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拜上帝会不是邪教^[*]

拜上帝会是太平天国运动的一面旗帜、一件战斗武器，并不是邪教。要判断它是不是邪教，不能只看它的外部特征，还要看它当时所起到的历史作用。当时社会上阶级关系十分紧张，下层人民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迫切需要一种思想武器和组织工具来动员与凝聚分散的人民群众，参加斗争，促进农民起义的顺利发展，拜上帝会就是起了这样的历史作用。拜上帝会动员、宣传、组织和指挥了太平天国起义。乍一看来，似乎远离世俗的宗教制造了一场农民战争，因此有的先生说“政治邪教引起了太平天国战争”。事实远非这样简单，应该是世俗的利益冲突，是官府、地主的剥削、压迫和农民的反抗，赋予了宗教生命，使这种宗教变成呼唤农民起义造反的工具。不是宗教制造了农民战争，而是农民战争得用宗教加速促成起义。因此，判断宗教的性质必须根据当时农民战争的性质。只要承认太平天国是一场正义的、反压迫的农民战争，就不能把拜上帝会视为邪教。

中国历史上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往往利用宗教。从陈胜、吴广的“篝火狐鸣”到黄巾起义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从元末农民起义的“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到清代白莲教的“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宗教在农民起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为什么历代农民战争大多利用宗教？因为农民处在封建社会的最底层，担负着供养全社会的重担，但其政治和经济地位低下，没有文化知识。当社会矛盾十分尖锐，革命的形势已经成熟，平时存在于民间的一些政治色彩并不浓厚的宗教，会随着革命形势而蜕变，变成一种反抗现政权的组织。洪秀全初创拜上帝会只是从基督教中吸取了平等的教义，劝人信拜上帝，行善戒恶，待人平等。由于当地阶级斗争的推动，拜上帝会迅速地“革命化”，成为反封建的锐利武器。当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时候，为进一步动员农民参加斗争，必须用农民所能理解的语言和逻辑，来阐明这场斗争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阐明这场斗争的目的，阐明它必定会走向胜利。可是农民往往缺乏理性思辨的能力，只能用宗教的玄想加以说明；农民一家一户生活散漫，缺乏凝聚力，只能用宗教纪律加以组织约束。斗争已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但还没有人能科学地说明这场斗争的合理性，也没有人能有效地把农民组织起来，因此宗教就填补了空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除了宗教以外，农民们没有更好的思想武器和组织手段。宗教告诉农民：赐给他们阳光雨露的天父天兄怜悯众生的苦难，要拯救众生，而为非作恶的阎罗妖暴虐残酷，涂炭生灵。双方壁垒对立分明，一方是天父天兄庇护的百姓，另一方是阎罗妖支持的官府和地主，两个营垒的界限划分得一清二楚，是非爱憎格外鲜明。这种在宗教外衣包裹下的反对封建的战斗精神，一旦被农民接受，农民就将自觉自愿、勇气百倍、信心十足地投入战斗。这样，农民战争中的宗教将发挥震撼封建统治的巨大力量。就像恩格斯所说：“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2]

封建时期的农民宗教表面上看似乎是幼稚的、荒诞不经的，但要揭开它的外衣，观察它的实质。洪秀全在宗教作品中说，“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天下一家，共享太平”，这反映了农民的理想。《天朝田亩制度》中说，“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真实地显示出被压迫者平均主义的愿望。当然，农民不是先进阶级，不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愿望，最后必定以失败告终。但后人绝不应该指责这些朴素的思想是空洞的梦呓。

农民运动是一场暴风骤雨，它扫荡一切，破坏一切（其实官兵杀人放火，更无恶不作），像一头发怒的大象，它狂奔向前，必定会践踏路边的花花草草，打碎周围的瓶瓶罐罐。农民运动破坏了许多旧事物、旧关系、旧传统，但不能把它视作社会的倒退。旧的不除，新的不生。太平天国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许多新事物。30年后的中国，出现了维新派和革命派，至20世纪之初，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在人民的努力下终于土崩瓦解，在中国土地上矗立起共和体制的中华民国。这就是历史的进步。

注释

[*]本文为2006年7月21日笔者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学术讨论会小组会议上的发言。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1卷，349~3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