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国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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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版前言

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里诞育了千千万万中国的优秀儿女,这里谱写了源远流长的中国各个民族历史发展的篇章,这里产生了无数可歌可泣、英勇奋斗的壮丽伟大的事迹。几千年以来,中国东北边境的各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在祖国的大地上劳动和战斗,创造了祖国光辉灿烂的文明。他们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共同斗争、共同前进,结成了血肉相连、亲密不可分的关系。东北边境的各族人民是祖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兄弟和亲人。

十七世纪中叶,东北边境上突然袭来了腥风恶雨。沙俄殖民主义的铁蹄在越过乌拉尔山,蹂躏了西伯利亚之后,第一次闯进了我国东北的神圣领土。俄国侵略者在我国黑龙江流域烧杀掠夺,无恶不作,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种种暴行。我国各族人民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为了保卫祖国的领土,奋起抗击侵略者。在中国各族人民抗俄斗争的推动下,当时的清朝政府也出兵对俄国侵略者进行反击。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教导说:“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1]中国军民齐心抗击沙俄侵略者的战争是一场自卫的、正义的、反侵略的战争。

在抗击俄国入侵的同时,清政府作了极大的努力,争取和俄国进行谈判。一六八九年(清康熙二十八年)中俄两国的使团在尼布楚举行了会谈,在平等的基础上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中国政府把尼布楚周围及其以西原属中国的领土让给了俄国,以争取俄国撤出它在雅克萨的侵略军。条约明确地规定:以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额尔古纳河作为中俄两国的东段边界线,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

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沙皇俄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趁火打劫,背信弃义地撕毁了俄国政府代表所庄严签署了的《尼布楚条约》,俄军大举侵入我国东北,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不平等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强占了我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当时,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愤怒地谴责了老沙皇对中国的野蛮侵略。马克思说:“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俄国过去是极想把这个地域弄到手的,从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到尼古拉,一直都企图占有这个地域。”[2]恩格斯指出:俄国“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3]

今天,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声嘶力竭地为老沙皇的侵略扩张作辩护,对中苏边界形成的历史和《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谈判情况制造了种种谎言。他们说,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俄国人“开拓的地区”[4];俄国给这里带来了“新生活的曙光”[5],“奠定了文明的基础”[6];他们辱骂中国各族人民和清政府的反侵略斗争是“一系列军事远征”[7],是对“黑龙江流域的俄国村镇进行了征服性战争”[8];他们歪曲中俄尼布楚会谈的真相,说什么《尼布楚条约》是“在满人以巨大的优势兵力从肉体上消灭俄国代表团及其护卫部队的威胁下签订的,因此,应当认为条约是强加于人的”[9]。“用武力强加于人的《尼布楚条约》对俄国说来,仍意味着丧失了俄国的哥萨克和移民四十年来所开发的很大一片领土”[10],他们公然为老沙皇的侵华罪行辩护,声称“俄国政府有理由要求重新修改边界”[11],而把十九世纪俄国侵占中国东北大片土地的强盗行径叫作“收复失地”。

恩格斯早就说过:“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12]明明是侵占得来的土地,硬说“自古以来”就是它的土地;明明是侵略强盗,偏要打扮成“传布文明”的英雄。今天苏联的历史学就是这样颠倒是非,制造谣言和诡辩,为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服务。试看它的所言所行,自己的军队入侵和蹂躏了别国的领土,反而美其名曰“为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自己的军舰在世界各个海洋耀武扬威、横行称霸,反而说成是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今天的社会帝国主义已经堕落到只能靠谎言过日子。

然而历史岂容颠倒,谣言和诡辩已经骗不了什么人。谁是侵略者、谁是被侵略者,事实一清二楚。这本小册子将叙述十七世纪沙俄侵略中国和《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的事实真相。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为了反华和称霸世界,肆意颠倒历史,结果只能在事实面前更加暴露其侵略扩张和伪造历史的丑恶嘴脸。


注释

[1]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2]马克思:《中国和英国的条约》,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4~35页。

[3]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7页。

[4]贾丕才:《证实真相的文件》,载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三日苏联《消息报》。

[5]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一日苏联《真理报》。

[6]奥克拉德尼科夫:《从最新考古成就看苏联的远东》,载苏联《历史问题》一九六四年第一期。

[7]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三日苏联政府声明。

[8]齐赫文斯基主编:《中国与邻国(古代和中世纪)》,莫斯科一九七〇年版。

[9]《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3页,莫斯科一九七二年版。

[10]齐赫文斯基主编:《中国近代史》上册,第60页,莫斯科一九七二年版。

[11]葛罗米柯等主编:《外交辞典》第二卷,莫斯科一九七一年版。

[12]恩格斯:《“爱尔兰史”的片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第5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