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与高职教育可持续发展
一、高职教育文化自觉之必为
费孝通先生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生活在一定文化圈的人对其文化应有自知之明，明白其来历、形成过程、特点和发展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形成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文化自觉终究是人的自觉。“人所以要反思文化，所以要面对文化现实提出问题，皆因为文化除了对人的肯定性价值外，还包含着否定性因素。某种文化模式、文化规范一经形成，人类本质的各种丰富性潜能就有可能被局限于一种既定的文化形式中，从而形成对人的丰富本质的否定，对自由创造性的剥夺。因此，人类面对文化的否定性质，必然要诉诸一种主体性的抗争，为自身创造一种未来性，创造新的可能领域，把自身投入到自己为自己设计的挑战中，投入到自己为自己创造的需要被征服的新世界中去。因此，认识到了现实文化发展的这种双重本性，我们就能在实践中对于文化现实自觉投射一种反思与批判意识，在人类的成就与自信中清醒地看到存在的问题和危机，以使文化实践减少盲目性，增加行为的自觉性。”［1］
谈及文化自觉，一个相近的概念就是文化启蒙。“文化启蒙更多的是文化精英对所谓的蒙昧大众实施的强迫性思想灌输。于文化精英而言，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训导，对大众而言，则是一个被动的解放过程。文化自觉则表现为社会大众主动、自觉、平等沟通，既不是精英对于平庸的事情，也不是少数人对于多数人的事情。它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文化反思，无须刻意推行激进的行动，而其文化效果的力度与向度则更为深远。”［2］
历史上，高等教育领域的文化自觉从未曾中断过，从纽曼的《大学的理想》、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论》到克拉克·科尔的《大学的功用》等，每一本阐述大学理想和理念的专著的出版往往都处于社会转型或大学变革的关键时期，无论是社会还是大学，都面临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和大学理想与理念的危机。而我国关于大学理想和理念的研究，在过去几年会给人一种“忽如一夜春风来”的感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社会处于转型时期，高等教育处于快速发展之中，大学处于急剧变革之中。社会转型，大学理想和理念的缺失凸显，于是，产生了对大学理念和理想的诉求。［3］
近年来，我国高职教育快速发展，高职院校发展的内外部条件发生了显著变化。从内部看，规模迅速扩大，生源素质明显提高，师资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实训基地、仪器设备、文体设施等硬件建设不断完善，办学思路和管理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从外部看，政府高度重视，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社会对高职院校的认可度也普遍提高，如填报志愿时，不少二本线以上考生毅然选择报考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率也持续走高。但也应当看到，我国高职教育发展时间不长，不同院校、同一院校不同发展阶段之间存在校际文化差异、学科（专业）群体思维习惯差异、组织气候差异，面临文化的历史、专业、生态等差异与冲突，旧文化的扬弃与新文化的培育都将是一个较长的过程。文化的冲突导致学校师生员工难以形成归属感和认同感，学校缺乏凝聚力，无法形成共同价值观和办学理念，管理制度难以贯彻实施，决策执行力大打折扣，严重影响办学质量、办学效益。同时，新的办学模式效能难以发挥，学校转型的速度和质量也深受影响。
现代管理学理论认为，组织内、外部环境条件显著变化之时即组织文化建设创新的最佳时期。组织规模跨入中等之后，组织文化将发挥核心、统领作用。高职院校在刚经历筹建期后，就承担了大众化的时代使命，前期更多关注规模扩张、硬件设施建设，更多关注制度和实践层面，还缺乏一种从文化自觉的高度对高职教育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反思，对发展方向、发展路径的理性思考。特别是对作为有着独特功能使命的高职教育，如何把握独特性更是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如果说，前一阶段高职教育发展走的是一条规模扩张、外延拓展道路的话，不难想象，下一个阶段基于文化发展模式的内涵提升道路则必将成为高职院校文化层面上最具自觉的内容。
二、高职教育文化自觉之可为
教育不是政治的仆从，也不是经济的附庸，它属于文化领域，是一种文化活动。文化，既不像经济那样起决定性作用，也不像政治那样起强制性作用，但它对教育的制约作用是潜在的、直接的，而经济、政治的制约作用往往以文化为中介。“以文化为教育之根本，于教育研究者而言，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教育学活动，才能明晰和理解自己的生存方式；对教育实践者来说，文化将使其耕耘的土地更宽广，收获更丰硕；对受教育者来说，文化将使其更有可能成为自由的、全面发展的、终极意义的、大写的人。”［4］于教育机构而言，从组织文化学的视角出发，则能更为明晰地抓住组织运行发展的脉搏、主线。
在高校这一特殊的社会组织中，组织的整合机制主要有：科层机制、文化机制和市场机制。高校办学主要受三方面因素的制约：政府调控、市场冲击、大学自觉。政府调控和市场冲击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关键在大学能否自觉，能否将消极影响降到最低程度。大学要想充分自觉，需要寻找其主导机制。
高校组织主体的“文化人”身份，活动的“以文化人”目标的广泛性、多样性及模糊性，形式上的较弱等级性、平坦结构、松散联合方式，使得科恩和马奇以“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来形容高校的组织特征，韦克则称之为“松散耦合系统”。克拉克则指出：“学术组织有一个不平常的、强有力的、象征的方面，它以文化形式将看似松散的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只有通过对大学象征的一面，即对其文化意义构成有所了解，才能把握组织的本质与特性，否则一事无成。”一言以蔽之，在这样一个组织中，科层机制的等级权威、规章制度以及市场机制的物质利益刺激都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只有以文化机制为主导机制，从文化的维度来审视，通过共享价值信念来协调，方能有助于组织目标的实现。
为什么办高职院校？如何办高职院校？办成什么样的高职院校？在过去，由于高职院校自身主体地位的消解，高职院校的发展理念就是政府、社会的发展理念，高职院校直接反映这种诉求。高职院校之间在文化上的差异性往往被政府的共性要求所掩盖，教育的工具性理念造成了学院人对高职院校发展方式选择的放弃，不同高职院校文化高度趋同、缺乏个性。
而随着高职院校办学主体地位的确立，过去由政府回答的问题摆到了高职院校面前，客观上恢复和确立了其特有的社会文化机构的地位，开始了高职院校与文化天然的联系发展阶段，使其必须首先基于文化去思考使命、发展理念和远景目标。主体地位的确立既推动了其基于文化中心的发展方式，也确立了其竞争发展的生存规则，使其不断增强主体地位，最大限度地发挥主体性、能动性，展示文化特色、个性。对内凝聚院校精神，构筑发展的精神基石，实现育人目的；对外发扬特色文化，赢得社会支持，适应社会需求。可见，高职院校办学主体地位的确立，客观上引导出其基于文化的发展方式，基于文化的发展方式又内在地突出了文化的重要地位。
三、高职教育文化自觉之何为
高职教育的文化自觉包含三方面内容：高职教育文化的根基在哪里；当下的特点或本质属性是什么；归宿点，即未来的趋势在哪里。“从哪里来、我是谁、到哪里去，古希腊哲学关于人的存在的三个本真性追问，不仅是对文化发展的历史解读，更回答了作为文化创新主体在文化发展中如何体现自主性的难题。厘清以上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是文化自觉形成的重要前提和标志。”［5］
（一）从哪里来：文化空间——高职教育发展的生存土壤
我国高职教育的发展源自广大群众对高等教育的渴求、社会对高水平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背景的历史性选择。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型，将使高职教育发展的根基更为坚实。但同时，根深蒂固、深入人心的鄙薄高职教育的陈旧文化观念对高职教育的阻碍也是全方位的。其不仅表现在隐含的价值观层面，还表现在强有力的政策和操作层面上，如录取批次靠后等。改变政策歧视算是教育部门内部的事情，但扭转政策歧视背后的政策制定及执行理念，改变高职教育的“非国民待遇”地位则涉及更深层次的文化改造和社会制度体系重构问题。对这一文化“瓶颈”应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充分重视文化传统对高职教育的制约作用，充分认识文化观念的改变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从而自觉地投身于院校内外文化环境的构建过程中去。通过服务社会理念、文化经营战略、SIS（学校形象识别系统），对内凝聚、激励人心，对外发挥展示、宣传功效，提高学校的知名度、美誉度，获得社会的关注与认可。
（二）我是谁：旨归、使命、特色——高职教育之文化哲学反思
高职教育立足技能型人才培养，以实践操作为重，是否会产生学生“有技能没文化”的现象？从短期看，学生具有较强的动手适应能力，但长远的创新发展后劲呢？高职院校究竟应给学生什么样的教育？“文化哲学恰恰在表达这样一种追求——一种文化要想成为自觉的文化而非随意的文化，就必须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加以反思，而一种哲学要想具有现实的力量而非虚幻的寄托，就必须进行文化的参与，就必须通过文化进行特别的关照。”［6］
谈到高等教育哲学，布鲁贝克提出了认识论、政治论两种哲学观。但高等教育的功能并不能取代对高等教育本性的确认，由此，张楚廷先生提出了生命论哲学观。人的目的是“做人”，人的目的决定了教育的目的，教育的目的也就是教人如何做人。教育首先是培养人的过程，教育的本质在于生命的创造，教育必须关注生命，开发生命的内在价值，寻求生命的意义。高职教育具有双重性，既是职业教育，又是高等教育。但高职教育之谓，更谓其“高等性”。这种高等性不仅在于使学生能就业，更应体现在使学生会做人，能诗意地栖息在这块土地上。
近年来，我国高职教育改革强化了职业意识，加强了职业技能的培养，但受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科学观的影响，技术性的逻辑推演和职业性的功利价值在专业教学中也表现得较为普遍。但作为培养人的学校教育，专业技术学习不是唯一目标。高职教育既体现在专业技能上，也应体现在文化道德修养上。高职教育的目标必须由单纯针对技术岗位扩展到整个职业生涯，职业能力内涵必须由单纯满足上岗要求走向适应社会需求。只有扭转重技术轻文化、见物不见人、忽视理性价值追求及人格塑造、非教养化、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倾向，抛弃“工具教育”中把人当作社会的构件去模塑的观念，在教养与训练、育人与制器、教育与教学、人性与人力、人才与器材、真实的终极关怀与现实的功利取向，以及全面自由发展的人的教育与半人时代、单向度的人的工艺流程中审慎取舍，方能真正使我们从各行其是和无所适从中清醒过来，高职教育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才可能有顺理成章的答案。
“职业性”为高职教育之基。订单培养、实习基地、双师教师、行业兼职教师等都营造了一种融合开放性、应用性、基层性、现场性、地方性、行业性特征的类企业（职业）文化氛围。在组织文化建设过程中，高职院校须打破原有单一的“泛校园文化建设”模式，从系部文化建设、课程文化建设、专业文化建设入手，把相应行业企业的不同素质要求渗透于日常教学管理活动及文化氛围营造中去。使学生充分接受企业文化、职业文化的“预熏陶”，树立职业信念和追求，达成对职业使命、荣誉感、心理、规范、礼仪的自觉体认，形成特定的职业精神气质，具备相关职业品德，从而降低上岗后的“排异反应”，早日完成从学生到员工的角色转变。需要注意的是，在融入企业文化、职业文化的同时，对科层组织文化与专业组织文化、经营文化与教育文化、经济目标导向与教育目标导向之异同应有深刻的辨析。那么，高职院校的这种开放文化在院校与社会之间该如何交融互动呢？
高职教育的实践特征要求高职组织文化具备开放性和应用性，高职教育的基层性、现场性、地方性、行业性特征要求高职组织文化与地方区域文化展开交融互动。高职院校办学的地方性（区域性）特征，使院校文化也必然具有区域性特色。应使院校文化与区域文化形成良性互动，用区域文化丰富院校文化，发挥区域文化的育人功能；同时，院校文化也应积极服务社会，发挥其作为地方“文化轴心机构”“辐射源”的引领、带动作用。应充分利用区域文化教育资源优势，“硬资源”，如图书馆、博物馆、文化活动中心、名胜古迹、一线车间、岗位的企业文化、职业文化资源等；“软资源”，如地方各界人士采取兼职授课、讲座、学术团体活动等，使区域文化成为院校文化的延伸和拓展。同时，高职院校也应深入街道、农村、工厂、学校，通过技术服务、文艺演出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形成院校文化对地方的辐射。如今，文化与经济的交融在广度与深度上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推进，“文化经济”现象如火如荼。高职院校专业除了为产业经济设置外，也应考虑围绕文化经济确定培养模式，从而增强市场竞争力。同时，在学习型社会文化氛围营造、文化产业发展，甚至部分城市提出从经济建设到文化建设的转向战略背景下，高职院校更是不能游离其外，而应积极予以审视，发挥思想、意识、风气的导引作用。
（三）到哪里去：自主发展——创新、可持续的必然选择
如今，高职教育以其鲜明的实践性、开放性特征，与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但弗莱克斯纳的警告“大学不是温度计，不是风向标，不可能对社会每一种流行风尚都做出反应。大学需要满足的不是社会的欲求，而是需求”，或许也应铭刻在心。唯其如此，“新专业设立时热门市场，学生毕业时冷门市场”，毕业学生3~5年就惨遭淘汰的景象或许能从源头得以治理。高职院校的发展需要与社会合拍，但绝不是盲从。关注政策导向、密切联系市场、借用专家“外脑”、借鉴西方模式的同时，绝不能丧失对自身国情、省情、校情的判断。过度的政策尾随、市场迷信、专家依赖、模式崇拜，将使高职教育成为政策的传声筒、市场的跑马地、学者的实验场，将导致“内脑”瘫痪、院校自身发展理念退隐后台、工具价值膨胀，院校仅仅成为社会之需的工具性载体。
一句话，什么时候高职教育的发展能真正构筑于自身的基石之上，高职教育真正走的是一条基于自身办学理念的理性选择之路，高职教育、高职院校的腾飞也必将是不远的了。
针对高职教育、高职院校发展的文化自觉不带任何颠覆的意思，其回答的主要是中国高职教育、高职院校的来源、本质、特点及发展趋势等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不能说已经从理论上认识得很清楚”。“这种文化自觉既是充满现实关怀的精神探索，也是内含理想追求的实际行动。其不是一个可达到的终极目标，而是一种指向、一种态度，提醒我们慎重前行。不是要建立一种乌托邦，而是应对内外危机的一种持续的精神准备。尽管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延缓我们前进的步伐，但会减少我们误入歧途的可能性和强度。那么身处其中的人们，需要投入的就是正视冲突、斗争的见识与勇气。”［7］
（执笔人：张衡 李逸凡）
参考文献
［1］邹广文.文化哲学视野中哲学与人的关系［J］.社会科学战线，2005（3）.
［2］邓永芳.何谓文化自觉［J］.读书，2007（10）.
［3］邬大光.大学理想和理念断想［N］.中国教育报，2006-06-30.
［4］彭江.教育之根与文化自觉——读顾明远先生《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有感［J］.中国教育学刊，2006（5）.
［5］苏红，章建石.高等教育公共性的消解与高校的文化自觉［J］.江苏高教，2005（1）.
［6］梁祝松，曾姗姗.文化哲学视野下人的情结［J］.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07（4）.
［7］王文兵.走向文化自觉的哲学思考［J］.贵州社会科学，2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