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宜兰佛光大学谈《清史》纂修

这次我们清史编纂委员会来到风光秀丽的台湾宜兰，向台湾的学者请教。我们正在启动清史编纂工程，设计全书的框架结构，讨论全书的体例体裁。清史编纂工作从今年年初开始到现在已经10个月了，工作进展比较正常，我们也碰到了很多问题，也有一些初步的想法，这些想法是否适当，也要向台湾的同行们请教。台湾的许多学者对清史有深入的研究，有很好的著作。我想，纂修《清史》是海峡两岸学者的共同事业，我们非常期望台湾学者的支持和参与，能够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希望这项工程在一开始就设计得比较完善。

我们为什么要纂修《清史》呢？政府为什么要投入这么大的财力、人力支持学者们修史呢？我想，这是看到了历史学的重要性。中国是历史学非常发达的国家，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再早有《尚书》《左传》等史书，司马迁的《史记》从五帝世家开始，历史非常悠久。而且我们从商周就有了甲骨文，以后历朝历代都有历史记载，从来没有中断过，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是任何一个国家所没有的。所以，中国被称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历史，因为历史是人类对自己过去的回忆和反思。人类的智慧、知识都是从过去的实践、经验中获取的，这种历史的回忆和反思也使我们认识到人类的自身，使我们有了创造新生活的能力和信心。如果忘掉了历史，丢掉了历史，就不知道自己的来历，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丢失了自己的过去，忘记了自己的祖先，也就不可能开辟自己美好的未来。我想中国人懂得这一点，因此，非常重视自己的历史，希望用过去生动的事实，用过去丰富的经验教训，来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中国有一个好的传统：易代修史。朝代改变了，新的朝代就要为已经覆亡的朝代修史，就是要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唐太宗曾经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唐太宗讲得很有道理。

清朝统治中国有268年之久，清朝灭亡也有了90多年了，但至今还没有一部详细的、令人满意的《清史》，这是非常遗憾的。所以，易代修史这个任务我们一定要担当起来。当然有个《清史稿》，这部书也有一定的价值，有史料价值、文献价值。《清史稿》主要是依据过去国史馆的档案、稿本来修纂的，这些稿本是经过了很多作者长年累月的编写，再三修改而成的，《清史稿》吸收了这些成果，当然是有价值的。但是，还存在不可讳言的缺点，首先是观点上的问题，对辛亥革命抱有偏见，把起义称作“作乱”，把革命党人称作“匪类”，等等。甚至孙中山的名字只在《清史稿》出现过一次，就是慈禧太后通缉他的时候。连1912年选举临时大总统都没有出现孙中山的名字。《清史稿》记载了这件事，但没有写孙中山，到底选举的是谁啊？没有说。这就是所谓“春秋笔法”，看来《清史稿》不愿意将孙中山的名字写进去，所以在观点上有问题。其次就是史事上错误很多。台湾的学者们花了很大努力写了《〈清史稿〉校注》，校正了《清史稿》的很多错误。最近我简单地翻了翻这本书，确实是考证精密，内容丰富，我很钦佩各位先生，做了那么好的工作。所以，我给《清史》编纂工作的同志们说，要人手一册，我们写的时候，可不能再犯《〈清史稿〉校注》已经指出的错误。《清史稿》错误很多，我也曾看到过一个很幼稚、很初级的错误。太平天国的时候浙江的一个村即诸暨县的包村被包围，在太平军打下以后，说杀了村民60万人，啊呀！这个你不用对史料，一看就知道这是错误的，这个村子只是浙江一个小小的村庄，当时整个杭州可能还不到60万人，一个村庄怎么可能有这么多人呢？这类错误可能很多。还有，《清史稿》利用了国史馆的档案，但没有利用大内档案。由于这些原因，《清史稿》存在着不少缺点，不能令人满意，当然它自己也说自己是“稿”，并不是定本。

《清史稿》成书以后，20世纪内多次提出要重修《清史》。我记得，抗日战争以前，国民党曾拨款50万元要修《清史》，但由于抗战爆发，没有能够启动。台湾方面在1961年由张其昀先生领衔主编，修《清史》，萧一山等都参加了，这就是“国防研究院”印的《清史》。这部书在利用《清史稿》的基础上，对其做了重要的修改，不是重新编写，所以张先生在序言中说：“网罗有清一代的文献，完成理想中的新《清史》，寄厚望于后来之作家。”他希望后人来完成，并没有说自己已经完成了。1978年，钱穆先生建议写一部《〈清史稿〉校注》，利用在台湾的档案和其他史料来校正《清史稿》的错误。后来出版了15大册，工程很大，共计1200多万字，远远超过了《清史稿》的800万字。今天就有很多先生，像冯明珠先生、陈捷先先生，还有庄吉发先生都参加了当年《〈清史稿〉校注》的编写。

大陆方面也非常重视《清史》修纂，解放之初，董必武先生第一个提出要修《清史》。之后，50年代末，周恩来委托吴晗先生着手制定纂修《清史》的规划，这件事我参与了，当时搞清史的人很少，我是搞近代史的。当时吴晗先生找到我，一起商量《清史》纂修规划，吴晗先生讲的规模很大，远远超过我们现在的《清史》纂修的规划。由于当时人才缺乏，就从培养人才做起，要从本科学生中抽调人才。但后来赶上三年困难时期，这件事情停了下来。1965年周恩来委托当时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筹备成立“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当时就是这个名称，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著名明清史专家郭影秋为主任，并在中国人民大学内成立清史研究所。当时房子都看了，准备开动了。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受到冲击，又停止了，而且后来“修清史”还成了一条罪状。中国人民大学一直保持着清史研究的力量。“文革”后，邓小平转发了一封人民来信，建议编纂《清史》，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千头万绪，还顾不上，也没有支持的经济力量，又拖了下来，而且一拖就是20年。所以，在大陆修《清史》也是几起几落，路途坎坷曲折，这几次我都参加了，第一次参加时我才30多岁。到2001年，学术界再次呼吁修《清史》，政府郑重考虑了，也调研了很长时间。到2002年年底成立了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启动《清史》编纂，这得到了中央几个主要领导人的批准。

由此可见，《清史》纂修是两岸长期十分关心的问题，但好几次都流产了。编一部《清史》是两岸共同关心并为之奋斗的目标。可见，《清史》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性。因为清代历史离开我们不远，清史对我们特别重要，历史上的很多问题与现实密切相关。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发奋努力实现现代化，就是因为在清朝历史上中华民族受尽了欺负。还有人口问题，清之前历史上的人口记录从来没有达到过1个亿，最高也只有七八千万，当然历史记录与实际有出入，但也不会太多，清代以前中国实际人口可能只有1亿多。今天的人口有10多亿，人口的滋生基数主要在清代，研究人口问题就要追溯到清朝才能解释清楚。又如，外交问题、划分边界、中英问题、中俄边界问题、香港问题，这都是清代遗留下来的问题。又如民族问题，也是清代遗留下来的。清代处理民族问题有成功的地方，也留下了很多问题。因此，如果要了解今天的现实，了解中国的国情，就必须了解清史，今天的很多现实问题都要追溯到清代的历史。以台湾为例，台湾是清代发展最晚的地区，也是清朝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以前关于台湾的历史记载，我们可以追溯到三国孙吴时期，以后隋、唐、宋、元不断有历史记载，而且以前人口比较少。但到了清朝，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郑成功驱逐荷兰，这是中国人民第一次反对西方侵略的斗争，当然要在清朝历史上大书特书。康熙二十二年收复台湾，这也是大事，平定三藩以后又收复台湾，清政府没有后顾之忧了，以后战略重点就放到了西北。康熙收复台湾以后，很多福建、广东的移民到了台湾，开发台湾。台湾当时大约只有7万人口，可是后来迅速增加，到甲午战争前夕达到了225万人口。自然生殖没有这么快，大多都是大陆来的移民，他们辛勤劳动，开发了这片土地。这些开发台湾的先民是中华民族子孙，他们的文化、他们的语言、他们的风俗也都是中国的。当时的台湾历史就是中国人在这个岛上的活动，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清史》要大书特书。说到这里，我自然而然地想到，最近台湾的教科书要把清史与中国历史剥离开，放到“世界史的范畴”，这使我大为惊讶，实在没有想到，怎么能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是对历史的公然篡改，忘掉祖宗，丢弃祖先，企图以此让百姓忘记自己的过去，忘掉自己的历史，忘掉自己是什么人。一手岂能遮天，两岸的同胞肯定会坚决地反对。

以上我讲了两岸对清史的关注和清史的重要性。我们这次编纂《清史》已经启动10个月，我们编纂《清史》的方针是：要实事求是，探求历史的真实，写出客观真实的历史。求真求实是历史学的生命，要反对想当然，更要反对任意地篡改，反对隐瞒历史。当然，追求历史真实很不容易。暂且不说故意伪造历史，即使是真正抱着科学研究的态度，也还不容易做到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因为历史非常复杂，同一个事件可能有相互矛盾的记载，也可能有各种完全不同的说法。由于研究者的时代不同，观点不同，所以在实事求是的前提之下，也还会有不同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应该尊重不同的意见，相互交流，深入探讨。写一部历史书，当然要有大体一致认同的观点，但并不是定于一尊，并不是抹杀不同的观点。人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有时候你认为的真理可能是谬误，有时候你认为是谬误却可能包含真理。因此，我们的方针是实事求是，追求历史真实，尊重历史真实，尊重不同意见，而不能抹杀不同意见。

编纂《清史》是个学术问题，要代表21世纪的水平。我们准备用10年的时间编纂这部《清史》，10年以后还会有人继续研究清史，而且必然是后来居上，成就肯定会超过我们。将来会有更好的《清史》，否则历史学就不能进步了。我们力求达到这个时代的最高水平，但并不是完美无缺，我们会有时代的局限性。另外，我们编的这部书以叙事为主，尽量少发议论。历史著作的功能就是记录过去已经发生的事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不必多发议论，读者从一部叙述历史真实的书中会有自己的判断，要相信读者，给读者留下足够的思考、判断的空间。当然，完全没有议论也不可能。从前的史书也有“太史公曰”“臣光曰”这一类的评论，这都是观点。因为，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认识本身就包含着历史学家自己的认识和判断，如何叙述，如何写，用哪些事实，这本身就是价值判断。所以写作时不可避免要带有观点，带有价值判断。比如我们身经抗日战争的这些人，如果让我们写抗日战争，一定是带着自己的判断，带着自己的是非标准的，一定是谴责日本侵略者的。不这样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历史学家要从事实出发，不能添枝加叶，更不能歪曲历史。

我们这个《清史》工程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主体工程，一部分是基础工程。主体工程就是3000万字的《清史》，分成88卷，基本内容在下次台北会上我再做介绍。这是我们的主要任务，要全力以赴、保质保量地完成，不辜负人民的委托。同时要整理大量的文献档案，这是基础工程。清朝统治近3个世纪，留下了大量史料，汗牛充栋，光第一历史档案馆就有1000多万件，多得不得了。地方档案还有1000万多件，如四川南充的档案、南部县的档案、内蒙古的档案、西藏的档案等，有些眼看就要毁了，怎么办呢？极力抢救吧！我们尽可能整理抢救更多的历史档案。

清代文献也很多，清人诗文集就有4万余种，去年出版的《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中现存的就有4万余种。我们整理多少出版呢？2%就是800种，大概有几亿字，相当于一个《四库全书》了，汗牛充栋。我们的力量太微弱了，我希望团结海内外的学者共同完成这个工作。

我打个比方，修《清史》是打造一个航空母舰，不仅需要航空母舰，还要有巡洋舰、驱逐舰等，这样才能组成一个战斗群。因为时间关系，其他的我就不详细讲了。

注释

[1]2003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