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杨韦事件和石达开的出走——太平天国内部矛盾的爆发
一、太平天国内部矛盾的发展
杨韦内讧是革命内部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的一个典型。
作为中国农民革命发展最高峰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存在着一系列的内部矛盾。在革命初期，由于外部压力十分强大，太平军为了避免被歼灭的命运，各个成员通过宗教的形式，团结得非常紧密。在当时，足以引起内部纠纷的各种因素被尖锐的对敌斗争所掩盖着，内部矛盾是显得微不足道的。
但是在1853年建都天京以后，形势就大不相同了。首先是敌我力量的对比起了很大的变化，太平军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有了强大的陆军、优势的水师，也有了城市和根据地。从外部打败革命的威胁日益遥远，从内部破坏革命的危险也就日益逼近。其次，太平军自益阳、岳州以下，招收了大批的队伍，当1852年11月离开长沙的时候只有8万人，1853年3月攻克南京，骤增至近百万人。四个月的时间，队伍增加得这样快，这一方面标志着革命的胜利发展，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不少麻烦和困难，编制问题、训练问题、粮食问题、指挥问题，新问题一个跟着一个地产生了，而且变得越来越尖锐了。再次，太平军现在有了根据地，有了政权。从前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跟敌人打仗，现在他们的任务有两个，不仅要在前线打仗，而且要在后方组织民众、安定社会秩序，这个任务比起打仗来要困难得多、麻烦得多。
由于以上所说三个方面基本情况的改变，太平天国革命的内部矛盾一天一天地尖锐起来。应该说，新矛盾的产生和矛盾尖锐化并不绝对是坏事情，因为正是革命顺利地发展了，革命在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过渡中，新的矛盾和困难才会逐个地被提到日程上来，而革命要继续向前发展也只有通过这些矛盾的解决才有可能。太平天国革命既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领导者和群众就不能不碰到现实斗争所提出的新问题、新要求。可惜农民英雄们受到阶级条件的限制，不可能正确地对待和处理新的矛盾，这样就使得他们在取得一连串军事胜利以后，仍不能不重演历史上出现了无数次的失败悲剧。
革命的胜利发展和大批群众参加革命，首先使军队成员复杂化了。特别是太平军进入了大城市，阖家阖户的人都来“拜上帝”，其中固然有很多是真心向往革命的人，但也有不少人是浑浑噩噩，对革命一无所知，或是大势所趋卷入了革命阵营，或是被太平军用强力逼胁而来，更有一些人是随风转舵，有心投机，企图浑水摸鱼。太平军本来是一支严整、朴实的革命队伍，这些人却把在城市沾染的许多不良习气带进了太平军。当1853年初太平军初克武昌的时候，某些封建知识分子已经看到太平军队伍中不巩固的迹象，说：“凡为贼虏者，类多商贾力田之人，勇艺弗精，枪矢不能命中，本无长技可恃，驱之锋镝之际，未始皆心所甘，特惑于邪说，遂视阱镬如坦途。然此辈可行间使之携贰，亦可招抚使为我用。”[1]这种队伍不纯的情形，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也感觉到了，所以太平军到达天京以后，停下来大力展开整训工作，但是整训工作主要是依靠宗教说理和严刑峻法。据《贼情汇纂》载，杨秀清曾经说：“吾亦知新收兄弟，心不服而怨恨，全在绳以苛法，劫以严令，驱策而挫折之，使不遑有他志”[2]。这些话可能出于统治阶级的捏造，杨秀清未必会说这样的话，可是，太平军中确实存在着以棍棒来维持纪律的现象。这种办法虽然可以暂时生效，但不可能使革命内部完全纯洁起来，也不可能使群众的革命意志长久地得到鼓舞。因此在定都天京以后，军队中的逃亡、犯法、内讧、哗变、反叛等等事情，一天一天地增多了。《贼情汇纂》第十一卷中曾经把太平天国军队的成员作了一个详细的分析，这虽然是从反对革命的角度所作的分析，但其中却提供了不少资料，我们从其中可以看到许多真心向往革命、为革命奋斗到底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但也可以看到许多不相干的人被强拉硬拖参加了革命，以后又千方百计地开了小差，也有些人是有意混入革命，企图从内部破坏革命。如有的人是“略涉经史，好谈古今，心高志大，自恃才具非常，目空一切……不幸裹入贼中，必有一二事足以服贼而惊众，渐至柄用……一朝毛羽丰满，则思别树一帜，不齐不楚，中立自雄……当求善间者多方以误之，使其自相鱼肉，而我可乘之以收渔人之利”，“亦有读书明理之人，失身其中，无计可出……未尝不欲谋内讧，通消息，顾力或不逮，不免曲意逢迎，渐谋亲信，庶可得当以报我军……若获一介相通，未始非内间之一助”[3]。这两种人，一种是阴谋篡夺权力的野心家，一种是顽固知识分子，他们混进了革命，利用革命的内部矛盾而从中挑拨，对革命的危害是很大的。这里可以举出两个例子说明由于队伍复杂，再加上太平天国处理不当，异己分子从中挑拨而引起的风波。一件是在太平军出兵西征的时候，准备调大批船只随行，水营的成员是比较复杂的，大多是“两湖、安徽、江西装载贸易良民，甚至富家巨室士庶人等，全家男女，悉被掠入舟中”[4]，太平军本来答应他们到达天京后，可以夫妇团聚，各回原籍，“此至江宁，则不守前约”[5]，不但是男归男行，女归女行，把夫妇拆散了，而且编队工作进行得很乱，“本来之船户，并不一定仍在原船，被胁在船者，又非尽是驾船水手，可以念书贸易者亦强令持篙”[6]，所以水营队伍中很有不满情绪。恰好太平军派来的领导人是蛮横粗暴的北殿承宣张子朋，他所出的号令“忽行忽止，日凡数变，各水手无所适从，牌刀手又动辄擅杀，水手不堪其虐，势甚汹汹”[7]，“欲尽开船上驶投诚，抑或各散”[8]。幸亏杨秀清知道了这个情况，立即采取措施，“至北王府，将韦昌辉杖责数百，张子朋杖责一千，并传到唐正才重赐金帛，加封丞相衔，用好言抚慰。水营群贼悉听唐正才指挥，唐正才调停群下，始无叛心”[9]。这是水营队伍对领导不满的一个例证。
另一个例证，是由异己分子策划而起的一个叛乱。有一个名叫张继庚的人，本为清朝的廪生。太平军攻天京时，他曾经主持清朝的保卫局和筹防局，抵抗革命。太平军攻克天京以后，他混入北殿典舆衙，从事阴谋活动，到处窥探消息，联络人手，散布谣言，组织叛乱。当水营队伍对领导不满的时候，张继庚“遂倡伪东王待广西人厚、湖南人薄之议以激之，湖南人果煽动结盟，思投大营”[10]，后来他又串通了织营、瓦营、木营中的人以及朝阳门的部分卫戍部队，准备开城接应清军入城。这件阴谋被及时地发觉了，张继庚和他的许多同谋者被捕处死。据张继庚向清军报告，天京太平军队伍被他买通的竟有半数以上，虽然张继庚是尽量显耀自己的功劳，因而夸大了这个数字，但是这个案件牵连之广实在惊人。这说明了革命内部矛盾在处理不当而被敌人利用之后，会造成何等严重的危害。
革命的内部矛盾并不仅仅表现在队伍的不纯方面，由于太平天国经常处在战争的环境中，粮食和物资的供应非常紧张，为了保证每人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太平天国实行了圣库制度，规定军队所俘获的粮食和钱财，都要交给圣库，每人的生活必需品则按照标准由圣库供给。这种规定从保证革命的发展来说当然是必要的，如果从群众暂时的和日常的利益来衡量，则不免又发生了抵触。怎样使革命利益和个人利益很好地结合起来，这又是提到太平天国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起初，太平天国通过宗教说服了群众，要群众“遵命令”、“和傩兄弟”，“有银钱须要认得破”、“同心同力、同打江山”，并且答应到了“小天堂”（即天京）以后，“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勋等臣，大则封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至小亦军帅职，累代世袭”，所谓“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11]。到了天京以后，虽然环境是好了一些，但是以往的诺言并未能兑现，因为周围的战斗很激烈，粮食供应仍有困难，特别是队伍大大增加，其中又包括了许多妇孺老弱，这个包袱实在太沉重了，天京的存粮很快就告罄，不得已几度削减口粮。“初入城，发粮无数，来取者即与之，既有名数可稽，始议每日发米数。男馆如泥水木匠一斤半，各伪衙一斤四两，各匠一斤，牌尾半斤。女馆湖南以前，每名一斤，湖北以前，每名六两”；到1853年底，“贼粮少，乃议发稻，凡各匠及牌尾妇女皆发稻”；过了半年，又减为“男子牌面，每日每名发米半斤，牌尾四两。女子每日每名，湖南以前，发米六两，湖北以下，发米三两，均以稻代，悉令人食粥，否则杀”；又隔了三个月，把男女馆中的人放出城外，“割稻自食”[12]。很显然，粮食的困难只有通过生产的发展才能够解决，而部分群众追求过高生活享受的错误思想又只有通过教育的途径才能够解决。可惜太平天国除了宗教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思想武器，同时又缺乏边战争边生产的一套措施。这样，矛盾的发展就迫使他们不得不把人们赶到天京城外，这种简单粗暴的办法，不但削弱了自己的后备力量，而且也必然会在群众中造成不良的政治影响。
此外，太平天国为了保证战斗期间的组织纪律，严格实行禁欲主义，男女之间不得过夫妇生活。太平刑律规定：“凡夫妻私犯天条者男女皆斩”[13]，这条法律虽然在提高士气和维护纪律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它用强制手段割断家庭人伦的关系，也是非常不得人心的一个措施。长期地执行起来，必然会引起很多问题，所以违犯这条法律而获罪的人很多。《天情道理书》说：“故自一路以来所有不遵天令，夫妇私自团聚者，无不被天父指出，奉行天法，重究在案。”在高级领袖中，除天王、东王、北王、翼王、燕王可以有若干妻妾之外，其他人也不准夫妇团聚，所以地位较高的领袖也常常犯禁获罪。据说西王萧朝贵的父母在进攻长沙时，因犯禁被杀[14]，东王兄嫂也因反对这个规定、口出怨言而被黜革[15]，太平天国中很有地位的镇国侯卢贤拔也是“以夫妻犯天条革职，令在删书衙删改六经”[16]，东王的亲信秋官丞相陈宗杨也因私犯天条而被杀。到了1855年，杨秀清知道这种强制办法不能解决问题，就开放女馆，准许职位较高的领袖择配，但对于职位较低的干部和士兵，仍不准过家庭生活。
假使把以上情况和太平天国最高领袖的生活情况作一个对比，那就更加暴露出革命内部矛盾的深刻程度了。在革命初期，太平天国领导确实具有与群众共甘苦的作风，在从广西北上的长途行军中，太平军战士都是“布衣褴褛，囚首垢面，鹑衣百结”，“洪杨诸逆首亦自敝衣草履，徒步相从”[17]。当时的物资供应虽然困难，但大家的意见并不大。进入大城市以后，这种与群众共甘苦的作风逐渐减退，代之而起的是对权力、名位、奢侈生活的追求。太平军入天京之后，立即大兴土木，把清朝的两江总督衙门改建为天王府，“毁行宫及寺观，取其砖石木植，自督署直至西华门一带，所坏官廨民居，不可胜计，以广基址，日驱男妇万人，并力兴筑，半载方成，穷极壮丽……工甫成，即毁于火……四年正月复兴土木，于原址重建伪宫，曰宫禁。城周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琢精巧，金碧辉煌……五色缤纷，侈丽无匹”。修建东王府时，也是“尽毁附近民居阛阓，开拓地基……穷极工巧，骋心悦目”[18]。其他如衣饰方面，诸王的金冠都是“雕镂龙凤”、“珠宝璎珞”，所谓“一冠袍可抵中人之产”[19]。仪卫舆马更是备极铺张，天王的轿夫有64人，东王的轿夫有48人，东王每出府，“开路用龙灯一条，计三十六节，以钲鼓随之，其次则绿边黄心金字衔牌二十对，其次则铜钲十六对……其次绿边黄心绣龙长方旗二十对，其次同上色绣正方旗二十对，其次同上色绣蜈蚣旗二十对，高对提灯各二十对，虽白昼亦用之，其次画龙黄遮阳二十对，提炉二十对，黄龙伞二十柄，参护背令旗骑对马约数十对，最后执械护卫数十人，绣龙黄盖一柄，黄轿二乘，杨贼乘坐，或前或后，盖仿古副车之义，而恐人之伺己也。轿后黄纛十余杆，骑马执大刀者数十人，更用鼓吹音乐数班，与仪从相间，轿后亦用龙灯钲鼓……每一出府，役使千数百人，如赛会状”[20]。此外，还学了封建帝王选秀女的恶劣办法，选女入宫。这种情况表明太平天国的领导已经受到封建阶级奢侈腐化习气的严重侵蚀了。
太平天国革命的内部矛盾，不仅表现在由于粮食缺乏、生活动荡、待遇悬殊而引起的群众的不满情绪上，同时也表现在太平天国所实施的一套强力集权制度上。应该说，权力的集中是任何革命时期所必需的，集权保证革命方面可以用全力来击破敌人，避免分散主义和无纪律的状态。假使没有高度的集权，太平天国革命的发动和胜利进军是不可能的。但是太平天国的集权制度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强制和盲目的基础上的，强制和盲目的集权产生了许多副作用。一个庞大臃肿而等级繁多的行政机构形成了，行政效率随之而减低，惩办主义随之而滋长，在这个庞大的行政机构中，产生了争权夺利的派系斗争。
假使研究一下太平天国的中枢领导机构，其规模之大，令人惊异。据张德坚在1855年估计，太平军的士卒有107万，而卒长（按制度，卒长是应统辖一百多人以上的职官）有31﹒5万人，官兵数字的比例为三比十，形成官多兵少的严重局面。张德坚又说：“先时，贼起金田，自伪王以下，仅有军长、侍卫诸名，至陷湖北，踞金陵，侈然自得，骄心盛而其官愈冗”，“尝一日封赏丞相、检点至数百人，如妇妪操饼以饵群嬉之儿”，“但从贼稍久，几无有不官者”。特别是在中枢领导机构中，充塞着很多职位高的干部，如供天王差遣的就有1 600多个指挥级以上的职官。东王府是发号施令的机关，职官更为冗多，有六部尚书、承宣、仆射、掌门、引赞、典东舆、大旗手、指使、参护、典东马、典东龙、典东彩、典东乐、典东锣、典东炮、典东更、典东牢、典东刑、典东袍、典东厨、典东水、典东柴等名目。他们执行东王府的秘书、警卫、仪仗、勤杂的职务，共有3 564人，都是检点、指挥、将军级的职官，他们这些人还有下级和士卒。据布列治门说：“东王部下——各级官吏及兵士、仆役及随从，全体共有二万人至三万人”[21]，所以这个机构的臃肿庞大，实在是惊人的。其他的王、侯、国宗、丞相之下，也有很多部属。机构臃肿的后果，就是上下不通气，办事效率降低，所以“纤芥之事，必具禀奏，层层转达，以取伪旨”[22]，“曾于一日之内，发谕至三百件之多”[23]，造成了麻痹不灵的现象。特别严重的是，这样一个领导机构，很大程度是依靠强力来维系的，太平天国所立的刑法是很严峻的，它废除了烦琐的封建律例，只规定枷杖和死刑两种，其枷轻重无定式，杖责自5板至2 000板为止，死刑则有点天灯、五马分尸、斩首示众等数项。这种严刑峻法反映了阶级斗争的严峻程度，对于镇压异己分子和整顿军队风纪方面是起了作用的。但是太平天国所规定的死罪范围过分宽广了，赌博、演戏、口角、打架、饮酒、口出怨言、雇请民妇洗衣、私藏财物、不能熟记赞美天条的人，都要斩首，这未免太过分了。在革命斗争激烈进行的时候，用严格的纪律来维持风纪，是太平军不得已的手段。太平天国的弱点在于缺乏正规的思想教育工作，一些简单的宗教教条不可能负担起思想教育的任务，因此就不得不采用严刑峻法来约束一些败坏风纪的行为，但是棍棒和钢刀并不能够根绝犯罪行为，雷厉风行的惩办制度更容易把无辜的人错当成有罪的人，把犯小错误的人错当成犯大罪恶的人，因而带来许多滥打冤杀的情形。这样就使上级与下级之间、领导与群众之间不能不留下很深的裂痕。
这里，应该谈一下太平天国几个最高领袖的思想作风问题，因为这些主观因素对于客观矛盾的缓和或激化，无疑是有重大影响的。天王洪秀全在革命发动时期，表现了伟大的毅力和创造精神，但后来逐渐变成一个宗教迷，对于世俗的实际事务很少过问，所谓“僻处深宫，从不出户，人罕识其面”[24]，高高在上的宫廷生活使他和广大群众隔离了。太平天国的权力全部集中在东王杨秀清身上，杨秀清有出色的政治和军事才干，他的目光远大，见识过人，太平天国所以能有那样巨大的发展，这是和杨秀清的领导分不开的。但是随着革命的发展，杨秀清上升到权力的最高峰，开始流露出骄横跋扈的倾向。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掌握实权的“东府集团”。如东殿尚书侯谦芳、李寿春权势很大，杨秀清“信任之，凡有机密事，皆引侯谦芳及李寿春计议，权势在韦石二贼之上，伪侯相为之侧目”[25]。又如丞相林锡保、检点胡海隆、伸后正侍卫张维崑分别掌握着天京的警卫、巡逻任务，都是东王的心腹。东王杨秀清毕竟是一个农民手工业者，他不可能根据对事物客观规律的自觉认识来运用这个革命的强力机构，再加上杨秀清那种大权在握、雷厉风行的作风，容易刺伤其他领袖的尊严，也容易发生错杀、错关、错打的事情。据记载可以查明，丞相以上的领袖因罪而被杀、被关、被革职的就有燕王秦日纲，豫王胡以晃，卫天侯黄玉崑，镇国侯卢贤拔，国宗韦滨、石凤魁，丞相曾水源、黄再兴、林绍璋、曾锦谦、许宗扬、赖汉英等。至于受杖责的就更多（连天王洪秀全、北王韦昌辉都受过杖责），这种做法未免太过火了。而且有些案件的处理上不一定很公平得当，或是量刑过严，或是偏袒“东府集团”。以下可以举出杖责天王案以及洪仁发案、李凤先案、黄玉崑案作例证。
杖责天王案发生在1853年底，由于洪秀全处理宫廷事务不当，罪责女官太过，甚至脚踢嫔妃，引起杨秀清的干涉。杨秀清假装天父下凡，要杖责洪秀全，经过众人的恳求，方才免于杖责，这件事在洪杨关系上留下了不愉快的裂痕。事后，杨秀清似乎也觉察到自己做得太过分，再三劝慰洪秀全，尽力谋求和解。但据《金陵癸甲纪事略》说，杨秀清“尝假天父语，杖天贼四十”，又说太平天国“杀必请于天贼，然天贼曰杀，东贼必不杀，曰勿杀，东贼必杀之”。清朝方面的记载虽然未可尽信，但洪杨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矛盾，杨秀清借着一些细小事故，甚至要杖责一国之主，这反映了在杨秀清身上滋长起来的跋扈专横作风，这种作风不能不影响到内部的团结。
杨秀清的跋扈作风也表现在杖责洪仁发的案件上。洪仁发是洪秀全的嫡长兄，虽然庸愚无能，但在天国中的地位很高，且得天王宠信。“杨贼忌之甚，尊为国兄，而于军事无与焉。每诡称天父下凡附体，肆行谩骂，数数挫折。癸丑七月，杨贼传各伪官听令，仁发独后至，杨贼以为不敬，微讽于所属，洪逆稍稍闻之，内不自安，即出伪诏令仁发至杨贼处肉袒请罪，并请杖责，杨贼佯不欲杖，仁发固请而后杖之”[26]。从这个案件也可以看出，杨秀清和洪氏兄弟的关系，不能说是亲密无间的。
另外从李凤先案和黄玉崑案中，可以看出杨秀清偏袒“东府集团”的倾向。关于李凤先案，《天情道理书》有如下的记载：
关于黄玉崑案件，在谢介鹤的《金陵癸甲纪事略》中有一段记载：
这两个案件都是由于细小的事故而兴起大狱，都是把革命的内部矛盾错误地当做敌我矛盾来对待。一个革命干部仅仅因为冲撞了侯谦芳——东王的亲信——而横遭死刑，革命还没有胜利，太平天国内部的专制等级却已经如此森严。至于说李凤先“口出怨言”，假使真有什么足以构成死罪的“怨言”，那么这一篇由“东府集团”编写的《天情道理书》绝不会不写上去的，文中所记李凤先的三句话，实在不足据以定罪。李凤先说“打妖魔不是如此打法”，这正是反映了一个出生入死为革命奔走，反而因细故而遭毒打的革命者的不平之鸣，哪里是什么“怨言”！特别是黄玉崑的案件，充分反映了东王同庚叔嚣张的气焰，黄玉崑身为执法官，按理量刑，据情劝慰，完全是正当的，杨秀清却为了维护其同庚叔的体面，把黄玉崑痛打一顿，而且不惜把许多最高级领袖牵连在内。由此可见，杨秀清在团结方面确实存在着严重的缺点，这种缺点正是反映了农民、小手工业者的狭隘性和宗派倾向，即使像杨秀清那样英明的英雄人物也难于摆脱这种阶级的局限性。
这样，太平天国领袖之间的关系就疏远了。掌握实权的是以东王杨秀清为首的“东府集团”，而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燕王秦日纲、豫王胡以晃、卫天侯黄玉崑等这些职位极高、经常驰驱疆场的人物对杨秀清怀着不同程度的不满心理，他们自然而然地站在一条战线上，形成一个“非东府集团”。张德坚写道：“夫首逆数人，起自草莽结盟，寝食必俱，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于一室，得计便行，机警迅速，故能成燎原之势。今踞江宁，为繁华迷惑，养尊处优，专务于声色货利，往之倚为心腹股肱者，今乃彼此暌隔，猜忌日生。禁令则徒立科条，军务则全凭文告，气脉不通，已成麻痹不仁之象。贼之灭亡，可烛照而数计矣。”[27]统治阶级总是竭力诬蔑革命，希望革命垮台的，但其中所说天国领袖“彼此暌隔、猜忌日生”这一点，真是不幸而言中。杨韦事件就是太平天国内部“东府集团”和“非东府集团”矛盾、冲突的结果。
二、韦昌辉的阴谋政变和石达开的出走
在阶级斗争剧烈展开的时候，革命的内部矛盾常常是和敌我矛盾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的。农民们难于分清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而给予不同的对待，有些明明是内部矛盾，却错误地采取了敌我矛盾的解决办法；有些明明是敌我矛盾，或者已有迹象表明它可能发展为对抗冲突，但又被轻易地忽略过去而没有加以必要的警惕。这样，潜藏在革命内部的阶级异己分子和个人野心家，就能够利用革命的这种弱点，进行阴谋活动，太平天国的内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
北王韦昌辉是内讧的发动者，他为人工于心计，对杨秀清长期怀有不满情绪，但表面上却装得恭敬驯顺、唯命是从的样子。杨秀清曾经说：“即如韦正胞弟而论，时在弟府殿前议事，尚有惊恐之心，不敢十分多言。”《金陵癸甲纪事略》则说韦昌辉“事东贼甚谄，舆至则扶舆以迎，论事不三四语，必跪谢曰：‘非四兄教导，小弟肚肠嫩，几不知此’，‘肚肠嫩’浔州乡语，犹言学问浅也。其兄忘其名，与东贼妾兄争宅，东贼怒，欲杀其兄，发北贼议罪，请以五马分尸，谓非如此，不足以警众。”韦昌辉装得这样驯顺，正是他的阴险所在。实际上他对杨秀清衔恨甚深，他用这种姿态来使杨秀清丧失警惕，以便等待时机，进行谋害。韦昌辉的这个不可告人的心机，甚至已为敌方所看出，在内讧前的一年，封建文人张德坚就这样写道：“杨贼与昌辉互相猜忌，似不久必有并吞之事。”[28]
参与韦昌辉阴谋活动的还有石达开、秦日纲等高级领袖。石达开是太平天国最出色的军事家，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他待在天京，被闲置起来，清军方面幸灾乐祸地声称这是杨秀清“猜忌”石达开。“猜忌”的说法没有充分的根据，但石达开的才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期间没有充分得到发挥，这的确是事实，一直到1855年太平军迭遭失利的时候，才把石达开放到西战场上。另外，石达开和太平天国的许多高级领袖关系很密切，如与黄玉崑是翁婿关系，黄玉崑对杨秀清的不满是很显著的，这一点可能会影响石达开，所以石达开在内讧发生七年之后，还留下一个杨秀清“平日性情高傲，韦昌辉屡受其辱”[29]的印象。至于燕王秦日纲虽然出身于矿工，是革命的元勋，但是见识不足，才干较差，因此容易受人的迷惑，盲目地跟着韦昌辉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还有胡以晃大概是跟韦昌辉一流的人物，他原先是靠近“东府集团”的，但是到了发生内讧的时候，做了韦昌辉的内应。这样，太平天国所有的高级领袖几乎都和杨秀清有不同程度的矛盾。正像李秀成所说：杨秀清“威风张扬，不知自忌，一朝之大，是首一人。韦昌辉与石达开、秦日纲是大齐一心，在家计议起首共事之人，后东王威逼太过，此三人积怨于心，口顺而心怒”[30]。杨秀清的权力愈加扩大，这种矛盾也就跟着尖锐化，他的地位也就愈加危险了。
小生产者地位和缺乏科学的分析方法，限制了杨秀清，他没有能够清醒地估计内部不满情绪的严重程度，更没有估计到这种不满情绪在个人野心家的挑拨之下转变为对抗行动的可能性，因而他既没有采取一些积极措施来消弭或缓和这种不满的情绪，也没有对韦昌辉保持一定的警惕，相反，他被一系列的胜利冲昏了头脑，竟在太平军打败江南大营、天京外部威胁解除的时候，要求洪秀全封自己为万岁。当时杨秀清实际的权力、地位已经超过了洪秀全，洪秀全仅仅保持一个最高领袖的名义，现在连这个名义也难以保持了。洪秀全虽然无可奈何地答应了杨秀清的要求，但他立即秘密地召回在江西督师的韦昌辉、在湖北督师的石达开以及在丹阳督师的秦日纲。洪、杨之间在封赠万岁问题上的冲突，给“非东府集团”一个好机会。一场燎原大火马上蔓烧起来。
韦昌辉接到天王召唤的命令，认为时机已到，立即率领心腹部队3 000人赶回天京。到达天京时，已是1856年9月2日的深夜。同时秦日纲也从丹阳回到天京。韦昌辉等进入天京，他的队伍立即按照预定计划分布在各要害地方，所有通达东王府的街道都为进攻军所占领。这是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东王府内大多是妇女、小孩等服役人员，来不及召集卫戍部队反攻，只有少数侍从人员进行了绝望的抵抗。一夜之间，杨秀清和他的眷属、部下都被杀害。
在天京的东王杨秀清的部属有二三万人，很明显，杨秀清虽然猝不及防地被韦昌辉杀死了，但他的部属不会不起来进行反抗的，而狠毒的韦昌辉也不会放过这些人，于是一场激烈的战斗展开了。东殿尚书傅学贤集合了天京的卫戍部队“自峨嵋营扎营至虎贲仓，洪逆与韦贼亦扎营于小茔大行宫一带，闭城月余，互相自杀”[31]。傅学贤所统率的部队是很多的，韦昌辉不可能一下子把它消灭，于是韦昌辉又想出一条毒计，假称天王因韦昌辉杀人太多，下诏惩罚其罪，令受杖责，把东王的余部哄骗到天王府前观韦昌辉受刑，并且哄骗他们解除了武装，借这个机会，又出其不意地对他们大肆屠杀。韦昌辉就是这样卑鄙地取得了“胜利”，控制了天京。这场大屠杀历时一个月，死了两万多人。据清朝方面的记载：“见有长发尸骸，不可数计，由观音门口内漂流出江，内有结连捆缚及身穿黄衣黄褂者”[32]。太平天国的中上层干部，除了派在各战场作战的以外，大多在这场屠杀中牺牲了。
10月，远在武汉的石达开放下了紧张的对敌斗争，赶回天京。他看到天京大屠杀的情形，非常不满，责备韦昌辉不应该滥杀无辜。韦昌辉这时简直失去了人性，反而想把石达开一起杀死。石达开得知了韦昌辉的这个企图，连夜缒城出天京，残忍的韦昌辉竟把石达开在天京的一家老小都杀了。当时石达开掌握着西战场的指挥大权，在太平军中威信极高，他集合了自己的部队，进驻到宁国附近，要求洪秀全惩办韦昌辉。
群众的眼睛看得很清楚，大家都对韦昌辉滥杀无辜的行动表示愤慨，所以没有等到石达开率军回京，洪秀全在11月间就顺从大家的要求，杀了韦昌辉，这就是李秀成所说的“各众内外，并合朝同心，将北王杀之，人心乃定”[33]。与韦昌辉同时被杀的还有秦日纲、胡以晃等二百多人。韦昌辉对天京历时近三个月的恐怖统治才算结束了。
杨韦内讧是革命内部矛盾发展为对抗冲突的一个典型。韦昌辉利用了群众和其他领袖对杨秀清的不满，利用了洪杨之间的矛盾，用阴谋手段杀害杨秀清，这是一个罪恶的行为。特别是他把事件加以扩大，滥杀无辜，用对内镇压的办法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权力，这更是一种不可宽恕的行动。这种行动实际上等于在帮助清朝统治者。杨秀清为革命立过大功，他虽然有专横的倾向，但罪不至死，后来太平天国为了纪念杨秀清，把杨秀清遇害的那一天（公历9月7日、天历七月二十七日）定为“东王升天节”，并有“七月念七东升节，天国代代莫些忘”的诗句，这表明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全体群众对杨秀清的尊敬爱戴。至于韦昌辉这个阴谋分子，他死后仍被革命所唾弃，在后来颁发的太平天国文书上（如《太平礼制》、《太平历书》），都赫然列着东、西、南三王的名字，但没有北王的名字，《朝天朝主图》中也没有北王的位置。太平天国的这个态度，正是对于杨秀清、韦昌辉最好的历史评价。
经过内讧的一场残杀以后，太平天国的内部矛盾仍旧没有解决。1856年11月，石达开回到天京，管理天国的政务，大家对石达开很钦佩爱戴。可是洪秀全经过内讧之后，成了惊弓之鸟，恐怕石达开权力大了，对自己不利，因此封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以牵制石达开。在石达开执政的一段时间里，洪氏与石氏的矛盾虽然没有留下什么具体的记载，但是两者之间存在着明争暗斗，那是可以肯定的。安王和福王都是庸愚无能的人，像石达开这样雄才大略而又掌握着实际兵权的人，当然不甘心受他们的挟制，这样，就使得石达开产生了脱离太平天国而独树一帜的念头。1857年6月，石达开离开天京，走往安庆，发出一个布告，剖白自己的心事。布告中说：
这时候的石达开在太平军中的威望是极高的，安徽、江西根据地又都是他一手缔造的，将领士卒大多是他的旧部，他发出这个号召，结果就有很多人跟着他走。洪石矛盾虽然没有发展为流血冲突，但是，石达开不顾大局，脱离集体，单独行动，进行分裂，给革命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清朝统治者对于石达开的出走是拍手欢迎的，咸丰皇帝甚至认为：石达开“穷蹙思降，抑或事之所有”，要曾国藩想法招降石达开。清朝统治者的算盘完全打错了，石达开虽然和洪氏集团有矛盾，但对革命仍旧是忠心耿耿、大节无亏的。石达开自己应该担负路线错误的责任：他的出走，一方面带走了许多精兵猛将，引导他们脱离革命整体、脱离有巩固基础的根据地，把这些精兵猛将引到一种孤立的、无后方的、长途疲劳性行军的困境中；另一方面，他带走许多军队，使太平天国原来的根据地处于兵员不足、无力防御的情况，大大便利了敌人的进攻。所以李秀成在后来谈到太平天国的失败原因时说：“误翼王与主不和，君臣疑忌，翼起猜心，将合朝好文武将兵带去，此误至大。”[35]
总之，杨韦内讧和石达开的出走，都是对革命内部矛盾处理不当所造成的悲剧。经过这两次事件，太平军的实力大受损失，各个战场的攻势都停止下来，使清军获得了喘息的时机。从此，战争基本上进入了相持的阶段。
注释
[1]陈徽言：《武昌纪事》，附杂论。
[2]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一二。
[3]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一一。
[4][7]《向荣奏稿》，卷三，《遣散江宁观音门外船户水手折》。
[5]张汝南：《金陵省难记略》。
[6]涤浮道人：《金陵杂记》。
[10]《张继庚遗稿》，《致祁公子书》。
[11]《天命诏旨书》。
[12]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
[13][16]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八。所谓犯天条，即指夫妇同居。
[17]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六。
[21]布列治门：《太平天国东北两王内讧纪实》。
[22]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六。
[23]同上书，卷七。
[24]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一。
[25]同上书，卷二。
[26]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二。
[27]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六。
[28]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一。
[29]《石达开自述》。
[30]《李秀成自述》。
[31]涤浮道人：《金陵续记》。
[32]《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一六二，德兴阿、翁同书奏。
[33]《李秀成自述》。
[34]据《说文月刊》，三卷十一期，商承祚跋谓原件见《何桂清奏稿类编》，卷二七，《军务》。
[35]《李秀成自述》。