夏则绿叶成荫满枝梢，表现季相更替；而落叶树的形和色也随同季节变化，春发嫩绿，夏被浓荫，秋叶胜似春花，冬季枯木寒林。花木优美的姿态及自然的线条形成丰富的园林景观，如“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的梅花，“轻盈袅袅占年华，舞榭妆台处处遮”的倚倚垂柳，或劲拙或柔和，体现了不同的景观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