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奕斗法记[*]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是统治阶级鹰犬们悲惨而可耻的末路。恭亲王奕虽然曾经受帝国主义赏识，又把慈禧太后扶上了统治的宝座，但是随后他就被主子一脚踢开，落得和历史上许多统治阶级的鹰犬一样的下场。
19世纪60年代之初，奕集团执掌政权，气焰熏天，颇有点“天下莫予毒”的派头，权力、地位、各方面的阿谀吹捧，弄得奕有点昏昏然、飘飘然，他自以为和慈禧太后处在对等的地位。一个外国人描写当时的局势：“两个当权者，慈禧和恭亲王，在谨慎地互相监视着。”[2]
事实上，就奕的实力、地位、统治手段来说，他只配充当慈禧的鹰犬，不配成为敌手。赵烈文对奕下过这样的评语：“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至己为何人，所居何地，应如何立志，似乎全未理会……恐不能无覆
之虞，非浅智薄慧、涂饰耳目之技所能幸免也。”[3]
一切专制暴君绝不允许在自己身边有一个隐然钳制自己的力量，赵烈文懂得这一点，所以他讥评奕不理会自己所处的危险地位。残忍的慈禧势必要把奕踩到脚底才会甘心。但是慈禧和奕的政治路线基本一致，慈禧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还物色不到新鹰犬，不得不仍旧依靠奕，这种情况决定了这场斗争的隐蔽性和曲折性，故而斗争只局限在宫廷琐事上。
一般官书对这场宫廷斗争都讳莫如深，但无意中又透露出蛛丝马迹。
《清史稿·奕传》载：同治“四年三月两太后谕责王信任亲戚，内廷召对时有不检，罢议政王及一切职任”。这是慈禧打的第一棒。不过这一棒打得不是时候，奕和外国侵略者的蜜月期还没有过去，侵略者竟跑到总理衙门提出质问。朝廷的戚旧大臣也恐慌起来，因为离开了奕，他们既无法应付外国侵略者，也难于和湘、淮系汉族地主势力保持均衡。他们纷纷向慈禧进谏，慈禧为形势所迫，只好趁势转圜，让奕复职。
1869年奕对慈禧进行了一次小小的报复，这就是著名的安德海事件。太监安德海奉慈禧的命令赴广东采办龙衣，沿途招摇。安德海是慈禧的亲信，据薛福成说，“往岁恭亲王去议政权，颇为所中”[4]，奕自然对安德海痛恨入骨。按照清朝的祖制，太监不得擅离北京，所以安德海到达山东，就被山东巡抚丁宝桢扣押起来。奕纠合一批亲贵大臣，极力主张把安德海就地正法，慈禧在奕等的压力下，竟无可奈何，只得依议执行。奕借丁宝桢的刀，翦除了慈禧的羽翼，而且使慈禧大大地丧失了面子。但是，杀了一个安德海，动摇不了慈禧太后的地位，反而激起了她强烈的复仇怒火。
1874年，在重建圆明园问题上，斗争再一次爆发。自从圆明园被英法侵略联军烧毁之后，慈禧太后少了一个游耍行乐的场所，一直悒悒于心，希望再建这个名园，重圆她奢侈的旧日梦。当时清王朝刚刚从革命大风暴中挣扎过来，财政上千疮百孔，要兴建如此豪华的建筑，谈何容易。这不仅要搜刮亿万人民的脂膏，而且威胁到各级大小官吏的钱袋，所以是个很不得人心的措施。但是，慈禧一意孤行，借同治帝亲政的机会，用皇帝名义下令重建圆明园，说是以示皇帝对皇太后的“孝养”。命令发布后，御史沈淮、游百川首先反对，接着奕又出头拦阻，气得慈禧索性撕破面皮，大闹一场，奕以“语言失仪”的罪名被革去世袭亲王，降为郡王。盘踞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奕集团，在大学士文祥的率领下（文祥是奕的主要帮手）向慈禧“涕泣力谏”[5]，被慈禧臭骂一顿。文祥等称病辞职，以示抵制。两魔斗法，将达半年，弄成相持不下的僵局。一时朝廷内外，人心惶惶，连远在甘肃军中的左宗棠也自称“半载以来，忧惧靡已”[6]。
这时天津发生了一场讼案，给奕集团解了围。原来慈禧太后派了一个候补知府李光昭，向法国、美国商人购买洋木，供建筑圆明园之用。李光昭是个财迷心窍的骗子，所购洋木值五万四千元，他却虚报为三十万两（约合四十二万元），法、美两国奸商更是存心欺蒙，运来的是霉烂脆劣的小块木材，根本不能供园工使用。木材运到了天津，李光昭一看木材的质量、尺寸与原议的合同不符，不肯给价收货，外国奸商就控告到北洋大臣的衙门里，反说李光昭不履行合同义务，并且举出合同内有“圆明园李监督代大清皇帝立约”的字样，一口咬定李光昭是太后和皇帝的代表，这样就弄成了外国奸商与太后、皇帝之间打官司。当时北洋大臣李鸿章恐怕影响到淮军的军饷，也不同意修建圆明园，他索性把这场官司和盘托出，公开宣示，请求朝廷指示处理的办法，弄得慈禧太后大出其丑、尴尬万分，只好拿李光昭开刀，说他“诈称内使近臣”，定了斩监候的死罪，主持圆明园工程的内务府大臣也被革职，圆明园工程只好取消。这场官司使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告一段落，不久，奕、文祥等均复职。
经过这次斗争，奕集团开始认识到慈禧的心狠手辣，只得低声下气，事事逢迎慈禧。这时李鸿章北洋集团已崛起，逐渐取代奕的职权；慈禧又勾结上醇亲王奕
（光绪的父亲）和庆亲王奕劻，以牵制奕；奕集团的骨干文祥等又相继病死。于是，奕集团的势力日益衰落。奕虽然仍保持着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职权，但已沦为政治舞台上一个无关紧要的配角。
慈禧太后仍不放弃利用每一个机会来打击奕。1878年华北大旱，慈禧硬要奕对这场天灾负责，把奕“交宗人府严加议处”，集团中的宝
、沈桂芬、景廉等也受了处分。1884年中法战争，清军在北宁战败，失败的责任主要应该由慈禧和李鸿章负责，舆论对清政府大加抨击。这时，奕又被捉来当了替罪羊，奕集团全班人马被清洗出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奕
和奕劻掌握了这两个机构，成为慈禧太后的新鹰犬。
在这场统治者内部斗争中，慈禧太后充分显示了她蛮横、毒辣的专制淫威。但是这种专制淫威的形成要有一定的条件，就是必须得到帝国主义的认可和支持。慈禧太后之所以能把一切官僚当作鹰犬使唤，正因为她自己首先是帝国主义的最大鹰犬。奕固然和帝国主义最早拉上关系，但是他的实力有限，办事动辄受牵制，不能为帝国主义更好地服务，因此不久就失去了帝国主义的宠爱。帝国主义发现慈禧和李鸿章是比奕更理想的代理人，于是把赌注从奕的桌面上拿走，转押到慈禧和李鸿章的桌面上，这是奕集团失败的主要原因。担任了多年驻华公使的美国侵略分子田贝以赞赏的口吻说：摄政的太后，在她的族人中，一向是第一个最能了解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问题的人物。又说： 19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在华势力的扩张，都是由于慈禧太后的意愿及行使其统治权力的结果。当中法战争中奕的职位被奕
取代，老牌的英国侵略分子赫德还为此欢呼，他说：“七爷（按：指奕
，因为他是道光帝的第七子）将控制这政府，所以很可能中国真正地能够进步。”[7]在侵略者的嘴里，凡是符合帝国主义利益的就是“进步”。所以，奕的失势对慈禧太后来说是踢开了一只不甚驯服的鹰犬，而代之以更加驯服的鹰犬；对帝国主义来说，也不过是抛弃了一个不是很得力的奴才，而代之以更加得力的奴才。
注释
[*]原载《光明日报》，1962年8月27日。
[2]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张汇文等译，67页，北京，三联书店，1958。
[3]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七月初九日。
[4]薛福成：《庸盦笔记·书安德海伏法事》。
[5]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三百六十八，《文祥传》。
[6]《左文襄公书牍》卷十四，《答李筱轩》。
[7]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14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