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曹元弼的《易》學作品初探
新旧交替的晚清民国期，曹元弼是一位传统知识分子，为学特点是纯笃经术。据曹元弼《周易郑氏注笺释序》中自述，他早年学《易》，三岁时能识八卦奇偶，四岁识方名，从其父授读朱子《周易本义》及群经，後得其舅为其讲解文辞谊理，及其稍长，得黄漱兰先生（黄体芳）指示，笃志经术，尤善《诗》《礼》，於《易》亦用功较多。1885年，曹元弼入南菁书院从黄以周问学，又日日与张锡恭、唐文治等君质疑问难，学问日渐精进。後受到张之洞赏识，招入两湖书院以及湖北、江苏两地存古学堂等处任经学总教，执教期间与梁鼎芬、马贞榆、陈宗颖、陈庆年、杨守敬等人论学，切磋琢磨，可见其学养深厚。
曹元弼经学作品宏富且有体系[7]，除却已被学人讨论多次的《礼经学》《孝经学》《古文尚书郑氏注笺释》等作品之外，其《易》学作品有三种：《周易学》、《周易郑氏注笺释》（又称《易郑注笺释》）和《周易集解补释》。此外，《复礼堂文集》中录《易学别例序》，似别有《易学别例》一书，但《易学别例》实入《周易学·明例》一节，王大隆所记《行状》亦未见此书刊刻的记录，应当并未单独成书。
《易》学三作的写作、出版次序可略述如下。曹元弼先於光绪戊戌（1898），遵张之洞作《十四经学》之命，开始写作《周易学》，以举《易》之大例大义；早岁始留心郑玄《易》学，有《周易郑氏大义在爻辰说》等文，後於辛亥年间（1911），始著《周易郑氏注笺释》，以郑注为主，采荀、虞诸家为笺，并引惠栋、张惠言、姚配中等清诸家《易》说贯穿其中，附释己意；又因《周易郑氏注笺释》对初学者来说不易晓解，复写作《周易集解补释》，以便学者循诵，於1927年刊成。三书风格不同，可分两类，《周易郑氏注笺释》与《周易集解补释》为传统的注疏之作，而《周易学》从张之洞《劝学·守约》的“七端”构想，可视为晚清时期经学教习教科书之一种，立意稍殊。
总的来说，曹元弼的《易》学作品，有延续有清一代重考据、集史料、辨源流的严谨学风的倾向，亦有反思历代治《易》方法，总结解《易》体例的创发之处。他的《周易郑氏注笺释》与《周易集解补释》二书，集中体现了他在承继传统学术方向上所做的努力，曹元弼曾在《述学》一文中，用一言以蔽自身《易》学研究的主要特徵，即“《易》当由李、惠、张、姚以达郑、荀、虞”，由此得窥曹氏《易》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与为学取向；此外，他的《周易学》一书，集中体现了他在新旧学交替之际，为维存经学，写作经学教科书的基本反思与路径。以下分列此三书的基本内容与特点，先论注疏二作，再及《周易学》，以窥探曹元弼论《易》的基本风格。
1．《周易鄭氏注箋釋》
编辑新疏，一直是清代经学研究的学术传统。曹氏秉承传统治学路径，由传注入手研经，且一生著述，多次运用“笺释”“补释”的方法，除《周易》方面的两部作品，另有《孝经郑氏注笺释》三卷、《古文尚书郑氏注笺释》四十二卷等。一方面辑录旧义，有总结性的意义；另一方面阐发心得，重义理而不弃考据，承继汉宋调和的士风。在《周易郑氏注笺释》的著述背景中，须先看到曹氏之前乾嘉学术学风多变，随著汉宋调和的风气日盛，郑玄的学说因打通今古文，寓义理於考据，早已备受推崇。《郑氏全书》曾由陈澧（1810—1882）与弟子合编，是为郑氏学在晚清地位上升一明证。曹元弼的《孝经》《尚书》相关作品亦多有笃守郑氏经义之处，足见其看重郑玄经学。
曹元弼重汉《易》的倾向来源有自。光绪乙酉（1885），曹氏调取南菁书院，从浙东大儒黄以周问学，颇受其影响。黄以周的《易》学专著有《十翼後录》《周易故训传》等，章太炎评价黄以周的《易》学取向为“说《易》，综举辞变象占，不偏主郑、王”，可见黄氏虽不特别推崇某家之注，但有发扬汉《易》学的基本倾向。曹元弼之学则发扬汉学而不拘汉，要之亦是主汉《易》，兼采汉宋，但对郑玄《易》颇有偏好。後据曹氏在《周易郑氏注笺释序》中自述，他於两湖书院主讲经学期间，讲授之暇比次观察《易》之各注疏所长，早已对郑注多有留心，“欲为《周易郑氏义》作序文，定义例”，但张之洞嘱为《十四经学》，於是先作《周易学》等，《周易郑氏注笺释》的写作能暂停，留待辛亥年（1911）方始成，为其积学四十馀年之作。曹元弼弟子沈文倬论曹氏《礼》学为“尽得郑氏情义”，同样地，曹氏为郑氏《易》做释，於《易》有相同旨趣，称他为“笃守郑氏之学的经学家”，这样的评价亦不为过。
郑注早佚，最早的辑本应属南宋王应麟的，所幸的是随著汉学大兴，清代涌现出惠栋、丁杰、张惠言等人所搜罗的多种郑玄《易》学相关辑佚作品。有赖於这些前儒的辑补考索，曹元弼的注释工作获得了较为翔实的文本。其所著《周易郑氏注笺释》，多据张惠言的辑本，张本乃取丁杰所辑《周易郑注》十二卷而订正，丁本则因袭南宋王应麟辑本，又据明代胡震亨、清代惠栋两家，参以卢文弨、孙诒、臧在东所校本，可谓详备。曹元弼择取张本为底本所做郑氏《易》注诠解，正是在撷取清代朴学郑《易》研究精华的基础上，所做的进一步发展。
同时，曹氏此书，於郑本異文处，以《经典释文》为准，同时参以唐以前古书所间引，对清人惠栋、姚配中的疏语、注语加以参合，李富孙、李道平二人的通达之处亦采之。《周易郑氏注笺释》之“笺”，即指采唐以前《易》说精确处为之笺，“释”即以清朝人之说为之释，探源索隐，写录诸家，又於各处添加自己的心得，可谓严谨。
曹元弼释郑玄的《易》注，却又不止於郑玄之说。如曹氏笺释郑注乾卦部分，即引《子夏易传》、马融、虞翻、沈驎士、孔颖达等诸家，又引惠栋、张惠言、姚配中等人的说法，以期给予读者更为全面的《易》学史对这一卦解读的直观印象。这样，曹元弼几乎於一书之中，尽收诸说，学者无须再求别书。这种广徵史料的做法，一方面出於曹氏先梳理各家，再意图贯通的治经理念，另一方面似乎显露出曹氏留存经书的急切态度。
在此书中，曹元弼维护郑玄学说之处甚多，他虽重汉《易》，但对汉《易》诸家的取，具体说是宗郑而轻荀、虞，其中虽多处借鉴虞翻《易》说，但对此也多有不满，起因在於虞翻取象多变，言象琐碎。例如，他认为《易》学史上有人批评郑氏不说“消息变通往来升降上下”，实在不得要领。针对这一看法，曹元弼认为，郑君实述之。其一，郑玄未尝不言消息。郑玄《易论》中就有“伏羲作十言之教、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消息”之言。且郑玄所作《驳五经異义》中，对《彖传》“时乘六龙以御天”一句，谓“阴阳六爻，上下耳”，实言“上下”[8]。再有，郑玄未尝不言往来升降，“六龙谓六阳，而郑兼阴阳言阴阳各六爻，升降於六位之中，即乾坤十二爻成两既济，此与虞之说何異”。除此之外，曹氏对郑玄《易论》《易赞》中所云“易有三义”之“变易”与“不易”二义有自己的解法：“‘变易者，其气也’，用九用六往来上下变通趣时以成既济是也；‘不易者，其位也’，太极之本象既济之定位是也。”即是以三百八十四爻之正说来解读“变易”义与“不易”义，以此爻位上下往来交通固有之成例，欲证郑氏《易》注中并未不言往来升降上下。曹元弼为郑玄论卦爻关做辨护，并且认为消息变通往来上下略不见於郑注的原因，是因为郑注不见於今之所存。例如李鼎祚少引郑说，引则引《彖》注，重在据本象说卦德，不及变也。陆氏《释文》，孔、贾疏义，惟徵礼象，故非郑所本无，而是其阙矣。
曹元弼虽极证郑《易》之完备精善，但从《周易郑氏注笺释》一书中对荀爽《易》说、虞翻《易》说诸家浩大的引用量来讲，他重其“同”而不重其“異”，持论公允，少有因郑玄之说而非难他家的情况。他曾言“今观郑、荀、虞之说，大同如彼，小異如此。以此别之可，以此讥短不可”[9]，不抱守《易》学体例之小别，而强调对汉《易》史上诸家体例都能包容会通的开放性态度。
此外，曹元弼释《易》兼采汉宋，这一特点在对郑《易》诠释中亦有体现。此书多引程颐《易传》申说己见，正可反映出曹氏於《易经》诠释重汉不拘汉、调和汉宋的作风，显示出曹氏认同《易经》之价值亦在於人生大用，涵养伦理。举一隅而言之，例如，《周易郑氏注笺释》中释“谦卦”曰：
元弼謂：天道不已，終而不能有始，是亡也，非終也。乾上亢極失位，殆於知存而不知亡，降之三，致恭以存其位。乾陽不亡，而息復乃為有終，終即謙之亨。至於亨而後謙，乃為有終。君子有終，方君子能終謙以成終也。謙道至美，天地之所同益。德尊而光，體卑而莫能踰，九三之君子，以乾元體艮之堅固、坤之厚順，乃能終之。由謙而亨，是君子之終也。孔氏曰：“小人行謙，不能長久，唯君子能終謙之善，又獲謙之福。”程《傳》曰：“君子志存乎謙巽。達理，故樂天而不競。内充，故退讓而不矜。安履乎謙，終身不易，自卑而人益尊之，自晦而德益光顯，此所謂君子有終也。在小人則有欲必競，有德必伐，雖使勉慕於謙，亦不能安行而固守不能有終也。”
曹氏此处效法程《传》，以君子小人之说论谦德，赞誉谦卦九三以阳居卑位，能终谦德。足见他释经不废义理，兼采汉宋。不唯释郑《易》时如此，他还评价程子《周易传》为“经师大儒之书……不刊者三”之一[10]，言程颐《易》学“平实说理……说义之精得乎人心之所同然”。曹氏论《易》沉潜诸家，不拘泥於一法，“破除汉宋门户之见，而专心致力以求精义利用”之态度可见一斑。
此外，从曹元弼推尊郑玄《易》注一事上，还需注意到曹元弼对焦循的尖锐批评。焦循本人亦是《周易》学大家，清代《易》学史上，焦循批评郑玄早成公案，如焦循认为郑氏爻辰说“谬悠百经义”，“余於爻辰无取焉”[11]。而与之相对，曹元弼少时便已写作《周易郑氏大义在爻辰说》一文，总结郑玄《易》注中所改造的“爻辰说”这一体例。此外，焦循对於吴派汉学的不满也是尽人皆知，“东吴惠氏为近代名儒，其《周易述》一书，循最为不满，大约其学拘於汉之经师，而不复穷究圣人之法”[12]，批评吴派《易》学惠栋等人过分拘泥於对汉代《易》学的重新发掘时的考证工作。焦循崇尚对《周易》之书进行有创造力的探索，不满惠栋、张惠言等人为代表的吴派汉学之重考据、集史料、辨源流的学风。曹元弼熟识清代《易》学诸家内情，对焦循的不满，与对惠、姚、张三家的尊崇的立场也有所关联。亦可见，曹元弼的《易》学思想，在年岁较早之时已经定型，处处显示出传统学术训练与吴派汉学研究的影响。
2．《周易集解補釋》
曹氏所定《易》之三书之中，《周易集解补释》成书最晚。曹元弼在《周易郑氏注笺释》完成之後，认为其详则详矣，但文量浩繁，所以有必要“设一易简之法，以为由浅入深之阶梯，由博反约之归宿”[13]，由是选择了唐代李鼎祚的《周易集解》为之补释，所做工作有三：一是校正各家異文，择善而从；二是在孙星衍所收集的众家遗说基础之上，博采《礼记》、《春秋》、诸子、《史记》、《汉书》等说《易》古义，加以增补；三是以己意申疑滞之处，辨其得失，且按语颇多，使读者易於晓解。值得一提的是，曹氏此书，虽同时参考了张惠言《易义别录》，但主要是据孙星衍的《孙氏周易集解》，唯删裁了王弼注及《周易正义》所引他人申释王弼之语，故曹氏自述“此编即无異为孙书作疏矣”。
对清朝《易》类研究来说，李鼎祚的《周易集解》之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周易集解》被视为唐朝後保存汉《易》的唯一文献，所记由汉至唐《易》著共三十馀家之说。清代说《易》诸家，如惠栋、张惠言等人，所能发明荀、虞之旨处，其徵引的资料源头，不外乎《周易集解》，故而在整个清中期以後的《易》学诠释史上，《周易集解》一书作为玩《易》者所需掌握的基础文献，其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曹氏择取《周易集解》为学《易》者设“易简之法”，其出发点值得玩味，因为《周易集解》所录唐以前诸家之说，纷繁深涩，实非“易简”，反倒不如宋明以来程朱《传》《义》平易亲和，令人晓解。曹元弼基於更为杂的《周易集解》而为“易简之法”，应当是基於他一贯推重汉《易》的立场，以及对吴派《易》学取向之遗风的承继。
此外，《周易集解》在明清两代得多家校正翻刻，有朱睦㮮本、毛晋汲古阁本、胡震亨《秘册函》本、卢见曾雅雨堂本、孙星衍岱南阁本、周孝垓枕经楼本等。卢本、周本同出惠栋所校，大同小異，而惠栋在校订之时，屡屡改易其中古字，深为学者所病。曹元弼虽在文中推尊惠栋甚多，亦引此点为白璧之微瑕。道光年间李道平撰《周易集解纂疏》，训释详审，为集大成之作，曹元弼亦颇采之。不过，李道平谓上述诸本皆“鲁鱼亥豕，各有異同”，即文字舛误之处层出不穷，更谓其中以孙星衍岱南阁本错误尤多。曹元弼所采正是孙氏本，所以随文处处改正误字，费力甚多。但他也并未一味排斥诸本所具备的可能价值，据他所述，《周易集解补释》得朱、卢、周三刻详加校勘，特别是朱本，误字虽多，但留存了古刻之真面目，自有其可鉴之处。
曹元弼《周易集解补释》之“补”，在补《周易集解》未录之诸家，例如他既已先著《周易郑氏注笺释》，此处亦多补郑氏之说，旁及《说文解字》《经典释文》《周易正义》等。在解经的同时，亦解字，如益卦六三爻辞“有孚中行，告公用圭”一句，补“用圭，王肃作用桓圭”；又如家人卦九五爻辞“王假有家，勿恤吉”一句，补“马融曰，假，大也。郑康成曰，假，登也”。如此种种，立意应在辑补史料使之完备，令读者一解读书之惑、增益视野。“补释”之“释”，在释说己意，解说原文。如释乾卦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先以爻位说九三得正，又以虞翻卦变说，谓“三自泰来”，泰之乾为昼坤为夜，故曰“日夕”，又以虞氏消息说解“乾乾”之意，又以程子《易传》解九三“不懈兢惕”之德……在承袭前人之说的基础上，又颇能以其自得而融贯之。而曹氏又於其间谓“《易》以象託义”，显示了重视以象来解《易》的传统解经路数，他解释道，“日夕本时之早晏，而即以喻位之上下”，颇有新意。由此见出，曹氏不管注郑《易》、注《周易集解》，持论平允，虽承继前人之处多，标新立異之处少，但贯通诸家之说中，不时有一二亮点闪现，令读者会心。
对《周易集解》一书的内容与性质，曹元弼亦有与前儒商榷的尝试。例如，《周易集解》所记，大半为汉《易》，其间汉《易》之大半，又取自虞翻《易》说。清朝经学大儒陈澧，曾断言李鼎祚《周易集解》本於虞学，认为李氏於郑玄、王弼皆有不满之意，又论证《周易集解》“多采虞氏之说，但以诸家佐之耳”[14]。曹元弼则明确反对这一说法，言陈澧的说法不合情理，在他看来，《周易集解》於郑玄、荀爽、虞翻三十馀家皆有所重，不唯偏重某一家。只是汉儒说《易》大义略同，荀、虞与郑本不相远，且当时郑义颇行於各代，不若虞、荀之垂绝，故而李鼎祚略而不说而已。曹氏此说，似有意崇扬郑玄，但另一方面，《郡斋读书志》《困学纪闻》等早谓李鼎祚宗郑学，曹氏不引此说，唯持中论。
在曹元弼看来，李氏《周易集解》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厥功甚伟。而且，《周易集解》“於象多采荀、虞，於卦多采郑，盖郑之取象与荀、虞大同而荀、虞尤详，荀、虞之说义亦与郑大同而郑尤精”[15]。在他看来，《周易集解》的优点就在於：第一，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对汉唐时期近乎散佚的诸家之说尽收其中。第二，不改经，例如汉儒说《易》各有师法，对这些大同小異，每并存之，使得诸家異义首尾完具。第三，博采诸家，以己意融贯。
曹元弼对李氏所信三十馀家之源流细加考述，得《易学源流辨》一篇附於其後，为前人之诸本《周易集解》中所无。其间内容与其私著《周易学》之《解纷》《明例》等节有多处呼应。“源流”之诸家中，曹氏唯攻诘王弼之学“变乱古义，迷误千载”，正文中亦不取王弼之说，“惟删去王弼注及《正义》所引褚氏、张氏等申释王注之语”，以此见他求复汉魏古《易》之时排斥王弼《易》学的倾向。
3．《周易學》
以上二书为曹元弼在《易》学方面的注疏之作，要意皆在循传统治经之法，议论经旨。而曹氏率先完成的《周易学》一书，则近於一学堂讲习专用之教科书，风格殊異，结合时代背景与张之洞发扬“中体”“官师治教合一”等策略来看，更是意义深远。此处暂且按下不表，仅对作品做简要介绍。
《周易学》之成，实与张之洞渊源极深。曹元弼虽於科举无大成，但为张之洞所赏识，1895年即被张之洞延为书局总校，又两度被张之洞招入两湖书院、湖北存古学堂等处任总教，後亦曾兼任江苏存古学堂经学总教，因此其早期作品多为教育讲习之便而作，如其《原道》《述学》《守约》三篇，便是为示学堂诸生治学之方而撰。《周易学》原为计划中的《十四经学》之一。写作《十四经学》的筹划，始於张之洞《劝学篇·守约》中所提出的立“治经提要鉤玄之法”的构想。在《劝学篇》中，张之洞以“儒术危矣”之鉴，欲为儒术“设一易简之策以救之”，於是以约存博，为留书种以通经学之大义，嘱曹元弼等诸人做《十四经学》，并自《周易》始。
《周易学》早已完成，直到1926年才与曹元弼的另外两部《礼经学》《孝经学》合刻[16]，此三学奠定了曹元弼一生为学之根基。曹元弼早於光绪丁未（1907）受张之洞邀请，主讲湖北存古学堂之时，已用《周易学》以教导士子儒术大义。存古学堂之设立，在於张之洞要“正本清源”，持危扶颠，授古学，“以圣经贤传人伦道德为主，以西学声光化电为用”。学堂成立本身，就是对张之洞“中体西用”理念中“中体”一面的实践。除聘曹元弼等人为主讲之外，另召集了黄体芳之子黄仲弢（黄绍箕）、梁鼎芬、陆锺琦、毛庆蕃（实君）、左子異、邹芸巢、叶鞠裳等旧式知识分子。
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主张，要留存经书之书种，可先用“七端”，从七个方面解明全经之义。《周易学》《礼经学》《孝经学》即是曹元弼诸人对此构想的实践。据此构想，《周易学》分说经之七端：明例，明全书之义例；图表，列《易》学传承史上由汉至清各种《易》图；要旨，总结经义中尤切用者；会通，致力於贯通《周易》与群经贯通之义；解纷，谓先儒異义、各有依据之处，择较长一说主之；阙疑，留存难明之碎义，置之不考；流别，谓本经授受之源流。以此七事为目，为存古学堂诸生讲解《易》之大要，可说是近代中国较早的《周易》授课所用标准式教科书。
《周易学》的写作要领清晰全面，内容宏富博大，但又有所取。将此七目细看的话，“明例”一册，挈领全经，将各家说经之例一一表明。曹元弼又将各家《易》例分为“通例”与“别例”，“通例”中有生蓍倚数、立卦、生爻及六十四卦变成既济、万辞、《十翼》五条，“别例”释郑玄、荀爽、虞翻、汉魏诸家、王弼、孔颖达、李鼎祚、程颐、朱熹、惠栋、张惠言、姚配中等诸家例。“要旨”两册，则以《易》之本经的每卦卦名、卦爻辞各以条目释之，卦名後更有曹元弼所撰每卦大意，其引惠栋、张惠言、姚配中等诸家语为多。“图表”一册，列有如下诸图：天地之数、八卦布散用事（此张氏卦气用事图）、八卦纳甲（此消息所取法）、反卦与旁通表、惠氏卦气六日七分图、惠氏十二消息主七十二候图、张氏十二消息卦气图、十二月爻辰图等。“会通”“解纷”“阙疑”“流别”合为一册，“会通”以《周易》会通六经，“解纷”析“重卦之人及三《易》考”“《周易》卦辞、爻辞及文言、名义考”“《周易》分传附经考”等《易》学发展史上几个大问题；“流别”述“《周易》注解传述人”“《周易》各家撰述要略”“经注疏各本得失”三项。其内容大致如此。
《周易学》一方面是晚清时期旧式学堂教育中教习人员自撰之授课讲义；另一方面，在写作之际，曹元弼诸人就在以此作讲义之用的同时，有借此书以澄明经义、留存书种的意愿。《〈周易〉〈礼经〉〈孝经〉三经合刻序》中，曹元弼自陈“留此硕果，以存天地之心也”，相对於晚清时期竞言新学的局面，欲张经书经义以存古学。其创作特色，不唯叙述经学之历史、经学之传承，而且在於申讲经义，这一点从《周易学》广泛讨论《易》学诠释史上各家《易》例、保留各式《易》图、以《易》学会通六艺的内容上可以轻得见。
《周易学》最具亮点之处，在“明例”与“会通”，见後文详述。曹元弼自述，作“明例”的目的，在於要弥缝惠、张之阙，以破焦氏循变乱古义之惑；作“会通”的目的，在於要因治《易》得治《春秋》之法。《周易学》作为曹元弼应张之洞之要求“以留书种”之作，重在整理经义，摭拾旧说，故其自己发明之处少，而引各家学说之处多。但在史料取、《易》例选择上，可见曹氏的立足汉《易》、兼通众家的研《易》立场，且作为较早出现的专门性的《易》学讲习系统性教科书，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应有其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