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曹元弼品評《易》學人物
1．隱約的“吴派”後學：學宗惠、張、姚
曹氏学问直接承继有清一代的《易》学传统，尤重惠、张、姚三家。在《述学》一文中，曹元弼以极为精炼的文句简述了经学史源流，於《易》学上他称“《易》当由李、惠、张、姚直达郑、荀、虞”，表明其为学倾向的同时，亦直承对惠栋、张惠言、姚配中三位前人的重视。又在《周易集解补释》自序中言：“今承惠、张、姚三先生之成训，积数十年探索之功”，谓己学实基於三先生之成训而得。且曹元弼本就占籍江苏吴县，清代中叶学术流派中重要一支“吴派”即发源於此，惠氏一门在经学上的努力，浸润地域上的汉学研究至深，曹元弼生於斯长於斯，受到地方上荡漾百馀年的学风影响，实在不足为奇。虽说曹元弼本人并未自称“吴派”学术传人，但他在《易》学研究上致力於对汉学《易》学的探讨，又於《尚书》学上下力甚多（著《古文尚书郑氏注笺释》及《孙氏尚书今古文注疏校补》），在学术方向上确实有吴派後学的倾向。《周易学》《周易郑氏注笺释》《周易集解补释》三书中处处可见对惠、张、姚三人《易》学的引用与借鉴，《述学》一文中，“当由李、惠、张、姚直达郑、荀、虞”一句，确能概括曹元弼《易》学研究的基本渊源。将曹元弼个人的学问定位於吴派後学，尚未有明证，在思想史上的意义亦未得到充分探讨，姑且称他为一位隐约的吴派《易》学研究传承者，或许能令读者会心地领略到他在传统学术上的用力及大致方向。
在他看来，汉《易》久晦，自惠栋创通大义，後张惠言继之，姚配中又继之；惠、张主虞氏，姚主郑氏。例如，《周易学·明例》的写作，对解《易》体例的重视，皆於惠栋书中早已有之，他言“惠氏定宇《易例》《易汉学》已修明”，显示了从惠栋处所得到的启发。而在《明例》中，通例第二“立卦”、第三“六十四卦消息”，自言本於张惠言之说；“生爻及六十四卦变成既济”，又自言本於姚配中之说。其所撰《周易学》，“荟萃惠松崖《易汉学》《易例》，张茗柯《虞氏消息》，姚仲虞《周易学》建首三篇之义，而讚辩之”，可见其思想来源首重惠、张、姚三家。而惠、张、姚三人的传承关也比较明晰，阮元曾在张惠言所著书《周易虞氏义》的序文中赞扬张“承惠徵士之绪，恢而张之”，包世臣所撰《清故文学旌德姚君传》（收录於《周易姚氏学》）一文中，亦谓姚配中自年少时便熟读张惠言的《周易虞氏义》。
曹氏最为推崇的，当数惠栋。他评价惠栋的汉《易》研究有振衰起废之功，汉《易》中所不传的《易》象至惠氏而始明，其学“当与圣经並垂不朽”。前述曹元弼的《易》学三书的写作风格，以及所著《易学别例》等作品中对汉《易》体例的总结与反思，实与惠栋之《易例》《易汉学》《周易述》三作相近。他评论惠栋的作品：
其學《易例》《易微言》未成，然《易漢學》)述漢師家法，表章古義，條舉件繫即無異；釋例微言大義則《周易述》具矣。謂之述者，述漢師之義，以荀、虞為主而參以鄭、宋諸家，其例一準。
其精言要旨，多融會羣經、周秦漢古籍而出，足以明道立教，學者讀之有益于身，有用于世，蓋自李氏《集解》而後千餘年僅見。[17]
可见评价颇高。当然，曹氏还认为，惠氏《易》学有不如意之处，“间有小疵”，比如明夷卦中“箕子之明夷”一句，改易经字，有不恰当之处。而惠栋在徵引礼象的时候，时有违背郑玄之义的地方，反而更加宗尚虞翻之学，求象过密，不过“凡此数皆其小疵，要不足以掩大醇也”。
论及张惠言时，他认为张惠言能专申虞氏一家之学，相比惠栋来说更加精当。而且张惠言深於礼学，故更能阐发礼象。这些工作都基於惠栋已经“创通大义”，故作为继起者的张惠言“《易》为力也”[18]。再者，张惠言知虞翻之弊，故为《易事》《易言》，推卦象以极论人事。然而虞翻《易》学终究还是苦求象，太密，有乖易简之旨，张惠言专申此一家之旨。故而曹元弼认为张惠言作品仍有待变通，而後之姚配中正担此任。
曹元弼对姚配中的《易》学评价为：姚氏“由虞、荀以通郑，涵泳经传本文，以定诸家之得失，而去取之。依象以说义，不泥象以窒义”[19]，肯定了姚配中於汉《易》郑、荀、虞三家中的取得当。且称道姚氏“当道光之季，经术已衰，邪说方兴，世变将作”之时，能合於作《易》忧患之旨，“见微知著，忧深思远”。他认为，姚氏说经之例，大致与惠、张相同，但有两处不足：其一，姚氏据《乾凿度》“阳动而进变七之九，阴动而退变八之六”之文，於“爻变”外推出“画变”一义，自认为理藏於古而得之於今，未免主持太过。其二，姚氏以乾元为在坤元中，糰《归藏》首坤之义，非《周易》首乾之旨，未免义涉老氏，不合情理。
2．對虞翻、王弼的批評
曹元弼曾言：
夫《易》者象也，舍象而言《易》非《易》也，然象由義出，義因象著，忘象而言義，則義非其義，王弼是也。略義而論象則象亦瑣碎無用之象，虞學固不若是，而其流失或將至於是。[20]
据此，曹元弼基於对象义关的认识，认为两者都应强调，不可执於“象”或“义”的任何一端，由此而对虞翻、王弼二人不同风格的《易》学各有褒贬。
曹元弼对虞翻《易》学的态度较为矛盾。一方面，不管是《周易郑氏注笺释》还是《周易集解补释》，曹氏对虞翻《易》说多有引用；另一方面，他对虞《易》仍有不满。他认为，虞翻过於强调《易》象，而全然不顾《易》理；王弼过於强调义理，罕言象。二人之学都有不是之处。而曹元弼自身对《易》象的认识，是认为：
竊考之《説卦》，八卦之象實者多，虚者少，然則經文當實事有象，虚辭無象。……《繫辭》諸篇縱横變化，其不牽窒於象可知矣。[21]
曹氏解《易》多处取象，但又认为不应“牵窒於象”，他认为卦象有实有虚，论象应当有所依据，最主要的依据就是《十翼》，如《说卦》中所举之象，实象多，虚象少；且不应当拘於象，不应字字是象、句句言象，不应当於卦爻之外别自取象。举一隅言之，他说：“乾之六爻称龙象也，其潛见惕跃飞亢则以爻位上下言，可取象可不取象。至用九之见群龙，群龙即六龙六位时成，即见群龙更不当论，见字何象，群字何象。”但像顾炎武这样（於《文言》“同声相应”一文），深讥荀、虞，这样也要不得。取象重在明白易晓。与取象的原则同理，“注家之用训诂，所以发明经中古字古义，不应当於注中多用古字，以待後人之训释”。也就是说，他的基本态度是，在取象上，应当遵从本经及《十翼》，不应对卦象多做发明，也不应当随意更改古字古义，不推崇佶屈聱牙的注释方法，较为谨慎。
再者，曹元弼批评虞翻在成卦之由上的游移不定。他认为，“《易》含万象，惟变所适”，但学者“当据辞以定象，不可泥法以绳辞”，这一评论所针对的，正是虞氏之《易》。他说虞氏之言消息虽详，但“惜其混消息与重卦为一事”，所以导致後来的焦循等人在这一体例上，投间抵隙，奋其私智，起到了很大的破坏作用。
曹元弼对虞翻《易》学的看法，极大地受到了张惠言的影响。例如，在看待虞氏的消息说时，他的态度前後有異，关键在於是否认同“消息是成卦之由”。首先，他曾说：“六十四卦之体，以八卦括之，三百八十四爻之往来；以消息二字括之，六十四卦以卦相重，设卦之事也。”认同了虞氏体例消息说在重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的作用。他重《十翼》，尤重《彖传》，认为《彖传》中的“往来上下”都是“消息”，即以爻相推生爻之事。“六子及颐、大过、中孚、小过自乾、坤来，一阴一阳之卦亦自乾、坤来，兼取剥、夬、复、姤，二阴二阳之卦自临、遯、大壮、观来，三阴三阳之卦自泰、否来，乾、坤与十辟卦均是消息卦其所生卦。……消息於六十四卦无不周综，核群言，此其纲要。……六子皆乾坤来，无以成消息也。”但另一方面，他定《周易学》，中谓：“以消息为生爻之事，非重卦之事。既重卦而後以爻相往来谓之消息。重卦以两象相重，消息以一爻往来。”辨析了消息说的生爻与重卦二义，如泰卦以重卦言之，为“天地交”；以生爻言之，为“阳息至三”。他认为消息是爻之往来，而与重卦无涉，不过是重卦之後爻与爻之间的互动。前後两种说法，并不一致。前一种肯定的说法，即对虞氏消息说涉八卦相重成六十四卦，而非仅关乎十二消息卦的解读，来自张惠言，但张惠言的这种解读遭到过清代其他研《易》者（李锐《周易虞氏略例》等）的批判，曹元弼的矛盾态度本身，可能也反映了清代汉《易》研究中对虞氏《易》学解读的争议之处。
曹元弼对王弼的认识，则更为尖刻，王弼的解《易》方法曾对两汉《易》学传承造成极大击，从曹元弼偏重汉《易》的立场来看，他对王弼的批评也不难理解。他言：“愚谓王弼有变乱圣经之罪，有变乱名教之罪。其变乱圣经也，举商瞿以来师师相传之古义一切屏棄，甚至显悖《十翼》而不顾使後之人不复知《易》之所以为《易》。”要之，是在批评王弼破除汉《易》、开拓出的偏重於义理的诠释方法悖逆《十翼》的根本原则，“凭臆蹈虚，尽棄古义，大悖圣人立象万辞崇德广业之教”，又无视汉代经师家法，“变乱孔门相传至汉末四百馀年之本。自是微言绝大义乖，家法坏矣”。尤其对王弼於《周易略例·明象》中所说“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的说法深为不满，认为这有违《万辞》之旨。“《万辞》云，圣人立象以尽意，万辞以尽言，而王弼欲忘之，岂王弼圣於孔子乎？”何以能尽弃“象”而论《易》呢？再有，他认为王弼“不知变”，所以有“阴处阳、阳处阴为善”之说。王弼言义忘象，《易》象遂废，更以空虚之言说《易》，这几点都不能为曹元弼接受。其实，曹元弼眼中的王弼之罪在於尽弃汉师之法，不释《万辞》以下之《十翼》。由此亦可见曹元弼护卫《十翼》，又偏重汉《易》的基本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