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儒道的人生进退之道及其影响
儒道两家的总体人生态度或总体处世态度即是入世还是隐世，是积极有为还是自然无为。这两种人生进退之道对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的老百姓都有重要的影响，至今仍然成为塑造中国人性格的重要精神元素。对四民之首的士即知识分子来说，所谓入世与隐世不仅是一种处世态度，而且表现为一种政治参与的态度，即是否参政或者以怎样的态度来从事政治。对一般人（也包括士）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对他们的人生态度和人格塑造的影响。
士在我国古代文化中是四民之首，即“士农工商”之首，他们是一批有文化知识或者有武功技能的人，因此，有可能晋身为“仕”，即比较低级的官员，从而由民变官。古代社会把人分为五个等级：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自孔子以后，士变成了读书人或知识分子的通称。士不仅是有文化的人，而且是承担天下与社会责任的人。为此，可以“知不可而为之”，可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知其不可”是认识，“而为之”则是偏偏不计较成败、因果而去做，这正是儒家积极人生态度的体现和崇高之处。孔子就以“知其不可而为之”闻名，据《论语·宪问》记载：“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儒家认为士即知识分子应该积极入世，参与政治，弘道于天下，对于参政的态度是积极的。他们认为“不仕无义……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君子出来做官，是履行义务、弘扬道义。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成为深受儒学影响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信仰和追求，使他们自觉地以“济世救民”为职志，呈现出“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的积极人生态度。即使没有机会参政或有意避开坏的政治，仍“身在江湖，心存魏阙”，总难忘情于国家大事，总与政治相关联，这是儒学传统，也是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特征之一。
当然儒家也不是一味提倡参政，是参政还是避政，仍是以是否合于道义为标准的。有道则仕，无道则避。“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论语·公冶长》）“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儒家既鼓励积极入世参与政治，但又以道德原则为是否参政的标准，这恰好体现出儒家两种人生价值观的统一，即既强调自强不息，又要崇尚道德价值，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或者可以说自强不息是儒家精神的动力桨，而崇尚道德价值原则则是其方向舵。
儒家避乱世与乱政，是与道家相近相补的方面，但仍与道家的完全消极避世的人生态度有所不同。因为有道无道对道家已无意义，不管政治好坏与否都应“避逃”，并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不可能有好的政治、国家或天下。儒家讲隐、讲藏是为了韬晦保身，以便将来“达则兼济天下”，其基调仍然是进取。
道家哲学主张贵柔处下、弃智愚钝、无为不争、潜隐玩世，因而道家的信奉者多半趋向于当隐士。道家的退隐思想在中国古代一直存在。似乎学问越高、道德越高的人，多半退隐了，不愿出名，乃至于最后隐姓埋名，连自己的真姓名都不要了。我们都知道张良的老师是黄石公，而黄石公只是一个代号，没有人知道他究竟是谁。因为他连姓名都不要了，对名利更是看得很淡。魏晋时，隐士们被称为高士。有一本书名为《高士传》。高士即高尚之士，学问很好，才干也高，就是不出山做事。到了宋朝，则称处士。因此，道家在入世与政治参与的态度上，采取的是一种退隐的、规避的态度。冯友兰先生曾将处士与处女做比，很形象有趣。他认为一个处士，在未入仕做官以前，就像一个处女一样保持着自己的纯洁与高雅，一旦委身于人就像失贞的妇人一样得听命于自己的主人了，这个比喻彰显了处士或隐士的人格独立与清高之处。
这种在社会政治和人际关系上的进退之道，作为一种不同的生活态度被称为“入世”与“出世”。人的生活总是在社会中进行的，个人的幸福主要是通过与社会的种种联系而取得的，所以向外依赖、投身于社会并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便是所谓的入世。相反，一个人反身向内求诸己，从自我内在的“小宇宙”里寻找生活的快乐之源，尽量减少与大众世俗的联系，摆脱对社会生活的依赖，从而享受自由自在的逍遥，我们相应地称其为出世。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谓的“世”并不是指世界，一个人生为血肉，死化微尘，要脱离世界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这里所谓的“世”是指世俗的社会，是指大众化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网络。正因为如此，出世与入世都是相对的说法。纵然是深山老林中的隐士，或出世入寺的僧尼，也摆脱不了对凡世的生活条件的依赖。当然他们肯定是能避开政治参与和过多的人际交往的。出世或入世表达的主要是一种生活心态，而不是一种生活状态。
儒道两家的人生进退之道或者入世与出世的人生态度总体上是有差异的，甚或是对立的。正是这种差异性和互补性满足了中国士大夫和普通百姓在处世态度上的不同需要。儒家激励人们入世进取，建功立业；道家则启发人们关照自我，明哲保身。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入世与出世的差别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儒家之入世不仅受到入世以道的原则的限制，而且还有个人穷达的聪明选择以及中庸的最高智慧。这样就使儒家的入世成为有条件的相对的入世，而道家的出世也是建立在顺其自然而不假人为的基础上的。儒道思想的这种相对性为中国人在人生选择中采取儒道互补、进退相宜的基本策略奠定了基础。
中国人在处理出世与入世的关系时，表现出了精湛的调和持中的艺术。有时这两种思想会在同一个人心中争斗、调和。儒家哲学作为一种工作伦理鼓励人投身社会、建功立业、追名求利，但这种入世和进取的人生有时太紧张、太冷酷，固然可以使成功者得到他们所希望的功名利禄，但这是以艰辛困苦作为代价的。比如孔子，这位儒家人生学说创始者，在推行自己的学说时屡受挫折。孔子的基本生活态度当然是入世的，然而就其一生来看，却充满了怀才不遇、有志难伸、背井离乡、颠沛流离的辛酸苦辣。孔子终生以天下为己任，到头来竟被人骂为“丧家之狗”，甚至也曾产生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的彻底逃避的思想。这位倔强的老人在他临终的时刻，喊着“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史记·孔子世家》），流下了怅恨的热泪。可见儒家的处世艺术从其形成的那一天起，就不可避免地被注入了矛盾和悲剧的色彩。人不仅需要孜孜不倦地创造、追求社会和个人福利，同时，还需要一种缓冲力量来防止人们把这个太平的世界因激烈竞争而变成人间战场。当我们在物利情欲的煽动下陶醉在既有的幸福之中的同时，也需要有一种清醒的声音来不时提醒自己避免因过度兴奋而损伤脆弱的中枢神经系统。在一个社会里，人们有时宁愿扮演一会儿道家的角色。就好像一个人在台上待久了，喜欢到台下来坐会儿，看看别人的表演。因此我们中国人既是儒家的后裔，也是道家的儿女；既要奋斗，也要逍遥。在人性中，除了现实主义的精神素质以外，应该还有一种更自然、更浪漫、更逍遥的品性，这出于人类天性中对自然和自由的本然爱好，人们希望在严肃的社会生活之余还有机会让心灵获得轻松单纯的自由。而道家哲学正好满足了人性的这一方面的需要，因此我们大家都是一半道家主义、一半儒家主义的。
林语堂对儒道两家的差别和互补进行了很好的比较。他认为：“儒道两家的差别，在西元前136年之后，被明显地划分了出来：官吏尊孔，作家诗人则崇老庄；然而，一旦作家、诗人戴上了官帽，却又走向公开激赏孔子，暗地研究老庄的途径。”[1]他还认为，道家哲学为中国思想之浪漫派，儒家则为中国思想之经典派[2]。第一，道家主张重返自然，因而逃遁这个世界，并反抗狡夺自然之性而负重累的儒家文化。第二，道家主张田野风的生活、文学、艺术，并崇尚原始的淳朴，道家是中国人民的游戏姿态，而儒家则为工作状态。每一个中国人当他成功发达而得意的时候都是孔教徒，失败的时候都是道教徒，道家的自然主义是服镇痛剂，可以抚慰受了创伤的中国人的灵魂。儒家哲学是一种都市哲学，道家哲学是一种田野哲学，前者从总的格调上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观，后者则是一种消极的人生观。道家与儒家是使中国人能够生存下去的负正两极或曰阴阳两极，将这两种奇怪的元素放在一起提炼，塑造出了中国人性格中某种不朽的东西：“我们中的儒家建设、奋斗；道家旁观、微笑。一个中国人在位时说道论德，闲居时赋诗作词，并往往是颇为代表道家思想的诗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道家思想像吗啡一样能神奇地使人失去知觉，于是便有神奇的镇定作用。它减轻了中国人的头痛病与心脏病。道家的浪漫主义，它的诗歌，它对自然的崇拜，在世事离乱时能为中国人分忧解愁，正如儒家的学说在和平统一时作出的贡献一样。”[3]
儒道的这种进退得宜的处世态度不仅影响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人生进退和政治参与的选择，而且对士和普通百姓的人生态度与人格塑造均发生了重要影响，甚至至今仍是当代中国人进行人生选择的思想资源。
一般认为，在传统中国社会，士即知识分子的人生有三种基本状态。做官时是儒，为官谋政安邦治国兼济天下。退隐时修道，为隐士为道长为先生为诗人为学究，可以著书立说，可以漫游名山大川，可以碧溪垂钓，可以修身养性、颐养天年。如果不官不隐或隐而求官的，就做策士，旧戏中已经把策士典型化了：穿八卦衣，戴纶巾，执羽扇，常人以为这是诸葛孔明，而不知这是策士的代表。我们只要看《水浒》戏中的吴用军师也穿戴着这种服饰，就可以知道，这原来是策士们的制服。一件八卦衣穿在身上，在野时像做了官，在官时却又像隐遁的道士。以在野的姿态做官家的事，说官家的话，热心于功名是儒家的本相；一副清静无为的面孔，却是道家的身份；服式言谈又兼有阴阳家的神秘。混合儒道的策士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似乎不多见了，但这种进退相宜的处世态度还是长期延续下来了。“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得意则儒则进，失意则道则退。
不仅这些文人士大夫们在进退两难的选择中能挥洒自如、得心应手，普通人也不例外。因为儒道思想早已深入民间，人们都对儒道的说教和思想精髓烂熟于心，只是他们在进退内容上与士大夫们略有不同。如果说士大夫的进退主要体现为政治上的是否参与和生活态度上的入世出世，那么，普通百姓的进退之道则主要体现在处世的态度上，因为他们是不可能有政治参与的机会的。一方面，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耕读传家、勤俭持家、建功立业、光宗耀祖等都是鼓励传统百姓自强不息、积极有为的，这些正是儒家人生态度的体现；另一方面，过去的中国人在进取拼搏和抗争厮杀时常常想到了退却、防守、议和、妥协，而在退却、忍让、防御时又往往想到了东山再起，想到了来日方长，想到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想到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想到了风水轮流转。中国人就是如此，在做任何事情时，总是留有余地，留有退路。话不说死，事不做绝，面子不撕破，关系不弄僵，其用意就是为将来退却或者再进时准备有利的条件。“志宜高而心宜下，胆欲大而心欲小”“事事有功，须防一事不终；人人道好，须防一人着恼”等都是进退的门道和为人处世的准则。中国人认为这是绝顶聪明的做法，可以保护自己的身躯，可以安慰自己的灵魂。
道家的道法自然、贵柔不争的思想被民众全面接受，成为他们的处世原则和人格特征。老子的处世智慧深刻地启迪了中国人，使中国人“知退”“能柔”，笃信“太强必折，太张必缺”。信奉不争是福，能忍免祸，并形成了自居谦下、藏锋深沉的民族性格。
常言道：“好胜者必败，恃壮者易疾，渔利者害多，骛名者毁至。”民间有“三不争”“五不争”之谓，“三不争”是“一不与俗人争利，二不与文人争名，三不与无谓人争气”。“五不争”即“不与居积人争富，不与进取人争贵，不与矜饰人争名，不与简傲人争礼节，不与盛气人争是非”。不争，便可无怨无尤，无失无败，其结果是“静能制动”。委曲反能保全，屈就反能伸展，少取反能多得，“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第二十二章）。
中国人尚忍、能忍的处世品格为世所公认。以“忍”为主题的哲言警句广泛流行于传统社会的各个阶层并为人们所奉行：“人能百忍自无忧”“小不忍则乱大谋”是生活的一般性原则；“忍为家训”是大家庭中和睦共处、相安无事的保障；“忍辱至三公”是封建官场的生存秘诀；处于逆境或遭受挫折之时，要以忍来应付危机，“忍一言，息一怒，饶一著”，“以退为进”，不胶着于一时一事，“好汉不吃眼前亏”，“大丈夫能屈能伸”；遭遇强暴怒火升腾之际，须“忍一时之气，免百日之忧”，免得“莫大之祸，起于斯须之不忍”。民间有“惹不起躲得起”的说法。遇事忍耐能化弭冲突，故曰“百战百胜，不如一忍”。
中国人愿意自居谦下，“满招损，谦受益”是中国人的信条，因为自古以来“人道恶盈而好谦”。张牙舞爪，自我夸耀，其结果必然是“自夸自败”，故古人一直告诫：“气忌盛，心忌满，才忌露”“以谦接物者强”。中国人主张为人处世应收敛锋芒，含而不露。人们赞赏“真人不露相”“善行无辙迹”“大智若愚”“至人贵藏辉”。“难得糊涂”“喜怒不形诸言色”的处世手段被视为“高人一筹”。中国人处世，十分强调忍、让、退一步、吃亏，但这样做的目标不是使自己利益受损，而是获得更大利益。洪应明的《菜根谭》指示其中精义说：“处世让一步为高，退步即进步的张本。”正因为如此退让，吃亏的结果是不吃亏，甚至受大益，诚所谓“必有忍，其乃有济”，这就是中国人的以退为进、以柔胜强的人生策略。
现代著名学者钱穆先生有言：“大体言之，儒家主进，道家主退。乃中国儒学自《中庸》《易传》以下，无不兼融道家言，故知进必知退，乃中国人文大道之所在。”[4]且不论儒道的这两种人生态度对社会的积极与消极作用，其对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为人处世的深广影响是客观的、不容置疑的。儒家是强心剂，道家是清醒剂；儒家使人关注社会价值，道家使人关心自我的超越价值；儒家使人振奋，道家使人安逸。儒道互补，进退相宜，这是中国人从儒道中获得的伟大的人生智慧。唯有依此，不仅使中国人获得了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而且也实现了自身的心身平衡。相信儒道的这种丰厚馈赠还会继续影响中国人的人格再造。
从现代人生思考方式的角度看，任何事物总是有为与无为的辩证统一，儒家思想重在强调积极有为，道家思想重在强调自然无为，我们也应从中汲取相应的思考方式并形成一种有为与无为相统一的人生态度。确实，事在人为这种信念有助于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但我们有时也确实可以发现“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客观情势。人积极有为、工于心计、逐于利益、成于事业，这对于社会和人生固然有积极意义，但从人生和个人修养的角度看，似乎太功利的人就会多几分市侩气和世俗气，而且人为努力过头了，似乎也会使人失去几分生活的情趣。
有学者以批判的眼光认为，在一定意义上现代性也可以说就是人为性。回头想想，在现代社会还有什么是不能够“人造”的？在今天，“克隆”已不再仅仅是一项生物技术，而是变成了广义的文化性格。现代人从生到死，都难以摆脱人为的干扰。从剖腹产到安乐死无一不是非自然的状态。所谓“搞笑”“造势”之类，都是为现代社会所偏好并鼓励的样态。“搞”“造”皆为人们有为之为，而非无为之为。而人为即“伪”，它远离了诚。所谓诚，即本真地生成。所以《礼记·中庸》说“不诚无物”。这不是说离开了诚便什么都不复存在，而只是说离开了诚，一切都将不能本然地呈现出来、成就起来。本真地生成亦即“无为而成”，所以“诚者，自成也”。“至诚无息”，诚使事物永无止息地存在，也可理解为没有消息。“天何言哉？”上苍不偏不倚，最为无私，所以是至诚，它还需要什么自我表白吗？所以说“诚者，天之道”。在这里，我们又一次体认到了儒家智慧与老子智慧的相通之处。现代社会的人为性，其代价是把事物的本真性遮蔽起来了，人们由此陷入了一个虚假的世界之中。现代文化的矫揉造作和虚情假意，使我们难以回到事物本身。文化或文明原本是人的自我肯定，但它一经产生，就面临着沦为一种否定力量的危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文化乃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距离，文化的发达程度取决于人对自然的疏离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自然是现代人为性的解毒剂。在当今崇尚人为的功利主义风气下，如果我们能够汲取一些道家哲学的道法自然的精神，那就会少几分功利与世俗，少几分浮躁，多几分清高脱俗，多几分宁静致远，多几分神安心爽和身心和谐！
用儒家的进取有为的精神激励我们为民族的进步、个人的发展去拼搏努力，去建功立业。用道家的柔性智慧来滋养我们的灵魂，让我们在奋斗之余使自己的心灵归于平和宁静，抚慰我们受伤的心。儒家精神与道家智慧的结合，使我们进退总相宜，人格刚柔相济，使我们既有辉煌的人生，又有健全的人格，从而走向幸福人生！
[1]林语堂.中国哲人的智慧.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190.
[2]林语堂.中国哲人的智慧.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184-185.
[3]林语堂.中国人.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67.
[4]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长沙：岳麓书社，1986: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