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鸦片战争前夕的中外关系和鸦片贸易
一、中外关系
很早以前，中国和西方国家已进行一定规模的海上贸易。特别自16世纪以后，某些欧洲国家进入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劫掠殖民地成为积累资本的一个重要手段。许多商人、传教士、官吏以海外扩张的先驱者身份相继来到中国。
16世纪，葡萄牙商人最先来到中国，侵占了澳门。接着西班牙人也来到中国。17世纪，荷兰人排挤了葡萄牙人，在东方海上取得了优势，并用武力先后侵占了澎湖和台湾，一直到1659年才被郑成功所驱逐而退出台湾。随荷兰之后，法国、英国等也来到了中国。
英国虽然是一个后起的国家，但由于它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迅速进步，逐渐取得了世界海上贸易的霸主地位。18世纪中，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进一步巩固，东印度公司由一个商业的权威变为一个军事的和兼有领土的权威。在东印度公司的垄断经营之下，英国对华贸易蒸蒸日上，到1764年，英国对中国输入商品的总值为120万两，占欧美各国对华输入商品总值的63%。英国自中国输出商品总值为170万两，占欧美各国自中国输出商品总值的47%。[1]这表明英国在华贸易已经获得了稳固的第一位。
尽管英国对华贸易蒸蒸日上，可是由于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日千里，英国资产阶级剥削中国人民的贪欲日益增长，而从当时整个贸易情况来看，还远远不能使英国资产阶级称心惬意。因为，到19世纪初，中国在对外贸易中一直保持着出超，我们的祖先以精美的瓷器、灿烂的丝织品以及优质的茶叶，大量供应着世界各国的需要。例如在18世纪末，东印度公司自中国输出茶叶，每年平均在400万两左右，仅此一项就可以抵销当时英商输入中国的三项主要商品（毛织品、金属品和棉花）。此外，中国的土布也有很大的海外市场，自1795年至1804年中国每年输出土布100万匹，从1817年至1826年亦每年输出100万匹。特别是1819年输出土布达到300万匹之多。可是英国输入中国的商品呢？虽然由于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机器产品大量运来中国，在鸦片战争前的七八十年间，英国输华商品总值增加了六倍多，但是自中国出口的商品也与日俱增，中国仍旧是个出超的国家。欧美国家为了获得茶丝，不得不支付大量的现金。在19世纪初，广州一地流入的白银，每年在100万两至400万两之间。一个清朝官吏描述18世纪的海上贸易状况说：“彝船必待风信，于五、六月间到粤，所载货物无几，大半均属番银。”[2]这是相当确切的描述。
对外贸易的状况表明了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如下特点，即：农业和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对外国商品有极大的抗拒力量，广大农民群众从事多种副业生产以补充自己低微的农业收入，纺织品和很多日用品都是靠着自己的双手制造出来的，整个说来，市场的规模还是很狭小的。对广大农民来说，当时的外国机器制造品不是急需的，并且也根本没有能力来购买它。正像马克思所说：“前资本主义各国生产方式的内部坚固性和结构，对于商业的分解作用，是一种障碍；这种障碍，在英国对印度和中国的通商上，得到了切实的证明。”[3]
对外贸易的状况又表明：即使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中国这样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大国，增产的潜力也是十分巨大的。鸦片战争前的一个世纪内，中英商品可说是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竞走，中国出口商品增长得很快，在对外贸易的刺激下，中国的丝茶业大大发展；英国商品即使依靠着机器大规模生产的优越条件，也不可能扭转对外贸易逆差的不利局面。
英国输华商品除了受到经济上的抗拒之外，还受到政治上的阻挡，这就是清政府采取的闭关政策，用政治力量限制进出口贸易。清政府为什么采取闭关政策呢？归根到底，这还是由经济制度决定的，因为中国封建的自然经济结构，不需要外来商品就可以自给自足，就像乾隆帝所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4]，这样才有闭关锁国的可能。其实，闭关政策不独为清政府所采用，在其他的封建国家和封建朝代里都曾在不同程度上采用过这种政策。不过，清政府执行闭关政策特别严格一些，这是由于另外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由于清政权是在17世纪满族入关以后建立起来的，它是一个以少数满洲贵族统治中国各族人民的机构，满洲贵族对于已经略具近代民族意识的广大汉族人民防范很严密。为了便于统治，他们力图加深汉族人民与其他各族人民间的隔绝状态，也力图使中国人民避免与任何外来势力相接触。人民力量的分散，人民知识的闭塞，与外界毫无联系，这是当时清政府巩固统治的秘诀。正像马克思所说，清朝“惟恐外国人会支持大部分中国人在被鞑子征服后大约最初半世纪所存在的那种不满情绪。由于这些考虑，当时除了经由一个距离北京及产茶区极为遥远的城市——广州以外，外国人被禁止与中国人发生任何往来”[5]。
清政府采取闭关政策特别严格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欧洲商人冒险家在中国沿海的海盗活动已经发展到十分猖狂的程度。外国侵略者曾经侵占澳门、澎湖、台湾等中国领土，并且多次进行海上骚扰。如在19世纪初，英国几次和葡萄牙争夺澳门租借地，甚而派兵船驶近广州，“维时不但黄埔民人，戒严迁避，即省外商民，无不惊慌，纷纷徙居城内，并有地方烂葸匪徒，蜂聚数千人，竟欲乘势抢劫……几至酿成事端”[6]。又如1807年英船海王星号（Nep‐tune）水手在广州酗酒闹事，打死打伤中国百姓数人，事后该船船长庇护凶手，拒不交出。1821年，英国水兵因践踏伶仃岛农民的番薯苗，引起争执，英国兵船陀巴士号（Topaze）船长“遣兵上岸助之，见土人聚一小市中，乃向市施炮”[7]，击毙农民黄亦明、池大河等，清政府要求交凶惩办，英国兵船置之不理，径自逃回英国。类似这种事件发生很多次，这就促使清政府在对外关系上更具备了戒心。
那么，清朝所执行的闭关政策的具体措施究竟是怎样的呢？
清初，东南沿海还有以郑成功为首的汉族人民的反清斗争，所以海禁最严格，曾有“片板不准下海”之令。1863年，台湾抗清政权被摧毁。第二年，康熙帝下令开放海禁，指定在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个口岸和外国通商。实际上，广州是当时对外贸易的集中地。到1757年，乾隆帝索性将通商地限定在广州一地，而且外国商人在华的贸易和其他事务都要通过清政府特许的公行商人来进行。所谓“公行商人”，是在明代废除“市舶提举”之后逐渐形成的一种制度。在明代以前，对外贸易都通过政府特设的市舶司来经营，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由官吏直接与外国交易的市舶司制度已经不能应付日益频繁的中外交易，于是废止这种制度而由政府指定几个商人，设立牙行，从事进出口贸易，称为“官牙”或“洋行”。到18世纪初，为避免相互竞争，洋行的商人们又组织了垄断性质的公行，成为当时全国经济生活中一个极有势力的集团，一直到鸦片战争时，对外贸易完全为公行所把持。洋行公行制度的兴起比起由官厅直接交易是进了一步，这种进步表明封建专制政权已不可能直接掌握对外贸易，它不得不把贸易事务转让给商人们，而自己则躲在背后来控制它。但也正是由于这种恶毒的控制，商人们难于为自己的贸易事务开辟一条自由发展的道路。尽管公行商人们和封建统治者也存在许多矛盾，但它仍旧是一个只有乞求封建政权荫庇才能存在的附属物。
公行制度在清朝政府闭关政策中占着极重要的地位。公行一方面是个垄断的商业性组织，一切外国进口货物，由其承销，内地出口货物，由其代购，并负责划一进出口货物的价格；另一方面公行又代政府执行政治的职权，外国商人来华贸易，并不直接向海关纳税，一律由公行代收代纳，即所谓“承保税饷”。若有漏税欠税，行商须要如数赔偿。公行又负责代政府办理一切对外商的交涉事宜，外商不准和官府直接交往，一切命令、文书都由公行商人转达，所以公行实兼有商务和外交两重性质。
除此以外，清朝政府对外国商人在华的活动防范得很严密。乾隆时，颁布了根据李侍尧奏定的所谓“防夷五事”（1759年）：第一是禁止外商在广州过冬；第二是责令公行对外商“管束稽查”；第三是禁止借款外商资本，禁止受雇于外商服役；第四是禁止代外商传递信息；第五是派兵在外国商船停泊所“弹压稽查”。条文尽管严密，但纠纷还是不断发生。特别是由于英国的两次图占澳门，使清朝政府增加了戒心。因此，嘉庆时又颁布了根据百龄奏定的“民夷交易章程”（1809年），规定兵船不准擅入内港、外商不准久住澳门、清查澳门户口等等。到道光时又有李鸿宾的所谓“防范夷人章程”（1831年）和卢坤的“八条章程”（1835年）。这两个章程除重申以往的规定外，又增加了禁止外商偷运枪炮、禁止私雇买办、禁止外商坐轿、禁止外国妇女入城、外商住商馆中禁止擅自出入等项目。
除了以上的限制外，清朝政府对出口货物的品种、数量也加以控制，粮食、五金、军火、书籍均严禁出口，丝茶的出口数量也有一定限制。进口货物的正税（包括船钞货饷）虽然很轻，约为值百抽二，但由于清朝吏治腐败，贪污成风，官府所取的“规礼”和公行所取的“行用”很多。据1759年新柱、李侍尧等说：“外洋番船进口，自官礼银起，至书吏、家人、通事、头役止，其规礼：火足、开舱、押船、丈量、贴写、小包等名色共三十条；又放关出口，书吏家人等验舱、放关、顿牌、押船、贴写、小包等名色共三十八条。头绪紊如，实属冗难。”[8]所谓“行用”是公行的办公费和拖欠夷债、亏空税饷后公行的垫赔费，本为值百抽三，但后来逐渐增多。1810年英国大班剌佛（J﹒W﹒Roberts）向广东巡抚申诉：“始时洋商行用减少与夷人无大损益，今行用日伙，致坏远人贸迁。如棉花一项，每石价银八两，行用二钱四分，连税银约四钱耳。兹棉花进口三倍于前，行用亦多至三倍，每石约银二两，即二十倍矣，他货称是。”[9]
上述的通商制度和通商情况构成清朝政府闭关自守的政策，这种政策起着抗拒外国商品流入中国的作用。
怎样来评价闭关政策呢？当然，这种政策是产生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它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政策。它一方面限制中国人民出洋贸易，把中国人民封闭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天地里，看不到世界形势的发展，因此也就不可能及时地学习西方，赶上世界的发展，这是闭关政策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阻碍作用。这种阻碍作用在18世纪以前是较为显著的。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刚刚处在发展的时期，它们已经在侵略印度、南洋等地。但以当时中国雄厚的国力而言，处在发展初期的资本主义国家还不具备大规模侵入中国的力量。在这种情势下，假使自由地开放贸易，鼓励中国人民出洋经商，就好像在闭塞的封建小天地中打开了一个通向资本主义的窗户，这对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是有很大好处的。但到18世纪和19世纪初，中国愈来愈落后于世界的发展，英、美、法等国已把中国当做一个重要的侵略对象，在这种情势下，清政府为了减少海上的骚扰活动而进一步加强闭关政策，客观上阻碍了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这时的闭关政策已转变成为弱者对抗强者的一种自卫手段。
可以想象得到：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英国资产阶级的侵略野心愈来愈大，当然不能满足于对华贸易大量逆差的情况。开始，他们并没有认识到中国经济结构对外国商品的抗拒作用，却把全部愤怨情绪集中到闭关政策上了。长期以来，英国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地影响清朝，企图改变这个政策。
英国资产阶级企图打开中国门户的活动一直可追溯到18世纪中叶。当时，尚规定四口通商，有些英国商船嫌广州限制太严、规礼太重，曾开到宁波贸易。这种兼做海盗活动的商船携带着大批武器，如1755年开到宁波的“红毛夷船”“船内有护船鸟枪八杆，生铁红衣炮六位”，同年驶抵宁波的“荷特奈斯”号“装有大炮二十位，鸟枪四十杆，火药四担，刀三十把，铁弹二百出”[10]，这个情况引起了清朝政府的极大注意。1757年乾隆帝为巩固“浙省海防”，限定在广州一口贸易。可是英国资产阶级并不甘休，派遣当时的中国通洪仁辉（James Flint）径赴天津申诉，攻击广州官吏、行商的勒索，目的是希望增开通商口岸和改善广州的贸易事务，乾隆帝审慎地处理了这个案件，惩办了一些不法官吏和行商。但是英国资产阶级的愿望并没有满足，通商仍限一口，并且对外商的防范更加严格，洪仁辉也被以“勾串内地奸民，代为列款，希图违例别通海口”的罪名，在澳门圈禁三年。
英国资产阶级并没有因此而打消在北部开港的野心，1792年以补祝乾隆帝八十大寿为名派遣以马戛尔尼公爵（George Lord Marcartney）为首的使节团到达北京，要求开放宁波、舟山、天津等口岸，允许英国在北京派驻官员、设立商馆以及减轻税则、放宽限制等。这种要求是适合于英国资产阶级侵略中国的目的的，清朝政府委婉拒绝了这些侵略要求。1816年，以阿美士德（Am‐herst）为首的使节团又到达北京，重申二十多年前的要求，但再次被拒绝。
英国侵略者卑词厚币的手段没有取得结果，便越来越趋向强硬态度。1832年初，东印度公司密令礼士（H﹒H﹒Lindsay，化名胡夏米）和传教士郭士立（R﹒C﹒Gutylaff）乘船北驶，经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山东等地，目的是刺探各地的情况，为开港做准备，沿途贩卖鸦片，散发《人事略说》、《通商事略说》等，攻击清朝政府，进行挑衅，郭士立甚至狂妄扬言“全中国的一千只师船，不堪一只兵舰的一击”[11]。这班侵略者的凶恶面目日益公开暴露了。第二年英政府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英国派出第一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Lord Napier）到达中国，这位刚愎的英国官吏，为了执行英国资产阶级急进侵略的意志，一到中国就和清朝政府冲突起来，竟至派两艘兵舰闯入虎门、发炮攻击。这次冲突，虽然没有扩大为全面战争，但已经显示了英国侵略者不惜用武力来打开中国大门的野心。
综观中英贸易关系发展的历史，可以知道：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和英国已长期处在僵持的关系中，产生这种僵持关系的根本原因是：急于寻找市场、掠夺殖民地的资本主义英国在侵略中国时碰到了自给自足、闭关自守的封建中国的抗拒。有些学者对中英僵持关系产生的原因解释得不够全面，有的简单解释为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的矛盾；有的更片面地指责中国方面的知识闭塞，不知贸易的好处，风俗习惯野蛮、礼节烦琐等等。这种解释之所以不够全面，因为他们恰恰没有指明这样一点，即资本主义国家在和落后国家发生交往时，总是处在侵略者的地位。把中英两国长期的僵持关系，简单地归结到两个制度的矛盾，而不进一步指出英国方面的侵略、挑衅立场和中国方面的防御、自卫立场，这样就会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中英双方在这场纠纷中没有是非曲直可言，这样就不自觉地陷入了客观主义的错误。至于当时清朝官僚知识的落后和对外事务中的陋规和偏见确是事实，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也是不足为怪的，不过这些细节远不是中英纠纷的真实原因，只有在英国侵略者的野心没有得到满足时，这些细节才会被提出来作为攻击清朝政府的借口。造成纠纷的真正原因掩盖在英国对华贸易的巨大经济利益的背后。1835年格拉斯哥工商联合会理事会向英国政府提出一个备忘录，其中就说：“只要我们对中国的商务处在这样受限制的不稳固的状态中，所望于对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饶的帝国进行贸易的利益，就必然大受损害。但是对于我们这样商业国家的利益而言，目标是太重要了。备忘录提呈人深信陛下政府会采取各式各样的办法，来扫除妨碍达到目标的障碍的。”[12]
二、鸦片贸易
英国对华贸易一直处于不利地位，中英关系一直保持僵持局面，英国资产阶级也一直笼罩在焦急愤怨的情绪中。到了19世纪初，英国资产阶级终于找到了一种特殊的商品——鸦片。这种商品是吸上了瘾就不易戒绝的毒品，因而不管社会经济结构如何，只要吸上瘾，需要量就很大，而且还要不断增加。鸦片有效地帮助了英国资产阶级，使他们得以改变对华贸易逆差的不利局面，所以19世纪初的鸦片贸易可以看做中英长期僵持关系的一个发展，英国资产阶级可耻地利用这样的毒品来达到打开中国门户的侵略目的，结果就促使中英关系更加紧张起来，并最终爆发了战争。
那么，19世纪初，鸦片贸易的情况如何呢？
鸦片输入中国虽然很早，但以往是当做治病的药物，输入的数量也很少。直到18世纪初，才开始被当做嗜好毒品而输入中国。在18世纪中叶以前，每年输入不过200箱左右。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东印度公司独占了鸦片贸易，由印度来华的鸦片逐年增加。到19世纪初，每年平均输入鸦片4 000箱。清朝政府也曾经三令五申，禁绝鸦片，但正如英国侵略者自己的供称，“这笔出口生意，对于我们印度殖民地利益太优厚了，不能轻易放弃”[13]，因此他们用各种手段破坏清朝的禁烟命令，特别从1821年起，英国鸦片贩子为了便于走私，把鸦片趸船自黄埔移到伶仃洋面。鸦片走私贸易日趋兴旺，加尔各答英人日报描述伶仃洋面鸦片贸易的盛况说：“在这里停留的各种大小不同的船只，有些是趸船，所载的主要货物是鸦片，这些船只多少年就没有移动……自早至晚，走私船只从这些趸船上运走鸦片，来往不断……走到鸦片船上，到处都可以看到一个活泼的、发财的、买卖的气象。在甲板的一边堆着成列的来自摩拉瓦，另一面又有来自巴特那的鸦片……在船尾上，二千元一箱的洋银，不知多少箱……当你看到在这船上，这些财富充斥的象征，而且这些钱财在表面上看是如此不注意地分散着，你便对这部贸易的规模之宏大，价值之重要，得有很深的印象了。在这里边的投资是很大的，总不下二千万元左右。”[14]鸦片走私贸易不仅有趸船作为总的集散地，而且鸦片贩子还向中国内地撒开了一张鸦片走私网。《清实录》记载了这个走私网的情况：“洋船私带烟土来粤，竟敢于附近虎门之大鱼山洋面，另设洋船囤积，称为鸦片趸，并有洋人兵船，名曰护货，同泊一处。勾通土棍以开设钱店为名，暗中包售烟土，呼为大窑口。如省城之十三行、联兴街，多有此店。奸商到店，与洋人议价立券，以凭到趸交货，谓之写书。又有包揽走漏之船，名曰快蟹，来往如飞，呼为插翼。其船星夜遄行，所过关津，遇有巡丁追逻，竟敢施放枪炮，关吏莫敢谁何，又不报官惩办，是以肆无忌惮。此种快蟹，现有一二百只之多。凡由趸送货至窑口者，皆系此等船包揽，各巡船通同作弊，按股分赃，包庇行私，其弊尤甚。其销售各路，如福建之厦门，直隶之天津，广东之雷琼二府，皆由窑口立券，到趸交货。其余各省私贩，入口出境，均系快蟹船包送……其由大窑口分销内地，悉因奸民串同各衙门蠹役，开设私局，名为小窑口，各处城乡市镇，所在多有。”从以上的记载里可以大略看出鸦片走私网广泛和深入的程度。
鸦片走私网之所以能广泛深入各地，也和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密切相关。清政府虽然三令五申，严禁鸦片，但是许多官吏接受贿赂，使禁令变成空文。陕西巡抚富呢扬阿说：“鸦片之禁，已非一日，其风不息而愈炽者，非立法之不严，实稽察之不力……查夷船载运烟土，至广东黄埔、老万山二处停泊，内地奸商分设窑口接运。其大宗由海运到福建、浙江、江南、山东、天津、关东各海口，而各海口又有专司收囤转贩之户。其由内河兴贩至南北各省，盈箱累笥，载以舟车，实繁有徒。是兴贩者确有来踪，不难察查，而开馆者咸在通都大邑，更不能掩人耳目，如果各省大吏，督率僚属，认真查缉，何至不可遏绝。”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侵蚀天朝官僚政治的肺腑、破坏宗法制度的屏障的贿赂行为，和一箱箱鸦片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中国。”[15]
英国鸦片贩子通过走私网输入中国的鸦片一天天地增多起来。根据马士（H﹒B﹒Morse）的估计：1820—1824年，每年平均输入7 889箱；1825—1829年，每年平均输入12 576箱；1830—1834年，每年平均输入20 331箱；1835—1838年，每年平均输入35 445箱，1838年为最多的一年，输入鸦片达40 200箱。另外，马士又估计，鸦片战前十几年间，中国消费鸦片共为231 899箱，价值18 800多万元。[16]
资产阶级学者硬要把英国政府装扮出文明绅士的风度，他们说，这种毒物贸易纯粹是私人的商务事情，跟英国政府无关。这种谰言是很容易拆穿的，因为从1773年到1833年间，东印度公司完全独占了鸦片贸易，而如大家所知道的，东印度公司正是英国政府统治东方的化身。鸦片贸易给英国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利益，从1820年到1839年，英属印度政府由专卖鸦片和抽取鸦片过境税，每年可获15万到18万卢比的收入。马克思指出：“必须注意到有关印度的情形，那里的英属政府的岁入足有七分之一依靠向中国人出卖鸦片”[17]。因此，英国政府兴高采烈地鼓励和支持鸦片贸易，帮助鸦片贩子增加生产并扩大销路，“强迫孟加拉省种植鸦片，使该省的生产力受到极大的损害；它强迫一部分印度农民种植鸦片，用垫款办法引诱另一部分农民也去种植，用严格垄断的办法操纵这种毒药的大规模制造，派遣大批的官方侦探来监视以下的全部过程：种植鸦片，把它交到指定地点，熬制得使其适合中国吸食者的口味，装入特别便于走私的箱中，最后运往加尔各答，由政府标价拍卖，把它从国家官吏手中移交给投机商人，然后转入走私商人的手中，运入中国。英国政府在每箱鸦片上所花的费用约及二百五十卢比，而在加尔各答拍卖市场上却按每箱一千二百一十至一千六百卢比的价格售出”[18]。
应该指出：对中国输入鸦片的还有美国商人。据当时调查，在广州的美商，除了一家是例外，其余全都经营鸦片生意。美国贩运鸦片的船只，常悬挂美国国旗作掩护。甚至特别制造一种船只，叫做“鸦片飞剪号”，实行武装走私。美国人丹涅特（Dennett）承认“在鸦片贸易的这一方面，美商所得的好处，远较任何其他国家的商人为多”[19]。当时，美国在对华鸦片贸易中追随着英国而占第二位。
鸦片的大量输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祸害。
第一，鸦片给予吸食者以生理上和心理上的极大摧残。据1835年估计，全国吸鸦片人数约在200万以上。当然，嗜食鸦片的人大多是统治阶级或其依附者，如1831年刑部奏称：“窃查鸦片烟来自外洋，其始间有劣幕奸商，私自买食。浸浸而贵介子弟，城市富豪，转相煽诱，乃沿及于平民。臣每遇士大夫留心访查，据云：现今直省地方，俱有食鸦片烟之人，而各衙门为尤甚。约计督抚以下，文武衙门上下人等，绝无食鸦片烟者，甚属寥寥。”[20]据俞蛟说：“近日四民中，唯农民不尝其味”[21]。鸦片的侵蚀更加深了统治阶级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使他们更加残酷地剥削劳动人民。
第二，鸦片贸易打破了中国对外贸易方面的优势，为了抵偿鸦片的输入，每年要流出很多银两。中国本来是产银很少的国家，从14世纪中白银成为主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以来，需要量是很大的，由于对外贸易的长期出超，几百年来从欧美源源不绝地流入白银，补充了国内经济生活上的需要。但是鸦片贸易发生后，白银的流向发生了根本变化，由流入变为流出。据统计：1814—1815年中国对印度的白银出超已达130万两，以后逐年增加。至鸦片战争前夜，对印度的白银出超为600万两以上。这还仅仅是对印度的出超，加上对其他地区的出超，数量当更为庞大。估计在鸦片战争前的20年间，白银流出的总数不会低于1亿两。白银的大量外流，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中国发生了银贵钱贱的危机。按清朝规定，每两银子换钱一千文，而到19世纪20年代，直隶一带每两银子换钱一千二三百文，到1839年换钱一千六百七十几文。银价上涨使劳动人民首先蒙受其害，因为人民劳动成果的零星出卖只能换回铜钱，可是他们在交纳赋税时却要按银价折算，从前只要交出一千文就可抵银一两，而在1839年却须交一千六七百文。如包世臣说：“各省现征钱粮，至少之处，每两收制钱一千八百文，经征官解司，一正一耗，加火工解费，每正银一两，须银一两一钱七八分方敷，而一千八百文不能得市价银一两一钱七八分，小民共知银一两钱一千之例，以千八百文输官，怨已起，而官每两尚须赔钱二三百文不等。”[22]银贵钱贱不仅使人民的负担加重，而且也妨碍了正常的交易。因为货币的流通量和商品的流通量总是成正比例的，作为交换手段的白银货币大大减少了，这样就会影响到投入流通过程的商品的数量，使交易不能畅通。如林则徐奏称：“臣历任所经，如苏州之南濠、湖北之汉口，皆阛阓聚集之地，叠向行商铺户暗访密查，佥谓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23]
第三，鸦片大量输入，使中国银源涸竭，这又引起清王朝财政上的危机，由于收税困难，各省拖欠日多，国库存银日少，这就不能不引起清朝统治者的极大恐慌。正像马克思所说：“鸦片取得的对中国人的统治权有多大，则皇帝及其迂腐的官僚集团所失去的自己的统治权也就有多大”[24]。清朝统治者从财政观点出发，不得不进行反对鸦片的斗争。
反对鸦片的斗争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由于鸦片贸易的兴旺，在当时的统治阶级中已形成了一个贩烟、吸烟和受贿的腐朽集团，如林则徐所说：“现任督抚，嗜烟者约占半数，若辈岂肯回扳石头压自脚，则阴持两端，模棱其辞，势所必然。”[25]因此禁烟的命令不仅受到英国侵略者的抗拒，而且也受到这个与鸦片利益有密切联系的腐朽集团的反对。
1836年，这个腐朽集团的代表人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在“闭关不可，徒法不行”的借口下，反对从前的禁烟命令，提出“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交行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文武员弁士子兵丁等，不得任令沾染恶习，致蹈废时失业之愆。惟用法过严，转致互相容隐，如官员士子兵丁私食者，应请立予斥革，免其罪名，宽之正所以严之也……其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宽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26]。显然，这种主张实际上是鼓励鸦片的盛行，为鸦片贸易辩护，迫诱劳动人民种毒服毒，使鸦片的祸害更加扩大加深，所谓“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不过是自欺欺人的鬼话。果然，许乃济的奏折立即得到中外鸦片贩子的普遍赞扬，外国侵略分子把它捧为“立论至佳，文字也极清楚”的“聪明办法”[27]。广东官僚们称之为“胪陈时弊，均属实在情形……似应请旨照准原奏……实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28]。
中国人民是坚决反对这种荒谬的“弛禁”论的，就是在中小官僚里面也有许多人出来驳斥这种出卖民族利益的主张。如内阁学士朱樽、兵科给事中许球、御史袁玉麟、朱成烈、礼科给事中黎攀镠等纷纷上书，驳斥许乃济，并请严禁鸦片。特别是1838年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了一个脍炙人口的“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在这个奏折里，黄爵滋从国家的财政观点着眼详细申述了鸦片的祸害，触目惊心地指出：“再数年间，银价愈贵，奏销如何能办？税课如何能清？设有不测之用，如何能支？”并检讨了历年的禁烟政策的失败，是由于和鸦片利益有关的集团的破坏，他说：“稽查员弁，未必悉皆公正，每岁计有数千余万之交易，分润毫厘，亦不下数百万两，利之所在，谁肯认真办理？”“其各府州县开设烟馆者，类皆奸猾吏役兵丁，勾结富家大族不肖子弟，素有声势，于重门深巷之中，聚众吸食，地方官之幕友家丁等，半溺于此，未有不庇其同好者。”根据这种情况，黄爵滋提出了“重治吸食”的新建议，主张：限期一年戒绝，过期不戒绝者，普通人处死刑，官吏加重治罪。这个主张主要是针对着一大批吸鸦片的官吏衙役而发的，因为假使这批人可以逍遥法外，他们必然利用职权包庇鸦片贩子，任何禁令势将成为空文，用严厉的刑法来对待这批吸食鸦片的官僚，是当时禁烟命令能否贯彻的关键问题。黄爵滋的主张提出之后，吸烟贩烟的腐朽集团大为恐慌。清政府令各省督抚“各抒所见”。很显然，禁烟是正当的，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就是那些和鸦片利益有密切联系的集团也不敢公开反对禁烟，他们却用各种方式各种借口来拖延和削弱禁烟措施，以便达到破坏禁烟的目的。有的说是操之过急，虑生不测；有的说是白银外漏，未必尽由于鸦片；特别是直隶总督琦善大声疾呼：“一吸鸦片，即罹法网，将见缧绁之人载道，囹圄无隙地可容……一言之下，欲兴率土普天之大狱，此真断断乎其不可行者也。”[29]
另外一些主张禁烟的官僚支持黄爵滋的主张。特别是湖广总督林则徐具体拟定禁烟章程六条，补充了黄爵滋的禁烟办法。在他有名的《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中详细申论了鸦片的祸害和严禁的必要，他驳斥“吸烟无罪”的谬论说：“或谓重办开馆兴贩之徒，鸦片自绝，不妨于吸食者，稍从末减，似亦持平之论。而臣前议各款，请将开馆兴贩，一体加重，仍不敢宽吸食之条者，盖以衙门中吸食最多，如幕友、官亲、长随、书办、差役，嗜鸦片者十之八九，皆力能包庇贩卖之人，若不从此严起，彼正欲卖烟者为之源源接济，安肯破获以断来路？是以开馆应拟绞罪，律例早有明条，而历年未闻绞过一人，办过一条，几使例同虚设，其为包庇可知。即此时众议之难齐，亦恐未必不由乎此也。”这段话揭露了官吏们包庇鸦片、指出了当前“吸食者处死”问题上争辩的实质，使弛禁论的种种诡辩全被拆穿。
这场争辩的结果，禁烟派得到了胜利。其所以得到胜利是由于鸦片的利益不仅和人民利益相抵触，而且也和封建统治利益相抵触。清政府要按照原来的样式统治下去，便不能不采取严禁鸦片的措施，这个措施也是符合于民族利益而为广大人民所支持的。如在1838年底，广州当局处决一个中国鸦片贩子，外国鸦片贩子在物伤其类的情绪下，竟纠众阻拦，群众立即用石块驱走了他们。在整个反鸦片的正义斗争中，人民群众始终是最坚决的。
清政府采纳了禁烟主张，并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州查办鸦片，禁烟问题从争论的阶段进入了行动的阶段。但是前途的困难是很多的，一方面，外国鸦片贩子在英国商务监督查理·义律（Charles Elliot）的教唆下，正在安排对策；另一方面，国内与鸦片利益相联系的集团也暗图破坏。当林则徐进京商谈查办鸦片事宜时，琦善竟对他提出威胁，“嘱文忠无启边衅”[30]。林则徐在京被道光帝召见19次，封赏极优，“枢相（指穆彰阿）亦为之动色，朝罢与同僚论不合，中外交构，有识者已为文忠危”[31]，这一点在林则徐给龚自珍的书信里也曾明显地提到。但是根除鸦片毒害的正义事业鼓舞着这位具有崇高气节的官员，使他勇敢地担承起了这一为民族争命的艰巨任务。
注释
[1]本节所用统计数字大多采自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
[2]《文献丛编》，第17辑。
[3]《资本论》，第3卷，412页。
[4]乾隆帝给英王敕书。
[5]马克思：《中国的和欧洲的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28～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6]《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百龄奏折》。
[7]《中西通商原始记》。
[8]《各关规礼名色请删改载于则例折》。
[9]王之春：《国朝柔远记》，卷七。
[10]《史料旬刊》，第十期，《武进升奏折》。
[11]郭士立：《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
[12]转引自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的史料》。
[13]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绪论。
[14]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绪论。
[15]马克思：《中国的和欧洲的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28～29页。
[16]参见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
[17]马克思：《中国的和欧洲的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29页。
[18]马克思：《鸦片贸易》，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87页。
[19]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第六章，“美国对华的鸦片贸易”。
[20]《史料旬刊》，查禁鸦片烟案，刑部折奏酌加买食鸦片烟罪名。
[21]俞蛟：《潮嘉风月》。
[22]包世臣：《安吴四种》，《再答王亮生书》。
[23]林则徐：《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
[24]马克思：《中国的和欧洲的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23～24页。
[25]林则徐：《与林元抡书》。
[26]许乃济：《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
[27]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绪论。
[28]转引自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第2册，86页。
[29]《溃痈流毒》，《琦善遵旨复奏禁烟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